在这种意义上的明暗韬略，是以明暗的原始状态去服务于军事、政治、外交。三国以前，人们就已总结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明升暗降，明助暗损等原则。三国时期，这些原则被使用得更加广泛、频繁和巧妙。东汉末年，张角发动大规模的反朝廷起义，以太平道来作为掩护，在合法的状态下从事“非法”活动，就是利用明暗韬略的一个绝好范例。统治者以为张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谁知张角使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韬略，瞒天过海，“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 张角一声令下，“天下响应，京师震动。”(《资治通鉴·卷五十八》)刘备、庞统率军进入益州。明处是替刘璋解决北部边防的危机，而暗处则运筹帷幄，夺人地盘。陆逊袭关羽，明处卑躬屈膝、暗地里磨刀擦枪，准备大动干戈。曹操明尊献帝，暗除枝叶，以清君侧，展开颠覆活动。钟会、邓艾攻灭蜀汉后，矛盾尖锐化，司马昭明处派兵协助钟会，暗中却以此军箝制钟会……明暗如同形影相随，声音相和，发挥着极其特殊的作用。对立者稍一不慎，就会有覆舟灭顶之灾。
三国时期，明暗韬略的第二个类型是对于智力的评判。明代表了智慧所达到的—定高度，表现着对于哲理、事理、物理、情理的正确、深入的认识；而暗则相反，昧于道理，拙于见机，反映了识见的平庸，目光的短浅，智力的低下。在这种意义上，以明击暗，百战百胜。三国时代明暗韬略的实施，区别于其他时代的最大特点，在于不是以一人之明，一己之智来克敌制胜，而是重在智囊决策和营造智囊团。
实际上，东汉末至三国，各大政治、军事集团周围均云集着一批高层次的智囊，由于各集团中核心决策者的素质不同，使得这些智囊人才发生聚合分散的变化。这些人才的走向，形成了各派势力的消长变化。原先，董卓控制了朝政，因其无道，使得智囊人才星散，关东联军势力壮大，董卓集团由明转暗，终于变得众叛亲离，身败名裂。袁绍在起初阶段实力雄厚，大可作为，只是他奋一己之智，埋群贤之明，终于成为曹操的手下败将。曹操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智，网罗群英，广蓄智囊，以明击暗，势力大盛。然终以未至大明，或失智囊于交臂，或泄私愤逼杀智囊，明中之暗，使其霸业受到了限制。刘备、孙权等人，莫不是得智囊投明弃暗，使霸王之业蒸蒸日上。
三国时期明暗韬略的第三种类型或内涵是，明表示一种表面的、暂时的、虚假的状态，而暗则反映一种深层的、长久的、真实的意向。这种内涵，可概括成韬光养晦、和光混俗等原则。刘备在曹操面前的掩饰、司马懿在曹爽阵营中的伪装，均是运用这一类型的明暗韬略，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明与暗的关系，有着多种不同的形态。可以是对立的、对抗的关系，如以明击暗，弃明投暗。也可以是互动的、依存的关系，如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可以是相互渗透的关系，如明升暗降，明助暗损。也可以是相互转化的关系，如以明为暗，以暗为明，装聋作哑，韬光养晦。
三国形势的变化，历史发展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抗集团决策者对于明暗韬略的认识和作用。明者以天下人之听为听，以天下人之视为视，兼听则明，虚心则明，故能由弱转强，反败为胜，而暗者则刚愎自用，固执已见。
明暗韬略在三国时代的发展，在于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明察秋毫，洞若观火，才能积极创造条件，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找到接近目标的捷径，夺取胜利。而暗弱无能，纵有铁打江山，也必败无疑。
制人而不制于人：先后论
先后韬略的运用，往往与能否迅速达到目标直接相连。正因为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所以三国韬略家们均将其作为重要的致胜手段而加以使用。
三国韬略家注重在三个层次上使用先后韬略。
首先，是运用于对时机的认识。先见为明，后识为暗。先知为哲，后觉为凡。在这一层次上，先为贵，后为贱。著名的韬略家，无不具备远见卓识。董卓之乱后，荀彧弃官归家，对父老乡亲们讲：“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而乡人怀土，犹豫不决，只有荀彧率领宗族到冀州。后来，董卓派遣李傕等将领出兵关东，所过之地，多所虏略，直到颍川、陈留，荀彧乡人当时被杀死的很多。此外，荀彧预见董卓必败，指出：“卓暴虐已甚，必以乱终，无能为也。”作这一断语之际正值董卓威临天下，不可一世之时，此后，果如荀彧所言，董卓身败名裂。荀彧单身见郭贡，分析曹袁优劣的“四胜”之论，寝曹操九州之议，无不识于机先。荀攸发奸吏，和袁谭，贾诩力劝张绣降曹操，刘备识民心，诸葛亮测形势，孙权知虚实，陆逊料兵势……先见致胜、致福、致成之例，不胜枚举。决策者、韬略家思想认识的深度、广度，决定了个人或集团的前途、命运。先识者部署在先，行动在前，往往轻而易举地击败后识者。曹操击袁绍之子，而敢于不顾刘表的釜底抽薪，击刘备而敢于不顾袁绍的长驱直入，刘备取益州而敢于从容部署等重大决策，都是建立在对手的后识、缓识、误识和无识基础上。
其次，是运用于决策程序之中。“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吕氏春秋·先己》) “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兵法·形篇》)三国时期，各大集团在决策程序中，使用先后韬略是极其频繁的。决策者大量搜求智囊，成为三国争霸的一大特征。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均在事先经过多次反复的谋划，而后付诸实施。相反，那些不善于运用先后韬略的决策者，往往临时断决，仓促应付，缺乏周密的磋商，其结果无不失利。即使有少数偶而成功的例子，也帮助不了他们取得最终的胜利。
第三，是运用于行动过程之中。在一般情况下，先发制人原则往往收效更大。曹操、臧洪、郑泰、刘劭、胡质、钟会、张昭、周瑜、庞统等韬略家，在这方面均有成功的实践。先发制人，往往出人意料，夺人先机，争取主动，获得优势，在敌手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已经制他们于被动，甚至于死地。决定先发，需要有第一、二阶段先后韬略的奠基，只有认识超前，谋划超前，才能保证行动上先发的成功，否则，先发之举就可能成为轻举妄动，盲目行事。而与先发制人的情况相反，后发制人则往往更具打击力，因为先发是基于认识与谋划的超前，是与对手抢夺时机等有利条件。后发则基于对敌方薄弱点的制约，更多的是对敌方已有优势或实力的反击。吕蒙、陆逊袭荆州、陆逊败刘备、司马懿制曹爽、司马昭防钟会等，均是很著名的后发制人范例。
先后韬略的三个不同层次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往往是综合、交叉、连续使用的，无论是哪个层次、阶段，这一韬略的核心和目的均在于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时机面前，“先即制人，后则为人制。”(《史记·项羽本纪》)在严峻而复杂的形势面前，先思后行，万无一失。在具体的行动过程，先后随时，动静无咎。在三国韬略家眼中，可以采用先下手为强之法，又可用后来居上之计。群雄争霸，三国鼎立，谁也不会输给谁，其全过程，就有先后韬略的重大影响存在。董卓、袁绍先强后弱，曹操、孙权先小后大。刘彰先居益州之地，刘备后来占据其境，…… 先后韬略实际上起着转移空间、掉换主客、改变胜败的非凡作用，因而使得一切行动都能游刃有余。而不致于进入死角，受制于人。
除了在认识、谋划、行动中使韬略主体具备全面的、整体的思维方式之外，三国韬略家还特别注重先后韬略的另外一大侧面，即其思维的内容。军事上，究竟是先攻后守，抑或先守后攻；先声夺人，抑或后发制人。先内后外，还是先虚后实。外交上是先合后分，抑或先交后离，政治上是治道为先，抑或征伐为先；立本为先还是以末为先……一旦将先后韬略的形式与内容巧妙地结合到一起，就能打出一个新天地，就能转危为安，起死回生，就能稳步、迅速地接近既定的目标。
春风化雨：情理论
由于韬略家们的超前意识和深邃见解距离眼前的问题较远、较深、较晦，一般人难以立刻接受，在这种情况下，韬略家们从情感与道理两个方面出发，阐幽释微，打动对方，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计策。三国时代的韬略理论体系中，情理韬略占有较大的比重，是人们经常使用的利器。
情理韬略的核心定理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作为人类所特有的主观体验，情感是各种交往、交流的重要通道，对人的思想和行动起着带有决定意义的指导作用。三国韬略家们发现了这一通道，就从中输送各种信息，改变对方的初衷，使其能按照谋方的意图办事。
情感之所以具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实质上蕴含一个深刻的原因，就是情感一旦表达人类的共同要求、愿望、心理和认识等等，便能够发出强而有力的冲击波，引起对方的共振。正是这一共振所形成的震撼力，唤醒人们的良知，从而改变其思想和行动。
韬略家们在动之以情之际，往往随即晓之以理。这种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的理，具有无限力量，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迷者不知，胡作非为，轻举妄动。一旦揭明，则从之如流，迎之若宾。
@奇@韬略家们运用情与理结合的力量，能挽狂澜于既倒，解生命于倒悬；能化险境为坦途，变艰难为平易。从三国时代运用情理韬略的实践中进行分析，即可探知这一韬略的份量：
@书@——张范之子张陵和张范弟弟之子张戬被盗贼逮住后，张范径直入贼营请求放还二人，盗贼将张范之子释放。可是张范却说，你们释放我的儿子，这份好意是很重了。人之情虽爱其子，但我可怜张戬年龄更小，请恩准我用张陵换回张戬。盗贼闻言，觉得张范义重如山，最后将张戬和张陵一并释放。袁涣拒绝吕布要求写信辱骂刘备的命令，田畴哭刘虞之墓险遭公孙瓒的杀害。司马芝避乱途中遇盗，同行之人均抛弃老弱逃亡了，而司马芝则独自坐着守卫母亲，盗贼以刃相临，司马芝叩头说。母亲已老，我死之后，只有拜托各位了。盗贼们说，此人是孝子，杀之不义。于是司马芝母子得以免除被害。韬略家们以至情感人，至理动人，迫使对手放下屠刀，改弦更张。情理韬略在这里成了生命的保护伞，反击的杀手锏。
@网@——刘晔对吴杀死关羽之后，蜀国动静形势的分析，对吴派使节到魏国称臣内幕的洞察，对魏文帝伐吴之举的评价。杜袭对曹操攻杀许攸想法的劝谏，诸葛瑾对于关羽死后，刘备东伐吴国的劝告……无一不是从情与理的角度得出中肯的，也是极有力的结论，使得论说对象有所感悟。情和理的分析、探讨，也是韬略家们棋高一筹的奥秘所在，这些分析，使得他们能比别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
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情与理是相对立的，由于人的素养不同，对立的程度也很不一致，为了夺取天下，必先夺取人才，特别是智囊型人才。但这些人中，有一大批与自己的政治主张、立场、观点不相一致，而且有时候是截然相反的，如何克制私忿，按理行事，以情殉理，则成了一个人能否成功的关键。决策者们运用情理韬略，成功与失败，这是一个试金石。三国时期，袁绍、袁术、刘表、董卓、吕布、刘彰等人的失败，从根本上说，就败在不能成功地运用情理韬略。他们周围原本是智士如云，猛将如织，可最后的成功者却是起于微末的曹操，走投无路的刘备，寄人篱下的孙策……
三国时代的情理韬略不仅只是说服对方的一种方法，而且也是达到真知灼见的一个手段。懂得人的情感，进而影响、打动、牵引、控制这一情感的走向，就能使对方自觉步入事先设定的轨道。在孙权面对曹操大军压境，是降是战的关键时候，诸葛亮、鲁肃以强化刺激，引发认识。诸葛亮以激将法唤醒孙权对利害的认识，使其作出正确的决策。贾诩回答曹操立储的问题、诸葛亮指点刘琦避祸的办法，都是强化事件对于情感的刺激，使对方猛然醒悟，选择正确的解决办法，三国时期大量以弱击强，以寡击众的战争，都受环境刺激的影响，投之死地后生，置之绝境而不亡，就是强化环境刺激，使战斗者调动全部情感，从而获得解救。打开情感的通道之后，必须以理随之。事理、物理、哲理、伦理、情理……本身都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指示着通往成功之门的途径。一旦认清其理，便具不凡见识，解决问题的办法、手段也就随之而生。
三国韬略家运用情理韬略调整意识，控制情感，根据环境、需要、目标制定对策、渡过难关，营造优势：
——诸葛亮强忍刘备身亡白帝的巨大隐痛，从蜀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控制、调整蜀国将领的情绪，与吴国恢复外交关系，这是基于对事理的认识，调整情感。
——刘备败于吕布，依附曹操，运用韬晦之计，以示胸无大志，等待时机，与曹操分庭抗礼。司马懿在不利形势下，韬光晦迹，装疯卖傻，蒙蔽曹爽。而一旦机会降临，则突然反击，一举成功。这是压抑情感，以符合身处危急时不引人注目，从而被打击的道理。
——刘备百折不挠，杜畿深藏不露，张昭犯颜直谏，都是以理想、信仰、志向、目标去控制情感，使之合于理。
总而言之，三国情理韬略的运用范围，从对人而扩大到对事、对己。从一般的劝说价值，上升到对于识见的有力帮助。从普通韬略原则，提高到事关前途、命运的总体对策。从个别的对象处理，演化为对历史发展、形势格局的洞察预示。
山外之山，天外之天：强弱论
自《孙子兵法》提出“以弱击强”的韬略名言后，历代智士竞相探索，到三国时代，已成就斐然。
三国时代，以弱击强几乎成了韬略家必须要完成的使命和履行的职责，否则，就会失去其存在的必要和价值。事实上，韬略家们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猇亭之战以及许许多多的军事、政治、外交事件，强与弱的逆转、变化是令人震惊不已的。解剖三国韬略家手中的特殊武器——强弱韬略，将使我们能洞悉有关质与量的优劣多少之间的奇妙转变。
事物的由弱至强，有其自身的一套规律，例如：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逐步演化等等。同理，一个集团、一派势力的发展壮大，也离不开内外条件与时间空间。一旦各自独立发展的两种力量发生冲突时，其实力的比较，就会有强弱之分、大小之别。在一般情形下，弱肉强食。但每当双方冲突时，弱方有高明的韬略家参与决策，结果就不会那么简单，而是出乎常人所料，发生以弱胜强的奇迹。
三国韬略家们敢于以弱击强的第一个途径是找准敌方的致命弱点。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元缺，十全十美，无懈可击，天衣无缝。汉末黄巾起义烟炎蔽天、如火如荼，波才黄巾军围皇甫嵩于长社，皇甫嵩兵力单薄，与黄巾军强弱异势。全军震恐，危亡在即。但此时皇甫嵩发现波才军的致命弱点：依草结营，适逢大风。于是命令士兵各备束苇登城，命勇士乘间突围，在外纵火大呼，城上士兵也一齐举火相应，在这—突然事变中，皇甫嵩率军队从城中呐喊而出，直奔波才军，波才军惊乱逃奔。后逢曹操率军救援，并与朱儁军联合，同波才军拼搏，波才军大败，被杀数万人。强弱逆转，只在波才军的要害被皇甫嵩发现。董卓被杀、吕布被擒、孙策被刺、关羽被破、诸葛恪被暗算、曹爽被诛灭……无一不是其自身的致命弱点被敌手发现，结果显赫声势，灰飞烟灭；惨淡经营，溃于一旦。
以弱击强的第二个途径是集中己方的整体优势，攻击敌方的局部劣势。敌我双方强弱之势判然若揭时，不等于胜负结局的明白无误。敌方的整体之强不等于没有局部之弱。官渡之战，就是曹操以整体优势攻击袁军的局势劣势，取得胜利后，逐步扩大战果，以致全面影响整个战局。刘备率军进入益州，也是以整体优势攻击刘璋的局部劣势，先消灭葭萌守军，然后挥师南下。贾诩建议张绣袭击曹军、吕蒙取荆州、司马懿袭孟达、魏在合肥抗吴的反击战……均属这一类。
以弱击强的第三个途径是借天之力，反击强敌。韬略家们深知，最强大的人力也敌不过自然之力，如何使强大的敌方之力与自然之力相碰撞，而我方兵不血刃，即可安国定邦，平息敌军的威胁，已成头等重要的大事。其中，人们首先想是天险，魏之广、蜀之险、吴之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三国鼎立的重要因素。其次，在以弱击强的过程中，或以水淹，或以火攻，借自然界的不可抗拒之力攻敌军，一举而胜。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猇亭之战，弱方均采用火攻，赢得成功。公孙瓒破青州黄巾、关羽水淹于禁七军、赤壁之战等，均运用水攻，助成声威，乘势而进，夺取胜利。《孙子兵法·火攻篇》上讲：“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不仅水火，风沙雷电、寒暑冷热等自然现象、宇宙之力，无不被三国韬略家们所借用，成为手中打击强敌的最佳武器。
以弱击强的第四个途径是联合弱小，击败强敌。关东联军共同抗击董卓，张绣、刘表联合对付曹操，刘备、孙权一致抵御曹操等，都属于弱小势力联合，相对地改变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尤其刘、孙两弱相连，克敌制胜，成为以弱胜强的典范。这一典范表明了韬略史上盟军作战、统一战线形式具有巨大的反击能力。
以弱击强的第五个途径是分化瓦解敌人的阵营，使对手不攻自破。王允计间董卓、吕布，刘备招纳张松、法正，曹操在赤壁战后破坏孙刘联盟，陆逊因隙使间，迫使魏江夏太守途式免职。解除一大对手。
总而言之，以弱击强的根本途径在于智谋韬略。敌强则用智，敌弱则用势，即以智谋韬略攻击强敌，以武力形势威慑弱者，“庙胜之策，不在强弱。”(《后汉书· 袁绍传》)诸葛亮《隆中对》中的一段文字，可以作为以智敌强的典型结论：
自董卓已(通“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所谓“人谋”，即人的智谋韬略。
以上所论，均为强弱定格后，以弱击强的情况。至于强弱韬略的其余内容，如“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六韬·武韬·三疑》)强敌不可怒，弱敌不可侮。“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管子·治国》)“兵不强，不可以摧敌。” (《商君书》)得士者强，失士则亡。以强示弱，以弱示强。兵无强弱，而将有能否。兵强者，攻其将……三国时代均有大量的案例可寻。
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是由弱而强，以弱击强的历史。三国时代的强弱韬略有着十分深刻的辩证思想，内涵极为丰富，这一韬略理论的总结和实践的经验，是三国时代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份智慧贡品，因为强弱韬略不仅规定了可供操作性的原则，而且更可贵的还在于替弱小的、新兴的力量为战胜强暴提供了武器，使人们感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使大众懂得了如何发挥自己的力量。
藏于九地之下：真伪论
汉末、三国时代激烈竞争的形势，决定了政治、军事、外交等各种场合的真伪错位，或以假乱真，或以假乱假；或以真乱真，或以真乱假，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使无智者顿入迷途，无识者难出泥潭。|Qī|shū|ωǎng|
真伪韬略在三国时代的军事斗争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孙子在其所著《孙子兵法·计篇》中指出：“兵者，诡道也。”讲究诡秘，从而“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曹操注曰：“兵无常形，以诡计为道。”三国韬略家普遍认为，战无其诈，难以胜敌。而先秦两汉的不少智士认为，“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吕氏春秋·义赏》)欺诈的作战方法，可以偶尔为之，绝不可长此以往，一用再用，因为这不是长远能用的方法。这表示了与孙子相反的意见，至少是不一致的意见。这种不同的说法，到三国时代，就没有人再坚持了。人们不是反对这一军事定律，而是积极设法识破欺诈之术，在自身识见上下功夫。
真伪韬略在三国时代的运用十分广泛，大类有诱、迷、骄、误、挑、动、疲、间等法。孙权将领周鲂以兵不厌诈，利之诱之的韬略，大破魏曹休之军。曹操西征，攻打马超，曹军以肥牛健马引诱敌军，使其缓于追击，最后曹军全师渡过黄河，未受损害。此为诱敌。贾诩在危急关头冒充名将段颎外孙，威吓手操生杀大权的叛乱氏人。此外还有赵云空城计等，为迷敌。官渡之战中，曹操解白马之围，至延津南设下埋伏，解鞍放马，丢弃辎重，致使袁军中计，大将文丑被杀，此为示弱骄敌。郑泰阻止董卓征兵，张松、法正劝刘璋迎刘备，孙权致书曹操称帝，陆逊代吕蒙为统帅……均为误敌。三国末期，诸葛诞反魏，司马昭利用敌方矛盾，加以挑动，最后攻下寿春，杀了诸葛诞，用的是挑敌韬略。公元231年，吴将孙布向魏扬州刺史诈降，佯动欺敌，是为动敌。猇亭之战中，陆逊利用刘备求战心切的弱点，与其相持，疲劳蜀军，在长达半年之久的时间中，使蜀军的挑战、求战阴谋落空。当蜀军被拖得精疲力尽时，陆逊寻隙而攻，将蜀军打得落花流水，此为疲敌韬略。王允说动吕布谋杀董卓，杜预设法破坏东吴君臣关系，为间敌。真伪韬略在军事上的使用极为普遍。
政治上，董卓入京，关东联军起兵反对董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司马懿辅魏……都是出于某个集团的需要，实施真伪韬略的结果。
外交上，刘备对袁绍、曹操、刘表的加盟，吴蜀联盟的建立，东吴向曹魏的称臣，刘备与刘彰的友好，曹操对西部势力的宽容……都是采用真伪韬略，因时制宜的结果。
“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频繁的战争，使政治、外交乃至日常生活都带上了军事的烙印，充满着险恶。何进被宦官杀害，丁原被义子吕布杀死，黄巾军起义前夕唐周告密，刘虞被害，张温被杀，张邈谋叛曹操，祢衡被害，杨彪被诬下狱，杜畿稳定河东，吕蒙夺取荆州，费祎遇刺，钟会、邓艾之死……世人如在刀锋上行走，稍有不慎，便命归黄泉。真伪韬略经三国时代刺激，发育得更为成熟。兵诡必疑，虑疑必败。用兵打仗也好，政治、外交也好，日常活动也好，在充满欺诈的环境下，必有值得可疑之处。当然毫无根据的怀疑，一定会导致失败。
韬略家们必须炼就“火眼金睛”，明识真伪，才能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游刃有余，立于不败之地。正是客观现实的需要，三国韬略家们积极从事真伪韬略的探索，总结了一系列的实践，在理论上形成明确的认识。
首先，真伪韬略运用的成功，必须营造真正的真，因为只有真实，那怕是表面上的真实，才会给人以信心，力量和行动的决心，最后使对方在信以为真的基础上行动，谋方才会受益。曹操离间叔父与自己父亲的关系；董卓虚张声势，设法让他人感觉大批西凉军队进入洛阳城；赵云设空城之计；孙策诱刘勋进攻上缭；东吴数次诱曹军深入腹地，加以打击……都是以真动人，以真打人。
第二，真伪韬略适应于智囊对非智囊，高水平的智囊对较低水平的智囊，适应于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的决策者，适用于智囊不起重大作用的军事、政治集团。如果双方智力相当，则双方的争夺会演变为综合实力的竞争，真伪韬略就没有用武之地。诸葛亮的南征北伐，东吴的北攻西拒……均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真伪韬略不能创造永久性的价值，而只能带来暂时的利益。曹魏的建立，蜀汉的历程、东吴的盛衰，均清楚地表明，一个集团、国家的发展壮大，在于更深刻的原因，而不能靠真伪韬略。
第四，真伪韬略的使用会腐蚀韬略家本人，会腐蚀整个社会，曹操虽然霸业辉煌，但在三国时代，“奸雄”、“汉贼”之骂声不绝于书，他的文化形象因其惯于使用真伪韬略，因其“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极端私心而受到严重影响。三国社会，险象环生，真伪难分，流风所及，民无诚信，虚伪、阴险、狡诈，残忍的阴暗人格滋生，极大地腐蚀了民族肌体和社会组织。
由于真伪韬略在对敌斗争中发挥的有效性和普遍应用性，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扩大了应用面，导致社会环境的进一步复杂性，增加了社会的磨擦力，增强了各种力量之间斗争的尖锐化，客观上，也使得韬略家们身价百倍，因为他们的真知灼见，是真伪韧略的有力克星。
突破精神防线：心力论
击垮敌方有两大途径：一是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二是从精神上将其摧毁。前者为力取，后者为心攻。三国韬略中的心力韬略，有着崭新的时代内容，是中国韬略理论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
三国时期的心力韬略沿着《孙子兵法·军争篇》“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 的思想，继续向纵深发展，韬略家们提出：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三国志·蜀书·卷三十九·董刘马陈董吕传》注引《襄阳记》)
此论经诸葛亮征南中时对孟获的“七擒七纵”实践，而得到了高度评价，攻心思想也因此被吸收为心力韬略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受到后人的重视。
三国攻心原则是作为力取原则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而被运用的，据《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诸葛)亮在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并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通“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七擒孟获之事不见于陈寿所著《三国志》，司马光《资治通鉴》则予以采用。根据诸葛亮自《隆中对》以来一贯主张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政策，南征中采用马谡“攻心为上”的计策和孟获后任蜀汉御史中丞的事实，七擒七纵孟获，攻心服人之举不至于是捕风捉影之谈。诸葛亮对孟获展开的心理攻势，是以有利的政治、军事、外交环境作为后盾的。而强大的力攻已经给对方造成了心理压力，使之产生心理动摇，陷于心理崩溃状态。诸葛亮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使得南征顺利结束。诸葛亮以心力韬略，取各族强壮者为兵，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取各族贡赋，弥补蜀汉物资的不足。稳定南中，“夷汉初安”，为日后北伐奠定了较好的后方基础。
郑浑广开降路击破梁兴，钟会先声夺人、攻心为上等战例，均属心力韬略的巧妙运用。
三国心力韬略除了心攻力取双轨齐下，互补互用的原则之外，就是单独发挥攻心、心战的作用，去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伟大胜利。同是攻心韬略，形式则多种多样。
攻心韬略的第一种形式是发挥传统力量。传统之力，足以撼动人心，激发群情。董卓听说关东起兵，迁天子定都长安，自留洛阳，并烧毁宫室。对此行径，曹操一针见血地说：
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三国志·武帝纪》)
董卓原本可以利用汉代皇帝的巨大号召力，使关东联军之举在舆论上成为叛逆行为，从而赢得全国民心，至少是暂时地赢得，立住脚跟，以图进取。结果却坐失良机，反而使自己被推到舆论的对立面，极大地失去人心。相反，曹操有此认识，机会一旦出现，就及时抓住不放，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大批智囊人物远来相附，也使中原民心投向己方。
攻心韬略的第二种形式是深入敌人的内部，实施分化瓦解，破坏对立阵营的心理结构，使事态朝有利于我方的趋势发展。三国韬略家们大都能够设法了解对手的性格、气质、特点和弱点等心理因素，对症下药。刘备争取张松、法正、孟达等刘彰部属之心，吕蒙、陆逊计袭荆州，曹操间离韩遂、马超，王允分化董卓、吕布，曹操退兵激化公孙康、袁尚矛盾……无不深入敌人之心，不露破绽，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走向预先设计好的圈套，完成攻心大计。
此外，通过交往、语言、事理、外力、形势等各种形式，收取攻心奇效。
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三国政权，鼎立而存，实为天下人心归属分流所致。
三国心力蹈略的第三个原则就是充分发挥智与谋在其中的作用。“上兵伐谋” 之谋，包括谋取人心。王肃治民以信，贾逵得道多助，刘备得人死力，张鲁以教治国，田畴保民而王，曹操招降纳叛，孙权征少数民族为兵，都充分表现了智与谋在其中的特殊作用。兵强于心，不强于力。攻心之法，必以智为本，以谋为用，方能奏效。解剖每一个集团，其最初的凝聚，后来的发展，经历的衰盛，最后的成败，无不可以心的聚散为标志、以人心的归属为尺度加以衡量，作出结论。
冲突双方的最大也是最后的防线，是精神筑就的防线，无论武力也好，舆论也好，无不对准这一点而发。各个集团的任何韬略，也无不是为了加强或冲击这一防线。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三国心力韬略的价值、意义，以及变幻莫测的三国形势、人生百态，无疑会有横扫风云，廓清天宇，洞若观火，豁然开朗的畅透明快之感。
拨云见日：谋决论
三国时代，是斗智斗谋的时代；三国的历史，是韬略家左右命运的历史。
韬略家们服务于各大集团，他们与所在集团最高统帅者的关系，是谋与决的关系。三国时期各大集团的发展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关系。
谋决理论在三国时期发展的侧重点是实用性、创造性、灵活性、久远性和渗透性。
谋与决的价值，早被人们所认识，《尉缭子·兵教下》记载：“伤气败军，曲谋败国。”军队中士气低落、沮丧，必然失败；而谋略错误，就会危及国家。《左传》曾总结过决断的重要，“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在斗争激烈的战乱年代，谋与决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个人、集团、国家的生死存亡、成败祸福，因而人们对谋与决的重视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三国时代，谋决理论十分重视自身的实用价值，有着强烈的现实感、迫切感和使命感，而较少虚幻色彩。三国时代，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实践表明，成败的双方，实际上是重视谋决与忽视谋决，谋决水平的高与低，谋决结合的好与差等因素造成的。何进、董卓、吕布、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刘彰、刘禅、孙皓等，均为无谋而败，误决而亡。相反，曹操、刘备、孙权等则因有谋而胜，善决而存。谋决理论中的实用性原则促使运用者去建立庞大的智囊团，韬略家们正是在这个组织机构中发挥其才干。
实施谋决的最大难点即在于创造性，因此，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在这一问题上狠下功夫，并作出了突破。首先，注重设法网罗智囊。曹魏的智囊团人员多达八十余人，水平之高，人才之众，阵容之强，作用之大，在争霸的集团中首屈一指，成就也最大。第二，积极发挥智囊的作用。蜀汉诸葛亮采用集思广益之法，发展霸业，·其中诸如以攻为守，心攻为上等战略，均通过集思广益的途径创发。三国时期各大集团均注意到“智不备于人，谋必参诸群士”的戒律和“谋之欲众，断之欲独”，“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的古训，走上胜利与成功之途。第三，运用逆向思维。孙策、孙权和刘备等人跳出中原激战的旋涡，向西南、东南发展，以图成功。曹操在群雄割据，视朝廷、皇帝如弃履的情况下，尊王攘夷，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取得成功，并在军事上也进展顺利。刘备凡事与曹操对着干：曹以狭，刘以宽；曹以急，刘以缓；曹以残，刘以仁。由此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吸引更多的支持者。逆向思维的运用范围极广。成果也极为突出，对谋决理论效益的体现也很大。第四，谋决主体的紧密团结，使得谋决的创造性原则达到最佳状态。董卓与吕布谋丁原，王允与吕布谋董卓，曹操、荀彧、荀攸、郭嘉等谋袁绍，刘备与诸葛亮、庞统谋荆州、益州，孙权与吕蒙谋关羽，孙权与陆逊谋刘备 ……正是这种亲如鱼水的融洽性，使得谋决的创造性得以爆发出强大的能量，作出惊人的奇谋妙决。
谋与决能否保持灵活性，是三国韬略家积极思考并付诸实践的重要问题；客观情况瞬息万变，能否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保持正确的状态，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三国韬略家对谋决理论中的灵活性原则，予以高度的重视，他们探索的结论表明，灵活性实为谋决的生命线。曹操对袁谭的联合，孙权对曹魏的称臣，诸葛亮对东吴的立场等重大政治、外交、军事事件，充分表明了三国韬略家们对灵活性原则的认识高度。
“谋先事则昌”(《说苑·说丛》)，事先谋划，就会成功，这表明谋划与决断相对于现实中的发生的事、计划要去实施的事存在着时间上的超前性。这种超前性若从谋决角度而言，则存在久远性。俗语说，深谋远虑，当机立断。一旦浅谋、则临时无策；人无远虑，则有近忧。谋与决的久远性，是任何一个韬略家所必须要面对的重要问题，这在实际上，是具体的谋与决的指导方针。曹操听取一批智囊之论，放眼社会历史发展大势，制定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策略，谋深虑远，坚定不移，从而击败强手，统一北方。刘备听从诸葛亮隆中对策，百折不挠，终于在西南部中国称霸，成为鼎立之足。诸葛亮南中政策的制定，孙权联刘计划的敲定，吕蒙袭夺关羽荆州的思想，曹魏统治集团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策略……无一不是谋决久远性原则的体现。三国时代的韬略之士对于谋决久远性原则的理论贡献在于：精通历史大势，洞察社会现实，掌握多种思想工具，把握问题的实质，他们对于物理、哲理、事理、情理的深入了解，对于体制、传统、形势、环境的准确把握，保证了谋划的深远性，一旦决策者采纳这些方案，就会显示巨大的威力。三国时代那些高水平的韬略家中，都具备高瞻远瞩的素质，原因即在于此。正是这种谋决理论中的久远性原则在三国时代得到高度重视，从而使既定的割据形势能长期地维持下去，直到这一原则在决策者手中废弃。
渗透性原则是谋决理论付诸实践、走向成功的关键。所谓渗透性，是指谋决主体、谋决双方的高度协调。正是由于这种渗透性，才使谋划和决策得到不断的修正、调整，从而发挥其最大的效能。渗透性原则使谋与决能适应形势，作出最快的反应；使谋决双方能承担最大的压力，发挥内在力量的极限。曹操集团中智囊云集，这与曹操奉行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同智囊的理想、目标存在着一致性有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决定了智囊为曹操霸业献计献策，不遗余力。刘备与张飞、关羽、诸葛亮、庞统、法正等韬略家的关系，也充分表明谋决双方存在着高度的渗透性。这种渗透性的状况再进一步发展，即转化为融合性、一致性，从而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性。否则，诸如沮授、田丰等一流水平的韬略家，在袁绍阵营中却一筹莫展，因为谋决双方的渗透性程度极差，甚至到了阻断不通的地步。不过，谋决过程中渗透性原则被践踏，也就根本无法指望决策的正确与行动的顺利。
先谋后事者逸，先事后谋者失。然谋而不决，多谋少决，优柔寡断，好谋无决，则枉费心力，徒劳无功。三国韬略家们恰到好处地把握了谋决的分寸，改变了命运，也改变了前途。他们十分丰富的谋决实践，为谋决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素材。
向虎豹借取胆魄：勇怯论
两军交战，如何使怯者不得独退，勇者不得独进，发挥整体优势，取得最大效益，是三国韬略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使怯懦者有刚猛胆魄，勇猛者有文韬武略，更是三国韬略家改造形势，扭转敌我力量对比的难题。
何进握有重权，面对宦官专政局面，却束手无策，怯懦如鼠，以至调动京城之外的军队，加以镇压。结果纷纷扬扬，走漏消息，被宦官设计，斩于宫闱之中。造成董卓进京，引狼入室，废黜少帝，改立献帝，京都大乱。在此之前，曹操听说何进的对策，大加耻笑，以为：
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以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而袁绍诛杀宦官的情形是：
勒兵捕诸阉人，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形体而后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犹见及，其滥如此。死者二千余人。
何进之策，为怯者所为；曹操之论，为智者所言；袁绍之行，为外勇内怯者之举。决策者的气度品性，雄勇怯弱之异，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依曹操之智，何进擒宦官“一狱吏足矣”，袁绍制宦官“不当假(通‘借’)以权宠”即可，根本不必兴师动众或大张杀伐。而曹操之智的价值所在，是启发人们作这样的思考：智谋韬略可以赋于人极大的勇气，也可以节制鲁莽刚暴之勇。换言之，在韬略家手中，勇怯的情状可以逆转。利用这一逆转，即可创造勇怯韬略。
韬略家们认为造成勇怯的区别，除了人的自然禀性之外，还在于人们对于客观世界、外部形势的认识与否。曹操深知董卓无道，不顾兵力单薄，西进荥阳汴水，虽败于董卓将领徐荣，但豪气冲天，表现了非凡的勇敢。相反，关东联军十万之众屯兵酸枣，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不敢进兵，其统帅对形势的认识浅薄，决定了行动上的畏惧怯懦。荀彧之所以在官渡之战曹军兵力为袁军的十分之一，被围缺粮，岌岌可危之时，连曹操都要打算退兵之际，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关键在于他认识到“先退者势屈”之理，曹军扼袁军之喉使其不能前进之势，袁曹双方已对峙半年，袁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之机和出奇制胜之时。
赤壁之战前夕，孙权接到曹操的一封书信，上称：
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东吴上下震恐，胆破心惊，议者都认为：
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指孙权)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三国志·周瑜传》)
东吴大臣如张昭、秦松等人慑于曹操的强大威势，纷纷认为双方实力悬殊，主张投降曹操，表现了怯懦的心理。而诸葛亮、鲁肃、周瑜等深入分析双方，不被表象所蒙蔽，认为曹操南下，利少弊多，双方交战，取胜可能性极大，因而生出无限胆略，力主抗战。正是因为诸葛亮等韬略家的真知灼见，高瞻远瞩，才带来抗战的百倍勇气。勇怯之别，受认识的影响，由此更可察见。
魏吴合肥之战，也是能阐述勇怯之别受智略影响的深刻道理。曹操征伐汉中的张鲁，留七千人屯守合肥，孙权率领十万之众，将合肥团团围住，张辽、乐进、李典遵曹操之计，奋力抵抗。张辽表现尤为出色，披甲执戟，冲锋陷阵，叱孙权于万军之中，拔部众于重围之内，勇猛如虎，使得吴人夺气丧胆，合肥城十余日保守完好。张辽固然为魏勇将，但更因为他是智将，所以敢于信心百倍，以寡击众。战前，张辽有一个思想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