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你说了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痛苦的两个句子：ａ。孩子在受苦。
ｂ。孩子不该受苦。
你说过，用孩子去诋毁上帝的“原罪”观念，本身就违背了“原罪”的意义。是这样。不仅如此，用生存论的眼光看，孩子与其说是事实概念，不如说是道德概念。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不对，他是用道德判断的尺度去衡量事实判断的意义。尽管ｂ句的道德价值加强了，突出了ａ句的事实意义，看起来是一种区分，其实是更深的混淆，因为ａ句毕竟是在ｂ句的光照下显现的。也就是说，事实意义的显现离不开道德价值的光照，甚至事实意义显现的其实是道德价值，光照与其说是显露，不如说是遮蔽，道德价值遮蔽了事实意义。
不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意识到这种混淆而深感痛苦，尼采一生都在做区分两者的剥离工作，做得都发了疯。我不知道，海德格尔晚年的沉默，是不是也感到了这种区分并不能保证或改变存在的状态？
好多年来，只要一进入这个问题，我就被毫无责任能力这个不可救药的毛病所攫住。
孩子未成年，没有担待生存的命运，男人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理性构成，连他的痛苦也一般都被理性化了。
所以，我把问题换成：Ａ。这个女人在受苦。
Ｂ。这个女人不该受苦。
我弄不明白，这两个句子像有一种魔力，只要它突然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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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１渎神的节日
来，使你脱口而出，它的声音，不，纯粹的文字感，我已头皮发麻、浑身发紧、打颤，好像它是一股寒冷而又充满水气的泉源。
Ｄ：我不想开玩笑亵渎你的情绪，但我担心，如你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海德格尔都没有被情绪把他们带入堂奥之地，你的这种情绪可靠吗？
Ｅ：不知道。没想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绪是道德的，尼采是虚无的，海德格尔是畏惧的，我是什么？
我只知道它越过了许多经验的事实，最后把眼光停留在“被动性”这一点上。原来的句子“这个女人在受苦”
，现在我把它读成“这个被动性在受苦”。
你再追问它该或不该就显得毫无意义了，而且被动性本身就已经是忍受着，所以“这个被动性在忍受着”
，我说的只是一句同义反复，结果整个问题都消失于“这样”之中。
Ｄ：是“这样”吗？女人是“被动性”吗？
Ｅ：当然不是，但被动性可以是女人最本已的能指，同时又可以摒避外来的对女人的移情投射。
Ｄ：“被动性”本身就已经是男人眼光投射的结果。
Ｅ：但不是移情，而是观照。的确，在男人的眼光中，女人就是被动性。
你随便翻开一本挂历、画报、杂志、小说、诗歌、电影、专著，到处都能看到男人眼中的女人的面容与身影，那不过是魅力的各种符号，其中，语言符号更以刺激想象的文字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什么“黑暗”
、“尤物”
、“气体”
，反正，可吃、可用、可玩，顶多可爱，如此等等。
女人生活在这种眼光中，其被动性的最高权利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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