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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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故我在？
当笛卡儿不朽的沉思在胡塞尔那里变成了纯粹的意识。
海德格尔只有重新追问：我会思吗？
说起来也真不幸，两个不同时代的德国人用几乎相同的句式，对我们说了两句同时代的格言：Ａ句：“在我们这个富于思考和论辩的时代，假如一个人不能对于任何事物，即使是最坏的最无理的事物说出一些好理由，那他还不是一个高明的人。世界上一切腐败的事物之所以腐败，无不有其好理由。”
Ｂ句：“在我们这个激发思的时代的最激发思的东西恰恰是我们尚不会思。”
难道思考不就是寻找理由吗？
尤其是坏事物的好理由，它耗费了一个时代的多少聪明和才智。
思考还能是什么呢？
当每一个人的背后都站着一位大思想家的亡灵——“我是搞……的”——是否就保证了我在思？
把理论作为工具去获取某种利益，这种理论自然愈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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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渎神的节日
应手愈好；把知识当作普遍尺度的世界化，这是学术醉心的目的；它们的卓有成效是否证明了它们卓有成效地思？
理论界是强大的，学术界是自足的，它们是否组成了当今的思想界？
“鸦片战争”打破了“天人合一”的道统，迫使近现代的知识分子比起老辈来，居安思危、居危图救于社稷黎民的忧患之心更多了一个新词儿：“启蒙”。
于是，“救亡和启蒙”
，被认定是近现代史的一对孪生兄弟。
历来独尊主体一元论的道统，现在居然容许有二？
且慢。
“五四运动”
，不待说，够得上“启蒙”第一遭。
当时，被公认的普遍逻辑是：一、在横向上，西方现代文化是先进的。
在纵向上，中国古代文化是灿烂的。
二、由此定格中国现代文化的“落后”。
１。西方现代文化的先进是“科学与民主”造成的。
２。
由此类推中国现代文化的落后是没有“科学与民主”造成的。
３。因此，
ａ。由落后而忧患：救亡与启蒙。
ｂ。由落后而反省：科学与民主。
三、结论：引进科学与民主乃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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