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一部现代史——独上西楼，望断天涯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一鼓作气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最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文化大革命”。
一个接一个的大革命，其翻天覆地之长久、迅速，恐怕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都不能相比吧？
但奇怪得很，时至今日，被公认的普遍逻辑，完全可以从“五四”时代一字不差地搬来照用不误：“由落后而忧患：救亡与启蒙。
由落后而反省：科学与民主。“
历史重复着。
重复的迅速甚至来不及思索迅速的重复，犹新的记忆就已经把思索推入惯常的逻辑。
毋庸讳言，相比“五四”时代，作为现实的当下，似有更大的尖锐性与暧昧性，再加上有意无意的回避，或某种策略体系的谋划，反省者大都“枉顾左右而言他”。要么高扬古代天人合一的“主体性”
，要么奢迻西方科学民主的“个体性”
，似乎中文的“主体性”与西语的“个体性”如此反省就能合二而一了。
这样倒好，既满足了西方文化先进的向往，又满足了古代文化灿烂的豪情。
此其一也。
结果是两全齐美，自欺欺人。
或者陷入逻辑循环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古代文化知心知天、圆融宇宙的主体性，偏偏又近代落伍了，即天人合一总难免合在“皇帝老子”的肚脐眼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偏偏又面临着普遍真理的解释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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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２渎神的节日
性和具体实际的封建遗传性。于是，经济改革受制于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受制于文化改革，文化改革受制于经济改革。
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把我们套入了首尾缠绕的怪蛇之中。此其二也。结果是摸着石头过河，听天由命。
或者用科学与民主的“剃刀”
，像奥卡姆，索性剃去中国从古至今的全部文化的非科学民主因素，如“重农、独权、一教”
，从而使“黄色文化”向“蓝色文化”转变，让炎黄子孙改做上帝的选民。此其三也。结果是痛快不快，反痛感国民秉性之难移，而深悟新保守主义、新权威主义之必需，两极相逢。
凡此种种，似昨日又似今日，一样迷失于中西两大文化壁垒之间，仍然找不到现实的立足地。
啊，在这个激发思的时代的最激发思的东西恰恰是我们尚不会思。
尚不会思的原因，不是我们没有转向那真正给予思的东西，而是那最激发思的东西从我们这儿扭身而去。
扭身而去并非它消失得无影无踪，相反它滞留于自身的牵引，为了把我们召唤到自己生存攸关的困惑中，以便保持并伸展无可比拟的临近。
无可比拟的临近的是思本身，它不是惯常的受控反应，也不是当下的一次触发，而是进入并倾听我们隐衷的贴己的恒久的看护。
①
……
然而，我们的“思”
，却在盘旋、逡巡。
我们已经听到了那扭身而去的思的召唤，但我们活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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