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无能者，欲进不能，欲罢不能，内心受着有感而无绪的煎熬。
一听到“救亡”的呐喊，浑身热血沸腾，掠我土地，淫我妻母，唯血是溅，唯命可拚，筑血肉长城，誓不共戴天。
怎么一到了“启蒙”
，就像大禹治水，非化熊不能通轘辕山，妻惭而退走嵩高之下，化为石，禹追至，曰：“归我子！”
石破北方而生“启”——依然故我。
也就是说，救亡救的是“主体性”
、启蒙启的还是“主体性”
，为救亡所振奋的民族精神更成为复兴中华的“主体性”
，历史不过是这“主体性”的消长沉浮，唯救亡复兴耳，何劳启蒙之有？有的，只是“救亡”盖过“启蒙”
，或是“复兴”
代替“启蒙”。事实上，救亡过后，民族振奋，中华复兴，歌功颂德，气象升平。主义换主义，政党换政党，领袖换领袖，总之，朝代换朝代。历史的时间之矢锐意向前，但保不住它像“飞去来”器又重返家园。
我们不是讲究逻辑与历史的同一吗？在逻辑与历史的同一中，跟着“救亡”的不是“启蒙”
，而是“复兴”。因为救亡者与复兴者都是同一的“主体”
，即民族、国家之为主体，所以救亡实乃救王——王道中落，国之兴衰，匹夫言志，责无旁贷。
与此相反，“启蒙”是要从民族、国家的朦胧中启开可以独立自主的个体，从而把代表民族、国家的君主制改变成体现个人自由意志的民主制。可见，启蒙之“蒙”正系救亡所“救”
，蒙之未启，救主当立。你要破的蒙昧正好是我要立的主脑，破立不能相容，欲生死不能与共。
非此即彼的抉择，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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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２渎神的节日
来得而兼之的辩证？
“新中国”看来是“救亡”中诞生的“启蒙”。据说，它带来了最广泛的民主，那就是：先民主后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自然辩证法”奈不何人的参数，“历史辩证法”自然更脱不掉历史的“心理定势”
，说得时髦一点，是历史的“前理解结构”。
在民主与集中的历史辩证法中，国民的心理定势或前理解结构就是上贯下承的集中。
先民主尽管占时间之先，但却得逻辑之后。它一方面要指向集中，为集中做准备，另一方面它逻辑上已在集中的指导之下了。集中只承认一，不承认多，因而集中不是在多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不是把你的存在看作是我的缺陷的当然补充，因而我坚持我的可能其中理应包含着你坚持你的可能的同等权利——而是排斥多种可能的必然性定于一尊，舍此不能集中，不能确立真理的唯一性与绝对性，进而确立“代表”的唯一性与绝对性。所以，这种最广泛的民主就是最垄断的集中。
照样一个人说了算，我们大家的民主权利无非是争先恐后地表白：“×××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每一个人都是“我们”
，都说“我们”的话，即说代表“我们”说话的人所说的话，就像古罗马奴隶的项圈上的铭言：“抓住我”。是的，“我们”是一群被代言人的言词抓住了的“主人”。
结果，不仅在表决上，就是在最公开和最隐秘的生活中，以至在梦呓中，我们始终运算着这样的民主公式：“你是我的口，我是你的手。”
翻成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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