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说，我怎么做。”
看，一呼百应，天下有这样集中的民主吗？
法国的西斯蒙第曾经嘲笑英国的李嘉图说，英国国王只需要转动一根曲柄，就能做完英国的全部劳动。
他哪里知道，中国的国王只需要张一张口，甚至颐指气使，就能万里长城。
这样的“启蒙”本来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悠长的“主体”
，救亡不过是它鞍前马后的一个弁士。
所以，把救亡和启蒙并列，实在是数典忘祖，要不就是历史狡计。
如果还是要启蒙，民说，对不起，那就不要救亡国殇地喊个不停。
只有民之昏昏，才有王之昭昭。
自“五四”以降，凡七十周年，能遭际幸会之者，想不沉没于重复的旋涡，当反思其思，方可无蔽而进入自身。那么，从古代怀疑论到现代数理逻辑所无可奈何的“前提的不完备性”
②对于我们，不啻当头棒喝。
前提就是“主体性”。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和中国都有一个重新检讨“主体性”的高潮，但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取向。
综观其势，一部世界史，除了神本位，就是人本位了，而人本位大约有如下的形态分布：一、道德主体性。
二、意识主体性。
三、原欲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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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２渎神的节日
“道德主体性”自然是中国的“国粹”。
“意识主体性”大抵以西欧为渊源。笛卡儿、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是它的代表人物。
“原欲主体性”
相对前两者的自我理性而言，它揭示了自我深层的非理性黑暗之域。
它不仅破坏了自我意识的唯一性，还有超出自我而“它”在的趋向，即返回到无欲的非生命状态。因而“原欲”就是死亡背景上的退行冲动，但在其现象上则表现为生命抗阻，特别是被文明矫饰之后，更像是理性升华，直到不可逾越的死亡降临，无生命的理性又像是永恒的生命，从而完成了原欲显示自欺的虚无化过程。
人本身的这种多极抽象，既造成了自我理解的需要，又造成了自我理解的困难。主体性已是从周围世界的抽离，意识主体性又是从道德、欲望等等的抽离，仿佛理解只是抽象，只是无限的抽象过程。但实际上，不要说外部世界不能在抽离了的意识的涵盖下达到理性的目的，就连人自身的性欲，也是意识无法“悬置”得了的。这种抽象的道路已走到了它本身的极限，意识不能抽象意识自身，因而真正的怀疑应是从自我意识主体性的怀疑开始的。
早在弗洛伊德、海德格尔之前，青年马克思对主体性的批判是第一次突破性的尝试。
青年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清算哲学史，但他对哲学史上主体性之集大成者黑格尔的清算，使他敏锐地注意到，不管主体性的“意识—精神”如何能借助逻辑的推演达到主客统一，但这统一毕竟是观念的、想象的，而真正超主体的主客统一，只能到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中去寻找，那就是，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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