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西方早做过了。“
近两百年来,西方成了我们摆脱不掉的尺度。
三年后,朋友们迅速地补西学一课,于是有“哲学意义上的哲学”一问。
意思是明摆着的,我们没有哲学意义上的哲学,顶多只有大而化之的玄谈。
因为哲学意义上的哲学,据说在西方像数学、物理学那样演变了它的若干阶级: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而语言论又经历了它的若干阶段,从语构到语用,从表层到深层,从理想到日常。每一个阶段,都有它自身的符号体系,都有它自身的完整与缺陷,由此推演而下。
所以,要想达到同西方在哲学上对话,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补全它的各个阶段。只有老老实实地这样做了,才有可能谈中国的现代哲学,除此都是空话。
要是哲学的界定果真如此,恐怕我们充其量只能像日本人那样,在哲学领域,不得不放弃说大话的权利。
但是,两年后的今天,朋友们已经谈论如何进入历史了。
我始终是在后面跟着、拖着、怀疑着。当时怀疑我们的无责任能力。接着怀疑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即怀疑像数学、物理学那样连续累进的哲学。今天,当我在这一次“走向起点的旅行”
中艰难地回到起点,我又怀疑起点的真实,我不得不面对语言学冷峻的目光。
你当然可以不予理睬,只管走自己的路,作古论今,大谈其主体性,大谈其主体如代数式的排列组合,大谈其心理还是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以至谈到最新的“天人合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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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渎神的节日
类……
但是,如果现代语言学是心理主义或整体主义自身的不可避免亦不可克服的缺陷的一个参照呢?
例如,现代语言学的两个反驳恐怕是中西文化的两大源头都难以招架的。
A。心理是表达的根据吗?心理能赋予表达以意义吗?
整个中国文化当然只有肯定的回答。
西方自笛卡儿以来,无论是大陆理性主义,英国感觉主义,还是康德的知性主义,直到胡塞尔的意识理论,都会有肯定的答复。
维特根斯坦在当过小学老师以后,清醒地说:不能,先生们,不能。你们没有根据,也没有这种根据。
假设,你们的深层心理冒出了一种感觉,于是,你们取名为E。
转过身,似乎这种感觉又冒出来了,于是你们就用E来称呼它。
这样一来,E的词义当然就是那种感觉所赋予的。
但是且慢,先生们,你们怎么知道后来的感觉就是前一种感觉呢?根据是什么?标准是什么?是E吗?不是,它是被给予的。是前一种感觉回过头来感觉了后一种感觉?它没有回头的时间。是归纳感觉的先验的统觉?那感觉它的感觉呢?啊,一连串感觉感觉的印象!所谓先验自明无非是逻辑归纳,而最后的归纳那一步致命的跳跃,其实全凭愿望而已。
“凡是在我看来像是正确的东西就是正确的,这只是表明我们在这里不能谈论正确。”
维特根斯坦的整个语调听起来就是这样。
B。谓语表达式所表达的“具体个别名词”能够转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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