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
、“灵魂”
、“彼岸世界”
，是形而上学家的渊薮。
我们是无所畏惧的唯物主义者，所以我们的真理是：Ａ。
“历史的必然规律告诉我们……”
Ｂ。
“只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
Ｅ。
“因此，我们要为明天而斗争。”
Ａ、Ｂ、Ｅ，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国家和世界”。换句话说，它就是“我们”——“总和”的人。
Ａ、Ｂ所依据的前提是规范我们认识—思维的普遍性原则。
它指导，或不如结构成我们的意愿Ｅ。
这是一个随处可以经验的事实，甚至它就是我们的“存在—思维—表达”的基本模式。
Ａ句中，“我们”处在宾格地位，或者说，受动地位。
Ｂ句中，“我们”处在必要条件的规定之下。
Ｅ句中，“我们”看来是意愿或行为的主体，但它本身却是一个结果的表现，或者说，它是一个被指使的主体，只对将来有效。而且，所有Ａ、Ｂ、Ｅ句中的主体都是复数“我们”
，即被普遍原则所概括、所抽象的共同体或观念人。它赋予个人以本质，使其领有存在的权利。
所以，作为个人的“我欲思”
，无非是“我被思，即被一个无法证明的普遍原则所思、所指引，尽管”历史的必然规律“告诉”我们“的实际是它的被独断即被垄断了的社会化意识形态。
我用以思维和表达的语言、概念，行为的规范、准则，都是它给予的。它使我是其所是，不是其所不是。
的确，“我”
，连立足之地都没有。首先，“我”没有“空间”。我必须“透过现象”即透过我生存的空间才能找到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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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渎神的节日
本质。即使我成千上万地死去，那因饥饿而死的生命无非是一个空洞的“现象”而已，“透过”它，伟大的“本质”仍完美无缺。因为现象总是个别的，本质才是普遍的。个别既在普遍之中也在普遍之外，否则，个别就不成其为个别。所以，必须抹平或抽掉个别的例外性才能归属于普遍中，归属于本质中，即归属到那社会意识形态化了的“历史必然规律”中。
然而，我有了这样的“本质”也就没有了自我的责任与反省——“历史的必然规律”啊！于是，存在于现象空间中的我，便消失于非空间的“本质”中了。我们是拒绝康德的，不知怎么被康德所偷运。这不是康德的过错，既然本质是那样高于我的存在。
其次，“我”没有“时间”
，或者说，没有我像我样活着的真实时间即现在时，因为一切现在时都必须从过去借支以垫付将来才能获得本质的意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仅仅是让过去向将来延续的一个消逝着的环节，以此显示“历史的必然规律”。为了有一个本质可供我存在，我必须虔诚到使我无权甚至无意要求它在今天兑现。
除非领受恩赐，然而这更使我加倍偿还，以至我不得不在我的同类中扮演让大家共同欠负的“偿还偶像”。
这就是我，一个没有此时此地的人，却获得了公认的“本质”
，并仅仅作为这“本质”活动者。
不久前，我从成都回武汉路过西安，为了看秦俑。
天气很好，洋人很多。
走进秦俑馆，大家一个跟一个，沿着规定的路线，绕了一圈，出来。太阳耀眼，到处是洋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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