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也不包含中国哲学。
“静为躁君”
、“理一分殊”的人生态度乃是在一草一木、一鸟一石中玩味无穷，有君子曰：“悠然意远，怡然自得。”
可见，中国人彻底，只认定有限中的无限，从不“越过界限”
，不去追问无限本身，像浮士德博士。
“越过”又怎么样呢？可能再没“界限”。既然总是“界限”
，何必不在“界限”中。中国人想通了。
西方人想不通，眼睛老盯着界限的那边，总想越过去冒一次险。结果不是陷入无定形的“恶无限”
，就是陷入无法解的“二律背反”。
本来在于越界的理性又不得不为了自保而设定所谓自明的前提。
乌龟是自找的，但毕竟是自找的乌龟。
我设的界限总比呆在别人的界限中自在。有了这种个体化的自我意识，界限就成了我的存在方式，而不是他在或异在，于是不断更新的自我成了显示在的普遍化原则。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用怀疑、否定、拒绝推翻异在的界限，才能回到我自身。
怀疑、越界、自为，这个工作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了开场。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对泰利斯等自然哲学家的诸界限设定进行了最初的、最纯粹的清除，以至清除到存在即无即变即生成的无限性本身。于是怀疑论就立在这个不确定的虚无上。接着就是苏格拉底接受了怀疑派阿古利巴的“前提的不完备性”
，并用以推倒一切自然神论的知识而回复人本身，定格在“理性即道德”上。从此，没有人敢越理性的雷池去谈道德。尼采的“价值重估”也仍然重估在大尺度理性的“超人”道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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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渎神的节日
近代笛卡儿，面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假上帝之名而精制的本体论证明，接过“奥卡姆剃刀”式的怀疑把本体论证明移置到“自我”身上。我可以怀疑一切，但不能怀疑我在怀疑这个最本己的思维经验。于是“我思故我在”
，作为经验的自明性前提去经验地证明超我的上帝与世界，定格了“主—客”相分的二元论。从此，没有人不挣扎在认识论的“悖论”中——不同的东西是相同的。即使海德格尔意识到这种荒谬的形而上学公害想清除它，到头来，为沟通“主—客”
而凌驾“主—客”的技术这柄达摩克利斯剑，仍高悬不去，非诗化的语言所能诗化，以至他不得不乞求另一个上帝的救渡。
最有趣的要算柯尼斯堡的“守钟人”康德。他干脆把怀疑、否定、拒绝叫做“自在之物”
，你摸不着它，但正是这个“不在之在”
构成了认识的绝对界限，使认识永远牢记自己的有限性，不敢胆大妄为。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是康德一生敬畏的宇宙之谜。从此，人就永远定格在“二律背反”的十字架上。黑格尔及其后继者想用“对立统一”的两面刃把人解救下来去包打天下，结果他得到的正是他失去的，用必然规定自由而自由，便是“对立统一”的自欺本质的最好见证。
现在终于轮到胡塞尔了。他发现他所接受的当代哲学家的概念都具有心理主义式的人本主义特征，连笛卡儿、康德都不例外。笛卡儿把怀疑看作我思的经验属性，康德把纯形式的知性范畴看作我思的先天属性，二者都把逻辑的根据建立在人作为人的心理本能上，其结果必然导致以人为转移的认识相对论。但在胡塞尔看来，真理就是绝对地真，按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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