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雅·释器》："骨谓之切，象谓之磋，玉谓之琢，石谓之磨。""饥"与"馑"是同义词，"切""磋""琢""磨"是近义词，注释家有时用"曰"，有时用"为"，有时用"谓之"来区分它们。在注释并区分这类同义词或近义词时，既可用"曰"，也可用"为"，也可用"谓之"可见"曰""为""谓之"的作用是相同的。这种"曰""为""谓之"略等於现代汉语的"叫做"。
2.谓"谓"和"谓之"不同，前面说过，使用"谓之"时，被释的词总是放在"谓之"的后面，使用"谓"时，被释的词则都是放在"谓"的前面。可见这两个术语的差别是很明显的。"谓"这个术语，往往是在以具体释抽象、或以一般释特殊的情况下，才用上它。例如：
《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孔安国注："政谓法教。"
《论语·子罕》："后生可畏。"何晏注："后生谓少年。""政"的概念比较抽象，故用比较具体的概念"法教"来注释它；"后生"的概念比较特殊，故用比较一般的概念"少年"来注释它。这都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原文。
3.貌"貌"字一般用在动词或形容词的后面。使用"貌"字时，被释的词往往是表示某种性质或某种状态的形容词。例如：
《诗经·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朱熹注："沃若，润泽貌。"
《论语·阳货》："夫子莞尔而笑。"何晏注："莞尔，小笑貌。"
《论语·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何晏注："循循，次序貌。"这种"貌"字略等於现代汉语的"......的样子"。
4.犹 使用这个术语时，释者与被释者往往就是同义或近义的关系。例如：
《诗经·魏风·伐檀》："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毛传："侧，犹厓也。"
《诗经·小雅·节南山》："赫赫师尹，不平谓何？"笺云："谓何，犹云何也。"用"厓"释"侧"，用"云何"释"谓何"；因为"云""谓"义同，"侧""厓"义近。这种"犹"字略等於现代汉语的"等於说。"
以上"曰""为""谓之""谓""貌""犹"六个术语，都是单纯用於释义的。
5.之言，之为言 使用这两个术语时，必然是"声训"；除了释义之外，释者与被释者之间有时是同音的关系，有时是双声叠韵的关系。例如：
《论语·季氏》："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郑玄注："萧之言肃也。墙谓屏也。君臣相见之礼至屏而加肃敬焉，是以谓之萧墙。"
《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朱熹注："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为言得也，得於心而不失也。""肃""正""得"除了从意义上分别注释了"萧""政""德"之外，释者与被释者之间还有语音上的关系："肃""萧"双声，"正""政"同音，"得""德"同音。
6.读为，读曰 这两个术语是用本字来说明假借字。例如：
《诗经·卫风·氓》："淇则有岸，隰则有泮。"郑笺："泮读为畔。"
《礼记·曲礼》："国君则平衡，大夫则绥之，士则提之。"郑玄注："绥读曰妥。""泮"和"绥"是假借字，"畔"和"妥"是本字。
7.读若，读如 这两个术语一般是用来注音。例如：
说文："哙，咽也。从口，会声。或读若快。"
有时，"读若"、"读如"的作用和"读曰"、"读为"相同，也是用本字来说明假借字。例如：
《礼记·儒行》："起居竟信其志。"郑玄注："信，读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
"读为""读曰"和"读若""读如"的分别就在於：前者必然是用本字破假借字；后者则一般是用於注音，但有时也是用本字来破假借字。
古汉语通论（十八）
古书的注解（下）
从汉代学者注经开始，其后魏晋南北朝各代，注解古书的范围都有所扩展。唐人除了为先秦经书做注疏工作之外，也为汉以下的其他古书做了注解。例如司马迁的《史记》，在唐代就有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萧统的《文选》，在唐代就有李善注和五臣注。这些注解，有的是以人名地名的考证和史实的考核为主，有的是以词语的出处和典故的来源的考证为主。例如司马贞、张守节对《史记》所做的注解，都较多地集中在人名地名的考证和史实的考核之上。这类古书的注解，有的在考核史实之中增补了许多后代难得的史料；南朝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就有这个特点。
古代作家一般都喜欢引经据典，尤其是中古时期，引经据典几乎成为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段。因此，注解这些文学作品时，注明出典就成了注解家的首要任务。李善《文选》注就几乎集中全力在注明出典方面，因此当时人们批评他的注解是"释事而忘义"（这个批评不一定完全正确，李善注解中的释义工作虽然做得比较少，但是他并不是完全不释义）。试看他在扬雄《解嘲》中的一段注解：
夫上世之士。或解缚而相。或释褐而傅。 左氏传曰。齐鲍叔帅师来言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管召雠也。请受而甘心焉。乃杀子纠于生窦。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受之。及堂阜而脱之。归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奚。使相可也。公从之。墨子曰。傅说被褐带索。庸筑傅严。武丁得之。举以为三公。 或倚夷门而笑。 应劭曰。侯嬴也。秦伐赵。赵求救於魏。无忌将百余人往过嬴。嬴无所诫。更还见嬴。嬴笑之。以谋告无忌。韦昭曰。笑人不知己也。 或横江潭而渔。 服虔曰。渔父也。 或七十说而不遇。 应劭曰。孔丘也。已见东方朔答客难。 或立谈而封侯。 史记曰。虞卿说赵孝成王。再见。为赵上卿。故号为虞卿。谯周曰。食邑於虞也。 或枉千乘於陋巷。 吕氏春秋曰。齐桓公见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见。从者曰。万乘之主见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见。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傲爵禄者固轻其主。君傲霸王者亦轻其士。从夫子傲爵禄。吾庸敢傲霸王乎。 或拥彗而先驱。 拥慧。邹衍也。七略曰。方士传言。邹子在燕。其游。诸侯畏之。皆郊迎拥彗也。 是以士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也。 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瑕隙乖离之渐。则可抵而取之。窒。竹栗切。这段原文虽然有一些较难理解的词语，如"褐""傅""枉""诎""窒隙蹈瑕"等（这些词语最好也加注释），但原文中更难理解的是每句话的用典，如果没有李善的注解，一般读者就难以知道每句话用的是什么典，也就难以理解每句话的内容了。
有时，李善不是注明典故的来源，而是指出某些词语的出处。例如：
既无伯叔。终鲜兄弟。 毛诗曰。终鲜兄弟。维予与女。 （李密：陈情表）
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孔丛子。孔子曰。吾於狼狈见圣人之志。荀悦汉纪论曰。周勃狼狈失据。块然囚执。 （同上）
过蒙拔擢。宠命优渥。 毛诗曰。既优既渥。 岂敢盘桓。有所希冀。 周易曰。初九。盘桓利居贞。 （同上）这三个例子中，他指出了"终鲜兄弟""狼狈""优渥""盘桓"等词语的出处。这种注解，也有助於读者充分领会作品词句的意思。
有时，他也释义，不过他往往是转引古注或古代字书对这个字的注释。例如：
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 礼记。子曰。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郑玄曰。拳拳。捧持之貌。说文曰。列。分解也。 （司马迁：报任安书）
门衰祚薄。晚有儿息。 字书曰。祚。福也。 （李密：陈情表）
有些古书的注解，除了注明出典之外，并能划分段落，诠释大意，从而帮助读者分析和鉴赏作品。试举仇兆鳌注杜甫《春望》为例：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此忧乱伤春而作也。上四。春望之景。睹物伤怀。下四。春望之情。遭乱思家。赵汸曰。烽火句。应感时。家书句。应恨别。但下句又因上句而生。发白更短。愁乱思家所致。○齐国策。王蠋曰。国破君亡。吾不能存。庾信诗。山河不复论。吕氏春秋。春气至则草木生。楚辞。余感时兮凄怆。拾遗记。汉献帝为李傕所败。后以泪溅帝衣。秦嘉诗。一别怀万恨。闻人蒨诗。林有惊心鸟。园多夺目花。......注文前面先划分段落，诠释大意，后面再逐词逐句地注明出典。这样做，对於阅读和鉴赏这首诗的人，确有帮助。
另外有一类古书的注解，往往侧重在阐明哲学思想上。其中有的是阐明原著中的哲理，也有的是在阐明原著哲理时从中寄寓了注者自己的思想观点。比如《庄子》，这是一部文字深奥的古书，但是郭象注与成玄英疏的重点却不摆在字句的解释方面。试看《逍遥游》中的一段注疏：
之二虫又何知。【注】 二虫。谓鹏蜩也。对大於小。所以均异趣也。夫趣之所以异。岂知异而异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为也。此逍遥之大意。
【疏】郭注云。二虫。鹏蜩也。对大於小。所以均异趣也。且大鹏抟风九万。小鸟决起榆枋。虽复远近不同。适性均也。咸不知道里之远近。各取足而自胜。天机自张。不知所以。既无意於高卑。岂有情於优劣。逍遥之致。其在兹乎。......郭注和成疏都用了很多笔墨阐明"之二虫又何知"这一句话中所包含的"自然""不为"之类的老庄哲理。
关於注音，也有新的发展。早期的注解一般是用直音法或"读若""读如"等术语注音，后来反切逐渐被注解家用来注音了。例如（引自李善文选注）：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褘 於宜反 董允等。 （诸葛亮：出师表）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 雍，一龙切 徐衍负石入海。 （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又如（引自李善文选注）：
昔者司马喜膑 鼻引 脚於宋。卒相中山。 （邹阳：狱中上梁王书）
陛下亦宜自课。以咨诹 足俱 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 （诸葛亮：出师表）"鼻引"即"鼻引切"，是注"膑"字的音；"足俱"即"足俱切"，是注"诹"字的音。如果我们以为"鼻引"是释"膑"字的意义，"足俱"是释"诹"字的意义，那就错了。
关於注音，有一个术语值得提出来说一说，那就是"如字"。古书上某字注以"如字"，通常是告诉读者，在这特定的上下文里，这个字要按照它本来的读音读。例如《礼记·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经典释文》说：
恶恶，上鸟路反，下如字。......好好，上呼报反，下如字。这是说第一个"恶"字读"乌路反"，是去声，第二个"恶"字要读它本来的音，即恶劣的"恶"，旧读入声；第一个"好"字读"呼报反"，是去声，第二个"好"字要读它本来的音，即美好的"好"，是上声。
有时候一个字的下面注"如字"，又注别的反切（或直音），表明这个字在这特定的上下文里传统有不同的读法。例如《论语·公冶长》："季文子三思而后行"，《经典释文》说：
三思，息暂反，又如字。这是说这里"三"字有去声的读法（变读），又有平声的读法（如字）。读法不同，往往讲法不同。例如《论语·微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经典释文》说：
不分，包云如字，郑扶问反，分犹理。这是说这里"分"字有平声的读法（如字），又有去声的读法（变读）。包郑两家的读音，反映了对"分"字的不同的理解。
古书上常常有一字异读的情况。不同的读音往往表示了词义或词性的不同。例如音乐的"乐"和快乐的"乐"，解说的"说"、游说的"说"和喜说的"说"（悦），等等。异读有时只表现为声调上的差异。例如施行的"施"读平声，施与的"施"读去声；听闻的"听"读平声，听从的"听"读去声。但是这只是词义上的转变。有时候声调不同，不仅是词义上而且是词性上的转变，这种情况最值得注意。例如王侯的"王"是名词，读平声，王天下的"王"是动词，读去声；操持的"操"是动词，读平声，节操的"操"是名词，读去声；爱好的"好"是动词，读去声，美好的"好"是形容词，读上声；厌恶的"恶"是动词，读去声，恶劣的"恶"是形容词，读入声。
利用四声来区别词义和词性，这是汉语的特点之一。汉魏学者看到了这个特点，并体现於古书注音。有的文字学家认为这是六朝经师注解古书时的强生分别。但是积习相沿，在后来的"声律之文"里就很重视这种分别。有些字的异读还保留在现代汉语里，如"好"(hǎo)"好"(hào)"恶"(è)"恶"(wù)之类；有些字的异读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已经混同了，但是仍保留在某些方言里，例如上升的"上"读上声，在上的"上"读去声，现在广州话仍有区别。
唐代以后，宋代学者也做了不少注解古书的工作。例如朱熹就著有《周易本义》《诗集传》《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楚辞集注》等。朱熹能摆脱汉代学者的影响，直接从正义入手，他做的注解，有时比较近情近理，平易可通。
清代学者几乎对每一种重要的经典都做了新的注解，他们钻研汉唐人的注解，根据具体材料判断前人的是非，解决了古书中许多疑难问题。他们对古书字句的解释要求非常严格，做出了许多成绩。例如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焦循的《孟子正义》，王先谦的《庄子集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等等，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自然，清人有些注解，极力要求无一字无来历，不免过於琐细。例如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注《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几乎每一个字都作了详细的考证，这一句并不难懂的话，就注了将近一千个字；其中一个"曰"字就注了一百多个字，繁徵博引，极为详尽，但是实用价值不大。
除了为古书做注解和考证工作之外，清代学者还作了许多古籍校勘的工作。阮元为《十三经注疏》所作的《校勘记》，就是一例。《校勘记》除校正十三经正文的错误之外，更多的是校正注疏中的错误。（《校勘记》附在《十三经注疏》每卷之后，我们阅读十三经时，应该参阅。）校勘学上有些专门术语，我们应当有所了解。试举校勘学上常用的两个术语为例：
1.衍文"衍文"简称"衍"，也叫"衍字"。这个术语用来指明古籍中多出了文字的现象。例如《诗经·邶风·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郑笺："舟载渡物者，今不用，而与众物泛泛然俱流水中。"阮元《校勘记》："'与'下衍'众'字，小字本无。"又如《左传僖公四年》："汉水以为池。"阮元《校勘记》："《释文》无'水'字。云：或作'汉水以为池'，'水'字衍。"又如《礼记·檀弓》："从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为服。"俞樾在《古书疑义举例》中说："'夫'字衍文也，'二人'两字合为'夫'。"
2.脱文 "脱文"简称"脱"（有时作"敚"或"夺"），也叫"脱字"。这个术语专指古籍中脱落了文字的现象。例如《诗经·周南·桃夭》孔颖达疏："此云家人，家犹夫也，犹妇也。"阮元《校勘记》："'犹妇'上当脱'人'字。又如《诗经·卫风·硕人》孔颖达疏："猗嗟云：'颀而长兮'。孔世家云：'颀然而长'。故为长貌。"阮元《校勘记》："'孔'下脱'字'字。"
清代学者除了为专书做注解和校勘工作之外，还利用读书札记的形式，对古书的词句诠释和文字校订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常常有非常精辟的见解。重要的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等等，这些都是读上古典籍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学习古代汉语，参阅古书的注解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读古书，能直接读白文（就是不附注解的文章）固然很好；如果能参考前人的注解来读，就能体会得更深刻。对先秦的文章，更是如此。阮元曾有一段话谈到读注解的重要：
窃谓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至於注疏诸义，亦有是有非；我朝经学最盛，诸儒论之甚详，是又在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寻览之也。（见《十三经注疏》《重刻宋板注疏总目录》）
我们今天读古书的目的，自然和阮元的时代完全不同。但是读古书应先接触先秦作品（其中自然包括所谓经书），读先秦作品要依靠注解，这个方法在今天仍然是有用的。
阮元提到应该依靠注解，但不要迷信注解，这一点尤其重要。实际上不只是对注解，就是对正文也应该如此。古书传到现在，由於传写和其他种种原因，其中常常有错字。注解家对这些错字，有的看出来了，有的就不免以讹传讹，根据错字做了错误的注解。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判断古注是非的本领。"五四"后出版了不少古书选本，其中的注解往往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注文大都是用现代口语（或浅近文言）写的，可供初学古代汉语的人参考。
古汉语通论（十九）
古代文化常识（一）
天文，历法，乐律 （一）天文在上古时代，人们把自然看得很神秘，认为整个宇宙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就是帝或上帝。在上古文献里，天和帝常常成为同义词。古人又认为各种自然现象都有它的主持者，人们把它们人格化了，并赋予一定的名字，例如风师谓之飞廉，雨师谓之荓翳（屏翳），云师谓之丰隆，日御谓之义和，月御谓之望舒（注：这里是举例性质，见《广雅·释天》。），等等，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这些带有神话色彩的名字，为古代作家所沿用，成了古典诗歌辞赋中的辞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生活的国家之一，农业生产要求有准确的农事季节，所以古人观测天象非常精勤，这就促进了古代天文知识的发展。根据现有可信的史料来看，殷商时代的甲骨刻辞早就有了某些星名和日食、月食的记载，《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国语》《尔雅》等书有许多关於星宿的叙述和丰富的天象记录，《史记》有《天官书》，《汉书》有《天文志》。我们可以说远在汉代我国的天文知识就已经相当丰富了。
古人的天文知识也相当普及。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说：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於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注：见《日知录》卷三十"天文"条。"七月流火"见《诗经·豳风·七月》，"三星在户"见《诗经·唐风·绸缪》，"月离於毕"见《诗经·小雅·渐渐之石》，"龙尾伏辰"见《左传僖公五年》。）。
我们现在学习古代汉语当然不是系统学习我国古代的天文学，但是了解古书中一些常见的天文基本概念，对於提高阅读古书能力无疑是有帮助的。现在就七政、二十八宿、四象、三垣、十二次、分野等分别加以叙述。
古人把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合起来称为七政或七曜。金木水火土五星是古人实际观测到的五个行星，它们又合起来称为五纬。
金星古曰明星，又名太白，因为它光色银白，亮度特强。《诗经》"子兴视夜，明星有烂"（注：见《诗经·郑风·女曰鸡鸣》。），"昏以为期，明星煌煌"（注：见《诗经·陈风·东门之杨》。），都是指金星说的。金星黎明见於东方叫启明，黄昏见於西方叫长庚，所以《诗经》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注：见《诗经·小雅·大东》。）。木星古名岁星，迳称为岁。古人认为岁星十二年绕天一周，每年行经一个特定的星空区域，并据以纪年（注：下文谈到十二次和纪年法时还要回到这一点上来。）。水星一名辰星，火星古名荧惑，土星古名镇星或填星。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古籍中谈到天象时所说的水并不是指行星中的水星，而是指恒星中的定星（营室）（注：即室宿，主要是飞马坐的αβ两星。），《左传庄公二十九年》"水昏正而栽"，就是一个例子。所说的火也并不是指行星中的火星，而是指恒星中的大火（注：即心宿，特指心宿二，即天蝎座的α星。《史记·天官书》所说的火，才是指火星（荧惑）。），《诗经》"七月流火"，就是一个例子。
古人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是以恒星为背景的，这是因为古人觉得恒星相互间的位置恒久不变，可以利用它们做标志来说明日月五星运行所到的位置。经过长期的观测，古人先后选择了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宿作为"坐标"（注：黄道是古人想像的太阳周年运行的轨道。地球沿着自己的轨道围绕太阳公转，从地球轨道不同的位置上看太阳，则太阳在天球上的投影的位置也不相同。这种视位置的移动叫做太阳的视运动，太阳周年视运动的轨迹就是黄道。这里所说的赤道不是指地球赤道，而是天球赤道，即地球赤道在天球上的投影。星宿这个概念不是指一颗一颗的星星，而是表示邻近的若干个星的集合。古人把比较靠近的若干个星假想地联系起来，给以一个特殊的名称如毕参箕斗等等，后世又名星官。），称为二十八宿：
东方苍龙七宿 角亢氐房心尾箕
北方玄武七宿 斗牛女虚危室壁
西方白虎七宿 奎娄胃昴毕觜参
南方朱雀七宿 井鬼柳星张翼轸
东方苍龙、北方玄武（龟蛇）、西方白虎、南方朱雀，这是古人把每一方的七宿联系起来想像成的四种动物形象，叫做四象。以东方苍龙为例，从角宿到箕宿看成为一条龙，角像龙角，氐房像龙身，尾宿即龙尾。再以南方朱雀为例，从井宿到轸宿看成为一只鸟，柳为鸟嘴，星为鸟颈，张为嗉，翼为羽翮。这和外国古代把某些星座想像成为某些动物的形象（如大熊、狮子、天蝎等）很相类似。
上文说过，古人以恒星为背景来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而二十八宿都是恒星。了解到这一点，那么古书上所说的"月离於毕"、"荧惑守心"、"太白食昴"这一类关於天象的话就不难懂了（注：《尚书·洪范》伪孔传："月经於箕则多风，离於毕则多雨。""荧惑守心"见《论衡·变虚》篇；"太白食昴"见邹阳《狱中上梁王书》（见本书下册887页）。）。"月离於毕"意思是月亮附丽於毕宿（离，丽也）；"荧惑守心"是说火星居於心宿；"太白食昴"是说金星遮蔽住昴宿。如此而已。苏轼在《前赤壁赋》里写道："少焉，月出於东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间"，也是用的二十八宿坐标法。
二十八宿不仅是观测日月五星位置的坐标，其中有些星宿还是古人测定岁时季节的观测对象。例如在上古时代，人们认为初昏时参宿在正南方就是春季正月，心宿在正南方就是夏季五月（注：这是就当时的天象说的。《夏小正》；正月初昏参中，五月初昏大火中。），等等。
古人对於二十八宿是很熟悉的，有些星宿由於星象特殊，引人注目，成了古典诗歌描述的对象。《诗经》"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注：见《诗经·小雅·大东》。），这是指箕宿和斗宿说的。箕斗二宿同出现於南方天空时，箕宿在南，斗宿在北。箕宿四星联系起来想像成为簸箕形，斗宿六星联系起来想像成为古代舀酒的斗形。《诗经》"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户"，则是指参宿而言（注：此从毛传。），因为参宿有耀目的三星连成一线。至於乐府诗里所说的"青龙对道隅"（注：见《陇西行》。），道指黄道，青龙则指整个苍龙七宿了。有的星宿，伴随着动人的神话故事，成为后世作家沿用的典故。脍炙人口的牛郎织女故事不必叙述（注：但是织女不是指北方玄武的女宿，而是指天琴座的α星；牛郎也不是指北方玄武的牛宿，而是指天鹰座的α星，牛郎所牵的牛才是牛宿。），二十八宿中的参心二宿的传说也是常被后人当作典故引用的。《左传昭公元年》说：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於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主祀大火），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即心宿）；迁实沈于大夏（晋阳），主参（主祀参星），唐人是因，……故参为晋星（即参宿）。
因此后世把兄弟不和睦比喻为参辰或参商。又因为参宿居於西方，心宿居於东方，出没两不相见，所以后世把亲朋久别不能重逢也比喻为参辰或参商。杜甫《赠卫八处士》所说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就是这个意思。
随着天文知识的发展，出现了星空分区的观念。古人以上述的角亢氐房心尾箕等二十八个星宿为主体，把黄道赤道附近的一周天按照由西向东的方向分为二十八个不等分。在这个意义上说，二十八宿就意味着二十八个不等分的星空区域了。
古代对星空的分区，除二十八宿外，还有所谓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
古人在黄河流域常见的北天上空，以北极星为标准，集合周围其他各星，合为一区，名曰紫微垣。在紫微垣外，在星张翼轸以北的星区是太微垣；在房心尾箕斗以北的星区是天市垣，这里不一一细说。
现在说一说北斗。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七星组成的，古人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像成为古代舀酒的斗形。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组成为斗身，古曰魁；玉衡、开阳、摇光组成为斗柄、古曰杓。北斗七星属於大熊座。
附图：
古人很重视北斗，因为可以利用它来辨方向，定季节。把天璇、天枢连成直线并延长约五倍的距离，就可以找到北极星，而北极星是北方的标志。北斗星在不同的季节和夜晚不同的时间，出现於天空不同的方位，人们看起来它在围绕着北极星转动，所以古人又根据初昏时斗柄所指的方向来决定季节：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
现在说到十二次。
古人为了说明日月五星的运行和节气的变换，把黄道附近一周天按照由西向东的方向分为星纪、玄枵等十二个等分，叫做十二次。每次都有二十八宿中的某些星宿作为标志，例如星纪有斗牛两宿，玄枵有女虚危三宿，余皆仿此。但是十二次是等分的，而二十八宿的广狭不一，所以十二次各次的起讫界限不能和宿与宿的分界一致，换句话说，有些宿是跨属於相邻的两个次的。下表就说明了这种情况（注：这表是根据《汉书·律历志》作的，各次的名称、写法和顺序都根据《汉书·律历志》。）：
附图：
外国古代把黄道南北各八度以内的空间叫做黄道带，认为这是日月和行星运行所经过的处所。他们也按照由西向东的方向把黄道带分为白羊、金牛等十二个等分，叫做黄道十二宫。其用意和我国古代的十二次相同，但起讫界限稍有差异，对照起来，大致如下表所示：
附图：
我国古代创立的十二次主要有两种用途：第一，用来指示一年四季太阳所在的位置，以说明节气的变换，例如说太阳在星纪中交冬至，在玄枵中交大寒，等等。第二，用来说明岁星每年运行所到的位置，并据以纪年，例如说某年"岁在星纪"，次年"岁在玄枵"，等等。这两点，后面谈到历法时还要讨论。
有一件事值得提一提，上述十二次的名称大都和各自所属的星宿有关。例如大火，这里是次名，但在古代同时又是所属心宿的名称。又如鹑首、鹑火、鹑尾，其所以名鹑，显然和南方朱雀的星象有关，南方朱雀七宿正分属於这三次。《左传僖公五年》"鹑火中"，孔疏说"鹑火之次正中於南方"，又说"鹑火星者谓柳星张也"，可以为证。
下面谈谈分野。
《史记·天官书》说："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可见古人是把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州域联系起来看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根据地上的区域来划分天上的星宿，把天上的星宿分别指配於地上的州国，使它们互相对应，说某星是某国的分星，某某星宿是某某州国的分野（注：也有反过来说某地是某某星宿的分野的。例如《汉书·地理志》："齐地，虚危之分野也。"），这种看法，便是所谓分野的观念。
星宿的分野，一般按列国来分配，如表甲（注：表甲是根据《淮南子·天文训》作的。）；后来又按各州来分配，如表乙（注：表乙是根据《史记·天官书》作的。）：
附图：
星宿的分野也有以十二次为纲，配以列国的，如表丙所示（注：表丙是根据《周礼·保章氏》郑玄注作的。）：
附图：
古人所以建立星宿的分野，主要是为了观察所谓" 祥"的天象，以占卜地上所配州国的吉凶。例如《论衡·变虚篇》讲到荧惑守心的时候说："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也。祸当君。"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迷信。但是古人对於星宿分野的具体分配既然有了一种传统的了解，那么古典作家作品在写到某个地区时连带写到和这个地区相配的星宿，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庾信《哀江南赋》说"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王勃《滕王阁序》说"星分翼轸"，李白《蜀道难》说"扪参历井"，就是在分野的意义上提到这些星宿的。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古人的天文知识虽然已经相当丰富，但是由於科学水平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代的天文学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和宗教迷信的占星术相联系的。古人对於某些异乎寻常的天象还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於是在崇敬天帝的思想基础上，把天象的变化和人间的祸福联系起来，认为天象的变化预示着人事的吉凶。例如日食，被认为对最高统治者不利，所以《左传昭公十七年》说："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不杀牲盛馔），伐鼓於社。"《礼记·昏义》也说："日蚀则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职。"这是把日食看成是上天对最高统治者的警告。又如彗星（一名孛星，欃枪）的出现，被认为是兵灾的凶象，所以史书上常有记载。甚至行星运行的情况也被认为是吉凶的预兆。例如岁星正常运行到某某星宿，则地上与之相配的州国就五谷昌盛，而荧惑运行到这一星宿，这个国家就要发生种种祸殃，等等。占星家还认为某某星主水旱，某某星主饥馑，某某星主疾疫，某某星主盗贼，注意它们的隐现出没和光色的变化而加以占验。这些就不一一叙述了。
占星无疑是迷信，占星术后来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了麻醉人民的工具，我们阅读古书，对此应该有所了解。
历法
古人经常观察到的天象是太阳的出没和月亮的盈亏，所以以昼夜交替的周期为一"日"，以月相变化的周期为一"月"（现代叫做朔望月）。至於"年"的概念，最初大约是由於庄稼成熟的物候而形成的，《说文》说："年，熟谷也。"如果说禾谷成熟的周期意味着寒来暑往的周期，那就是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现代叫做太阳年。以朔望月为单位的历法是阴历，以太阳年为单位的历法是阳历。我国古代的历法不是纯阴历，而是阴阳合历。平年十二个月，有六个大月各三十天，六个小月各二十九天（注：这是因为月相变化的周期在二十九到三十天之间，现代测得是29.53日。），全年总共354天。但是这个日数少於一个太阳年。《尚书·尧曲》说："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实际上四季循环的周期约为3651/4日，比十二个朔望月的日数约多111/4日，积三年就相差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所以三年就要闰一个月，使历年的平均长度大约等於一个太阳年，并和自然季节大致调和配合。《尧典》说："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注：注意：《尧典》这里说"岁"，不说"年"，这是用"岁"表示从今年某一节气（例如冬至）到明年同一节气之间的这一段时间，使之和"年"有分工，"年"表示从今年正月初一到明年正月初一之间的这一段时间。所以《周礼·春官·大史》说："正岁年以序事"，岁年并举。），就是这个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