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团管理中充分发挥以老带新，充分发挥老社员和各分社长作用，带动和指导新记者共同参与，共同进步。事实上，我们社团是学生记者占有主动权，并参与最广泛的媒体社团组织，我们的例会是学生的演讲时间，大家围绕议题可以畅所欲言，尽情地迸发思想火花，发表你的高谈阔论，民主在这儿得到最好的体现，你是这儿的真正主人。近几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多成果，我们的社员一年多来不但没有流失而且壮大了，我们的组织更有魅力了。以我们的工作成绩以及通过网络、广播电视、报纸、海报（遍及北京近100 所学校）、手机等途径宣传学通和招生工作，使学通社在2005年招生报名人数达600余人，成为近几年之最。社长的工作困难重重，但它让我提前尝到了工作和对社会的责任、乐趣和成就感，让我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素质和工作能力，关注点和视野更加宽广。作为一名中学生，被北京几万同龄人所认识和认可，让我所领导的社团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和认同，用我的稿子、我的作品和活动以及经过我指导修改的作品让更多的同龄人更多地了解社会，让他们参加到我们的组织中来，有机会在社会中实践结交更多的优秀学生朋友，共同提高我们的能力和视野，为社会作出贡献，这些都是我做到的，而且做的令自己感到满意的。”
谈谈你的第一次采访经历？
“第一次是对红遍国内、深受学生喜爱的‘十二乐坊’的采访，通过网络我查到了她们所属的公司，但当时该公司电话尚未在114注册，我和社员们一次次联络，终于联系上她们的乐迷网站站长，最终与她们的经纪人取得了联系，通过沟通协商，我们成为了‘十二乐坊’从日本回京演出对她们进行专访的第一家报纸媒体，也是唯一的学生记者。”
你最困难的采访经历是什么？
“是采访教委官员，非常困难，要经过多个政府部门的同意，拿着采访申报表在国家新闻局、教委的多个部门间奔波，尤其是有些人怀疑和爱答不理的神情，不断地解释，与同龄人看起来遥不可及的政府官员协商，真是对我毅力的锻炼。最难的一次是对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大教授就‘日本经济对中国的影响’进行的专访。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联系，他终于答应接受采访，但在采访当天以开会为由临时取消，并拒绝以后接受采访，我的执着终于打动了他的夫人，告诉我教授开完会会去办公室，我们在他的办公室等候了大半天，终于见到了他，用自己执著真诚和充分的采访理由打动了他。在我的小记者采访经历中有过很多诸如此类的考验，这些锻炼了我的意志，使我清楚地知道，我必须要具有独到的视角和专业的职业素质。”
你最难忘的采访经历是什么？
“‘关注弱势人群——为打工子弟圆梦行动’是我最难忘记的。我们注意到有无数外地来京的打工人员在北京从事着各种职业，同时我了解到很多打工子弟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与北京孩子差距甚远，让北京的学生记者能够亲身体验和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城市中的穷孩子是怎样过年和学习生活的，让所有记者在做完这个专题后关注社会，完成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我们确立了‘关注弱势人群’主题，‘为打工子弟圆梦行动’是活动重点之一。其中为三个小女孩的圆梦活动更让我难忘。记得当我们来到石景山打工子弟学校，在和学生交谈时，发现一个脸上长着可爱小雀斑，大约十一二岁的小女生从我们进班到离开，她带着仰慕而又略显躲避的，怯生生的眼神看着我们，但却一言未发，不由得让我注意到她。经了解她性格内向，爸爸妈妈是人力拉车工，家里有四个孩子，三个是女孩，全家六口人住在一间不满15平米的房间里，父母重男轻女，有好几次她几乎要辍学，是老师、同学、社会的关爱让她重返校园。我们有意和她交谈，请她发言，她总是回避，我们亲近她，关心她，启发她，以完全平等的态度和她交谈，慢慢的她愿意和我们沟通，后来亲热地叫我们姐姐。当我们问到她的梦想时，她说妈妈经常天不亮上班，天黑了才回家，没有手表很不方便，她的梦想是在妈妈生日时送一块手表给妈妈，我们当即决定为她实现梦想。我们用自己积攒下来的零花钱为她准备了一块带日历、自带照明、有叫醒提示的精美手表。当我把为她准备的手表及学习用品交给她时，她是那样的兴奋又那样的腼腆，她的笑容是那样的灿烂。我真的感到既欣慰又心疼，我的心被震动了，我感到我们是那么幸福，我们的生活、学习环境真的是太好了，我们要珍惜拥有的一切，并且暗下决心要让更多的人去关注社会的每个层面，我们要尽所能帮助这样的孩子，他们同样也应该享受良好的教育，尤其是那些女孩，她们也需要有美好的人生。我呼吁：全社会要密切关注和逐步解决中国不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的女性少年儿童的教育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