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种自由教育的文理学院保持着美国最好的大学教育，还因为在这种学院里教书的人基本上都是教授，没有研究生教课的情况，教师力量十分雄厚，而学校的规模却相当小。师生比例是判断大学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之一，通常的情况是学生和老师的比例越小，学校越好。比如，多年来一直在全美目前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两个自由教育文理学院，在麻省的维廉姆斯学院，其师生比例是1：9，学生不到 2000人；阿姆赫斯特师生比例是1：8，学生1600左右。两年前排名第五、今年排名第十的宝盾学院的师生比例是1：10，学生不到1600人。而排名第四十六的盖蒂茨堡学院的师生比例就是1：15左右，学生有2400多人。可以看出，从师生比例上就能看出学校情况的好坏来。师资力量的雄厚，使每一个学生都有和最好的教授交流的机会。这种学校强调的是师生之间的交流，强调小课堂，也就是一门课的学生不能太多，教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关系十分密切。也正是这种方式，使学生获益非浅，所以中上阶级的孩子更多地被送到这类学校来，因为，在家族历史上是家庭教师到家庭授课，而现在是教授给十来个学生授课，学生仍是在“吃小灶”。我们都知道，小灶饭多半比大灶的饭好吃一点，并且精致和文化的多。
我不是研究中国教育的，对中国的教育所知不多。我认为对比别国的教育体制、教育思想和教育哲学对探索教育改革的人或许会有所启发。今年我因为工作原因，访问了几个大学，看到的情况是大学越办越大。比如浙江大学，据那里的老师们说，现在的浙江大学是过去的四所大学联合起来成立的，如同“大跃进”时期的集体大炼钢铁一样。谈论到这个改革的老师们，几乎没有一个人对这种特大规模的大学持积极的态度。我想起来1999年的一天，我在中央民族大学路过一个课堂，忍不住站在旁边听起来，原来老师在讲辛亥革命历史，这也是我常常在美国教授“五四”文学时要涉及的内容之一。我想看看中国的大学，在多年提倡教育改革后怎么教书，学生怎么学习。我吃惊地发现，几十分钟的课，老师站在讲台上讲了整整几十分钟，他写了很多板书，在黑板上列出辛亥革命失败的意义，学生们都埋头作笔记，把那套从小学就学到的几条再听写一遍。我愣愣地站在那里想，原来还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那套背《论语》的教育方式，那套教授如何亦步亦趋的方式，那套背诵别人的思想，甚至不是思想，而是垃圾的教育方式。
教育改革，首先应该是教育哲学思想、原则和方式的改革。我想，如果中国的教育哲学思想仅仅是“大跃进”式的盲目赶英超美，或者是“高大全”、“假大空”，教育宗旨还是培养亦步亦趋不敢离谱的人，中国的教育改革到头来恐怕是“雷声大，雨点小”。那些急于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领导者，恐怕只是以改革之名，来行权力再分配之实，与中国教育改革没沾多少边儿。中国的教育应该首先根据我们的国情确定不同的教育的哲学理念，建立不同类型的大学。如果一窝蜂地把学院变成大学，把工科大学变成综合性大学，这就无异于邯郸学步，用不了多久，既忘了自己如何走路，也没有学会别人怎么走路。于是，许纪霖先生疾呼：“是停下来反思的时候了。” 我希望有人能听见他的话。
（文/沈睿）
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
社区学院大多是公立学校,它提供二年大学一般课程教育，学生毕业后可以获得结业证书，或者副学士学位(Associate Degree)，可以转到四年制大学或学院继续念书，许多学分都是大学承认的,但一般更多地是被本州内的四年制大学承认。社区学院的学生还有另外一个出路，就是选择专业技术和职业训练课程，毕业后直接就业。
通常来讲，社区学院的入学门槛是非常低的，申请不到较好的四年制大学或者文理学院的学生一般都可以进入本社区的社区学院就读；同时社区学院对国际学生的录取要求也非常低，有的还提供语言课程，因此没有语言成绩或者语言能力较差的学生可以选择先读语言课程再读正式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