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性运动中，掀起了一个女性防暴技能的学习与训练的热潮。在报章杂志上有大量教育女性如何防暴的材料，其中有些材料是专门针对家庭暴力的，也有针对陌生人暴力的训练教材；大量印发的如《女性校园安全指南》这样的手册，旨在为女性创造安全的环境，提供对女性较安全较舒适的公共及半公共场所的信息，以防止性骚扰和性侵犯。
在女性运动中，促进社区与教会对受害女性的帮助是女性主义者的一项重要活动。有人提出并讨论了社区为建立性侵犯救助中心应做的工作，如中心开办后应对受害女性进行什么样的教育，课程的设置，对教育结果的预期，小组活动内容，以及女性必读书的书单等等。在受虐女性离开庇护所时，她们仍需要大量的社区支持，包括法律协助，就业和住房方面的帮助。关于教会在帮助受虐女性的作用方面，有人提出在精神、肉体和经济等命题之外，教会还应提出宗教的命题——有些教职人员会出于自身对婚姻和性别角色的立场，不愿帮助受虐女性；咨询人员应当就宗教的观点为受虐女性指点迷津。
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是近几年才提上各国政策与立法的日程的，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广度和严重程度认识不足。辛普森（Ｏ．Ｊ．Ｓｉｍｐｓｏｎ）的案件引起轩然大波，导致许多受虐女性打破了沉默，搬进庇护所去住，找律师打官司，或到非赢利性质的福利机构去寻求帮助，对抗有暴力行为的伴侣。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早在８０年代末就提出了针对女性的暴力的问题，它们包括：针对女性的暴力，家庭暴力，法律体系对此类暴力应作出的反应等等。国会听证会听取了关于对女性暴力状况的报告，以及受虐女性讲述的受虐的具体经历，并由学者和法律专家对这一问题发表了专业的看法。与会者讨论了近年来在传媒中被越来越频繁报道的家庭暴力事件，讨论了如何帮助警方处理此类事件的具体办法；会议主张把逮捕和起诉的标准搞得更严格一些，增加警察解救受虐女性的训练程序，建立受虐女性庇护所，并对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及其子女提供教育服务。１９９０年，反对针对女性的暴力的议案首次在美国国会提出，议案从四个角度提出问题，包括矫正偏差，帮助受害者，提供教育及公平对待。有人在国会提出并且积极推进一个百万美元的项目，其主旨是在全美国建立起一个家庭暴力热线。
德国的女性主义者提出，应当加强保护女性不受性暴力侵犯的法律程序，因此需要制定有关的新法律，制定有关的法庭和法律程序，提高对此类犯罪的量刑，更严格地执行此类法律，积极起诉，因为过去有法不依的情况在这类犯罪中极为常见。
在８０年代末，意大利的女性运动因其领导人提出的关于性暴力的法律而发生了分裂。一些资深女性主义学者、知识分子和７０年代女性运动的活跃分子反对这一法律，并掀起了反对这一立法的运动。对意大利现行法律的抨击集中在对受害者的错误态度上，其结果是受害者而非强奸犯成了被审问人。争论的另一焦点集中在强制起诉的问题上，争论的双方一方主张应强制起诉，另一方主张女方应有权决定是否起诉。
在巴西，女警察为帮助女性与家庭暴力作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女警站里全是女性警察当值，调查罪案，以满足挨打女性和被强奸女性的需求。
为了防身，不少女性开始购置枪支，并同其他女性探讨如何成功地抵抗攻击。据统计，在过去几年间，美国枪支的女买主已激增了５０％。枪支工业正在紧跟潮流，加紧设计女式专用枪。然而，持枪并不是解决女性对暴力的恐惧的最终办法。由于传媒中有大量对于随机暴力的描写，增加了独自在家女性的不安全感。报章上出现了不少讨论女性安全的文章，专门讨论女性独自在家时难以应付的抢劫和强奸。
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看，女性的工作和环境毫无价值可言。生养孩子、做家务、保护环境在世界经济中被视为毫无价值，而战争却被视为生产性的、有价值的事情。１９８８年，世界各国平均每人军费开支为１１０美元，大大超过食物、水、居住、健康、教育或保护环境的开支。在２０世纪，全世界共发生了２０７场战争，杀了７８００万人。每１分钟，有３０个孩子死于饥寒，而有１３００万美元（其中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是女性创造的）用于军事。（Ｆｒｅｎｃｈ， ３７－３９）军国主义的好战文化禁锢了世界上的许多民族，大多数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文化的存在；对人们普遍进行和平主义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在报章上，不少文章探讨了军国好战主义与针对女性的暴力的关系，认为应当把针对女性的暴力包括进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教育之中，内容包括直接的肉体暴力与间接的结构暴力，并为人们提供在性别主义和日常的暴力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在消除对女性一切形式的暴力方面，中国政府的措施是：第一，倡导尊重女性、爱护女性的社会风气，反对歧视女性，谴责和惩治一切侵害女性的暴力行为；第二，完善消除对女性暴力侵害的专门性、预防性和行政性的法律、法规体系及执法监督体系，实现女性人权保障的全面法制化；第三，提高女性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以法维权的能力，以及增强女性的防暴抗暴能力；第四，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要重视和受理女性的来信来访，为受害女性排忧解难，伸张正义。
第九章 跨越性别问题在研究两性关系问题时，一个与此有关的比较特殊的领域是处于二者之间的一个模糊地带的人群及其文化。虽然他们既不完全属于男性，也不完全属于女性，但是这一群特殊的人的存在是对现存的两性关系社会结构的挑战，也是大多数所谓“正常人”在审视和处理两性关系时不应当忽略的一个视角。
一、易装易性现象据报载，我国某城市有一位男士，常常趁妻子不在家时偷穿她的衣服，一次不慎被对面邻居偷拍下来，被讹诈了不少钱财，事情传开后，搞得他在工厂里抬不起头来，还为此丢了工作。他的处境令人同情，他作为一个没有伤害他人的守法公民应享有的权利和尊严值得我们关注。
这位男士属于在性别认同方面不符合“规范”的少数人群。男权制不仅压抑女性，也压抑了在性别方面不符合“规范”的少数人群。跨越性别现象就属于这样的少数人群。
对于跨越性别现象，国际性学研究中有许多术语来加以描述，其中有些是利用旧有名词，有些在英语中属于新创词汇。据不完全统计，描写这一现象的词汇包括：跨越性别（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ｄｅｒｉｓｍ），性别出轨（ｇｅｎｄｅｒ 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ｓｉｏｎ），间性（ｉｎｔｅｒ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ｓｅｘ），雌雄同体（ａｎｄｒｏｇｙｎｙ），两性人（ｈｅｒｍａｐｈｒｏｄｉｔｉｓｍ）等。
（雌雄同体者）一词的来历是Ｈｅｒｍｅｓ（宙斯之子）和Ａｐｈｒｏｄｉｔｅ（性爱与美之女神）的结合。关于雌雄同体者有两个神话故事：其一是二者生了一个孩子，性别难以确定。其二是他俩的孩子特别漂亮，水仙女爱上他，与他合为一体。
雌雄同体现象又被称为“第三性”现象，专指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不一致者。历史上有些文化相信这样的人拥有双重灵魂。
易性（ｔｒａｎｓｓｅｘｕａｌ）作为诊断实体最早是由本杰明（１９５３年）定义命名的。他的定义是：一个生理正常的人坚持对荷尔蒙和外科性别做出重新定义。后人对易性倾向的标准定义是：一种不喜欢自己的解剖学性别的持续感觉，一种放弃自己的生殖器过另一种性别的生活的持续愿望，易性者是陷在错误的身体中的人。换言之，易性者的定义就是一个人相信他（她）的真实性别被装在了一个对立性别的身体当中。由于精神不能改变，只好通过荷尔蒙治疗或手术改变身体，解决矛盾的唯一途径是改变自己身体的性别特征。易性者是性别颠倒，是性别角色的颠倒。因此有学者主张将性别分为三种：生理心理男性，生理心理女性，生理心理不一致的性别，即男女易性者。根据美国《精神异常的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三版）》，在１９９６年美国精神病协会的名单上，易性倾向不再被认为是精神病，而仅仅是一种“性别认同障碍”。
易装倾向（ｔｒａｎｓｖｅｓｔ）的定义则是：一种不喜欢自己生理性别的服饰的持续感觉，一种放弃自己生理性别的服饰穿戴另一种性别的服饰的持续愿望。易装倾向是一种纯粹的人类现象，其他动物中不存在，因为它们不穿衣服。易装现象又可细分为内衣易装、仪式性易装、强迫性易装、同性恋易装等。
在西方社会中，易性易装现象最早出现在女性当中。虽然目前大多数易性易装者都是男性，但是最早对自己的性别感到不安的却是女性。在过去的几个世纪，有几千名西方女性像男性一样生活，有的是因为她们认为自己属于男性；有些是为了逃避严格的女性角色。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的单身女性拒绝结婚和做母亲，采取参加工作和结交朋友的生活方式，威胁到规范的性别角色。１９世纪至２０世纪，跨越性别者多为男性，据专家估计，可能由于女性地位提高，对男性角色行为规范变严所致。（Ｂｕｌｌｏｕｇｈ， ｅｔ ａｌ．， ２３）易装现象还大量出现在文学艺术活动中。早在１７世纪就有男孩在戏剧中扮演女人。哈代的《还乡》就是由男扮女装者出演的。莎士比亚戏剧中有许多女易装者，但是没有男易装者。１８４８年出版的一部小说《伦敦的奥秘》中有一位女扮男装的女主人公。我国传统戏剧中也有男女反串的习俗，如京剧的男扮女装，越剧的女扮男装等。
在北美残存的部落文化中，有１１３个社会承认第三性。非洲的巫医、西伯利亚和北美的沙曼（ｓｈａｍａｎｓ）都是雌雄同体人。通常都是男性以女性的面貌出现和行事。作为一种宗教活动的男性易性现象不仅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存在，在非洲和南美洲人中、澳洲人和大洋洲人中也发现过此类风俗。这些男性易性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精神的翻译者，都是神的代言人，都能治病。易性男人成为最强有力的沙曼，据说是因为其荷尔蒙与众不同，神经系统独特，能进入狂喜的神灵附体状态。
欧洲２０世纪初的旅行家在保加利亚山区发现了一种叫做“誓言处女”的人，她们是男性化的女人，终身不婚，像男人一样生活，保持处女之身。
不同文化对两性人有不同看法。亚里士多德视两性人为孪生子。中世纪医生相信性别连续体。法国１６０１年出现玛丽／马林（Ｍａｒｉｅ／Ｍａｒｉｎ ｌｅ Ｍａｒｃｉｓ）案。他在２１岁时开始穿男人衣服，并申请与一女人结婚。他被判火刑，又改勒死，后被释放，条件是在２５岁前不穿女装。他的罪名是鸡奸和易装。
德国着名音乐家瓦格纳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购买了大量的丝绸服装，表现出对女性服装的酷爱。但是有专家认为，他的举动还不足以证明他有易装倾向，也许是由中年危机导致的行为怪癖。
在英国，１８８０－１９２０年是易装的女性现身的重要时期。２０世纪初，英国一批上流社会的女性喜着男装，意在向传统的女性行为标准质疑，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政治要求和性欲取向。当时社会公众对老处女的恐惧集中在这些具有男人风格的女人身上，她们身穿男装，一副男性做派。她们被批评为违反女性气质，反对女性气质。她们号称“新女性”，是具有男性风格的新女性。研究和记录过这批易装者的性学家艾宾并不是特别关注这些女性的性行为方式，而是关注其公共行为和外貌。当时的性学家将女性气质仅仅定义为生理术语，即母性，强调其自然性。他们认为，女性的特点是以道德和情感为中心的。如果说一个真正的女人必须是母亲，那么老处女，特别是在社会上公开站出来说话的女性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就缺乏标志着性与社会成熟的基本特点。
发生在２０世纪的一个易性者的标志性事件是：西班牙女运动员玛丽亚？帕蒂诺（Ｍａｒｉａ Ｐａｔｉｎｏ）被查出男性染色体Ｙ，因此被取消比赛资格，但是她坚持认为自己是女性。
据调查，具有易装易性倾向的男性有以下特点：从儿时起就跨越性别；在儿时不喜欢体育；高度女性化，外貌女性化，喜欢高度女性化的活动；没有恋物倾向；服饰戏剧化，妖娆，有魅力；喜欢制造一种过分花哨的、引人注目的娱乐形式；最喜欢的职业是娱乐业、歌唱业、舞蹈业、演艺业以及其他与表演有关的行业；常常在传统女性或“同性恋行业”工作，如卖淫、美发、缝纫、仆侍、指甲修剪业等；对生殖器类性活动有很大的兴趣；其性伴大多是异性恋男人或双性恋男人。关于易性者一般在何时发现自己有易性倾向的调查表明，“从有记忆时起”——低于３岁时发现的占８６％；３岁至入学阶段发现的占４％；青春期时发现的占１０％；青春期以后发现的为０。（Ｃａｒｌｉｓｌｅ， ２５１）关于易性者与易装者中的男女比例问题，据近期的调查，在易性者当中，男性大大多于女性，男变女与女变男的比例为４比１；在易装者当中，男性也占据了压倒多数。此外，女性气质的男同性恋者多于男性气质的女同性恋者。男性的女性化发生的比较早，影响也长远；女性的男性化在三四岁以前很少见，影响时间也不长。
有专家认为，男性易性者形成于母婴阶段。易性倾向的主要原因是儿时的照料者是同性还是异性。男性易性者的形成原因在于，男孩不可以认同母亲，女孩却没有这个问题，这就使男孩更容易犯性别认同的错误。母亲如果照顾儿子时间太长，其极端结果就是造成儿子的易性倾向，男孩会把自己当作女性，认同女性气质和女性身份。男性易性者的母亲是不快乐的，受压抑的，一般总是生活在一个无爱无性的婚姻当中，她从不表达情感，有时没有丈夫或男友。她不去寻求婚外恋，而是将注意力转向儿子，对儿子有不断的肉体接触，总是抱着他，抚摩他，有的母亲还希望她的孩子是女孩而不是男孩。
易性倾向往往具有着迷和执着的性质，以致女性想去掉乳房和生殖器，但是想拥有男性生殖器的欲望较前者为低；男性想放弃男性生殖器，但是想拥有女性生殖器的欲望也较前者为低。
对于跨越性别现象的治疗是在２０世纪才出现的，此前这些现象或者被忽视，或者被当作罪恶和犯罪来对待。１９９０年出现了荷尔蒙替代疗法，用于变性。本杰明（Ｈａｒｒｙ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是易性之父，他发起了关于变性病原学的辩论，认为易性者是女性灵魂进入男性身体，或者是男性灵魂进入女性身体。他发明了荷尔蒙治疗，使身体与心理两相一致。他的治疗实践导致了大量对于跨越性别现象的研究。
变性手术多为男变女，可人工制作阴道和阴蒂，术后可达到性快感；而女变男手术则比较少见。１９５２年，一位名为卓根森的男性做了易性手术，他是第一位使用荷尔蒙疗法的易性者，使得易性更为现实，在他之前，男性易性者只是割去阴茎和睾丸，并没有真正变成女性。他的易性手术被媒体大量报道，制造出了一整套易性话语。
在女性易性者当中，也有一些人通过荷尔蒙治疗和变性手术成为男人。女易性者一般要求拥有胡子、喉结和阴茎。女易性者的特点是：她们比一般男人雌雄同体的程度更高，对易性行为和思想的接受程度更高。
大多数易性者是自愿易性的，但也有被迫的，如某些文化中的神医和某些运动员。手术费一般为１０万美元外加终身荷尔蒙治疗。对易性者的心理治疗有荷尔蒙疗法和心理疗法。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易性者只满足于像异性一样生活，对做手术并不执着。
对于男女两类易性者的地位有一种评论认为，男变女是向下流动，女变男是向上流动，反对意见则认为：首先，由于女变男的易性者是按女性身体社会化的标准长大的，女变男的易性者并没有准备成为成功男性。其次，荷尔蒙并不会改变人的社会教化，因此，女变男的易性者并不知道如何“玩男性的等级游戏”。第三，女变男的易性者一般并未受过要求其成为“成功男性”的职业所需的教育。最后，如果她被发现是一个女变男的易性者，在找工作上还会受到歧视。
易性者和易装者所受到的歧视，就像黑人在美国、南非，犹太人在德国所受到的歧视一样。１９６０－７０年代的民权运动后，人们的看法有所改变，但是易性者和易装者的处境仍然不是太好。作为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尊重少数族群的权利是起码的标准；作为一个文明的现代人，我们也要学会尊重与自己有不同性别认同的兄弟姐妹。对他们的任何歧视都只能表明我们自己的粗俗无知。
二、易性者与同性恋者的区别跨越性别现象包括三类：易性、易装和同性恋。这三者之间在外表上看有共同性，但它们又是有区别的。从性倾向认同和性别认同的类型看，同性恋是性倾向认同为主，性别认同为辅；易性倾向是性别认同为主，性倾向认同为辅；易装倾向是性倾向认同和性别认同同等重要。从所谓“异常”的角度看，同性恋主要是性倾向“异常”；而易性倾向主要是性别认同“异常”。
一般来说，女易性者都是异性恋者，她们找的朋友也都是异性恋者。女易性者与女同性恋者的差异处大于相似处。女易性者更像异性恋男性，而不像女同性恋者。同样，男性易装者、易性者的恋人全是异性恋男人。易装是异性恋易装，对服装的恋物式使用，目的是性唤起。
目前关于易性者与同性恋者区分的争议缘起于１９世纪。当时的一位医师将两位易装者误认为同性恋者。在１９世纪，女易性者往往被视为女同性恋者。而１９７０年代是一个转折点，医学和北美公众对女同性恋者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同性恋和女性解放运动将女同性恋从罪恶和病态的形象转变为健康和快乐的形象。由于女同性恋的问题解决了，易性的概念才凸显出来。到１９７０年代末，仅美国一地就有３０００至６０００名术后易性者，世界上有４０多个诊所为易性者提供易性手术服务。在一个女变男易性手术的４３人样本中，其中与女人有关系的人当中，５８％认为自己是女同性恋者；其余的人不认同女同性恋，而认为自己与女人的关系是异性恋关系。这４３位女变男的易性者中的一部分原来以为自己是女同性恋者，而她们在１９７０年代和１９８０年代改变了看法，原因有二：第一，女同性恋运动反对“女同性恋是男性化的女人”这一说法。第二，易性者被认为是可以在医学上加以治疗的。由女人变成男人的易性者（ｔｒａｎｓｍａｎ）全都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是女同性恋者。一位女易性者这样说：女同性恋爱女人，而我被男女两性吸引。女同性恋认同女性，我不是。她提出了两个尺度，一个是性别自我认同的区别：女同性恋者认同女性；女易性者认同男性。另一个是恋爱对象的区别：女同性恋者只受到女性的吸引；女易性者主要受到女性的吸引，但是由于她的心理特征是男性，所以她对女性的爱恋是异性恋，不是同性恋。又由于她有女性的生理特征，她偶尔也会受到男性的吸引。
对女易性者自身感觉的调查结果显示，她们大都对自己身体的女性特征感到羞耻，困窘，厌恶，不愿加入女同性恋赞美女性的活动。此外，她们一般不喜欢自己的性伴侣欣赏她们的女性特征，自己也不愿意用女性的方式为对方提供性的快乐。女同性恋者和女易性者的区别还在于，许多男角女同性恋者有男性气质认同，但并不认为自己是男性。许多男角女同性恋者喜欢男性气质与女性身体的结合，而女变男的易性者并不喜欢。有易性倾向的女性比一般有点男性的女性走得更远。女易性者为什么会拒绝女同性恋者身份？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女易性者认同男性，女同性恋者认同女性。区别就在这里。
很多人分不清扮演男角的女同性恋者，女变男的易性者和男变女的易性者，分不清易性者与女同性恋者，有一个直接的原因，那就是有许多女性易性者曾在女同性恋社区生活，因为这样的社区比较容忍女人的男性表现。
对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的易性意愿的调查表明，她们当中有４０％想过变性；有８％认为自己是易性者。由于这两种人有重叠，有非黑非白的灰色地带，于是导致了男角女同性恋者与女变男易性者之间的边界战争。有时甚至会出现双方互不理解的局面：一些女变男易性者认为男角女同性恋是对易性身份的拒斥；而一些男角女同性恋者则认为，女变男易性者是误入歧途的女同性恋者。
有人将易性者分为基本型和易性亚型，易性亚型包括同性恋易性者和易装性易性者。同性恋易装易性者在同性恋群体中只占很少一部分。
简言之，人们之所以会分不清同性恋者和易性者，往往是因为他们混淆了性别角色异常和性角色异常，以为前者必定包括后者。其实，性别角色异常的人是男人风格的女人和女人风格的男人；而性角色异常的人是选择相同性别的性伴侣，不选择异性性伴侣，这种人的性别认同往往并无异常。
三、跨越性别的理论问题狭义的跨越性别者社群包括两种人：易性者和易装者。广义的跨越性别倾向还可以将同性恋包括进来。由于易装、易性现象跨越了类型，跨越了分类，因此造成了分类危机。
跨越性别现象的存在在理论上的反映就是性别非规范论（ｇｅｎｄｅｒ ｎｏ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ｓｔ），或者性别中性论（ｇｅｎｄｅｒ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这一理论对性别角色和性别认同加以区分，认为人有可能表面做一种角色，但心里认同另一种性别。那些术前、术后和非手术的易性者、易装者就是性别复杂性的证据，这些特殊类型的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性别分类的挑战。从社会文化角度讲，西方文化中流行的性别框架受到了跨越性别身份者的挑战。换言之，跨越性别者超越了性别的两分结构。
对于跨越性别现象历史上有过两种错误的态度：一种是将跨越性别问题道德化，例如《圣经》中说：女人不应穿男装，男人不应穿女装，这样做是对主的厌憎；另一种是将跨越性别问题病理化，１９世纪最着名的性学家艾宾是将许多性行为病理化的第一人，他的着作中叙述了三位服装类恋物癖和一位同性恋者的状况。如果是现在，这些人的行为只会被认为是不太规范的性别行为，而当时却被艾宾视为疾病。
易性话语最早出现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和５０年代上半叶。当时，是普林斯（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Ｐｒｉｎｃｅ）创造出“跨性别倾向（ｇｒａｍｓｇｅｎｄｅｒｉｓｍ）”一词。据统计，总人口中占１．７２８％的人是生理上的两性人。在１９５５年，从两性人开始，研究者开始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做了区分。性别差异从人类婴儿出生的１８个月到４岁半之间形成。马尼（Ｊｏｈｎ Ｍｏｎｅｙ）创造了“性别角色”这一术语，对社会性别身份和社会性别角色做了区分，也对性别认同与性别角色做了区分。马尼等人对两性人的研究认为，性别认同的决定因素是心理的。身体（生理性别）是（社会性别）心灵的反映和表达，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不一定是一致的。这就是社会建构论的源头。
跨越性别现象直到１９６０年代才引起公众的关注，成为与性别有关的一种新话语。在６０、７０年代，人们对性别认同的兴趣变得浓厚起来。通过医疗、服饰、规训或手术，人们开始了改变性别（性别重塑）的实验。
所有的易性者都或多或少有做变性手术的愿望，因为他们往往会觉得自己是某种性别的人被错误地装进了另一性别的肉体当中。然而，变性手术却是一个引起极大争议的事情。巴特勒认为，易性是以医学建构为背景的暴力。易性手术强化了性别的两极模式。她认为，不应当将易性者划分为一个阶层或“第三性别”，而应当视之为一种风格，是一种可以建设性地解构两性结构的力量。对易性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跨越”，即成功地进行性别选择，并被当作该性别的“天然”成员来接受。我们不应当认为易性者的身体是“错误的身体”，因为那是生殖器中心论的看法。按照两分的以生殖器为中心的神话，每种性别的主体只有一种身份是“正确的”，其他种类的身体都是错误的。易性者的生命不应当是消除过去的性别，而应当对自己的历史负起责任。这是一种政治行动，从重新欣赏差异开始，从要求重塑身体的权利开始。易性倾向的本质就是一种跨越边界的行动。
在跨越性别或性别混合问题上，我们应当提倡一种正确的态度，那就是：“应当教育社会成员高度评价适应性和灵活可变性，而不是去服从性别角色。因此，最值得尊重的和最有社会价值的个性类型将是那些可以在各种情况下采用多种行为为其目标服务的人……男人和女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将被视为最终达到混合性别身份和表现的过程中的一个不成熟的阶段。”（Ｔｒｉｐｐ， １６）在英国，政策不允许做了变性手术的人改变性别身份，因此，有人讽刺说：弗洛伊德的“解剖即命运”行不通了，应当改为“合理即命运”。（Ｇｌｏｖｅｒ， ｅｔ ａｌ．， ＰＸＸＶＩ）美国最着名的性别问题理论家巴特勒抱怨道：只要女人到了二三十岁由于生理或社会的原因没有怀孕，你就要面临与规定你的性别的行为规范作斗争的局面。（转引自Ｓｅｇａｌ， ７０）为了抵制这种压力，倡导性别自由的人主张：如果某人不喜欢自我的形象，就可以自由地加以改变。经验调查表明，与“单性人”相比，“雌雄同体人”（不是指生理的而是指心理的）既果断又敏感，既有抱负又有热情。雌雄同体人的自我评价更高，心理发展程度更高，自我调适更好，在人际关系中更灵活，更有效率，特别是雌雄同体人中的女性在工作场所表现更加出色。雌雄同体人在事业和个人生活中更成功，更能以灵活的技巧与不同的人群交流，更能适应不同场合的要求。易性者霍普金斯引用德里达的名句“风格不是混合，我不会混合风格”来激励广大易性者群体去“阅读”自己，大声地阅读自己——通过这一艰难和建设性的阅读，开始描写自己，然后成为一个后易性者（ｐｏｓｔｔｒａｎｓｓｅｘｕａｌ）。他满怀激情地说：“易性者知道，保持沉默将是为被人接受所付出的最高代价。我希望直接对我的兄弟姐妹们说：我请求所有我们这样的人鼓起勇气，它会带着我们成功地完成身份的重构，它也会帮助我们在沉默和拒绝中生存，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按照后现代理论家保吉拉（Ｊｅａｎ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的说法：现在我们全都是易性者。我们全都是“象征性的易性者”，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任何气质可以被归为纯粹的男性气质或纯粹的女性气质了。“一旦狂欢结束，性别自由将驱使每一个个人去寻找他们自己的性别，寻找他们的类属和性的身份。我们越来越无法为符号的循环和快乐的多样性命名了。”扫清了这些人为的文化障碍，就有可能颠覆性别本身。
近年来，性别越轨渐成潮流，许多人故意超越普遍的性别行为和外貌的规范，进入“另一性别”的空间。在这样做时，他（她）挑战了性与性别的正常性和自然性。跨性别的想象力成为时尚的象征。跨越性别的行为和形象已经逐渐进入主流文化。虽然用服装重新定义性别差异并非新的话题，但是从１９６０年代开始，从“消费社会”的形成，通过风格和时尚玩性别身份的现象从边缘走向主流。它的表现在大众文化就是“性别文化”。性别转向，雌雄同体，打破了传统性别服装规范和身体的建构。
在当今世界，由于社会风尚、行为规范的演变，也由于社会思想的变迁，一种全新的性观念正在兴起，那就是更看重人，看重美本身，而不看重性别。美国的《新闻周刊》对这种新风尚做了饶有兴味的报道：一位男子说，他的爱恋跟性别无关，他说打从“１４岁拥吻起”，就既为男子动情，也为女子所吸引；他说，“有些时候，我会喜欢一些人颈后的卷发，他们的眼神，亦或他们嘴唇的样子，但并不局限于某一性别。”另一位则认为，单以性别概念去看人与人之间的倾慕，实在太狭隘了，他说：“从个人性欲取向去不断质问自己，在我看来实在是多余的。举例言之，一个人感到兴奋，可以是看到一片冬青叶，一棵苹果树，或是春天早上的一只北美红雀。”
进入２１世纪，超越性别和性别角色的模糊化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某个心理诊所，一个女孩向医生描述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她想做一个男性，而且是一个同性恋男性。换言之，她的生理性别是女性，她的心理性别是男性，她的性倾向是同性恋。她是女人，她爱男人，但是她不想作为一个女人来爱男人，而是作为一个男人来爱男人。这就是２１世纪的人们所面临的新局面。
目前，有些酷儿已经幽默地自称为“弯曲的直线”（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ｗｉｔｈ ａ ｔｗｉｓｔ）。“直线”本是英文中“正常人”或“异性恋者”的通俗说法。“弯曲的直线”这种说法充分揭示了各种分类界线之间正在变得模糊起来的新趋势。将来，我们不仅会有弯曲的直线，还会有搞同性恋的异性恋，会有具有女性气质的男人和具有男性气质的女人。
两性界线不清和日益模糊的表现在当今世界随处可见，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时尚。在悉尼，打破两性界线的人们举行了一日的游行，有成千上万的“正常”人看到了他们，成为这一新时尚的见证人。美国的麦可？杰克逊是猫王以后最着名的歌星，是彼得？潘以来最着名的男女同体的民间英雄。他的存在就是对男女两分观念的挑战。英国男扮女装的歌星乔治小子也是通过这种男女混淆的风格，既赢得了男性的喜爱，也赢得了女性的青睐。异性恋、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女性和中性不再是由生理决定的人的本质，而是由社会和文化建构起来的风格，这一观念已经逐渐被公众所接纳，成为一种社会的共识。
与跨越性别现象最合拍的理论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它对许多过去被认为无可置疑的事物质疑，比如雌雄同体，它打破了男性和女性的界限，将二者合二为一。从１９９０年代开始盛行于西方世界的酷儿理论（ｑｕｅ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就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向男性和女性的两分结构挑战，向一切严格的分类挑战，它的主要批判目标是传统的两分思维方法。有些思想家把这种两分的思维方式称作“两分监狱”，认为它是压抑人的自由选择的囹圄。酷儿理论不是在旧盒子上贴新标签。它有新的意义，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政治行动。
第十章 两性气质两性气质的异与同在女性运动中是一个长期争论而且魅力不减的问题。强调“同”的一派主张，男女两性既有相同的能力，就应当有相同的权利，应当做相同的事情，得到相同的报酬和评价。强调“异”的一派则有截然相反的两种立场：一种认为女性天生不如男性，二者在生理上的差异是女性不如男性、男性统治女性的生物学依据；另一种则反其道而行之，鼓吹女性优越论，引用大量生理学、心理学实验证据，企图证明女性不仅在生理上比男性优越，而且在心理上拥有很多长期受到鄙薄的优越品性，如哺育性、容易与人建立亲密关系的特性、爱和平的特性、接近自然的特性等等。她们主张，如果彰显这些女性特征，强调其不同于男性价值的价值，则会使人类社会趋于合理和美好，使人类走出由男性价值观造成的困境。
一、性别两极化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文化中，都存在男女性别两极化（ｇｅｎｄｅｒ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的情况。男性（ａｎｄｒｏ）与女性（ｇｙｎｅ）的二元对立（ｄ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ｂｉｎａｒｉｅｓ）成为西方思维的中心：白与黑，弱与强，健康与疾病，正常与反常，正确与错误。中国文化也有类似的思维方式：阴与阳，天与地，阳刚与阴柔。性别两极化的思维方式不愿意也不能够接受中间状态、暧昧不清、变化、混合和越界。
如果说到西方两分思维与中国两分思维的差别，那么最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两分大多是有高低等级之分的，比如，精神高于肉体，理性高于感情，文化高于自然，主人高于奴隶。而中国的两分则大多没有高低贵贱的等级分别，而是相反相成、平分秋色的关系，比如天不一定高于地，而是二者缺一不可；阳刚并不一定高于阴柔，而是相辅相成，道家甚至讲究以柔克刚。
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有毕达哥拉斯两分法（Ｐｙｔｈａｇｏｒｅａｎ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ｓ），它包括下列的两分对立：
有限与无限单数与双数一与多右与左男与女静与动直与弯亮与暗好与坏方与圆（椭圆）后世哲学家的两分列表还包括：
理性与自然（非理性）人类与自然（非人类）文化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精神与肉体主人与奴隶自由与必然文明与原始生产与生殖自我与他者积极与消极主动与被动太阳与月亮白天与黑夜父亲与母亲头脑与心灵理智与感情公领域与私领域女性主义反对严格的性别两分结构，认为它是男性权力的稳定器。女性主义指出，性别两分结构的运作方式是：第一，制造出两性相异的行为脚本。第二，将任何超出性别行为脚本的人和事定义为有问题的，如性倒错、同性恋等。这样，就可以维持性别等级秩序的长治久安。于是，“我们的主体已经被性别化了，一个人不是他，就是她，不会是它。”（Ｔｒｉｐｐ， ７）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彻底的“男性”或“女性”。男人的身上会有或多或少的女性气质，女人的身上也会有或多或少的男性气质。
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说：“自我既不在性别化之前，也不在性别化之后，而是产生于性别关系的模式之中。”（Ｔｒｉｐｐ， ７）人类性别的种类也不止两类，而至少是四类：
兼性（ａｎｄｒｏｇｙｎｏｕｓ）：男性度女性度均高女性（ｆｅｍｉｎｉｎｅ）：女性度高男性度低男性（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ｅ）：男性度高女性度低无性（ｕ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男性度女性度均低（Ｎｅ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３）两分思维方式使多元的事物变成两极化的，将复杂问题变成是与否的简单问题，将多元差异变成单一的对立。在两性关系问题上，两分的思维模式不仅强调男女两性的对立，而且把这种对立作为男性统治女性的基础。
二、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划分被女性主义称为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它有一套思想体系、分类标准和价值观念在其中。
在英文中，有专门区分生理性别的词汇：男性生理和女性生理（ｆｅｍａｌ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ａｌｅｎｅｓｓ）；也有区分社会性别的词汇：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ｆｅｍｉｎ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ｉｔｙ）。
人们为所谓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做了各种各样的划分，试举几例：
女性语言能力得分高，男性数学推理能力得分高。
女性偏于形象思维；男性偏于抽象思维。
男女在恐惧和忧虑方面本无区别，但是社会观念把女性描述为恐惧的，男性则是大胆的，所以女性比男性更愿意承认自己的恐惧情绪，男性则有意压抑了这种感觉。
男性比女性有更强的控制力。
女性比男性更具同情心，更愿意表达情绪。
男性比女性攻击性更强，敌对偏执的得分比女性高。
男性比女性更具支配性。在团体压力下，女性比男性更多从众反应。
感觉刺激的寻求水平（参加冒险活动，喜好烟酒毒品，爱开快车等）男性得分高于女性。
个人空间距离男女不同。
兴趣爱好：男性喜欢活动性强运动量大的游戏；女性喜欢安静活动量不大的活动。
道德发展：除了女性比男性娇气外，在１７个道德指标（如礼貌、谦逊、乐于助人等）上，女性得分均高于男性。女性主义认为，在男权制社会中，男性是主体，女性是客体，二者被认为具有下表所列的不同特征：
性别差异主体女性阴茎中心的缺失，接近但非主体主体之普遍概念难以弥补的差异意识无意识自律失控理性非理性富有理性接近理性升华能力限于自身否定肉体，反对身体认同肉体，身体被剥削或被迫沉默类似的观念还有许多。比如，性别差异表现在社会交往方面的差异是：男性更自信，竞争性强，更具权威性；女性更富于合作性，更随和，更温和；表现在群体互动方面的差异是：男性更富于竞争性，女性更温柔；表现在社会影响方面的差异是：男性受女性的影响较小，女性受男性的影响较大。
在男权制社会中，人们将男性度——男性气质的理想形式理解为竞争的形象；英雄主义的硬汉形象；法西斯主义和权威人格的好斗的男人形象。专门研究表明，作为权力的所谓男性气质的来源在于，在儿童时代被家长严格管教的人，压抑了他们自己的性冲动和对家长的仇恨，将性欲和攻击性施加在任何软弱无权的人身上。一种非科学的观点认为，男性气质是从神秘根源产生的，可追溯到古神话和通过象征仪式生发出来的精神能量。男性气质从来没有改变过，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并将永远如此。容格的“集体无意识”就是男性气质的一种表达方式。其实，所谓男性气质是分阶级的：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所谓男性气质就是具有竞争性，个人抱负，社会责任心和情感限制；而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男性气质是指身体粗壮，忍耐性和男性团结性。
女性主义的先驱穆勒对于所谓“女性气质”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他说：“对女性的天性形成的观念，纯属先验的概括，没有哲学和分析，它是建立在最初存在的一些事例上，其可笑的程度致使在不同国家流行的观点各有不同……一个东方人认为，女性天生地是特别耽于肉欲；在印度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基于此观点对女性的粗暴辱骂。一个英国人通常认为女性生来是冷漠的。关于女性多变的谚语大多起源于法国。在英国，普遍的评语是说女性比男人多么坚贞不变。”既然所谓“女性气质”是随地域和文化的改变而改变的，那它就不会具有先赋的性质，而完全是社会建构起来的。
因此可以断言，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这两个概念都是可变的，不确定的。而这种非决定论允许男性女性去肯定和实现自身。
由于女权思想的深入人心，人们大都已经认识到，上述性别角色定式是对女性的压迫。在近１００多年间，随着男女平等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女人走出私领域，进入公领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理性和攻击性，努力打破性别角色的思维定式，生活得越来越自由和自信。然而，人们不容易认识到的是，性别角色定式也是对男性的压迫。这种压迫不像对女性的压迫那样直观，而是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施行的。比如，有一位男士，他的个性是感情超过理性的，或者是哺育性超过攻击性的，或者他热衷于私领域，不喜欢公领域的生活方式，或者在公领域中不大成功，那么他所承受的压力就特别大，这就是性别角色定式对男性的压迫，使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而自信地生活。因此，我们应当认识到，性别角色定式是对男女两性的压迫，无论男人女人都应当设法摆脱这种压迫，争取过上自由的生活，使每一人的个性都得到充分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