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以缫丝和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大量雇用女工，她们每天工作时间长达１５小时，而工资微薄。同英国情况相似，女工比例一度比男工比例高。据统计，１８８２年，女工人数占工人总数的７０％左右，随后的几十年间，女工一直占日本工人总数的６０％左右，直到１９２０年，男工才略多于女工。（刘荣，１９８８年） 目前，日本女性的就业模式呈Ｍ型，Ｍ型两端的两个女性就业高峰期，一个是２０岁到２５岁的女性；另一个是中年女性。女性婚前就业，结婚生小孩后退职，孩子长大再去就业。近年来，已婚有孩子的女性外出工作的人数逐年增加。据统计，１９８０年，处于２５岁至２９岁生育高峰期的女性中，有工作的仍占到同龄女性的３７．７％；１９８１年达到５０％。女性职工在日本职工总数中占４０％。在日本，家庭主妇一直被认为是“优雅的职业”，一些年轻女人把婚后当“料理家务、侍候丈夫的专业主妇”作为人生理想。但是这种传统的夫妇分工观念开始转变。近年来，城市里的家庭主妇纷纷走出家门打零工。１９８２年，日本全国打零工的家庭主妇有２８４万，比１９７０年增加了１．２倍，１９８３年上半年又比１９８２年同期增加了２．７％。（蒋道鼎，美国女性开始大规模加入劳动大军是在本世纪初年。那时大约只有２０％的女性外出工作，多为单身女性或寡妇，并有大量外国移民女性成为工厂的廉价劳动力。但是仅在１９００年至１９１０年这１０年间，劳动女性的人数就增加了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男人参战，女性接替了他们的工作。尽管如此，在１９４０年，在家庭之外工作的美国女性还不到女性的四分之一，仅有２．５％的作了母亲的人是职业女性。
然而，战争中女性的成就使美国人改变了他们对女性的传统观念。近年来美国女性就业的比例持续上升，有十分之九的女性毕其一生总有一段时间要参加工作，女性中就业最多的是１８－２４岁和３５－５４岁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有７００万美国女性参加了家庭之外的工作。尽管战后很多女性又重回家庭，可是仍有大量女性继续工作。已婚女性参加工作已变得极为平常。战后时期，美国女性就业人数由１６００万增加到４９００万。到１９８６年，大多数成年女性进入社会就业行列，多为已婚女性。
纵观２０世纪美国的女性就业史，在美国的全部劳动力中，女性劳力的比例在１９００年占１４％；１９５０年占２９％；１９７０年占３８％。１９８５年，美国职业女性总数为５０１０万，占劳动力总数的４４％；从１９７９年起，职业女性的人数就超过了家庭女性，全日工作的成年女性的百分比逐年增加。１９９６年，５９％的白种女人，５９．５％的黑种女人，５２．６％的西班牙裔女人工作。在２５－４４岁之间，７５％的女性工作。
从男女两性中就业人口分别占男女两性总人口的比例看，美国女性就业率为５０％，男性为７７．９％；英国女性４８％，男性７５％；日本女性４６．４％，男性８０．１％；法国女性４４．１％，男性７１．４％；前联邦德国女性３７．６％，男性７０．８％；挪威２５－５４岁的女性有五分之四参加工作。１９９６年，加拿大女性劳动力占女性总数的５７．６％。（Ｎｅ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３）欧洲已婚女性有３５％做有酬工作。在法国，就业女性达９００多万，占劳动适龄女性的４５％；而劳动女性中有６７％是已婚女性。１９７５年，３５岁的女性参加工作的已达５０％；到１９８０年，４５岁的参加工作的女性达６０％。没有工作的３５岁以上的女性有自卑感和不安情绪。（王世军，１９８９年十月革命前，俄国女性的活动大多限于个体家庭经济范围；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１９２８－１９３２年），在国民经济部门就业的女性总人数增加了４００多万——从２４０万增加到６５０万。１９３７年，女性在就业总人数中占３５．４％；１９４０年，女职工共１３１９万，占职工总数的３９％；１９５０年为１９１８万，占职工总数的４７％；１９６０年为２９２５万，占４７％；１９７０年为４５８０万，占５１％；在集体农民中，女性占４７％。据１９８８年统计，女性占劳动力总数的５０．６％。
在东欧国家，女性在总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与男子大致相同，如前东德女性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４９．６％；保加利亚占４９．２％；捷克占４６．５％；匈牙利占４４．９％；波兰占４３．３％；罗马尼亚占３８．２％。从女性就业率看，在匈牙利，未就业的有劳动能力的女性从１９６０年的２５．２％减少到１９８０年的６％；在捷克，未就业的有劳动能力的女性也从１９７５年的７．５％减少到１９８２年的３．１％。
中国近代产业女工诞生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女工约有３５０００人，占当时产业工人总数的３５％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产业女工发展到２３万余人，占全国产业工人 （不含矿工） 的３７％；到１９１９年，全国产业工人有百余万，女工有３５万左右，所占比例不低于３５％。中国虽是一个农业国，但从它微弱的工业刚起步时开始，女性在工人中的比例就比较高，其主要原因是初期中国工业的一个最主要行业是纺织印染业，而这一行业喜用女工。例如，在１９１４年，纺织印染业男工为１２２９７８名；女工有１６５２３４名，数量超过男工。（郑永福，１９９２年自１９４９年后，中国女性兴起了走出家门参加社会生产的热潮。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６年，全国男女职工平均每年递增率为１５％，其中女职工每年递增率为２３．７％。１９５７年，全国有７０％的农村女性参加了农业生产；城市女职工达到３２８．６万人，与１９４９年相比，增加了４．５倍。到１９９２年，城镇女职工人数由１９４９年的６０万人增加到５６００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比例由７．５％提高到３８％。总之，５０年代以来城市女性生活方式的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家庭女性的比例从９０％左右下降到１０％；职业女性的比例则从１０％左右上升到了８０－９０％。根据全国妇联的调查，全国１８－６４岁女性中，９２．５％是在业或曾经在业的。（陶春芳，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０年，中国社会劳动者总数为６．４７亿，其中女性为２．９１亿，占４４．９６％，高于世界３４．５％的比例；农村女性劳动力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一半。１９９２年女性从业人口占女性１５岁以上人口的７２．３３％。
年所做的一项中国女性社会地位调查表明，中国女性的劳动就业代间变化显着，有８７．２％的女性被调查者在业或曾经在业 （指离退休者），这一比例虽然比男性被调查者低９．８个百分点，但比其母亲一代高２０．７个百分点。在４０岁以下的女性被调查者中，有５．２％的人仅仅从事家务劳动，而其母亲一代为２７．５％。调查还表明，女性从事脑力劳动、复杂劳动的比例呈逐渐增加的趋势。（《中国女性报》，１９９１年９月２０日在全世界女性就业热潮当中，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阿拉伯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参加工作比例也很低。例如，沙特阿拉伯只有１％的女性参加工作；伊拉克为５％；叙利亚为１４％；也门为９％。尽管如此，那里女性的就业观念也在起变化。据１９８１年约旦劳工部对１０９１名女高中生的调查，８９．３％的人认为女性参加工作是件好事；当问她们今后是否打算参加工作时，有８１．７％的女生予以肯定的回答，其中有７６％的人已获得了双亲的准许；但是还是有４７．６％的人表示，她们打算婚后再参加工作。（郭隆隆，１９８４年二、就业结构在就业方面，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劣势不仅表现为有酬工作的女性就业率低于男性，而且表现为女性的就业结构不如男性。女性较易进入的行业和获得的工作，许多都是技术水平低、工资水平低及体力劳动繁重的行业和工作。这种不利于女性的性别劳动分工既是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
女性就业结构的模式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国家的模式；另一类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共产党执政国家或前共产党国家的模式。前者女性就业结构较低；后者相比之下略微高一些。但是在这两种模式中，女性都处于劣势。
先看前一种模式。在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国家，由于经济核算精细，就业竞争激烈，又由于女性专业知识少，熟练程度差，选择职业余地有限，许多女性不得不从事简单的服务性劳动。
在英国，轻视女性的传统很强大。据１９８０年的统计，在英国，银行经理、工程师、外科医生、公司经理、空中交通管理人员中，９９％是男性；大学教授的９８％、牙科医生的８３％、儿科医生的８４％是男性。而女性多从事社会地位和工资都较低的职业：女性占护士的９２％；办事员的９９％；办公室清洁工人的９１％；电话接线生的８３％。（席露丝，１９８１年） 女性在服务业中占７９％，从事工业、手工业的占２０％。
在德国，直到１９０８年，女性才被允许在大学里读书，可是在１８９１年，当“女性上大学”的提案第一次列入德国国会议事日程的时候却引起了全体男议员的哄堂大笑。从１９２０年起，德国女性才可以在大学里任教。希特勒一上台就马上取消了女性的大学授课权，同时还规定在大学生中，女学生的比例不得超过１０％。随后直到１９５４年，前联邦德国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女教授，而仅有９名挂着编外教授虚衔的女性在大学里开课。直到最近，大学里男女教员之间的比例仍相距悬殊。１９８３年在柏林自由大学任教的女性只有３名，而男性是５２人；同年，在柏林技术大学里任教的女教师与男教师的比例是２：２４；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１９８４年共有教授７５９６人，其中仅有４１５名女性；汉堡的７８７位教授中，女教授也只有３９人。１９８６年，前联邦德国大学的教职员中女性虽然已占３０％，可是她们在大学的等级中，绝大多数都处于金字塔的底层。薪金最高的Ｃ４级教授中女性只占２．４％；工程系教授中她们仅为１．２％。在学业优良的大学毕业生中，虽然女性占了３７％，但是在选拔为助教的人中她们却仅有１７％，能取得授课权的就更少，只有６．９％。（《编译参考》１９８７年第３期） 据统计，在前联邦德国，女性在服务业中占６５％；在工业和手工业中占２８％。
年，日本女工人数有３１７万人，占女性就业人数的２６％，从事农业的女性是女工的２．８倍；到了１９８０年，女工人数增到１３５４万，占女子就业总人数的６３．２％。日本女性就业大多都是从事从属性工作，重要的工作多由男子担任。（王世军，１９８９年） 女性在医学界中仅占１０％；理科中占４％；工科中还不到总数的１％。
近年来，尽管美国政府机关致力于给男女提供同等就业机会，但女性就业仍明显集中于非技术性、非管理性及工资较低的工种。科学工作者中的这一情况更加突出：美国的女性科学工作者不到１０％。１８６５年成立的美国科学院，直到１９２２年才有女性会员首次入选。最近，被新提名的女性会员的比例逐年上升。１９７７年女性新会员占当年入选总数的６．７％；１９７８年为８．３％。１９８６年，女性会员共有３３人，占总数１２１５人的２．７％。在美国的专科学院里，在博士学位获得者才能担任的４４００名化学系讲师中，女性只有１８８名；物理系男女讲师的比例是４２００：７９。不仅美国女性较少涉足科学工作，在世界范围内，也仅有大约３％的高能物理学家是女性。随着女权运动的高涨，女性的就业结构近年来有了很大改善。在１９７０年，美国的律师和法官里只有５％是女性；而到了１９８６年，在３５岁以下的就业人员中，女性占４５％，律师和法官中有２９％是女性；在管理和专门职业中，大约４１％的劳动力是女性。（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五国就业性别差异比例澳大利亚经理职员加拿大经理职员新西兰经理职员瑞士经理职员美国经理职员女性所占比例（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Ｒｕｎｙａｎ，６４）从上图可以看出，即使在各发达工业国中，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就业结构还是偏低。上图显示女性担任普通职员的比例大大超过作经理的比例：在职员中，女性占到６０－７０％；而在经理中，女性只占３０％或更低，最低的还不到１０％。
在各发达工业国，女性就业结构的一个特点是，她们当中有相当大一个比例的人集中在文职工作即所谓“白领工作”中。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女性在文职方面就业的比例平均为３８％；其中爱尔兰为３１％；丹麦为４６％；意大利的女文职人员达到１００万人，占文职人员总数的４９．３％。在１９８１年，美国就业女性中有６５％的人从事“白领”工作。英国女性的工作也大都集中在办公室和其他服务部门。
第二种模式是共产党执政和曾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这类国家女性就业的特点不仅是就业比例较第一种模式为高，而且就业结构也比第一种模式优越——主要表现在科教文卫和管理人员中女性比例较高。
根据１９８５年的统计，前苏联的女性就业率居世界之首。在商业和公共饮食部门，女职工占职工总数的８２％；在教育部门占５７％；在文化领域占７４％；在集体农庄占４５％；在轻工业、食品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占４２％；在化工和石油部门占４８％。从１９６２年到１９７９年，从事脑力劳动的女性从１．８％上升为３５％。虽然女性人数增加较快的还是那些比较适合女性的劳动，如轻工、食品、服务和卫生行业，但是女性人数增长最快的，则是与科学技术革命和城市发展有密切关系的经济部门和职业，如机器制造、化学、电机工程等。在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的专家中，有６０％以上是女性，她们在下列职业中的比重分别是：在自动操纵的仪器上工作的女性占４０％；在工程师中占５８％；农艺师、畜牧工作者和兽医中占４３％；医生中占６７％；经济工作者中占８７％；会计员中占８９％；中小学教师中占７３％；文化工作者中占７５％。
年代以来，前苏联的女科学工作者从１２８７００人增加到５８５２００人，占科学工作者总数的４０％；其中女科学博士从１９６０年的１１００人增至１９８４年的５８００人，占科学博士总数的１４％；女科学副博士从２８８００人增至１２６１００人，占副博士总数的２８％；女科学院院士、通讯院士、教授从７００人增至３４００人，女副教授从６２００人增至３１６００人；一级女科学研究员和助教从１３６００人增至１８１００人。
在前苏联，有５０多万名女性担任企业、组织和机关的领导，近１００万女性负责车间、工段科室和下属部门的工作。１９７３年，在工业部门任企业领导人的女性占同级领导人的９％；任企业领导副职、高级工程师、高级专家的女性占１０％；女性任车间主任、班长、工段长及其副职的占１６％。１９８３年，女性任企业和联合企业领导人的占１１％；任副职的占８％；任高级工程师及副职的占９％；任车间主任及副职的占１２％。
但是不可否认，尽管前苏联女性的就业结构较西方国家为高，但并没有达到男女平等的目标，女性还是相对集中在不需要专门训练的职业，例如，女性在仓库保管员、过磅员、接纳员、资料员中占４７％；在检验员、商品审核员、选种工人中占８８％；在全部女性职工中，有２０％在公用事业、总务和生活部门工作；在卫生保健部门大部分是初级医务人员。总的看来，三分之二的女性从事的工作属于技术性较低的工作，只有４％的女性从事技术性较高的工作。
在前东德，有４７０万女性在职或就学。１９８４年，从事农业的女职工有８８％接受过专业培训。女职工在熟练工中占二分之一；在校长中占三分之一。
古巴女性在文职人员中占３５．７％。
世纪上半叶，中国女性就业不仅比例很低，而且就业结构不高。例如，据１９３１年江苏省民政厅的调查，该省教员中的女性占教员总数的５．１％；公务员中女性仅占１．０６％；律师中女性占０．２８％；工程师中女性占０．３７％；会计师中女性占１２．７１％；医生中女性占３．１６％；邮电员中女性占１．９７％。另据１９４５年对重庆１９个政府机关统计，女职员仅占职员总数的４．６％；而且职业女性大都职位低，工资少；不少机关、单位明文规定，不收已婚女性。
年以后，大多数女性进入就业行列，中国女性的就业结构也采取了苏联东欧模式，因此与发达国家的女性就业模式相比较为优越。这一点主要表现在科教文卫和女干部比例方面。
年，中国有女科技人员８０９．７万人，占科技人员总数的３５％。这一比例高于发达工业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女科技人员在科技人员中所占比例在美国是１２．２％；日本是１２．５％。尽管如此，我国的这一比例还是略低于苏东国家：前苏联女专业技术人员占５４．１％；波兰占４４．２％；匈牙利占４１．４％。在大学工科毕业生中女性比例为：英国１０％；美国１５％；中国２７％。在专业工程师人数中女性比例为：英国５％；美国６－７％；中国１９％。女院士 （学部委员） 在院士总数中所占比例是：日本０；澳大利亚２．３％；英国２．９％；加拿大３．２％；法国３．２％；丹麦４％；美国４．１％；中国４．８％。
年，中国各级各类学校中女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例为３０％至４４．５％。具体说，高等院校为２９．９％；中等技术学校为４０．４％；中等师范学校为３６．８％；普通中学为３３．３％；职业中学为３３．５％；小学为４４．５％。中国教育界有高级职称的女性比例比大多数西方国家要高。女正副教授占正副教授总人数的比例是：英国３％；德国５％；法国９％；美国１０％。而在中国，１９９２年，高等院校有女性教授０．２万人，占教授总数的１１％；副教授１．８万人占副教授总数的２１％；讲师４．７万人占讲师总数的３０％。
年，中国有妇幼卫生专业技术人员２２７万人，占全部医务人员总数的５５％。
年中国的女干部人数为１００４万人，占干部总数的３０．２６％，比５０年代初期增长２６倍；１９９３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女性占３２．４４％。全国有女司法人员７万多人，占总数的２０％；１９９２年，全国有女法官２１０１２名，女律师４５１２名。
通过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资料，可以从行业和职业两个方面看出中国女性就业结构的如下特点：
中国各行业门类人口数及两性比例行业门类 合计 男性 比例（％） 女性 比例全部农林牧渔水利业工业地质普查和勘探业建筑业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商业、公共饮食业、物质供销和仓储业房地产管理、公用事业居民服务和咨询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事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事业金融保险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其他行业（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１９９３年）上表显示，女性比例最低的行业依次为：第一、建筑业；第二、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第三、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女性比例最高的行业依次为：第一、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 （女性比例超过男性）；第二、农林牧渔水利业；第三，商业、公共饮食业、物质供销和仓储业。其他各行业的情况都是女性比例略低于男性比例。
中国各职业大类人口数及两性比例职业 合计 男性 比例（％） 女性 比例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工作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农林牧渔劳动者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不便分类的劳动者（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１９９３年）上表显示，女性比例最低的职业依次是：第一，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第二，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女性比例最高的职业有：第一，服务性工作人员；第二，农林牧渔劳动者。
职业分布比行业分布更清楚地显示出，尽管中国女性在科教文卫方面的比例大大高于西方国家，总的看来，女性的就业结构与男性相比仍然偏低。
这一点首先表现在农业中女劳动力比例很高。在中国北方农村，大多数女性传统上是不下田种地的，５０年代起，才有大批女性参加农业生产。到１９５３年，全国有５０－６０％的女性参加农业生产；１９５７年达到６０－７０％，女性的劳动工分占工分总数２５％。《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七年内每个农村女性全劳动力每年至少工作１２０个工作日。”在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９０％以上的农村女性被动员出来参加生产，女性的平均劳动日为２５０个左右，相当于男劳力的四分之三。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间，农村女性的年均劳动日约为１８０－２００个；１９６６－１９７８年约为２００－２５０个。（高小贤，１９９３年目前，在农林牧渔水利业劳动者中，女性劳动力占半数以上；产棉区的棉田管理大部分由女性承担。在１４００万农村商业服务业个体从业人员中，女性约占三分之一。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从商农民中女性约占二分之一。在农业生产总值中，农村女性创造的产值占５０％至６０％。９０年代初，在菜篮子工程中，蔬菜、蛋、肉类的生产，８０－９０％是由女劳力承担。全国专业户中有三分之一是以女性为主的。
另一种观察方法是看劳动力在三类产业中的分布情况，各国女性劳动力１９８０年在三类产业中的分布可参见下表。
中美日三国女性就业结构国别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中国美国日本西德苏联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郑桂珍等，１９８７年）据统计，我国一、二、三产业在业人口性别比分别为１１６：１６５：１８８。（金一虹，１９９２年）从女性在三类产业中分布的情况，可以看出如下规律：在美日德这样的发达国家中，女性在三类产业中的分布以第三产业为最多，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为最少；而在中国，情况完全相反：第一产业最多，第二产业次之，第三产业最少；前苏联的模式已接近发达国家，但女性在第二产业的就业比例略微超过了第三产业；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模式则比较接近中国模式：女性就业的最大比例还是集中在第一产业，但不同的是，女性在第三产业工作的比例大大超过中国。
这就是说，离农林牧渔这类第一产业越远的产业，男性所占比重越大。而女性的职业构成较男性低，就表现在对体力要求较高的农林牧渔水利劳动者中，集中了近８０％的女性在业人口。农村女性从事简单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多；从事复杂劳动和技术性劳动的少。从全国范围看，就业女性有８３％是体力劳动者。
其次，女性职业地位低还表现在同一行业中，女性职称较低。在男女科技人员的比例为２．１比１的情况下，相当于工程师、助理研究员职称的男女比例为４．４比１；高级职称以上的男女比例为７．６比１。我国的女科技人员虽然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但是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女性比例仅为１３．３％。新近增选后的中国科学院的５１１名学部委员中，女学部委员有２５名，占总数的４．８％。
第三，女性就业结构较低的一个具有中国特点的现象是，党政机关决策职位和办事人员中女性所占比例较低。尽管如前所述在世界范围内，决策职位中女性比例低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在第一种模式即市场经济为主的国家的就业模式中，女性在一般文职人员中所占比例颇大，而在中国机关的一般办事人员中，女性比例却相当低。
中美日三国女性在各职业中所占比例国别 工人 农民 商业人员 服务人员 办事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各级负责人中国美国日本（熊振南，１９８５年）从上表对中美日三国女性就业结构的比较中显示出以下几种特征：第一，女性就业非常集中、甚至超过男性的职业有办事人员和服务人员，但是其中中国的比例低于美日两国；第二，女性就业比较集中、接近劳动力半数的职业有专业技术人员、商业人员与农民，但是其中美国女农民是个例外，比例较低；第三，三国程度虽有不同，但在工人中女性的比例都比较低，其中美国最低，中国最高，日本居中；第四，将女性在各级负责人中所占比例与其他职业相比，所占比例是最低的，三国比较，美国最高，日本最低，中国居中。
性别的职业分隔又称劳动市场的男女分化现象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虽然由于文化的差异，这种职业分隔呈现出不尽相同的模式，但是某些职业从文化上甚至从法律上被规定为某种性别的工作这一现象普遍存在。根据西方工业国的统计，在５０４种职业中，２７５种有性别集中（行业中８０％以上的人属于同一种性别）的情况，相比之下，男性职业总是比女性职业报酬高。（Ｆｒｅｎｃｈ， ４０）男性为主的职业一般地位较高，工资较高，如行政、管理、专业专家、蓝领熟练工；女性为主的职业则地位低，工资低，如秘书、家务、教师、护士、售货员等。女性的职业又常常是兼职性质的工作：权威较少，低工资，低声誉。如护理，教育，社会工作，图书馆工作。在西方国家，据统计，女性集中在低报酬的职业。其中三分之一为秘书，其他如卫生、教育、家庭服务、饮食行业。在美国，１９９６年，女性在外科医生中占２６％，牙医１４％，律师３２％，法官２９％，工程师６％。（Ｋｏｕｒａｎｙ， ｅｔ ａｌ．， １６５）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既有个人原因（女性选择做兼职工作而非全职工作），也有性别歧视的原因。
性别歧视主要表现在缺乏平等的工作机会，原因在于女性的工作总是习惯性地被限定在传统角色的领域中，是传统角色的延伸，例如健康、教育、食品、成衣业、商店助理、清洁工等。照料人的工作：包括有酬和无酬的工作：护士，社会工作者，幼儿教师，照料孩子的人，包括母亲。女性多做无酬工作：农业，家务，志愿工作。女性很难进入传统属于男性的领域。例如女性在政府单位主管中仅占３％；在法官中仅占４％；在管理层中占１１％；在基层工作中却占到７０％。（Ｗａｔｋｉｎｓ， １６８）有人将这种工作分工形象地概括为：女性干活，男性管理。在孟加拉国，管理人员中女性只占１％。在美国，公司最高管理人员中女人只占０．５％。ＣＥＯ之下的５种最高职位，女性占３％（资料取自美国１０００强公司统计资料）。（Ｆｒｅｎｃｈ， ３９）女性在职业技术行业所占比例（每１００男性之女性数）哈萨克斯坦菲律宾丹麦芬兰波兰牙买加斯洛伐克巴西挪威保加利亚加拿大瑞典波多黎各智利巴拿马美国意大利中国英国日本法国印度尼西亚瑞士卢旺达孟加拉国印度沙特阿拉伯安哥拉（Ｎｅ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５２６）从上表可以看出一个大致的规律，其中有两大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是经济的发达程度——发达国家的女性在职业技术行业所占比例高于不发达国家的女性在职业技术行业所占比例；另一个是文化因素——像日本和法国这样的国家，虽然经济发达程度很高，但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影响，女性就业结构还不如中国这样的欠发达国家。
在就业结构问题上，还有一个女性升迁较男性更难的情况。西方有四种以女性为主的行业：护士，图书管理员，小学教师，社会工作。在这些以女性为主的行业中，一旦男性进入可以得到很大的优势，进入领导层。然而，女性的升迁却常常会遇到所谓玻璃天花板（ｇｌａｓｓ ｃｅｉｌｉｎｇ）问题：从规定上似乎男女平等，但是女性的升迁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虽然女性的提拔和升迁权利从各种法规中得到了保障，没有人敢公然歧视女性，但是女性的工资和地位起点低，升迁慢，与男性相比，结果总是使女性留在较低的地位。
由于社会的性别观念总是习惯于把女性当作母亲、妻子和性对象，忽视女性的工作能力、管理能力和领导能力，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女性被提升、受培训的机会。这是一种从社会对女性的传统看法上衍生出来的微妙的歧视。男权制对这种不公正现象所做的解释是：女性得不到升迁是因为人们不愿意在女老板底下工作，女性自己也不喜欢当领导，她们不能也不愿意负责任，她们过于感情用事，无法做管理工作。
男权制为劳动分工领域的歧视所做的辩护还有：女性是辅助职工，她的收入是家庭的第二位收入。她并不真需要这收入，女性对工作不在意，不投入，总是要依靠男性。其实，工作女性中２３％是单身女性，１９％是寡居、离婚、分居女性。她们的收入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Ｋｏｕｒａｎｙ， ｅｔ ａｌ．， １６８）在支撑家庭经济上，５５％的工作女性挣到家用的一半以上；４８％的工作女性即使不需要收入补贴家用仍愿工作；２１％的男性愿意在家；对于２７％的男性和２６％的女性来说，在家时间使他们感觉像成功人士。（Ｗｏｏｄ， ２６６）就业结构的高与低除了按性别划分等级，还有其他划分等级的因素，例如在美国有种族因素：第一等级是白种男性，第二等级是白种女性和黑种男性，第三等级是黑种女性。在中国有城乡因素：第一等级是城市男性，第二等级是城市女性和农村男性，第三等级是农村女性。
三、工资与收入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女工的工资少得可怜。纺织女工每星期只能挣八、九先令，比男工要少一半，甚至少三分之二。挑花边女工每周只有三先令至三先令六便士。背煤女工只有四先令；拉煤车的女工也只能挣到七先令。（庄解忧，１９８２年年３月５日《商务官报》刊登美国绢业协会对各国织造女工的日劳动时间和日工资同男工工资作了对比，结果表明，女工的工资大约只相当于男工的三分之二，详见下表。
各国男女织工工资比较国别 日工时（小时 男工日工资（元） 女工日工资 元美 国法国和瑞士意大利日 本中 国（郑永福，１９９２年）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早期女工工资普遍低于男工，例如，上世纪末，一般男工的日工资在一角五分到两角，熟练的男工工头可达二角八分；而女工的日工资一般仅在一角至一角六分之间。纱厂和火柴厂女工的日工资更低，一般在五分钱左右。（郑永福，１９９２年据国际劳工组织１９８３年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近２０年来，尽管西方女性在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在北美洲已从２４．２％增至３３．７％；在欧洲从２９．３％增至３２．２％，但是她们的收入却比在同一部门工作的男人低一半。在低工资档次，女性所占比例要比男性高三到四倍。女性大多从事非熟练、简单和笨重的工作，而且很少有终身职业。
在发达工业国家，女性就业者的收入普遍低于男性。在１９８１年，各发达国家以男子工资为１００的女性工资数如下：澳大利亚９４；法国８８；瑞典８７；意大利８６；丹麦８５；荷兰７７；奥地利７４；联邦德国７３；比利时７２；英国７０；瑞士６８；美国６５；卢森堡６４；日本５３。在发达国家中，日本是男女工资差别最大的国家。１９６０年，女工的工资只相当于男工工资的４２．８％；此后虽逐年增加，但是在１９８０年也不过是男工的５０．８％。美国女性的平均工资一度只有男子的６０％，而且谋职的时间较短，婚后大多数被解雇；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薪金也只占男人的６３％。在教育、经验、训练、对工作的投入方面，说女性不如男性没有依据。但是女性的投资回报比男性低，同是大学毕业，女性的工资是男性７０％。在美国，男性在女性行业中比平均工资多１２００美元一年；女性在男性行业中比平均工资少２４００美元一年。男性计算机专家比女性专家多挣３７１４美元一年。（Ｋｏｕｒａｎｙ， ｅｔ ａｌ．， １６５－１６７）在西方各主要工业国家，女性工资平均比相同工种男性的劳动工资低３０－４０％，即仅为男性工资的三分之二，曾是两性收入差距的一幅基本图景。
一些发达工业国家为了缩小两性收入差别，制定了同工同酬法规。例如，英国在１９７０年制定“同酬法”；１９７５年制定“反性别歧视法”，并设有“就业机会平等委员会”。由于女性运动以同工同酬为目标的不断努力，各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情况有所改善。
在美国，男女就业者收入差别在缩小。女性在与男性相同或类似的工作中，所得报酬是男性的７５％。在１５年前，女性的平均工资是男性平均工资的５９％。（Ｆｒｅｎｃｈ， ４０）据统计，一年内全日工作的中等收入的男女比率为：１９３９年女性收入占男性收入的５８％；５０年代中期上升到６４％；６０年代中期降到５８％；自６０年代中期到１９８１年，这一比率又有下降；从１９８１年开始，这一比率有所上升，１９８５年达到６４％；１９８６年达到６９％。（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１９８８年）目前，全职工作的女性所挣的工资为男性的７６％：其中白种女性为男性的６７％；黑种女性为男性的８２％；西班牙裔女性为男性的６０％。（Ｋｏｕｒａｎｙ， ｅｔ ａｌ．， １６４）美国女性工作收入的改善表现在以下方面：１９８１年，有６００万美国女性的收入超过丈夫。在这些收入超过丈夫的女性中，有四分之一受过四年以上的高等教育，并有３８％的人比丈夫的教育程度高。美国女性一年挣的钱约为５０００亿美元，几乎是全国工资和个体营业者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全年全日工作的女性收入占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很多单身女子成为房产的主人。１９８３年，美国出售的每４套新公寓中，有将近一套是她们购买的。
在６０年代的法国，男女同工同酬还是幻想，如今已成现实。男女之间的工资差别已经从１９７９年的４７％下降到１９８８年的３％。
前苏联男女两性的收入差别与西方国家相比较小，但是男高女低的格局相似。在前苏联，７０年代末，女工的月平均工资为１００－１２０卢布，男工为１４０－１７０卢布。７５％的家庭中男人挣钱比女人多，只有５％的家庭女人比男人挣钱多。据前苏联工业部门的统计，女工的平均工资低于男工：１９８８年１月，月工资在１５０卢布的男性为１６％，而女性为４３％；月工资在２００至３００卢布的男性为３５％，女性为１４．５％；月工资在３００卢布以上的男性为１１％，而女性仅为２％。
在东欧各国，绝大多数女性在教育、卫生、服务行业、轻工业特别是纺织行业工作，这些领域的工资平均比男子工资低三分之一。在捷克全日制工作女性的平均工资是男子的６７％；波兰是６６．５％；匈牙利 （国营企业） 为７２．５％。
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低工资、高就业和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但由于男性就业结构高于女性，男女收入还是有差距的。据１９９０年调查，城市男女职工平均月收入分别为１９３．１５元和１４９．６０元，女性的平均收入是男性收入的７７．４％；农村男女年平均收入分别为１５１８元和１２３５元，女性年均收入是男性的８１．４％。农村女性年均收入在一万元以上的人数占女性总数的１．２％，男性的这一比例也是１．２％。这表明，在农村率先富裕起来的人群中，男女收入差距已不明显。
男女两性工作报酬的不平等还表现在女性职工福利少，培训机会少，升迁机会少的问题；女性在工作场所频繁遭遇性骚扰的问题；缺少托儿设施的问题；妻子、工人、母亲多重角色压力问题；女性休闲时间少的问题——５５％的白领女性、５０％的蓝领女性抱怨休闲时间少。（Ｋｏｕｒａｎｙ， ｅｔ ａｌ．， １６４）在两性工资差异方面，除了同工不同酬和就业结构造成的差异以外，还有一种公开的性别歧视模式，多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例如，有些第三世界国家竟然规定，工资按性别划分，女性一律拿男子工资的５０％，甚至２５％。在南非，女教师的法定工资比男同事少１０％；法律甚至规定，在纺织业工作的男性和女性的工资差别可达２０％。由此可见，争取法律上的男女同工同酬是争取两性收入平等的第一步，而这一步尚未在全世界范围内完成；待这一目标实现后，还要争取两性在就业结构上的平等，才能最终实现两性收入平等的目标。虽然在工作报酬方面的性别歧视因不同国家和不同职业而有不同，但是女性到处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离真正的平等还相差很远。
四、关于女性回家问题正在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国家中的女性就业热潮方兴未艾之时，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中所实行的改革却引发了关于“女性回归家庭”的讨论。这是因为，在低工资、高就业政策实行多年后，女性大量普遍就业的态势业已形成；但是在各用人单位开始实行较计划经济时期严格精细得多的经济核算以后，女性的一些弱点就开始显露出来，并由此导致了有关女性回家的讨论。主张女性回家的一派认为，对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破坏和改变造成了女性的男性化、就业机会不足和两性关系的紧张，如果让女人回到家庭中去，似乎既可解决就业机会紧张的问题，也可以恢复传统的性别分工秩序。反对女性回家的一派则指出，女性参加社会劳动其实已成不可逆转之势，许多女性并非仅仅因为经济需要才出来工作，而是因为家庭之外的工作和事业已经成为她们的生活方式，成为她们的一部分“自我”，要剥夺她们的这部分“自我”，既不可能，也不公正。
与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发达国家的高工资低就业不同，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大多实行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生产成本核算不精细，收益与生产脱节，福利制度超前等原因，女性的就业一向并没有遇到过太大的问题，换言之，性别在就业问题上是一个可以被忽略的因素。但是中国实行改革政策后，市场经济比重加大，女性就业渐成问题。
女性遭遇的就业困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已就业者下岗；二是寻找就业者遇到不公平待遇，遭到拒绝或刁难。
先看女职工下岗问题。据统计，在改革实行优化劳动组合的措施之后，被编余的富余劳力中，女职工占多数。全国总工会女工工作委员会对１１个省市 （北京、辽宁、黑龙江、河北、甘肃、宁夏、湖北、四川、江苏、广西、广东） １０个行业 （机械冶金、石油化工、水利电力、交通运输、金融保险、商业、纺织、邮电、电子） 的６６０个企业 （包括国营、集体企业） 的６６０位企业领导和１５０００名在职职工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这些企业共有编余职工２７１００人，其中女性占６４％；根据现有职工人数和实际需要人数测算，这些企业还存在大批富余劳力，其中女性占６２．５％，约占６６０个企业女职工总数的２１％。（全国总工会女工工作委员会，１９８８年据辽宁省预测，全省共有６０万富余人员，其中７０％是女工，她们将面临着被编余的可能；据黑龙江省３５个企业的统计，被编余下来的女职工达编余人员的７９．７％；据济南市调查，在劳动优化组合中，７０－８０％是女职工被定为“编外人员”；鞍山市６０家小型工商企业的优化组合中，编余女工占８０％，其中孕妇和哺乳期女性占５０％；北京市某无线电厂，在１０７名下岗职工中，有９５名是女性，占下岗人员的８７％；北京市公共汽车四场某路车队男女职工各半，但在４０名下岗职工中有３５名是女职工，占８７．５％；北京西城区某公司５２０名下岗职工中有３００名是女职工，占５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