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女性性高潮的认识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早年，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就是将女性的性快感划分为阴蒂快感与阴道快感。前者是不成熟的表现；后者才是女性在性方面成熟的标志。弗洛伊德的后继者中还有人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演绎：女性从前青春期到青春期的一个主要课程是学习从阴蒂高潮转向阴道高潮，这种转变象征着从主动性到被动性的转变。阴蒂高潮象征主动，这是作一个真正女性化的女人应当抛去的男性成分。
对这一理论的第一次否定是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通过仪器发现手淫和性交得到的性高潮是同一种生理反应过程时完成的，那时，几乎没有人还相信弗洛伊德式的两种高潮的区分了。
然而，由于佩里和惠普尔于１９８１年提出“Ｇ点”理论，人类对女性性高潮的认识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他们二人继续了欧内斯特？格拉芬伯格的工作，得出如下结论：阴道前壁存在着一个性高度敏感区域，该区被他们称为格拉芬伯格区或Ｇ点，它由像阴茎和阴蒂一样的勃起组织构成，在高潮时能像男性高潮射精一样射出化学成分相同的分泌物。Ｇ点的发现重新肯定了阴蒂高潮与阴道高潮的划分。但是，他们的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他们并不认为两种高潮中哪种更优越、更成熟，反而认为它说明女性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性快感。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提出，仅有不到１０％的女性存在阴道前壁敏感区即Ｇ点。
在男女两性的性差异问题上，一个着名的也是最遭女性主义诟病的理论是阴茎嫉妒理论。阴茎嫉妒理论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中的一个主要理论。它的观点是，女性在幼年期发现自己没有阴茎，于是对男性的阴茎产生嫉妒心理，而这种心理在女性主体的形成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阴茎嫉妒力量实际上是在暗示：女性所拥有的只是一个“缺失”、“萎缩”和“衰退”的性器官，只有阴茎才是唯一有价值的性器官。女性虽然有一个阴蒂，但是它远远不能同高贵的阴茎相比，甚至也比不上她身上洞型的管道——它在性交中接纳和抚摩阴茎，对于女性来说，阴蒂是一个非法的或男性气质的器官，它转向自身，自我接纳。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假设，阴蒂快感不可能是成熟女性的自然的方式，要想达到成熟境界，必须从阴蒂快感过渡到阴道快感。而这在生理上不可能做到（因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实验室研究业已证明，这两种快感实际上是同一种快感。即使按照格拉芬伯格的发现，也只有少数女性才能够区分两种快感），致使许多女性有挫折感和沮丧感。更重要的是，如今女性必须要靠男性插入才能获得快感的神话已经被否定掉了，女性现在在性上可以不依靠男性而独立了。于是，女性主义对阴道快感的神话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既然女性可以选择其他形式的快乐，男性对于女性的性快感还是必不可少的吗？在西方，许多世纪以来，人们都把性快感看成不道德的、堕落的、邪恶的或者不正常的体验。中世纪教会的性观念主宰欧洲时，强调男子射精时间越短越好，以防止女性获得性高潮。为了打破这种观念，西方学者常常引用中国古文化中关于女性性高潮的观点作为对比。中国有关的古籍上主张，对于男人来说，理想的状况是尽量延长性交时间，男人在性交过程中所吸收的阴的本质的多少视性交时间长短而定；男人还必须成功地激起女方的性高潮，使其发挥出最大限度的性能力。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有一个独特的观念，即认为女方的性高潮对于其自身和男方都是同等重要的。中国古代的性文化虽然在近现代有所改变，但这种文化的底蕴还深藏于社会的心理之中。
直到金西调查的发表和马斯特斯与约翰逊采用先进手段对性快感所做的科学研究完成之后，才彻底地改变了西方人对女性性高潮的否定态度，人们才最终接受了性快感是自然的、重要的人类生理机能的观点。即使如此，根据金西调查，在美国，还是约有１０％的女性从未达到过性高潮；在婚后第一年中，约７５％的妻子至少达到过一次；到结婚约２０年以后，性高潮累计发生率达到９０％。
不幸的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高潮恐惧症”之后，人们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性快感是正当的”观点到了这些人那里，竟然变成了凡性交必须使自身及性关系的对方得到快感。男人以为，他们每逢与女人性交，都必须使对方达到性高潮；女人们则以为，如果她们不能每次都有高潮体验，她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为此，性学专家康诺利提出了“高潮强迫症”这一概念，他认为，人们对性高潮近似强迫症似的追求，是一种异化的表现。人们总是焦虑地强调要获得性高潮，强调满足对方。男人往往郑重其事地问女人，她“达到高潮”没有？她有没有“大快感”？要不便是用某些委婉的话来问女方满意没有。而波伏瓦等人都曾指出，在这种时候，这类话是女性最不愿意被问到的问题。
根据一项近期的调查，中国女性中竟然有２６％不知道性高潮是怎么回事，近８０％不知道阴蒂在哪里。这真是令人大跌眼镜。与西方女性中只有１０％从未经历过性高潮的情形相比，地域与文化的差异竟然能够造成如此巨大的差异，真不可思议。比起已经超越了性快感的享受，进而受到“高潮强迫症”困扰的西方女性，我们社会中的女性简直就像生活在原始部落中的人们那么古朴。在不知快感的情况下，许多中国女人居然就那样忍受着毫无乐趣可言的性事，为男人服务，还生了数以十亿计的孩子，真是太难为这些女性了。
如果用福柯的“凝视”意象来分析，西方女性在获取快感方面更能感到社会凝视的压力，而中国社会的“凝视”目光还没有转向这个方面——这决不是说中国社会的“凝视”范围窄些或程度差些，只是说它的凝视贯注在其他方面，如非婚性关系，各种“变态”的性活动等方面。弗洛伊德也曾注意到，在对待性高潮的态度上的确存在着文化的差别：在某些社会里，女性的性生活比西方社会要单纯。只要她的情人或丈夫乐于与她行房，她便心满意足；她从不担心自己是否性冷感 （ｆｒｉｇｉｄ） 或能否到达高潮，很可能她从不知高潮为何物。但在西方社会中，男子必须使女子能经历所谓“高潮体验”，才敢相信自己算个男子汉；女方则不但必须使男方经历高潮，以证明他是个男子汉；她还需要自己拥有这种经验，来证明自己是个女人。否则就要担心自己患上了性冷淡的毛病。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国门的开放，西方文化的涌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触到西方文化中对性快感的看法。我想，它对中国女性对性快感的想法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应当既反对“高潮恐惧症”，又避免“高潮强迫症”，使广大的中国女性能够享受到健康、美好的性生活。
四、女性主义的性政治跨文化研究表明，一个社会女性的权力与男性的权力越接近，女性就享有越多的性自由；一个社会中女性权力越小，她们的性行为越受到禁制。因此，女性的性自由是女性权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女性主义性政治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扩大女性的性自由权利。女性主义的性政治经历了一个从反性到性自由的过程，其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以女同性恋作为取代异性恋的政治实践的阶段。也可以这样说，在女性主义性政治中，存在着这样几种政治力量，一种是反性派女性主义，另一种是性自由派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是一个特例，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个特殊政治群体。
在世界历史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女权意识的高涨，女性的性权利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但是，即使在女性主义内部，对于性问题的看法也不是一致的。虽然都是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来改变男女不平等的性规范，但是这种改变一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反动的方式；另一种是进步的方式。反动的方式是用规范男性的欲望、提倡男性的纯洁的方法来改变男女不平等的性状况；进步的方式则是通过为女性赋权来解决男女性权利不平等的问题。这种两种方式、两种主张一直处于不断的论争当中。女性主义的性政治也始终分为反动与进步、反性与性自由的两派。
早在上个世纪，女性主义刚刚兴起时，运动的骨干分子，那些中产阶级的白种女性就集合在“纯洁社会”的旗帜下，提出了两个要求，一个是女性自治和选举权，另一个是要求男性控制自己的性行为，像女性一样保持纯洁。她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女人投票，男人贞洁。”（Ｊａｃｋｓｏｎ，ｉｎ Ｃｏｖｅｎｅｙ，ｅｔ ａｌ，２２） 在１９世纪末，英国女性主义者霍普金斯 （Ｈｏｐｋｉｎｓ） 活跃于白十字军的活动中，该会会员的义务包括：第一，尊重女性，尽力保护她们不受罪恶的侵害；第二，尽力避免粗俗的用语和玩笑；第三，在维护贞洁法律方面坚持男女平等；第四，在同伴中广为传播上述原则，帮助年轻的兄弟；第五，尽一切可能实现“保持自己的纯洁”的要求。（Ｊｅｆｆｒｅｙｓ，ｉｎ Ｃｏｖｅｎｅｙ，ｅｔ ａｌ，在１９世纪后半叶的所谓纯洁社会运动中，女性团体和宗教界人士联合起来反对卖淫，反对社会不道德现象，尤其反对仅仅要求女性贞洁却容忍男性到妓女那里满足他们的淫欲的男女双重标准。禁娼运动打出的旗帜是“社会卫生”，运动的一个后果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卖淫成为非法行为。但这一非法化的后果是卖淫活动的分散化，转入地下，与集团犯罪合流。１９世纪的社会纯洁派女性主义者以保护妇女的名义阻止女性卖淫，指责女性的性开放和自慰行为是罪恶，目的是鼓励女性接受由传统异性恋婚姻来定义的社会角色。这就是女性主义反对卖淫、淫秽品和同性恋的历史渊源。从反对男性罪恶的立场出发，这种取缔运动播下了反对所有性越轨行为的种子。
在当代西方社会中，女性主义反性派的主张已经从要求男性贞洁演变为彻底反对一切性行为。反性女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德沃金 （Ａｎｄｒｅａ Ｄｗｏｒｋｉｎ），麦金农 （Ｃａｔｈａｒｉｎｅ 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 和英国的杰弗瑞斯 （Ｓｈｅｉｌａ Ｊｅｆｆｒｅｙｓ）。她们的理论框架是保守主义的性观念，强调以男性处于统治地位的性关系对女性的威胁。由于她们把异性恋的性行为视为男性统治的生理基础，所以认为要反对男性统治就要反对性行为。
反性派女性主义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两性之间的性关系本身。
德沃金明确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异性性交本身就是对女性的奴役、贬低、玷污和压迫。她声称，“如果人类的目标是普遍的和平，那么结束性交将是一个基本的完全符合逻辑的步骤。”她还公开承认，“我就是拒绝说我不反性。”德沃金１９９２年１１月在伦敦对《晚报》记者说：“事实就是女人并不那么喜欢性交。性高潮的稀少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以为自己喜欢性，就像有些奴隶以为自己喜欢摘棉花一样。”（转引自Ｇｒａｎｔ，）反性派女性主义者杰弗瑞斯则提出了一个旗帜鲜明的口号：“从所有未经邀请的男性接触中解放出来。”（Ｊｅｆｆｒｅｙｓ，ｉｎ Ｃｏｖｅｎｅｙ，ｅｔ ａｌ，２２） 在《反对快感》一书中，杰弗瑞斯说：“异性恋就是使男性优越的社会得以形成的体制，因此它必须被废除。”她斥责那些屈服于对男性的欲望的女性，说她们的倾向是男权思想的回潮。杰弗瑞斯将异性恋与其性别基础相分离，置于另一种两分结构中，即两性权力区别的结构中。她认为，“异性恋欲望是性感化的权力差异……它起源于男女两性的权力关系，即使在同性关系中也可以存在。”（转引自Ｗｉｌｔｏｎ，ｉｎ Ａｄｋｉｎｓ，ｅｔ ａｌ，）麦金农在谈到那些认为自己可以同男性建立平等性关系的女性时说：“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为你高兴；接下来的反应是，你可能有没看明白的地方；我最后的反应是，再等等看。真实的情况是，男人和女人是在两性不平等的情况下经历性行为的。在观察了我的许多朋友之后，我得出结论，平均来说，男女双方一般只有两个星期的平等。”（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ｉｎ Ｓｔａｎｔｏｎ，）反性派女性主义者认为，异性恋性关系本身就是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女性是受压迫的阶级，这一压迫是通过性统治和性控制实现的。男性对女性的性统治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实现的。直接方式是指通过强奸及其他明显的性强迫方式；间接方式是指女性被教育成把自己身体的性殖民化当作性快感来对待。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还拥有一种其他压迫机制所没有的“合法性”，那就是以男性的性本质作为社会控制的力量。它的表现形式包括强奸，性谋杀，在街道上、家庭中和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对儿童的性虐待 （其中９０％是女童），打淫秽电话等。女性不断受到男性性暴力的威胁，不断被提醒她们所处的低下地位，不断因为是女性而受到惩罚。性暴力表明，统治、贬低、羞辱女性的欲望只不过是天生的正常男性性本质的极端形式而已。这些正常的男性性本质包括暴力，攻击性，阴茎中心，性与爱的分离，女性的客体化，恋物倾向，不可控制的性冲动等等。（Ｃｏｖｅｎｅｙ，ｅｔ ａｌ，反性派女性主义就是这样将两性间的性行为定义为男性权力的实践。反性派女性主义活动家用这种观点向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挑战。这就是她们对性暴力和淫秽色情品的分析的基调，也是她们对男性的性定义和性结构所做的基本分析。
反性派女性主义的第二个攻击目标是性的商业化。在西方，女性参与性工业的方式可以被概括为五大类：脱衣舞女，色情舞女，卖淫女，色情电影女演员，色情照片女模特。激进女性主义者反对所有这一切，认为这是女性的商品化，而女性的商品化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是父权制环境中使男性无条件接触女性的合法化。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也否定这些活动，但她们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的，她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妇女的贫困和妇女在经济上受歧视造成的，是经济上的受压迫地位导致妇女成为男性的性客体。
反性派女性主义的第三个攻击目标是性解放和对性的开放态度 （ｂｅ ｐｒｏｍｉｓｃｕｏｕｓ）。她们认为，如果性解放的条件由男性来决定，性解放就绝不是女性的解放。在７０年代末期，反性派女性主义者激烈抨击与陌生人发生的开放的性活动，那些在单身酒吧和夜总会寻找性伴的性活动。此类性活动，以及虐恋性活动，成人与少男少女的跨代性活动，分男角女角的女同性恋性活动，都被划归统治与屈从的父权制关系，被认为是反女性主义和反女性的。她们认为，女性看重的是亲密的性关系和浪漫的温存，不喜欢情感淡漠的性关系和作为性客体的“一夜情”。从这种观点出发，对女性来说，良好的性活动是那些使她在暴露自己的性的弱点时感到安全的性活动，而不是使她感到存在着性虐待和性剥削的威胁的性活动。因此，对于女性来说，真正能够使她满意的性活动就是同一位可爱的忠实的伴侣之间的一夫一妻制的性活动。在这个艾滋病时代，开放的性被视为危险的性，开放的性有多个性伴，而有多个性伴被视为不安全的性。
反性派女性主义的第四个攻击目标是女同性恋活动。在１９６９至１９７１年间，美国全国妇女组织 （ＮＯＷ） 企图将女同性恋者从她们的组织中清除出去。这种倾向被弗里丹 （Ｂｅｔｔｙ Ｆｒｉｅｄａｎ） 称为“紫色威胁 （ｌａｖｅｎｄｅｒ ｍｅｎａｃｅ）”，是向男权主义性关系的倒退，会对女性主义运动造成损害。但是在随后的１０年间，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成为妇女运动的决定性力量。对女性主义政治与女同性恋性倾向的这一结合的最佳表述是阿特金森 （Ｔｉ－Ｇｒａｃｅ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 的一句名言：“女性主义是理论，女同性恋是实践。”然而，由于许多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并不把自己的性倾向看作是有意识的政治选择，而仅仅视为一种性倾向或一种生活方式，这一概括在女同性恋者和异性恋女性主义者中间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提法。
反性派女性主义的第五个攻击目标是所有的“反常”性活动。在１９８０年，全国妇女组织提出反对虐恋和跨代性关系，提出的原因同１０年前反对女同性恋一样，即父权制的压迫性的权力关系与女性主义原则不符。这些受到攻击的所谓“反常”性倾向除了虐恋和跨代性关系之外，还有异装倾向，分男角女角的女同性恋关系等等。反性派认为，上述倾向是具有压迫性质的传统男权制中的性角色分工的再现，而女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从这种压迫中解放出来。此外，易性倾向也在被批评之列，易性者被批评为希望按照父权制模式给自己换一个“正确的”身体。
总之，她们给所有这些“反常”的性活动戴上了一顶“政治上不正确”的帽子，她们把具有压迫性质的、男性中心的性关系称为“政治上不正确”的性关系。反性派女性主义者认为，无论是男同性恋中成人与少年的关系，女同性恋中分男角女角的关系，还是虐恋关系，都属于具有压迫性质的性关系，因此是“政治上不正确”的性关系。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为这些性关系所做的辩护则认为，上述关系并不是对父权制的统治屈从关系的模仿，它是人们探索自己的性本质的具有正面价值的创造性的方式。在性自由派女性主义看来，反性派女性主义者制造了一个具有压迫性质的性环境，它如果不是更具压迫性，至少是同旧的压迫制度相等的，它拒绝了男女两性充分实现其热情和快乐。
在反性派女性主义和性自由派女性主义的论争中，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她们一度被称为“女同性恋分离主义”。她们的观点认为，异性恋是男性统治和女性受压迫的中心所在，只有女同性恋才是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虽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女同性恋者都是女性主义者。然而，女同性恋的政治立场并不是一概要求女性同女性建立性关系，而是要求女性同男性之间不建立性关系。“女性主义是理论，女同性恋是实践”这一口号风行一时。
在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的英国，许多女性主义者开始重新定义自己的性本质和修正自己的性实践。有些人脱离了男性，开始与女性结为伴侣，或者仍然保留异性恋关系，但是停止插入性的性活动。她们认为，对女性的任何插入式性行为都属于侵犯行为，它有损于女性的信心，削弱女性的力量。对于男性来说，它是权力和主宰的行为，它使男性变得强大，不仅超越一个女性，而且超越了女性全体。英国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组织利兹革命女性主义团体就持有这种看法。（Ｃｏｏｐｅｒ，４３） 对于许多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来说，这些改变被视为性革命的开端。
在当时的女性主义阵营中，许多女性认同女同性恋，不仅是把它当作一种性倾向，而且是把它当作一种政治选择。这一选择之所以具有政治性，是因为她们认为，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具有政治性，含有权力和统治的成分。由于女同性恋拒绝了两性关系而选择了女性，她就蔑视了现存的政治体制。在当时的政治潮流中，许多政治性的女同性恋并不一定是性倾向上的女同性恋。
这种政治性的女同性恋是对一个理论的最终拒绝，这一理论认为，性仅仅是女人不得不为男人做的事情，而不是女人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则认为，作为女性阶级的一员，我们性实践的政治意义只有两种：或者是对性阶级及异性恋意识形态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再生产；或者是脱离异性恋及其意识形态。（Ｃｏｏｐｅｒ，４４） 由于这种观点过于激进，难以得到广大妇女群众的认同，同性恋女性主义者所期望的分离主义的性革命一直没有到来。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中的最极端者认为，作为女同性恋者不仅意味着异常的性行为，而且意味着异常的性别行为：不屈从于父权制的性别角色，以及性别的反叛，甚至是彻底脱离女性这一性别，把女性性别本身视为象征性和实质性地对男性权力的服从。在这一激进女性主义的模式中，性别不再限于男女两种，而至少有三种：男性、女性和女同性恋。
概括地说，当时的政治性女同性恋者不仅把性看作个人行为，而且看作一个斗争的舞台，在这一斗争中，男性的统治和女性的屈从或者被巩固和维持，或者受到根本的挑战。她们反对把性仅仅看成是私下的和个人的事，杰弗瑞斯指出：“一个基本假定认为，性是私下的和个人的事。或许社会与政治压力对卧室中发生的事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性行为并不被认为能够影响卧室之外的世界中的权力关系结构。性被理解为私人生活的最为个人的领域，因此规范男性性行为的妇女运动被视为不可理解或被完全误解就不足为怪了。”（Ｊｅｆｆｒｅｙｓ，ｉｎ Ｃｏｖｅｎｅｙ，ｅｔ ａｌ，然而，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这一潮流开始消退。女同性恋者“变为正常人”；异性恋女性主义者也开始寻求插入式性活动的快乐；许多认同女性主义的女同性恋者公开而激烈地否定了“香草型”的性话语，以颇具危险性的语言取而代之，例如操，来快感，虐恋，皮革服装等等。
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有时会故意使用一些惊世骇俗的话语，以矫枉过正的冲击力来对付传统的男性话语和男性观念。在１９７０年，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格里尔 （Ｇｅｒｍａｉｎｅ Ｇｒｅｅｒ） 激情澎湃地写道：“革命的女性可能会参加妇女解放组织，痛骂警察，对他们大喊大叫，同他们格斗，但是你听到过任何一个在街上游行的女人撩起裙子说‘来发掘它吧，女阴是美的’吗？伊甸园就是女阴。美丽圣人曼朵拉就是女阴。神秘的玫瑰就是女阴。上帝的方舟，天堂之门。女阴就是将一切吸入其中的隧道。女阴就是知识。知识就是接受力，就是活动。女阴就是性感科学的象征，是对疯狂征服一切的技术的必要的更正。裙子必须掀起，紧身内衣 （女人穿它的历史只有一个世纪） 必须永远抛弃。发掘女阴的时刻到了，而女人必须首先来做这件事。”（转引自Ｇｒａｎｔ，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格兰特指出：“阴茎统治的时间太长了。在大英博物馆里有一个公元前４３０年－４２０年的水瓮，上面画着一个女人正在浇灌一排竹笋一样的阴茎。这种女性为男性的性器与权力的图腾服务的图景已延续了太长的时间。下一步将不可避免发生的将是以阴蒂阴道为中心的性革命和文化革命。如果没有男女两性之间的性平等，性革命就不能彻底完成。未来的性将推翻阴茎中心主义，结束压制同性恋的法律，将有更多的阴蒂中心的活动。”Ｇｒａｎｔ，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麦肯西则这样说：“为什么女性主义还在赞赏天真？为什么天真仍被视为美德？性压根就不是什么值得羞耻的事，为什么我们还要尊崇天真？难道它的对立面是有罪的和应受责备的？我们好像不应当喜欢性，我们不被鼓励对性持有正面的看法。如果我们有了性经历或者承认自己喜欢性，就会被视为‘肮脏’或‘堕落’。我们对被人视为‘妓女’怕得要死，以致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认为一旦参与性活动，我们在其中只能是受害者。‘可敬的’女性 （包括女性主义者） 仇视喜欢性的女性，尤其是那些喜欢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如果女性喜欢性，那么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暴力和强迫的男性的完全的受害者了。如果女性喜欢性，那么性就不再是女人为从男人那里得到的东西 （家庭、婚姻、爱情、安全等） 所付出的‘代价’了。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些女性喜欢性，那些只是为了保持某种关系而不得不欺骗自己、出卖自己来忍受性的折磨的女性就丧失了这样做的理由了。”（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ｉｎ Ａｓｓｉｔｅｒ，ｅｔ ａｌ，性自由派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只反对性别主义，不反对性。她们对德沃金和麦金农等人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它在两个层次上过于简单化的。其一，将女性所受的压迫简化为性客体化和性压迫；其二，将性视为仅仅是男性对女性所做的事，而且对女性完全是负面的、危险的事。性可以成为一种压迫机制，但它也可以成为女性正面发展和解放的欲望、感觉和思想和行动。反性的女性主义的最大错误是认为，异性恋的目的和性别主义就是男性想让女性为他们提供最大限度的性快乐的阴谋。
当然，性自由派对于男权社会中的性也不是毫无批评的。自由派女性主义者对男权社会中的性的批评认为，非个人化的纯粹为性而性的行为是男性的变态表现，男性应当向女性学习的是，性可以是一种范围更广的、更富于情感的表达方式。虽然她们从多方面、多角度对男权主义的性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绝不是反对性本身。
性自由派很重视福柯的思想。福柯对于女性主义的吸引力在于，他激进的反本质主义立场，以及他关于性是由权力构成的而不是仅仅是受到权力压抑的这一观点。尽管福柯很少关注女性主义和性别问题，但是他对身体的关注，他将身体当作话语权力的弥散的载体这一思想，开启了主体性别化的思维方式。在西方，身体长期以来一直与低下、异类、被压抑者、肮脏、恶心、性以及女性联系在一起，不登大雅之堂。福柯的工作为人的身体“正名”，使之“登堂入室”，令女性主义感到意外的欣喜。此外，福柯本人欢迎男同性恋与女性主义的结合，他认为，“这就使同性恋能够表明，他们对男性的爱好并非阴茎中心论的另一种形式。”（转引自Ｈａｌｐｅｒｉｎ，福柯关于女性主义与性的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这样的：“长期以来，他们试图将女性限制在性的领域。多少世纪以来她们一直被告知：‘你除了你的性之外什么都不是。’而这种性根据医生们的说法是脆弱的，几乎总是病态的，或总是包括病态在内的。‘你是男性的病态。’但女权运动做出了挑战性反应：我们天生是以性为主的吗？那么好吧，让我们就这样独特地存在，就这样以我们原本所具有的特殊性存在吧。让我们接受它的后果，重新创造我们自己这种类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存在……”（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１９８８，性自由派女性主义者认为，西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性革命对女性的影响比对男性的影响要大。在６０和７０年代初，大多数女性接受被动角色。她们避开性这一罪恶，通过幻想强奸来躲避对性欲的罪恶感。在传媒中，女性总是被表现为非性的，使人联想到死亡与责任。各类传媒总是将女性表现为避开欲望的、讨厌快感的、在性方面天真无邪的人物。在经历了性革命之后，女性的性模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女性幻想着掌握她们喜欢的男性，与许多人共享性快乐，以她们愿意和喜爱的方式付出和获得她们所向往的一切性快乐。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女性的性心理发生了激烈的变化，性革命并未因里根和撒切尔的当选而停止，它在私人领域内化和发展。性的虚无主义的泛滥、艾滋病的肆虐、死亡的威胁以及对未来的失望被新出现的女性丰富多彩的性活动所扼制，其力量之大是前所未见的。
年代兴起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更是在性的问题上大作文章。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把性作为生命力的培养力量，将生殖器当作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是与精神相分离的肉体来看待。她们用性的语言、图像和表演交流思想和感情。她们将性的检查制度视为反艺术和反人性的。她们通过对性的肯定为自身赋权。她们通过爱上性的自我而获得快乐，治疗这个病态的世界。
有西方学者将性道德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类的性活动处于自由散漫的状态，卖淫、通奸和随意的性交都不算不道德行为。在第二阶段 （从纪元到２０世纪中期），只有婚内的性活动才是道德的。在第三阶段，人类将享有完全的性自由。第一、三两阶段的区别在于，第一阶段只有男性享有自由，第三阶段女性也享有自由。
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二阶段。用福柯的话来说，在近现代，出现了性的话语的爆炸，似乎所有的事都与性有关，从孩子的坏习惯，到成人的肺结核，到老人的脑中风。福柯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和目标就是破除科学家、心理学家、性学家和心理分析家所经营的性专业的神秘性，破除性的确定性，揭示性在不同的时期和文化中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他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种东西：即某种固定的性冲动，一种本质。性是历史的产物。不同的时代、文化有不同的性话语。福柯研究这些话语是如何塑造了我们关于性的观念，又是如何规训和控制了我们的身体的。
福柯认为，性的历史因文化而不同，因此没有单一的性史，只有多个性史。性所具有的形式和意义与社会的权力关系有关。对福柯来说，性存在于权力关系的交差点上：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年轻人和年长者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牧师和俗人之间，行政机构与人口之间。
按照福柯的逻辑，当我们用对立的话语反击压迫时，例如如用女性主义话语挑战男尊女卑，用同性恋话语挑战将同性恋行为定义为变态的医学话语时，我们就进入了统治话语的领域。我们发明了新的标签和身份，它在向压迫挑战的同时，又用新的方式压抑我们：使我们陷入一种身份；强迫我们遵循我们所从属的群体或社区的规范；建构我们的思维模式，作为２１世纪的同性恋者、女性主义者或反对性别主义的人，应当怎样思想，怎样做。按照福柯的思路，性专家垄断了传媒上的知识，向我们销售一套适应我们身份的商品。我们刚想改变一个体系，立即就成了这个体系的一部分。权力关系和话语在不断改变，可是我们永远不能逃避开它们。因此，抵制和反抗是一个持续的事业，它在随时随地发生着。按照福柯的观点，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西方发生的事态并不是性的解放，而是权力在性问题上的新话语与新技术对旧话语和旧技术的胜利。
虽然女性主义对福柯赞赏有加，但是也批评了他的性别盲点：他处理人的身体好象它是非性别的。其实在现实社会中，女性被规训为比男性更加驯服的身体，而这一点被福柯完全忽略了。最尖锐的批评甚至认为福柯在重新制造女性的“不可见性”。（Ｓ． Ｌ． Ｂａｒｔｋｙ，转引自Ｄｕｎｐｈｙ， ２９）人无完人，福柯不是神，他也有着源于自身社会地位和处境的种种不足之处。像他这样涉猎了很多学科和很多重大话题的“一般知识分子”（相对于特殊的专业知识分子）竟然几乎没有提到过性别问题，不能不被认为是他所处的优越社会地位（白人，男性）和性倾向（男同性恋，与女人几乎不发生关系，对异性毫无兴趣）所带来的局限。
第七章 婚姻与家庭婚姻与家庭是两性关系的一个重要领域。近现代以来，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它表现在家庭大事的决定权、家庭经济的管理、男女两性的家务劳动分工等方面。由于家庭在世界上往往是最具文化特色又最容易保留着传统价值的一种社会组织，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在各个文化中差异很大。在一些文化中，男人完全不分担家务；在另一些文化中，男人却能分担较大比重的家务。这一点有时同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无关，而更多地来自文化传统与观念。例如，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很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却低于不少经济落后的贫困国家中女性的家庭地位。
一、婚姻与家庭的变迁在２１世纪，人们发现家庭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一幅多元的、散漫的状态。《读者文摘》为一本新杂志《家庭》所做的广告对这一态势做出有趣的概括：今天的家庭是一父一母和２．４个孩子；一对夫妇和三个孩子——他的，她的和他们的；２６岁的秘书和她收养的儿子；一对夫妇拥有一切，但却没有结婚证书；一个离了婚的女性带着她的丈夫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一对退休的夫妻和他们的孙子。
美国家庭经济协会为家庭所做的新定义是这样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共同分享收入，分担决策的责任，共享价值和目标，自始至终遵守彼此的承诺。家庭是那种让人有‘回家’感的环境氛围，正是这种同甘共苦、荣辱与共的亲情网络，最准确地描述了家庭的组合，不考虑血缘关系、法律纽带、收养关系或婚姻关系。”而保守的家庭定义是：“由血缘、婚姻或法律监护联系而成的关系。”（弗里丹，２０００年，第１２０页）对美国社会中家庭形式的调查统计表明：在１１％的家庭中，父亲是唯一的挣工资者，母亲为全职主妇，有一个或多个孩子；在２１％的家庭中，父母为双职工，有一个或多个孩子；有３０％的家庭是已婚夫妇没有孩子；有６．７％的家庭是单身母亲，有一个或多个孩子；有０．７％的家庭是单身父亲；有３．１％的家庭是无亲属关系的人住在一起；有５．３％的家庭只有一个单身人，其他家庭成员不是配偶孩子，而是亲戚；有２２％的家庭是单身家庭，即只有一个独居者（其中三分之一是６５岁以上的女性）。（弗里丹，２０００年，第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之外，还存在着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婚姻制度。据统计，一夫多妻的社会占５－１０％；一妻多夫的社会占０．５％。（Ｎａｄｅａｕ， ７３）倍倍尔认为：一妻多夫多在高寒地区。爱斯基摩人少女通常在１９岁才开始行经，而热带地区的少女在９岁或１０岁，亚热带地区的少女在１４岁到１６岁之间就已经有了月经。气温高的地区对性欲施加一种相当刺激的影响，所以多妻制主要在这样地区的国家中传播，而在寒冷地区和高原地区的国家，人的性欲必然受到强烈的遏制。（倍倍尔，第４０页）婚姻与家庭状况及其变化与女性的生存状况息息相关。在美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家庭婚姻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单亲家庭急剧增加，１９８３年时已多达６８０万户，其中９０％是由女性养家的，这些家庭有４５％生活在贫困线下。另一变化是独身者一直保持上升趋势。独身包括未婚独身、离婚独身和丧偶独身三种情况。独身者在美国、瑞典、德国所占比例在２０％以上，在法国、前苏联、挪威也接近２０％。
年，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联合调查显示：２９岁以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结婚概率低于２０％。这项调查使人得到这样的印象：男女平等、女性主义及独立使女性的境况变得凄惨，女人应当回归家庭。事实上，许多女性只是选择延后结婚年龄或同居不婚。（Ｗａｔｋｉｎｓ，１６６－１６７９）据统计，如果从一生的经历看，有９０％－９５％的美国人是结过婚的。（Ｎｅ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４３０）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现有２．６７亿个家庭，每年约有１０００万对新婚夫妇组成新家庭。据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结果，家庭户平均每户人数为３．９６人。家庭结构中，单身家庭占５％；只有一对夫妇的家庭占６％；两代人家庭占６６％；三代人家庭占１７％；其他形式的家庭占６％。
中国人口分性别的婚姻状况婚姻状况 合计 男性 比例（％） 女性 比例岁及１５岁以上人口未婚有配偶丧偶离婚（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１９９３年）根据上表中国婚姻的基本数据计算：第一，１５岁以上人口性别比为１０５；第二，未婚人口中男性与女性之比为３：２，男性比女性多３７２０万；第三，在有配偶的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多出约８４万，对这一现象的解释，除少数与外籍人结婚的女性之外，当为一夫多妻所致；第四，女性丧偶比例大大高于男性：女性占到约七成，男性只有三成；第五，离婚后女性再婚比例大大高于男性，在离婚后未再婚的人群中，男性占到约七成，女性只占三成。
中国未婚离婚人口性别比（女性为１００的男性数字年度 总人口性别比 未婚人口性别比 离婚人口性别比年人口普查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年残疾人抽样调查年１％人口抽样调查以上数字不含现役军人。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１９９３年）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总人口性别比尚在正常范围内，虽然出生人口性别比大大偏高，但是由于女性寿命较长，两相抵消，使得中国的人口性别比并不太高。
在未婚人口中，每１００名女性就有１３０多名男性，这证明了女性较多较早结婚，而男性中未婚比例较大，这一点在边远贫困地区显得更加明显。原因在于，女性通过婚姻流动从山区嫁到丘陵地区，从丘陵地区嫁到平原地区，从平原地区嫁到城市郊区，从城市郊区嫁到城市中心区，如此这般就把边远贫困地区的一大批男性“剩”了下来，于是，有些贫困山区的村庄会出现所谓“光棍村”（指全村男性都无法找到配偶结婚）的情况，反映在未婚人口数字中，就是性别比过高。
上表的第３组数字是离婚人口中奇高的性别比：每１００名女性就有近３００名男性。这个比例表明，离婚之后，女性再婚比例要比男性高得多。这个比例与我在农村调查时的印象相符：在农村，许多贫困男性娶不上媳妇，而女性无论长相如何、初婚再婚全都可以嫁出去，就连智力残障的女性也不例外。这种状况是由两类原因造成的：一类是由性别偏好导致的男性人口出生率高于女性；另一类就是前述女性通过结婚向富庶地区流动的结果。
国内各地方的调查统计也证明，离婚后女性再婚的比例高于男性；农村女性再婚的比例高于城市女性。例如，陕西省１９８２年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表明，城市女性再婚率为６９％，农村更高达９３％。普查资料表明，上海、广州、天津、长春、兰州、成都、乌鲁木齐、武汉、福州等市的郊县离婚后未再婚人口的性别比 （以女性为１００的男性人口数） 分别比市区高２至６倍。农村离婚女性更容易再婚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的性别比高于城市，因此农村男子对农村女性再婚需求远远高于城市男子对城市女性的需求，尤其在边远贫困地区更是如此。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发生了性的自由化，人们对计划生育、人工流产、离婚、婚前性行为、同居和同性恋有了更高的接受程度。人际关系模式的改变导致了家庭的危机。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开始，结婚率从瑞典和丹麦开始下降，波及英国，７０年代传到美国和西德，再后是法国，同居率和离婚率上升。三分之一的婚姻以离婚告终。１９７１年，加拿大结婚者有十分之一是再婚。（Ｎｅｌ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４２９）婚姻规范的发展趋势总的看来是越来越多元，婚姻道德的约束也越来越宽松。
二、女性在家庭中的权利和地位女性在家庭婚姻中的权利包括多项内容，例如女性选择配偶的权利，离婚的权利，再婚的权利，财产的权利，姓名的权利，以及继承权等；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则包括她们与男性相比的家事决定权、家务劳动分工等。
女性对两性家庭地位的评价日本 菲律宾 美国 英国 德国 瑞典 中国男性很优越男性较优越男女平等女性较优越女性很优越未答（徐安琪，１９９５年）上表是各国女性在家庭婚姻中地位的比较。根据女性的主观评价，男女两性家庭地位最平等的是瑞典，女性家庭地位最低下的是日本，其他国家居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中国女性是主观认定“女性在家庭中地位优越”比例最高的，“较优越”和“很优越”两项合计占到１７．３％。
家庭权力决定者日本 菲律宾 美国 英国 德国 瑞典 中国经济管理 夫决定者 妻共同家庭实权 夫决定者 妻共同（徐安琪，１９９５年）上表是各国经济管理与家庭实权方面的两性比较，从中可以看出，经济管理和家庭实权上两性最为平等的是瑞典和德国；家庭实权上男高女低程度最严重的是菲律宾和日本，但与此同时，这两个国家又是妻子执掌家庭经济管理比例最高的国家；美国、英国和中国的状况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