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被看作是世界市场力量的解放，从经济上使国家失去权力，这种全球化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一个被迫的过程，这是它们无法摆脱的一个过程。对于美国来说，这却是它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有意识推动并维持的过程。仅仅美国就能促使日本政府对进口商品开放国内市场。只有华盛顿政府才能迫使中国政府关闭30个生产Video和CD的工厂，这些工厂靠侵犯著作权和盗版产品挣到了数十亿元钱。最后，也只有克林顿政府才能做到让俄国人同意对波斯尼亚地区进行军事干预，从而结束了巴尔干半岛的屠杀。得到的报是1996年夏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时地为叶里钦的竞选活动提供了上百亿美元的贷款。
这样，唯一剩下的超级大国美国也就成了最后一个能像以前一样保持高度国家主权的国家。在经济政策、贸易政策。社会政策、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最终是华盛顿的政治家及其顾问们在为全球一体化制订规则，尽管他们自己往往也对此不甚了了。美国之所以能在全球复杂的混乱局面中成为最终秩序因素，并不是由于它追求殖民统治，也不是由于它的军事优势，而只是由于美国经济的强大。因此最终完全有可能的事情是，第一个能从全球化馅饼中逃脱出来的也是美国政府。今天，完全从属于市场的美国模式，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在美国本身那样受到如此严厉的批评。如果加利福尼亚和新罕布什尔州之间有足够的人得出结论认为，国家的退缩会毁灭他们的国家，那么他们可能在明天就会引起方向的突然改变。最后，现在正在如行星运行似的经济机器的齿轮中被碾碎的福利国家，也是首先在美国建立起来的。当世界经济的最后～次全球化推动在本世纪叨年代以灾难而告终时，富兰克林 · 罗斯福政府为了克服困难而实行了新政。因此并不能排除，众所周知的美国实用主义会像它在1980年迅速地把市场激进派的信条变成教条一样，同样迅速地在几年之内抛弃这些信条。
“美国，你走在前面！”如果涉及人类未来的大问题，那么这句话往往只是并未宣布的欧洲政策的主导思想。但是，为了消除无国界的市场所造成的社会紧张状况，欧洲目前几乎不能指望美国的领导。迄今为止，每一届美国政府都反对放慢经济一体化速度并重新建立各个国家的控制的一切建议。因此，全球政府合作的唯一重要的机构，西方
七个主要工业国的会议，变成了毫无结果的争吵。但是，1996年6月末在里昂举行七国政府首脑峰会期间，法国总统希拉克仍然主张“有控制的全球化”。他和联邦德国总理及其财政部长在一起坚决主张结束具有毁灭性的逃税竞赛并更严格地控制世界金融市场。但是，由于美国和英国的反对，最终结果又只是一个不痛不痒的公报，七国首脑只是在该公报中委托经济发展和合作组织机构在下一年提出一个建议。
美国国会和克林顿政府迄今为止也同样反对一切提高联合国机构的地位，以便在这些机构的帮助下控制各个市场和国家的融合过程的努力。美国的政治家往往毫无顾忌地把联合国说成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放高利贷的、无用的官僚机构。这样，他们就不仅是不公正地对待约9000名联合国工作人员中的大多数人，这些工作人员从很少的每年24亿美元预算中拿出70％多用于人道主义目的和维持联合国维和部队。他们的这种指责也把原因和结果颠倒了。一方面，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代表就蓝盔使命和救援行动一直在行使着表决权，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不履行国际法规定它应履行的义务，木缴纳联合国会费，现在它已欠会费13亿美元。联合国机构总是处于无支付能力的边缘，因此联合国机构的工作不得不日益恶化。
因此，现在不能指望美国的以民众主义和蛊惑性宣传为特点的世界政策能指出一条摆脱全球化馅饼的出路。但是，这种情况带来的不只是坏处。因为美国的拒绝给欧洲各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欧洲联盟能够成为现实，而且欧洲联盟的领导人又可以把左右世界经济政策的舵操在自己手里。
欧洲的机遇
如果我们把欧洲联盟15国的部长、国务秘书及其他负责的政治官员的活动日程比较一下，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令人吃惊的结果：除了周末和假期，他们在一年中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布鲁塞尔举行规模达到15人的碰头会，以便推进欧洲法计划，这种会议一天至少一次，但大多数情况下一天达到10次或20次。从食品控制到建筑业工人的最低工资，从移民政策到反毒品犯罪的斗争，在欧洲政治中没有布鲁塞尔几乎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超国家的立法一体化在欧洲联盟各国早就达到了前20年还被认为是木可能达到的水平。欧洲各国之间关系日益紧密，各成员国不得不几乎在一切社会生活领域中进行日益紧密的合作。
尽管有种种阻力，这一过程在今天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为此欧洲主要应感谢1982年就职的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 · 科尔的最大功绩不是实现德国的统一，而是他毫不犹豫地追求本国政治的欧洲化：科尔是如何严肃地对待这件事的，他只是在1991年
12月，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签署协定时才表现出来，按照这个协定，欧洲共同体要变成一个联盟。不管联邦银行、他的党和很大一部分保守党精英的强有力的反对，他当时同法国结成联盟把共同货币这一旧梦提到了欧洲议事日程上。科尔和他当时的伙伴密特朗在他们的选民以及多数顾问之前就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步的意义：共同货币有可能成为解决大陆政治联盟的关键并导致美国统治的结束。因为货币联盟，即使它也许只能在2001年才生效，将使欧洲有可能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领域重新赢得国家主权的一个重要部分。届时，欧洲的利率和汇率将远比今天更少地取决于美国市场。
这样，就在欧洲政治统一的地基上放下了一块最重要的基石。如果欧洲联盟各国能够追求共同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那么世界力量舞台上的角色分配就会继续发生变化。一个以4亿多消费者的市场为依托的政治统一的欧洲，其份量将不会低于美国。一个无愧于这个称号的欧洲联盟有可能成功地使税收绿洲不再成为绿洲，成功地要求遵守最低社会标准和生态标准或者说对资本交易和外汇交易征收营业税。如果说有可能从政治和社会方面使不受束缚的世界经济有所控制，那么这种可能性就是走这一条道路。
但是，尽管科尔及其伙伴从技术和组织上如此迅速地推进了统一事业，但是他们迄今为止却一直理直气壮地拒绝真正地把欧洲联盟变成有行动能力的政治统一体。欧洲联盟机构及其征集意见和作出决议的方法，仍然保留在纯粹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的范围内。大多数公民理所当然地把欧洲联盟计划看作是不民主的技术官僚怪物，而不是看作在未来取代他们的民族国家的东西。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类比来说明欧洲国家联盟的奇特情况：我们假定，在联邦德国，不是联邦议会，而是联邦议院，也就是各州政府和各部的代表决定一切法律。但是，这些代表既不需要听从各自的州议会的指令，也没有义务向它们作出解释。此外，一切协商都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各州代表甚至可以对如何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保密。议员也不能对法律的起草产生任何影响。法律草案是由有12000人的庞大的中央机构起草的，该中央机构不受议会的任何监督，但却要向一大批工业界的院外活动家咨询。只有玩世不恭的人才会说这种制度是民主的。但是，欧洲的立法在布鲁塞尔每周都在这样进行着。
在舒曼圆形广场上的一幢带有用大理石、玻璃制作的单位标记的办公楼里，几乎每天都有欧洲联盟各国的部长级负责官员聚集在一起，按照各自的职权范围分组集会。同时还往往召开许多委员会会议。当部长、国务秘书、大使或他们的低一级的代表走进这座办公楼时，他们就合法地取得了第二重身份：由管理官员变成了欧洲最重要的立法机构即内阁的全权代表。他们改变或者通过中央机构即欧洲联盟委员会的建议。于是，这个集体所发布的“方针”或“命令”在所有15个成员国中都是有约束力的法律，不受各
国议会意愿的左右。各国的议会只是举手通过使之变成本国法律的机构。欧盟各国就是这样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并且以越来越大的规模为自己制定着法律。在过去的10年中，联邦德国的法律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按这一原则制定的。
实际上取消分权制以有利于布鲁塞尔的咨询制，是公民不喜欢欧洲统一的根源。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所谓议会的选举就是对统治者的又一次蔑视。无论选民投哪一个党派的票，任何强者都不会在此之后让出自己在布鲁塞尔内阁中的主要位置。社会利益集团被完全排除在欧洲联盟层次的决策范围之外。面对国际级的产业集团及其约5000名领报酬的院外活动家，工会、环境保护者和消费者保护者在布鲁塞尔甚至连舆论都不能指望。不好的新闻报道对于欧洲官僚来说无论如何就像坏天气一样令人不快。
用技术官僚手段来维持民主也许对参与决策的各政府机构是方便的，官员们可以省去由公开辩论所引起的麻烦。但是，这种维持民主的办法作为统治形式却越来越深地使欧洲陷入了无所作为的死胡同。欧盟管理者的长处恰是他们最大的弱点：由于缺乏合理的民主制度，在重要问题上不可能作出任何多数决策。因此，欧洲联盟体制的缺点与全球统治的缺点相同：当各国政府彼此间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就总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任何人都不可能迫使15个国家同时行动。因此，迄今为止，没有得到跨国产业集团支持的任何改革计划都失败了。在欧洲范围内也不再存在真正有意义的环境政策、社会政策和税收政策。但与此同时，各国议会也不再能够与破坏稳定的市场力量相抗衡。人们用国际竞争这一理由把各国单独行动的任何企图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因此，经济一体化迄今为止所引起的结果恰恰不是欧洲的联合国，而只是没有国家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政治越来越削弱自己的力量并且引起越来越多的、它无法解决的矛盾。
没有国家的市场
这种体制必然失败。无须预言，现在就可以看到，由于内阁大臣的咨询原则，改革阻力在几年之内会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德国和其他地方的社会关系越是紧张，各国政府在欧盟不能给它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情况下就越是被迫寻找解决本国问题的办法。欧洲各国政府的弱点为所有那些答应自己的选民要使政治重新合理化的民众主义者打开了方便之门。即使民族复兴的预言家如让一麦利 · 勒彭、尤尔克 · 海德尔或让一弗朗哥 · 弗尼没有占有议会多数，他们也对统治的政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欧盟的上层官员戏称为“民族反思”的反对他们统治的阻力越来越难于控制，尽管脱离欧盟也许是不明智的，在经济上是荒唐的。
至迟是随着货币联盟的成立在欧盟各国之间出现了冲突，这些冲突在联盟目前的状
态和联盟秘密立法的情况下是无法消除的。如果一个参与国在争取提高生产率的竞争中不能跟上，那么它的经济就会立即陷入危机。在此之前，有些货币发行银行还可以靠贬低自己货币的币值来阻止这类发展，至少可以以此支持其出口业。但是，随着货币联盟的成立，现在这一缓冲器不起作用了。现在必须用平衡支付来取而代之，这是发达国家保护贫穷地区的手段。在各个国家之间，这种财政平衡早就是常见的事情。但是，各国内阁如何在欧洲范围内做这件事情呢？从税金中拿出来的这种资金调拨，在较富裕的国家在没有合理的民主制度和居民广泛认同的情况下，从来没有得到实现。但是，要出现这种情况，只有布鲁塞尔的内阁决策被迫公诸于众，并且选民确实认识到，他们的选票能够影响这些决策。于是，各国内阁中的自以为是的立法者就必须向他们的选民说明，例如在德国就必须向选民说明，为什么他们不能对希腊人的福利无动于衷。迄今为止，建立一个共同的警察机构的尝试也由于同一障碍而失败了。尽管迫切需要一个“欧洲的联邦调查局”（赫尔穆特 · 科尔语），但在今天的欧洲联盟体制范围内无法想像能建立一支可以在全欧范围内进行侦查并有执行权的警察部队。没有独立的法院的监督和议会的监督，这样的部队本身的组织结构只能像黑手党一样。
因此，欧洲联盟的领导者不久就必须给自己提出如下问题：他们策划的欧洲联盟应如何运作，如何使欧洲联盟民主化？但是，对于欧洲公民来说，欧洲开放关键完全不在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从理论上说，626名欧洲议员今天已经拥有把迄今为止的辩论会变成真正民主的监督机构和立法机构所需要的一切权利。如果他们取得多数，那么他们立即就可以取消欧洲联盟委员会。如果议会中止财政预算和国际协定的签署，那么它也就能迫使内阁实现任何要求。如果欧洲议员认真要求有一个民主的欧洲，那么他们也就能立即把为此所需的权限完全抓在自己手里。他们只要下去走一走，就会迫使内阁会议把开会的内容逐日公之于众。任何～个大臣都不敢靠警察来赶走达到50万选票才选出的议员。但是，斯特拉斯堡的议员的民主热情并没有如此之高，因为他们所属的大约100个党派对待欧洲的民主问题也不是那么严肃认真的。因而斯特拉斯堡的多数总是在各国政府的监护之下，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各国政府就会对表决作出明确的指示。
斯特拉斯堡议会会议由于不起作用而正走向终结，欧洲对于大陆民主来说还不成熟。议会主席克劳斯 · 亨施为欧洲议员要听命于各国政府领导人辩护说，联盟最终不是国家，政治方针主要由各国确定，他这样说当然也是为他的大多数同事辩护。联邦宪法法院在它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裁定中也说，欧洲联盟只是一个“国家联盟”，在这个联盟中不存在“欧洲的国家民族”。因此，“首先是各成员国的国家民族必须通过各国的议会证明欧盟的决策是民主的”。宪法法院法官迪特尔 · 格列姆说，仅仅由于缺乏共同的语言，“在很长时期内不可能在欧洲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公众讨论”。他说，由于缺乏真正
的欧洲政治交流，每一次欧洲议会总只是“各国的议会凑合在一起”，而同上一世纪“建立德意志帝国的根本区别”或者同联合国建立的根本区别也在于此。因此，他认为唯一的出路是：“制止权力从各民族国家向欧盟的加速转移”，各个国家的议会要对各国政府在欧洲内阁中所采取的立场产生更强的影响。
这话说得有道理，但是却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管是语言多样性还是没有形成欧洲的国家民族，市场和力量在西欧早就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了。真正的欧洲革命是形成一种把各参与国结成生死与共联系的开放市场。货币联盟又一次加深了相互的依赖性。如果赫尔穆特 · 科尔及其伙伴想使他们的联盟有行动能力，那么剩下来要他们做的事情无非是自己迈出第一步。两种变化足以使欧洲联盟的整个决策过程正立过来：实行咨询制的内阁在将来必须以合法的多数作出决策，而迄今为止这只是在具体问题上才允许这样做。一旦民主潮流在全欧洲范围内形成，虽然会出现混乱和矛盾，但这股潮流却再也不可阻挡。突然，德国人也会为西班牙青年的贫穷是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而展开辩论。到那时，荷兰人也就会知道，荷兰政府维护本国的货物运输承包商把无数损害环境的40吨大卡车送上邻国的高速公路的权利，这是多么狭隘。而且所有的人都将知道，企业和有产者几乎不上税的责任应由哪一位财政部长来负。不久之后，政治同盟者将不再以国界而是以利益状况作为决策依据，而且欧洲议会上升成为欧洲政治的力量中心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欧洲联盟的公民们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字以后也认识到，在全欧洲范围内的民主进程也是可能的。因为法国和丹麦的选民例外地可以共同参与决策，所以在两次全民选举之前就已经插进了一场真正的全欧洲范围内的辩论，这场辩论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政治上思考问题的不同国籍的欧盟公民们不管在何处相遇，他们从那时以来都有一个共同的话题，他们可以对这一话题的内容表示赞成或反对，因为他们的执掌政府的政治家也不得不公开为他们的计划辩护。
当然，早在欧盟的民主改革之前，就必须对欧盟的另一个根本性的未来问题作出答，这个问题就是英国的成员身份问题。在迄今为止的欧洲一体化历史上，美国政府起到了极其不好的作用。它阻止了环保方面的任何进步，特别是阻止了在全欧洲范围内对能源消费征收生态税。由于英国的反对，使各成员国的社会政策相互接近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英国反对欧盟的共同外交政策，也反对保护雇员利益的贸易制度。有伦敦商业中心区的这一批专业管理人员，控制金融市场就完全是一个幻影。1996年6月，英国在欧洲的破坏活动达到了高峰，当时梅杰首相中止了一切欧盟决议的执行，以此报复欧盟禁止英国出口其染有疯牛病毒的牛肉，而这一措施使整个欧盟这架机器瘫痪了。英国人23年来就是这样违反欧盟协定第五条的，这一条规定任何一个成员国“不得采取”一切“有修于实现这一协定的目标的措施”。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大多数英国反欧主义者对欧盟一体化所持的反对态度，出自于根深蒂固的民主意识。梅杰首相说，“民主在我们这里很普遍”，他的这句话说到了他的那些只想服从本国多数人的意志但与所有欧盟国家的多数人意志相左的老乡们感到不快的根子。与此同时，这个岛上的欧洲批评家并不知道，甚至他们孜孜不倦维护的他们的民族主权也不复存在了。尽管如此，大多数英国人及其政治家对欧洲统一所持的根本不信任的态度仍然是可以接受的，虽然这种态度有时也在对大陆上邻国的沙文主义的无理指责中表现出来。
但是，反过来，其他国家很快就会使英国的选民及其政府面临如下选择，或者采取合作态度，或者放弃国家联盟。面临这种计划所带来的风险，英国的欧洲问题辩论也许能被引上合理的轨道。最后，正如尤尼莱佛康采恩的头头和英国产业联盟欧洲发言人尼亚尔 · 费茨盖哈德警告他的老乡时所说的，英国脱离欧盟对英国经济来说也许是一个“恶梦”。同大陆脱开以后，在竞争中的最后一张英国王牌，对于欧盟内部市场所扮演的不受工会保护的低工资区角色，就会迅速失去其价值。但是，如果在政治上不能纳入欧盟，而且有许多事实说明这一点，那么，欧洲就只有在没有英国的情况下继续前进。如果英国刹住了车，那么，所有其他的欧盟国家在将来也都将放弃对经济领域的任何干预。但是，结果很奇怪，大陆适应了英国模式——这是一种不值得追求的发展模式。欧盟国家中的任何另一个大国都没有像英国那样的低工资、衰败的教育制度和如此普遍的贫富分化。这种情况说明，这个国家更适合于充当美国的第51个联邦州，而不适于作为欧盟的成员，因为在欧盟，多数选民和政治家至少仍然在寻求社会均衡。
显而易见，人们是把一个为新欧洲主权奠定基础并共同着手控制市场破坏力量的民主联盟这一目标看作乌托邦的幻想而加以摒弃的。但是，如果旧大陆各国不走这条路，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与康采恩、卡特尔和犯罪作斗争，需要国家的力量，因为国家的力量可以得到大多数公民意志的支持。但是，在无国界的市场中，每一个欧洲国家都不能单独去做这件事情。欧洲选择具有英美色彩的自由资本主义这一计划或者可以在一个具有合理民主制度的联盟中实现，或者根本不是这样。赫尔穆特 · 科尔正确地警告说，欧洲统一具有生存意义，它决定着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但是，当他说不可能“倒退到各国实行强权政治的状况，也不可能倒退到过去的均衡思想”时，他是犯了错误。在全欧洲范围内，早就出现了重新国有化的辩护者，而且，在收入、工作岗位稳定性和社会平稳的全球化下降漩涡中，每一次新的下降都会把数百万追随者推到重新国有化的辩护者这一边。或者是成功地把欧洲联盟推进到它能够重新建立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平衡的地步，或者是欧洲联盟将迟早解体。在这两条路之间作出抉择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