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市场亿万富翁的竞争
“我们要的是民主，我们得到的却是证券金融市场。”
——波兰某地墙上涂鸦语
米歇尔惊德苏无疑是一位有权势者。他的讲话没有过分华丽的修饰，他说的话几乎不容任何异议。从设在美国首都西北方向的第七号大街钢筋水泥建筑的第13层大楼的大办公桌上，这位法国官僚精英指挥着一个争议最多、然而显然又是不可缺少的世界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IWF。当越来越多的政府无法偿还债务，或者没有国际援助就无法消除经济危机，寻求外国财政部长和银行帮助的时候，他们不得不依靠康德苏和这个拥有3000多名工作人员的庞大的世界金融机构。
在这位已经走马上任十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头目面前，俄罗斯、巴西或印度等伟大民族的代表都变成了普通申请人。在有时持续数年的谈判中，他们必须保证承担义务，要不断地推行严厉紧缩计划，大力精减国家官僚。然后康德苏才向这个基金组织的富有的出资国家，首先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代表提交利息优惠的数十亿贷款的协定文本，征得他们同意之后，他才在协定上签名，放发贷款。
然而在1995年1月30日，这个寒冷的星期一夜晚，这个行之有效的习惯程序已经不值分文了。大约在21点，康德苏收到一个消息，令他不寒而栗。现在每分钟他都要单独承担责任，避免一场以前他一直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大灾难。陷入极度紧张的他已无法在写字台边坐下去。他收起文件，穿过巨大的、用桃花心木作护墙板的总裁办公室，进入更大的会议大厅。往常货币基金组织的24位执行理事要在这个大厅里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放货款投票表决。而现在，康德苏身边只有一部电话。事后他回忆说：“我努力寻求对于一个以前从未遇到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他应该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铁的法律失去效力吗？没有任何前提条件、没有协议。没有贷方的投票同意，他的组织能够发放50多年历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贷款吗？康德苏抓起了电话听筒，在这几个小时之内，这位权力意识浓厚的，世界最大贷款组织的总裁萎缩成了一个提线木偶，而操纵他的这些线正掌握在他从不认识的那些人手中。
“保卫比索”的行动
危机开始的时候，政治城市华盛顿适逢冬季作假。距圣诞节还有4天，墨西哥政府
突然宣布，必须使本国货币自7年以来再度贬值。1个比索要相当于5美分，就是说，要在迄今为止的水平上再贬值记％。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纽约华尔街银行大楼，以及与它们有联系的投资基金机构中，在私人货币投资管理者之间开始蔓延惊慌失措的情绪。他们曾向墨西哥政府提供贷款，并以股票、债券的形式向这个国家投资500亿美元。在这以前，就墨西哥声誉来说，毕竟还是一个金融比较稳定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整顿国家机构。整顿经济的所有条件都能够满足。而现在，国外投资者的财产面临大规模贬值的危险。他们要尽可能地从墨西哥撤资。仅仅3天之内，不仅比索贬值15％，而且它与美元的比价下跌了30％。
对于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 · 鲁宾和白宫工作班子头目利昂 · 帕内塔，还有他们的许多工作人员来说，圣诞节几乎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过去。一个紧急处理危机的班子被组织起来，从中央银行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政府所有部门都有代表参加，这个班子致力于研究对外政策和经济政策。美国总统比尔 · 克林顿政府的一项最重要计划，即帮助南部邻国实现经济稳定正面临失败的危险。大量的贫苦移民以每年100万人的规模，年复一年地挤进美国联邦各州。于是鲁宾和帕内塔开始了一次拯救行动。《华盛顿邮报》把这次行动称作是继海湾战争开始“保卫沙漠”行动之后立即进行的“保卫比索”行动。
在同墨西哥政府持续3周的谈判之后，问题似乎开始得到解决。墨西哥总统欧内斯托 · 塞迪略牺牲了他的财政部长，许诺立即整顿国家金融。克林顿政府宣布，他的政府将以高达400亿美元的信贷保障援助墨西哥。这样，任何人就都不应再担心墨西哥政府会拖欠国外债权人的债务不还。
使处理危机的官员们大吃一惊的是克林顿的表态并没有使情况缓解，形势继续恶化。现在投资者不再仅仅是预感到墨西哥已把美元用尽，他们知道情况已确实如此。而且尚不清楚克林顿能否从美国国会中由共和党新近组成的、对他怀有敌意的多数派那里得到批准而拿到他许诺的这笔款项。虽然墨西哥货币发行银行每天拿出5亿美元收购比索，汇率依旧不断下跌。这对墨西哥是很大的威胁，因为进口商品突然昂贵得无法支付。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很大的问题，因为美国有成干上万的劳动岗位依赖于与墨西哥的贸易。此时世界其余地区似乎还没有受到比索下跌影响的冲击。
而这种情况在1月12日以后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一天，当克林顿和塞迪略公布他们的财政双边决定的时候，开始了一种谁也没有料到的可怕发展。在全世界所有重要的交易所，从新加坡、伦敦直至纽约——几十种货币同时陷入巨大压力之下。波兰的兹罗提、泰国铁、阿根廷的比索都在迅速贬值。在世界南方的、中欧的所有正在崛起的门槛国家中，在所谓“新兴市场”中投资者突然地要把他们手中的股票和债券迅速脱手。由于他们要把所有收益反过来兑换成美元、德国马克、瑞士法郎、日元等坚挺货币，于是他们
要抛出的货币汇率与有价证券的汇率一起同时下跌。各种各样的国家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如匈牙利和印度尼西亚，它们彼此之间经济上本来没有任何联系。南亚国家货币发行银行的首脑有史以来第一次坐到一起召开紧急会议。在一种本不应由他们承担责任的外来力量推动下，他们必须通过大幅度提高利润，人为地使他们的货币升值，以便使投资者保持信心。阿根廷、巴西和波兰也都紧随其后仿效这种做法。
1月20日，危机的第四周周末，美元汇率继续向谷底下跌。这时艾伦 · 格林斯潘，这位在银行家圈子内由于他百折不挠的毅力而深为人们钦佩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发出了警告。他在美国参议院声称，“世界范围内相对坚挺的货币如日元、德国马克的资本外逃”，威胁到“走向市场经济和民主化的全球发展趋势”。他同克林顿的人一起在国会强迫自己党内朋友要投票支持总统建议，并向墨西哥提供必要的信贷担保。形势又平静了两天。南方与东方的新增长国家的信任危机似乎已接近结束——直至1月份最后一个寒冷的星期一。di
1月30日晚上，刚过八点，就有两个人打电话给克林顿班子的头目帕内塔：即新任墨西哥财政部长吉尔莫 · 奥尔蒂茨和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多数派领导人纽特 · 金里奇。这位墨西哥人报告说，他的国家要完了，最后的美元储备已经花光，资本外逃并没有停止，他不得不对于比索的兑换进行限制。十年以来费了很大气力推进的墨西哥与世界市场的一体化由于这一次打击而结束。金里奇的消息也不令人乐观：这位共和党人向白宫的政治对手说，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国会多数派不会投票支持向墨西哥提供贷款。他说，总统必须单独承担责任，他不能指望国会的支持。
如帕内塔事后报告的，克林顿和他的班子只剩下一份事先拟定的“B号计划”。处理危机的班子不得不动用以200亿美元建立的、供美国总统在紧急情况下自由支配的政府危机基金。他还必须请求其他金融机构给予帮助，因为在今后事态发展中，这笔庞大的款项很可能不够。第一个呼救信号发给了附近的第七号大街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心。而令米歇尔。康德苏头痛的时刻早已开始了。
在一次前所未有的紧急行动中，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目已经在前两周内挥鞭指挥决策委员会向墨西哥一次性提供多达对亿美元的援助。这是现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所允许的最大数目。然而，这项措施是无结果。任何人都知道，这是很不够的。为了防止墨西哥破产，至少还需要100亿美元。
但是，他能够把所保管的钱就这样都掏出去吗？美国人的希望、墨西哥人的迫切需要是很清楚的。而把这笔紧急贷款再次升级，增加100亿，难道不是会牵涉到许多出资者。其中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的利益吗？按规定要求的正式协调磋商已经来不及了。在波恩和巴黎，此时正是凌晨3点钟。而决策必须在这天深夜作出。到了第二天
早上，克林顿计划在国会的失败将众所周知。
康德苏回忆说，他又一次想起前几天“纽约的重要银行家和投资信托公司经理打来的警告电话”。他们对他预言说，墨西哥市场的总崩溃是不可阻挡的。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于发生类似危机的恐惧将导起一连串连锁反应，最终将出现世界范围内的金融破产。
康德苏与九个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委员会中的各国政府的代表们进行联系。他向所有接电话的人只提一个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在紧急情况下不得不完全独立行动，您的意见如何？”令人吃惊的是所有参与协商的人都对他表示支持和信任，然后康德苏起草了一项个别决议，比尔 · 克林顿午夜前从一次晚宴回到白宫时就知道了这个消息。这位法国人把基金组织的所有规定放到一边，拿自己的工作职务和他所领导机构的声誉孤注一掷，他转告克林顿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再拿出100亿美元，这样总计为177亿美元。
此后不久，作为主管全世界货币发行银行联合机构的国际清算银行高级经理安德鲁
· 克罗克特，也经历了一次类似的风险。当美国联邦政府工作人员询问他，国际清算银行是否参加这项援助协定的时候，在这个机构总部巴塞尔正是早上七点钟。克罗克特说，迄今为止只是讨论了这家银行能否拿出100亿美元来帮助中央银行。这使华盛顿方面打电话的人感到十分满意。
鲁宾和帕内塔冷静地把他们的“B号计划”付诸实施。他们的总统只睡了4个小时，11点07分带着一条轰动性的新闻出席了在华盛顿马里奥特饭店举行的美国州长年会。克林顿向目瞪口呆的听众宣布，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加拿大政府的援助，被危机震撼的邻国同样在没有取得美国国会投票同意的情况下就可以立即获得一笔500亿美元以上的援助性贷款，墨西哥政府将偿还它的一切债务。
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这6个人把所有的议会和国会的监督都丢到一边，用西方各工业国家的税金，启动了这项自1951年以来数量最大的国际援助性贷款计划。只有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援助西欧重建的马歇尔计划的贷款超过了它。康德苏面对所有援助计划的参与者自然不免要用夸张性的语言为这次紧急行动辩护。领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位法国的世界公民宣布说，墨西哥事件“是我们市场全球化的新世界所遇到的第一次大危机”。他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直接行动。否则的话，“就会出现一场真正的世界大灾难。”
然而大量的批评者对于这数百亿美元的贷款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释。没有参与墨西哥经济繁荣的摩根投资信托银行的经济学家里默 · 迪 · 弗里斯公开说，这是一次帮助投机失败的投资者摆脱困境的行动。德意志银行的首席国民经济学家诺贝特 · 瓦尔特批评说，“真弄不懂，为什么纳税人必须保障投资者在墨西哥的债务证书获得高额利润？”剑桥
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威廉 · 比特尔评论说，整个行动不是别的。而是纳税人对于富人的一种馈赠。
这些指责自然没有驳倒康德苏、鲁宾及其战友们的论据。因为这笔支援墨西哥的贷款具有两面性的意义：也许是经济史上一次最勇敢的防御灾难的行动，同时也是一次为了保护少数富人的利益而对出钱的国家的税金的最厚颜无耻的掠夺。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在回答批评者时说，这笔数百亿贷款当然会对投机者有好处，他公开承认，“世界就掌握在这些家伙的手里。”
墨西哥危机极其清楚地显示出全球化时代新的世界秩序形象。在这一次危机中发生作用的各种因素以前从没有显示过全球经济一体化以何种力量改变了世界的权力结构。这些因素似乎被看不见的手所操纵，超级大国美国政府，一度无所不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所有欧洲国家的货币发行银行都不得不服从于一个具有无可估量的摧毁力的更高权力的命令，这个更高的权力就是国际金融市场。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自由投机
在交易所，在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交易场所，在投资基金和退休养老基金保险机构，一个新的政治阶级登上了世界权力舞台。任何国家、任何公司企业、甚至任何一个纳税公民都无法摆脱这个政治阶级的影响：这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从事外汇和有价证券交易的商人们。他们能够指挥逐日增长的自由投资资本，因而决定整个民族的祸福兴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国家的控制。
“拯救比索”行动不过是一个突出事例。全世界的政治家和他们的选民们越来越经常地注意到，那些金融市场的匿名活动家如何控制他们的经济，而政治只扮演了一种软弱无力的观众角色。1992年9月，几百家银行和投资基金机构的经理们仿效金融领袖乔治 · 京罗斯，凭借数十亿美元迫使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贬值。英格兰银行和意大利银行尽管投入全部美元和德国马克的外汇储备进行支持性收购，也无法阻止汇率下跌。这两国政府最终不得不从由于实行固定汇率而在经济上获得很大好处的欧洲货币体系中退出。
1994年2月，美国联邦政府提高了指导利率，美国资本市场陷于萎缩，德国联邦政府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看，德国公司不得不为美国贷款偿付突然大幅度提高的利息，虽然通货膨胀很低，联邦银行还是以一种很低的贴现率向各家银行提供原来就十分廉价的货币。1995年上半年，当美元汇率跌到1美元兑换1．35德国马克、73日元的历史最低点的时候，日本政府和德国政府同样无力维护自己选民的利益，眼看着本国出口工业被迫屈膝投降。
被那些无把柄可抓的商人们逼入困境以后，许多政府首脑出于无奈和恼怒开始咒骂。英国首相约翰 · 梅杰1995年4月诉苦说，金融市场上事情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完全不受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的控制。”意大利前任总理兰贝托 · 迪尼，至少是本人作为意大利货币发行银行前任总裁，对梅杰的意见表示赞同：“不应允许市场暗中破坏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法国总统雅克 · 希拉克认为整个金融行业都是卑鄙的，他直截了当地把这个行业的商人特权阶层的称为“世界经济的爱滋病毒”。
然而，这种臆想的阴谋活动是不存在的。并没有一个追逐利润的银行家卡特尔在这里进行活动。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秘密小集团在隐蔽的秘密房间中开会，密谋削弱这个国家的货币，或者把某个交易所的汇率抬上去。金融市场上所出现的，遵循的完全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所理解的逻辑，是各工业大国的政府自把其祸。它们以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市场的神圣经济学说的名义，自70年代初以来系统地拆毁原来用以控制和掌握货币与资本跨越边境流通的一切限制。现在它们像束手无策的学习魔法的小徒弟一样，抱怨说，它们再也无法驾驭和制伏自己和师父用咒语呼唤出来的魔鬼。
使货币摆脱国家支配的限制是从1973年取消各大工业国家货币之间的固定汇率以后开始的。在此以前实行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则。在这个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山村里，二次大战的战胜国于1944年7月通过了关于建立一种国际货币秩序的条约，它保障了几乎30年的稳定。所有参加国的货币都同美元保持固定汇率，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也要保障美元与黄金的兑换。与此同时，外汇交易要处于国家监督之下，巨额款项的交换与划拨在多数国家必须经过政府批准。这个体系是针对20和30年代的混乱发展所作出的对策。这种混乱发展是在狂热的民族自卫行动、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最后的世界大战中宣告结束的。
然而，狂热膨胀的工业和大银行都把这种官僚主义的控制看作是讨厌的绊脚石。美国、联邦德国、加拿大和瑞士自力年代以后开始放弃对于资本流通的控制，堤坝就这样崩溃了。“投机者”，即根据各种不同投资机会评估货币价值的商人们，彼此之间通过谈判确定汇率。固定汇率体系彻底崩溃了。
与此同时，其他所有坚持控制的国家都承受到很大压力。它们的康采恩抱怨它们得不到利息优惠的外国资本。1979年英国取消了最后限制，一年以后日本也紧紧跟上。剩下的国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共同体负责完成。欧洲共同体的领导人坚信自由跨越边境的经济活动会扩大福利，他们在这种信仰的指导下，自1988年以后建立起欧洲内部大市场。如欧共体委员会委员彼得 · 施密特胡贝尔所说的“在这个经济史上最大的非调控化计划”付诸实施的过程中，法国和意大利在1990年开始解除对货币与资本流通的限制，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则一直坚持到1992年。
西方七大工业国家为自已经济空间所作的决定正逐步渗透到世界其余地区。在这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个理想的工具。在这个组织的监事会中七个工业大国具有很大权威。在以往十年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掌权人经常发放贷款的地方，他们总是要把这些贷款与附加条件联系起来，即要求这个国家的货币成为可兑换货币，这个国家要对国际资本流通实行开放。
只是由于多数民主选举的政府和议会推行一种目标明确的政策和法律，在这条道路上逐步发展起独立的金融市场经济体系。现在，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承认这个体系具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民众文化、任何一个国际组织，甚至世界上各民族国家的生态都无法像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资信托基金公司等以电子技术联成网络、遍布世界的货币机器那样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追求利润增长的光速度
在这种世界范围自由的基础上，世界金融业的业务在近十年内迅速膨胀。自1985年以来，外汇与国际有价证券交易的营业额增加到了10倍，今天平均一个交易日交换的货币总量大约1．5万亿美元，这是国际清算银行通报的数字。这个拥有12个“0”的总数，接近于目前德国经济年产出的等量价值，或者说，相当于全世界每年用于原油开支的4倍。而股票、康采恩债券、国家债券和大量的各种专项契约，即所谓金融衍生物的营业额也正以同样的数量规模向前推进。
10年以前，在法兰克福有一个专门经营联邦德国债券的市场，在伦敦有一个美国股票市场，在芝加哥有一个期货交易市场，这些市场遵循各自不同的法律。今天，所有这些市场直接联合到一起。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内都可以查询到所有交易场所的全部汇率数据，并且可以通过受话器进行买卖，而这些买卖的市场价格又立即会变为电子计算机的数据发送到全球各地。所以，如果美国利率下跌就会使世界其他角落，如马来西亚等地的股票价格被抬上去。如果对美国债务证书的投入没有回报，投资者就会把资金转向国外股票。如果日本中央银行向东京金融大楼以低廉价格出借货币，可能因此会使联邦德国债券价格上涨。这些廉价的日元被换成德国马克，投资于利息很高的德国有价证券，于是廉价的日元贷款就会变成有保障的、没有任何风险的收益。正因为如此，每一个想借钱或者想接受资本的人，无论是政府、康采恩公司还是房地产建筑商人，都立即会与所有潜在的债权人之间展开世界范围的竞争。无论是德国的景气状况还是联邦银行本身都不能决定德国资本市场的利率。这完全取决于专门从事货币交易的商人们的判断，他们像一支“电子技术武装起来的军队”（以《经济学家》杂志语），为了进行
更好的金融投资，每天24小时不停地在全球赛跑。
这些追求利润的人，当他们在一个由许多分支机构组成的世界数据网络内进行工作的时候，以光学速度向前运动。这个网络是一个电子技术构筑的乌托邦，它的复杂性比作为具体交易活动的基础的复杂的数字还令人难以琢磨。把美元兑换成日元，接着换成瑞士法郎，然后再回过头来换成美元——在几分钟内，外汇交易者可以从一个市场跳到另一个市场，从一个纽约贸易伙伴再转向伦敦或者香港的另一个贸易伙伴，缔结上亿美元金额的交易。同样投资信托基金公司的经理们经常在几小时内把数十亿美元的款项推销给那些从事各种不同投资、处于各种不同市场中的顾客。经过电话和电子计算机键盘就可以把美国国家债券交换成英国债务证书。日本股票、或者土耳其政府发行的有固定利息的西德马克长期证券。除了各国货币以外，还有7 多种各种不同的有价证券正在进行跨越所有国界的自由交易——这是一个拥有无限机会和无限风险的梦幻般的市场。
为了对源源不断的大量数据进行加工，每个交易商人都实现了高效率的信息处理。29岁的帕特里克 · 斯洛就是他们其中之一。他同400多位同事一起，每天10小时毫不间断地在伦敦巴克利 · 德 · 佐特 · 韦德投资信托银行的交易大厅里，主管瑞士法郎的交易，简称“SWiss”。
他的工作岗位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3米宽的落地式工作台，在半明半暗的大厅里被喧哗声和不断的咆哮式的命令声所包围。在这个狭窄的工作面上安装着3个荧光屏幕和2台扩音器，它们用光学和声学手段无休无止地提供着各种最新数据。右上方是路透社的彩色屏幕，路透社是电子金融业务方面的市场向导。这家公司从一家普通的新闻通讯社发展成为电子化市场的主要组织者，因此每年赢利10亿马克。路透社通过固定线路，通过自己的卫星频道和设在伦敦多克地区的一台巨型电子计算机使斯洛与2 多座金融大楼和世界上所有的大交易所保持着紧密联系。
在屏幕上同时出现最近的3个关于瑞士法郎的报价或者对瑞士法郎的需求的情况，最近1小时内所有货币的最高汇率或者最低汇率，以及来自货币世界的最新新闻。与此同时，斯洛可以通过输入一个简单的符号告知每个参与交易的人，并且迅速缔结一项交易。然而此后他还不能离开，他必须注意他的两名经纪人，即独立的中间交易人通过扩音器向他报告的汇率行情。他自己要每两分钟向外公布一次自己的报价，一次是通过电话，一次通过电子计算机键盘。如果另一位顾客方面的经纪人接受了报价，接着就要打一个电话。
价格巡视员个人与路透社、EBS即一家国际银行财团竞争公司的电子经纪人系统相互之间展开竞争。这个电子经纪人系统接受任何报价，并且立即匿名地输送显示到荧光屏幕上。在“实时”内，也就是说立即地并且“在线上”，斯洛从他左边的EBS屏幕上
随时获悉这个系统提供的用瑞士法郎买进美元或德国马克的最高收购价格和最低售出价格。重要的。因而在黄色的背景下用黑色大字显示的小数点后面的第三位和第四位数字不断变化。斯洛按一下身边键盘，计算机即可揭示出报价者的身份，并且自动地接通联系。
1996年1月的这个星期四，斯洛抱怨说：“市场变得神经兮兮。”从工作开始，他就着手研究交易所大楼的国民经济部信息处发布的（每日消息）。最重要的消息是法兰克福召开的联邦银行董事会会议结果。如果联邦银行继续降低主要利息的利率，美元和法郎可能继续上涨。问题是德国人能否承受得住，他们已经债务堆积如山。联邦银行家害怕通货膨胀是因为外汇交易已达到一个很大的固定数目。交易所大楼的经济学家们因此推测利率木会发生变化。斯洛赞成这种看法，他支持一种坚挺的德国马克。
半个小时以后，他开始对市场进行测试。在瑞士银行联合会那里，用瑞士法郎购买“德国马克”。他用电子笔，以很快的速度经过工作台上的接触点，把这笔交易的信息输入交易所大楼内部电脑联网系统：按1马克换0．81575法郎的价格兑换7000万德国马克。在他无意地大喊一声‘镇便宜”之后不久，汇率下跌了百分之一，斯洛——目前暂时——损失了70万瑞士法郎。而布巴帮了他的忙。德国利率依旧毫无变化。德国马克开始升值。由于这个消息，在几秒钟之内这笔损失又变成双倍的利润，斯洛核对数字准确无误，立即抛出，在一分钟内松了一口气。
他称这个使人神经紊乱的工作岗位是“受过训练的投机”，一场遵循铁的规则，并且达到很高水平的比赛，并认为自己是受市场驱赶的一名小卒。“即便最大的炒家”，如纽约城市银行“也无法单独推动汇率”，斯洛肯定地说：“这个市场实在是太大了。”
外汇交易者干的还比较简单，他们算计的仅仅是现在。在大厅的另一端坐的是推销金融衍生物生意的同事们。他们是与未来作交易，准确地说是以大多数市场参与者所预期的股票、债券或者货币在3个月或12个月后，1年或5年后的价格进行交易。他们的产物被称作互换信贷和泡沫，期货和预期，野狗和斑马。每个月都会有新的花样出现在市场上。所有金融衍生物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的价值都是推导出来的（衍生的），也就是建立在今天或者将来对现有有价证券与外汇进行支付的汇率基础之上。
例如，人们打算以德国经济为赌注，不一定要直接购买德国股票。顾客还可以就德国股票指数签署一份期货合同，它——与保险金相反——如果指数上升超过协议价格的话，许诺支付一笔差价款项。对于这种情况，银行必须再通过另外一项合同，或者通过自己的现有股票进行担保。如果顾客愿意的话，他可以及时地通过另外一份期权交易保护自己免受德国马克汇率变动的影响，通过利息互相信贷，用他的长期贷款的利息来交换向银行支付的短期利息，或者相反。这种交易令人吃惊的效果在干，它把一种汇率下
跌，或者一种负债者拖延还债的风险与购买现有有价证券或外汇分离开来，这个风险本身又变成了交易商品。
从前这种期货交易与风险交易只是为了对实物经济作出安全保障。出口商人可以因此保证他的贸易伙伴不会受到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自从电子计算机的容量实际上无限扩大以来，金融衍生物交易就变成了一种完全独立的交易，并且如国际清算银行前任总裁亚历山大 · 兰法路西兴高采烈地描写的，宣告了一个“金融革命时代”的开始。长期以来，所有大型交易场所都建立了自己专门的期货交易所。从1989年至1995年，所有两年期的期货合同的名义价值都翻了一倍。在世界范围内达到了无法想像的庞大数目：41
亿美元。di
仅仅这个数字就已成为货币交易戏剧性变化的信号。这些交易中只有2％至3％用于直接保障工业和商业活动。所有其他期货合同都是市场竞争者彼此之间按照打赌模式进行的有组织竞争。“这个赌博是一年之内道琼斯指数将在今天水平基础上再向上增长25％，否则的话我来掏钱.”与赌场下注相比，这种打赌自然具有一种巨大的好处：在缔结一项合同的时候，他们必须支付的只是一笔数目很小的赌注。只有在必须实际兑现合同的时候，才去履行誓言。在这里，多数情况下要通过相应的另一份合同对于他们可能遭受损失的风险进行限定。因此金融衍生物的实际市场价值只是它的名义总数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它们却从根本上使市场上的事情发生改变。资本结构的微小变动常常会引发大幅度汇率变动。结果，商人们的集体期待立场本身就变成了一种有形的压力。
托马斯 · 费舍作为德意志银行贸易领导人，多年来从事营销活动。他认为，由于金融衍生物的交易，“金融世界从实物经济领域中脱颖而出”。客观的经济关系，主要利率与债券汇率之间的联系日益失去重要意义。人们算计的，也就是人们预期“别人会做什么。重要的不是为什么提高汇率，而是为什么这一种汇率能够提高”，从而预先采取措施。例如德意志联邦债券的价格发展不是由德意志银行息金债券交易商决定，而是很久以来就受到伦敦Liffe 期货交易所形形色色投机商人的制约，有三分之二的“联邦期货合同”是在这家交易所缔结的。由于这样一种机制，所有汇率波动的幅度，即用金融界行话来说的“挥发度”急剧扩大。
这种只是通过金融衍生物交易本身产生的巨大风险，首先使大银行财源茂盛、生意兴隆。仅德意志银行每年金融衍生物的交易就有10亿马克。在结算中显示出这项交易的重要性不断扩大，它证明了在全球化的世界金融业中，银行的作用正在发生变化。储蓄存款的管理、贷款的发放都失去了重要作用。许多康采恩公司很久以前就拥有自己的银行。在这一方面西门子股份公司是首屈一指，独一无二的。它从事金融货币交易挣来的钱大大超过用它的世界著名产品所换来的收入。上百家大型公司目前正经营着自己的信
贷业务，他们自己发行一种世界范围内通用的债券。除了纽约和东京的实际上从事全球经营的金融巨人以外，多数金融大楼只履行市场传送带的职能。它们的贸易分部只是电子化金融大军的一名小卒。那些发号施令的人指挥着所有其他高层机构。他们坐镇在投资信托基金或保险基金公司管理中心总裁办公室里。在以往十年内，这些机构以两位数的增长比例成为真正的世界资本聚积处。仅仅美国基金公司就管理8 亿美元的储蓄金和养老归还准备金，并因此成为无穷无尽、无止无休的资本涌流的巨大泉源。
简易房屋——白宫
在这种生意中，斯蒂弗 · 特伦德属于精英之列。他同另外两名经理一起，领导着一个所谓“赫奇基金会”。这是一种特殊业务公司，它的投资者通过特别明智的、然而也是十分冒险的投资方案，定期获取两位数的、有时还是三位数的投资回报率。在华盛顿康涅狄格大街到第八大街的拐角处有一个用红棕色的西班牙大理石和时髦的贵重木材装饰着的豪华降望台，特伦德和他的同事们从这里观察世界。这个新时代有什么特征？几年以前，在美国首都这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出现了一幢平安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大楼。几十年来热心于社会福利的美国人把目光转向了全世界，它的工作可以与德国的发展服务相比。当北美城市中心在80年代重新繁荣起来时，昂贵的房地产廉价卖给了投机活动家，一幢贵族气派的办公大楼拔地而起，该大楼囊括了几乎所有的建筑设计奖，就像美国代表队囊括了几乎所有亚特兰大奥运会金牌一样。在底层是豪华饭店椭圆形厅，其意在于与传奇式的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相媲美。
在同一层楼中，如金融大亨特伦德一样，媒介巨人《醒世时报》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眺望到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景色。从他们彩色的办公室窗户向外望去，宾夕法尼亚大街上比尔 · 克林顿的住宅就像是一幢简朴的简易房屋。规模上与白宫不相上下的美国财政部的大片楼群，从金融大王和媒介大王的视野看上去就像一个招人喜欢的玩偶之家。纪念美国富有的第一任总统的华盛顿纪念堂高大的大理石纪念碑，至多不过表示一种尊敬。
特伦德在他的跨国媒介公司房间内轻松地但精力集中地关注着世界上的各种事件，以便把他的顾客们的20亿美元的资金引入正确渠道。他那里也装有一个路透社的荧光屏幕，还有他的机内通话装置，即配有一个微型话筒的扩音器，就像电视屏幕和电子计算机屏幕之间的一架台灯安放在那里。遍布世界的近百名工作人员，都能听到他的声音，首先当然是他的那些在东京、伦敦和纽约交易所中的交易员们。几秒钟之内他可以不引人注意地、但很有效率地调动数十亿的资金。
位于宾夕法尼亚大街另一端的美国国会正在开会。特伦德不断用眼睛盯着电视实况
转播。如果他要描写他的工作，那么他不像伦敦的帕特里克 · 斯洛的情形那样，他所关心的不是每天在交易所和外汇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的人的目前的利润。特伦德是要及时地对世界范围的形势作出判断，而这正是各国政府让他们的秘密侦探和总参谋部所做的事情。
一年中，他要五至十次地到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地区和增长地区进行为期一周或两周的旅行。在那里，他要对经济生活中任何一个可能想到的方面进行侦察。对于他来说，几乎没有一个大门是关闭的。他的那些来自工业界、政府和货币发行银行的谈话伙伴都知道，这样一种投石问路对于跨国资本的流动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在谈话中，特伦德寻找的并不是数据和数字计算为基础的形势预测。他教训人们说：“目前的数据每个人都可以从计算机中获取”，“要计算的是人们的情绪，正在孕育中的各种冲突”。而历史总是不断重演的。谁要懂得一个国家的历史，他就能够很好地预见到“从目前危机中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位投机家精确、冷静地寻找迷信电子计算机的竞争者所作的错误估计和各国政府所犯的战略性错误。这样一种漏洞终于在1994年秋季被他找到了。当时世界范围的景气形势不断高涨，关于德国的形势预测也是很乐观的，因此市场要再一次提高利率。“这是很愚蠢的”。特伦德今天很高兴地说：“我们知道，德国未能控制过高的劳动成本问题，我们也还知道，德国的中等规模公司把所挣来的每块美元都兑换成德国马克，以便填补本公司的成本。所以比安索主张德国马克升值，使宏观经济迅速降温，继续降低利率。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并且成功地进行了“最近几年来最成功的一次投机活动。”这个基金公司以低廉价格大规模地收购德国马克和德国马克的期货债券。这些合同必须在3个月、6个月，甚至12个月以后才能兑现，特伦德认为，在几个月内将升值10％以上。
这么大数目的一笔钱，自然只有那些——如赫奇基金会——不是仅仅把他的全体当事人的资本投入进去，而且还要通过短期贷款使投入的资金成倍翻番的人才能挣到。风险是很大的，但是如果这个估计是正确的话，投资者的利润将从10％迅速增长至50％。这个基金公司的经理在几周之内将会捞到相当于一年的收益。如果其他的基金公司和银行实行同样的投资战略，在这条道路上将导致他们所预见的汇率发展，那么，最终会从中获得数十亿。在以往的年代里，特伦德和他的同事们经常如愿以偿。他们基金公司的一张股票的价值从1986年至1995年期间增长1223％，股东的财产平均每年翻一番。
结果恰恰就是投机者（如财政部长特奥 · 魏格尔所说）在1992／93年期间彻底改造了欧洲货币体系。当时专门从事以钱生钱的人投入的主要是借来的货币。现在他们又获得了在物质经济中无论如何也无法取得的如此巨大的利润。竞争对手不仅有其他的市场参与者，而且还有15个欧洲国家政府，涉及的不仅仅是货币，而且还要比以前更多地涉
及到市场与国家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
每分钟数亿美元
一种稳定的货币对于任何国家的国民经济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优势，这种稳定的货币使人们在从事进出口交易时能进行可靠的估算，并降低为了确保汇率波动风险所付出的代价。所以早在1979年西欧各国政府就已联合起来，把当时所有欧共体国家的货币彼此紧密地联结起来。至少在欧共体内部抵消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统治的丧失而造成的消极后果。这还有利于经济上欠发达地区进行经济赶超活动，逐渐形成“趋同”局面。负责保障汇率稳定的是货币发行银行，它在任何时候都会使里拉、比塞塔或英镑以固定价格与德国马克相兑换。多年来，对于货币投资者来说，欧洲货币体系本身就是一笔很好的生意。经济力量比较薄弱的国家，如意大利、英国或者爱尔兰，对于国家或私人贷款提供的利息高于美国和德国，而且汇率风险是很小的，反过来兑换成德国马克或美元也是受到保障的。
然而德国统一却使这个体系陷入了混乱。通过与东部的货币联盟，联邦德国政府赊购了民主德国，即事实上一个破产的工业国家。德国马克的货币流通总量迅速膨胀，并没有一种商品和设备的相应等价物，而且面临通货膨胀率增高的威胁。联邦德国银行以大幅度提高利率来对付这些危险，所有其他欧共体国家的货币发行银行也不得不紧紧跟上，以便使自己的货币相对于德国马克的实际价值保持稳定。然而这种做法在总体经济上看还是很成问题的。高利率就会使投资窒息。德意志联邦银行在欧洲范围内突然受到袭击，大型康采恩公司开始把他们的结存款项分别兑换成里拉、英镑和比塞塔。因为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些货币即将升值。尽管如此，欧洲联盟的掌权者还是犹豫不决，不敢贸然放弃欧洲货币联盟。最后，整个欧洲一体化的主张都受到影响，他们希望立即结束德国统一危机和高利率危机。两年之后，甚至这个希望也化为泡影。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两年就是很长的时间了。
在欧洲货币体系的这场危机中，斯坦利 · 德鲁肯米勒，即以美国百万富翁乔治 · 索罗斯财产为基础创建的量子基金会的首领，嗅到了他飞黄腾达的巨大机会。德鲁肯米勒是人格化的美国之梦。在大学的时候他屡经失败，甚至70年代才通过银行学徒的招工考试。然而他作为出奇制胜勇敢下注者的名声使他在匹兹堡一家小银行谋得一份股市行情分析的工作，然后在德雷福斯王朝充当财产管理人，最后作为乔治 · 索罗斯的接班人，登上了这家基金公司的宝座。自此以后，原籍为匈牙利的索罗斯通常只作为富有鞋力的公司广告人物发挥作用。他还作为东欧经济改造的促进者和资助者贡献了他的力量。如
北美经济杂志《商业周刊》关于索罗斯报道的标题所说的，他是“推动市场的人”，而量子基金会的真正领导人则是德鲁肯米勒。
1992年8月，德鲁肯米勒最早认识到，欧洲货币体系保卫者们的形势实际上是如何棘手。从斯德哥尔摩到罗马，各国政府的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几乎每天都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将坚持既定的兑换汇率。但是与此同时却又泄露出消息说，货币比较疲软的国家准备接受德国马克贷款，以便补充自己的货币储备。
对于向欧洲货币体系发起攻击的人来说，关于货币发行银行的德国马克储备的数据是十分珍贵的，这就像在战争中获得一座被围困城市的食品和饮用水储备情报一样。用这些数据武装起来的德鲁肯米勒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他的战略十分简单，每天不断地借来大量英镑，只是为了在英国各家银行中立即兑换成德国马克，这些货币机构再向英格兰银行要求提供德国马克。越来越多的模仿者也照此办理，他也就越来越有把握迫使英格兰银行倾尽全部储备。最后，英格兰银行作为以现行高额市场汇率进行支付的最后买主，将无力支付，从而不得不让英镑贬值。量子基金会此后以不断下跌的汇率重新购买英镑，同时又还清贷款。即使英镑只下跌了10％，这笔生意就可以从每英镑赚到25芬尼的利润。
直到9月的第二周，英国人还对德意志联邦银行抱以希望。英国人凭借无限的德国马克资金储备从理论上是能够保护英镑抵御这场攻击的。为了对付规模越来越大的投机浪潮，德意志联邦银行不得不向市场投放数十亿马克。法兰克福的货币守护者们相信，这种投放将激起通货膨胀。9月15日，德英两国的团结互助走到了它的极限。当时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总裁赫尔穆特 · 施莱辛格在一次报界联席会议上顺便解释说，欧洲货币体系需要作出一些“适应反应”。这个表态在几分钟内传遍全世界。后来，金融专家在送交美国财政部的一份报告中判断说“这等于发出一份建议广告，让人们‘购买英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