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协议和法律迫使自由的资本流通遵守规则的约束，伦敦财政大臣诺曼 · 拉蒙特就只剩下这一个武器了。他可以提高利率，让攻击者为他们——借来的——赌注上税。在施莱辛格背叛的第二天，他在上午11点和下午2点，两次提高银行新出手货币的利率，每次提高2％。然而预计从英镑贬值所获得的利润大大超过了提高了的利息成本。拉蒙特自卫措施的唯一结果就是投机者依旧大笔大笔地借款和兑换。到下午4点，英格兰银行全部储备的一半都已赌输并且支付出去。几个小时内，英镑贬值9％，攻击者获得梦幻般的利润。仅仅德鲁肯米勒就为量子基金会挣到10亿美元。索罗斯事后公布了这个数字。
在以后的几天，意大利里拉、西班牙比塞塔重复上演了这场戏剧。为了防止遭到同样命运，瑞典人和爱尔兰人进行了强硬的紧急自卫。他们一下子把利息提高到500％和
300％。但是投机者非常准确地把这种自卫解释为一种虚弱的表现。他们只需要耐心等待，他们知道，这两个国家坚持不了多久，如果他们不想扼杀自已经济的话。瑞典人到11月终于罢手，重新恢复正常利率，瑞典克朗贬值9％，爱尔兰到第二年2月也紧紧跟上，货币贬值10％。
围绕欧洲货币体系的这场斗争远没有终结，坚挺的法郎还在坚持着。与其他国家情况不同，法国货币从来没有受到人们过高评价。1993年初，这个欧洲第二大国的国民经济甚至比德国还要好。从以往年代所取得的成就中已使那些追逐利率的人尝到甜头。仅仅波恩和巴黎所宣布的要保持对德国马克的平价并且在没有英国和意大利的情况下也要拯救欧洲货币体系的政治意志就足以挑起新的投机浪潮。巴黎的货币发行银行在数月时间内进行了支持性购买的一切努力，并试图强迫法兰克福的同事最终降低利率，以便减轻欧洲货币体系的压力。德意志联邦银行在7月29日星期四的董事会会议上并没有满足这个愿望，此后再次掀起大规模投机浪潮。第二天在巴黎的法国财政部匆忙召开的解决德法危机的紧急会议上，法兰西银行总裁雅克 · 德 · 拉罗西埃要求他的法兰克福同事们极尽全力予以支持。在代表团辩论的时候，他们实际正经历欧洲货币体系的总崩溃。仅仅一个数字就可以证明这场针对法国的世界范围的投机活动所取得的十足优势。在第二天上午投机活动达到顶峰的时候，一时间巴黎中央银行几乎每分钟即损失1亿美元。到交易所关门的时候，拉罗西埃的工作人员已抛售了500亿美元，这些总数的一半处于投机家的手中。
施莱辛格和他所指定的接班人汉斯 · 蒂特迈耶尔并不想承担罪名，也不想为估计还将继续下去的投机活动承担责任，他们建议法国人放弃努力。而这些法国人相反地把整个问题的起因都推到德国头上。星期日深夜，拉罗西埃和他的政府还在徒劳地向德国人施加压力，直到星期一清晨1点钟，在东这一过程的关键。在追求最大利润的驱使下，世界的储蓄财富应当不断地流向能得到最佳利用的地方。货币主义者认为，这种最佳利用当然就是指能带来最大收益的投资。因此来自资本雄厚国家的金钱在充满投资机会的地区就能够使储蓄者收获到最大限度的利润。相反地，接受贷款的人也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选择那些利息最低的贷款人，从而不必在国内屈服于本国银行卡特尔或者说不必向本国银行交纳高额利息，以致于他们在国内用于投资所需要的储蓄大幅度减少。从这种资本流动中获益的——至少从理论上说——是所有民族。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最佳投资会带来最高的经济增长率。
这样，货币主义者就使金融市场所发生的事情具有了更高的理性。正如蒂特迈耶尔原来在德意志联邦银行董事会中的同事、今天在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中任职的格德 · 豪斯勒所说的，这种理性的体现者只不过是“用货币贬值和提高利率的手段对政治上的错
误施加惩罚的仲裁人”。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金融市场是评判任何一项经济政策的法官和陪审员”。对于民族国家来说，丧失权力只能是一件好事。政府失去的只是滥用权力，只是过度征税和提高债务导致通货膨胀的机会。这是强制性的“正常纪律”。
这个没有国界的金融市场真的能成为福利的总源泉，成为经济世界的理性守卫者吗？这种说法不仅会发生误导，而且还是很危险的。类似的说法使人们看不到与此相联系的政治风险。因为国家越是依赖于投资者的良好愿望。政府也就越是毫无顾忌地对于那些本来已经特权化的少数人即货币财富的占有者实行优惠政策。而他们的利益总是相同的：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他们货币的稳定的表面价值，对他们的利息收入尽可能减少征税。这些市场崇拜者不断地把这些目标等同于共同福利。而且在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系中由此形成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各国之间金融经济的短路迫使他们争先恐后地减少征税、降低国家开支，放弃社会福利平衡，其结果不是别的，而只能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全球再分配。谁能够为（资本的）强者创造良好条件，谁就会受到奖励。而违犯这条热带丛林规律的政府就会受到惩罚。
国外的无政府主义
放弃资本流通中的（国家边界）控制就会使一种灾难性的、自私自利的推动力发挥作用，它将系统地挖掉民族主权的基础，并且长期带有无政府主义的特点。国家失去了它的征税主权，政府听任人们敲诈勒索，警察当局面对刑事犯罪组织软弱无力，因为它们抓不住这些组织的资本。
没有什么东西能比所谓的驻海外金融机构的发展更能说明世界金融体系敌视国家的趋势。从加勒比海、列支敦士登，直至新加坡，今天已经有100多个机构分散到全球各地。这些银行、保险机关和投资信托基金机构管理着富有顾客的资财，并且有计划地逃避这些资财所属国家的干预活动。港口经营者援引逃资的计划到处都是一样的。他们许诺对外国人的投资实行低税率，或者干脆木征税；对于任何泄露涨户身份的行为都要严加惩罚，即使是在国家官方询问时也不能泄漏。
在逃税场所中，属于所谓的英国“属地”的加勒比海开曼群岛是市场的领先者。在这块面积14平方公里，1．4万居民的领地上有500多家银行注册营业。金融行业所有有地位。有名气的公司都有代表在这里，其中包括10家大型德国金融公司。甚至国有银行，如西德州银行或黑森州银行也都要在开曼群岛上获得外逃资金。它们的欧洲顾客在偷税漏税的时候，当然不会依靠加勒比海。他们在欧洲的泽西岛、根尼岛以及在德国的利希
腾斯泰因和卢森堡的侯爵领地上都可以找到同样的服务部门。
近几年来，直布罗陀一跃成为新的吸引资本的磁石，被委婉地称作“绿洲”，变成国际逃税犯罪中心之一。已经有10万名富人把他们的财产表面上转移到这里。顾问们，如阿尔贝特 · 科赫，玛丽娜海湾咨询公司的老板，负责居间介绍逃税者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从建立一个匿名的皮包公司到伪造的移民证。德国商业银行通过简短的广告用语——“聪明的投资者现在正驶向直布罗陀”——正在为向南部逃税大作广告。在接近西班牙南端的这块英国殖民地的迈伊大街，德国商业银行的分支公司的20名职员欢迎一切逃税者。至少10万马克才能开设一个定期储蓄户头。谁希望一种能带来利息的财产管理，必须要投入50万马克。分公司领导人贝尔恩特 · 冯 · 厄尔芬兴高采烈地说：“这里具有一种真正的银行秘密。”
这个海外系统酿成的损失几乎无法测量。对于这种有组织的国际犯罪来说，几乎再也没有比它更好的温床了。对他们非法所得的财富进行追踪调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是否有从各种各样的犯罪中获得的利润通过驻海外机构被偷偷地塞进合法的货币循环，有多少这样的利润，是无法掌握的。在联邦信贷监察局工作的米夏埃尔 · 芬代森承认，“对此没有什么经验材料”。瑞士联邦警察估计，自1990年以来，仅仅从俄国就向西方转移了非法来源的500亿美元。各种俄国黑手党的金融技术桥头堡是塞浦路斯海外中心。在那里300多家俄国银行维持着表面上的分支银行，年营业额达120亿美元。芬代森肯定说，这些银行也同德国的电子支付系统联了网。不管内务部长和与银行有关的人士如何保证，德国对于这些靠犯罪得来的钱敞开了大门。奥地利的情况也是如此。维也纳安全专家估计，黑手党在该国银行中存入的资产有2000亿先令，约合190亿美元。
与这种合法的、有组织资本外逃使国家金库遭受的毁灭性损失相比，跨国犯罪组织渗透的危险已经黯然失色。德国富豪们仅仅在德国金融行业在卢森堡的分支机构和投资信托基金公司中就存放了2000亿马克。因此每年大约有上百亿的收入逃过财政部，大约相当于政府从纳税人的社会互助附加税中所获收入的一半。基金管理人员把大部分外逃资金再反过来投资德国，甚至多次投资于国家公债。因此国家又变成了骗取它的税款的人的债务人，甚至还要支付利息，这种利息是赠给债权人的一种免税的附加收入。
在这里，设在卢森堡的改头换面的金融机构只是一个使政府财政资金源源不断外流的渠道。把所有资金外逃的地点加起来计算，谨慎估计德国政府每年税收损失高达500亿马克，接近于联邦政府每年新增加的债务。对于共同体来说，如果所有国家损失加到一起，相当于一种持续性金融灾难。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在所有海外分支机构旗帜下管理的资金总计为2万亿美元。对此国家无法进行干预，而这笔钱又在这些国家内通过经营而谋取利润。仅仅开曼群岛近10年以来，来自外国人的银行存款就已超过德国
所有金融机构。人们远不能掌握所有外逃资金的情况。国际收支结算年复一年地显示出数百亿的赤字。这也就是说，货币的流出还是登记的，但是——从统计数字上看——流向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因为海外交易场所的许多银行从不公布用于统计目标的数字。早在1987年世界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和欧洲货币体系的专家们计算，在这个世界经济黑洞中所隐藏的财富已达到1万亿美元。
很奇怪的是，所有这些交易中绝对没有一个现实存在的，把自己的旗帜交给金融世界支配、甚至出让民族国家主权的政治人物或政治组织进行活动。事实上几乎没有人提着装满现金的皮箱千里迢迢来到加勒比海或者列支敦士登。在那里几乎没有货币保管所必需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也完全不必要。一个信箱，一名总代表或信托人就已经足够了，其余的由电子计算机承担。因为这种资本外逃的生意是在银行和公司的电子计算机网络上实现的。而这些网络中心是在德国、英国、日本或美国土地上。在它的网络上金融行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大部分硬盘存储数据报告给海外地区。
因此，对于税收机构和警察局来说，堵住资本外逃渠道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无需去占领任何国家。但是，这种行为又是与自由的资本流动相矛盾的。迄今为止，金融康采恩公司为了阻止对于自身“秘密”的任何侵犯，只要指出这种侵犯有可能导致把生意转移到其它地方去就足够了。
1996年初，联邦德国再次演出了一场闹剧。由于日益上涨的财政赤字，德国税务调查员第一次在大银行进行了一些搜查行动。德累斯顿银行的老板于尔根叶枝青和他的许多同事当场表示抗议，认为这种行动对于提高人们的纳税道德是很不相宜的，而且会有损于德国的金融地位。就像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逃税能力，德意志银行此后不久提交了一份年度总结，其中他们以42亿马克的经营结果显示了所取得的历史上第二个最高利润，但是他们上交的税金与去年相比，却减少37700万马克。
浮士德契约
根据这个原则，民族国家和它们的政府简直可以被任意敲诈勒索。在有组织的金融工业压力下，它们几乎要在世界范围内遵循由德累斯顿银行的扎拉青和他的同事在1996年重新规定的道路：降低财产税和资本投资税，对一切金融服务部门放松控制，节省对于国家服务部门和社会福利任务的开支。因此，如扎拉青所说，高额税率会“助长人们的绝望情绪，并挑起反抗，导致逃税活动。政府的财政预算过了一年又一年，颁布了一个又一个税法，伴随全球化的发展，社会不平等日益加深，无论文化与社会价值会如何不同，到处都是一样。
这种强迫政策步调一致的机制是通过国家财政预算发挥作用的。美国《新闻周刊》杂志评论说，加入国际金融体系对于有关国家来说犹如一纸‘提士德契约”。首先它使政府对于可供全球支配的资本储备实行门户开放。国家可能由于国外资本的投资而背上很高的债务，这时的债务将大大高于它仅仅依靠本国储蓄者和富人的时候。这种诱惑对于任何野心勃勃的政府都是不可抗拒的。就是德国统一，如果没有外国人购买联邦德国债务，在财政上也是无法维持的。今天德国的政府债券有三分之一握在外国人手里。然而进入世界金融领域必须要付出高昂代价，向利率等级制法则屈膝投降，交出权力。而多数选民对此几乎毫无异议。
最有影响的、体现金融市场世界统治权力的匿名代办处是纽约教会大街99号的一幢笨拙的、11层高楼的砂岩建筑。在世界贸易中心两个塔楼的阴影中，世界最大的、最受欢迎的资本投资评估代办处——穆迪投资服务公司的300名高薪分析专家在紧张地工作。在大门上方，一个12平方米的、金箔镶嵌的浮雕向人们宣布了这家公司的哲学和兴趣：“商业信贷，这是现代化的创造。只有那些具有很高悟性、管理出色的民族才有权使用它。信贷是现代贸易自由体系维持生命的呼吸。它对各民族财富所作的贡献，要比世界上所有金矿的贡献大上千百倍。”
在这个金色信条后面呈现出一个具有权力和严守秘密的地方。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这里，看守如此众多国家和公司的秘密。外面的来访者，无论什么等级，都不能进入工作人员的工作场地。客人们被直接请进一个铺着厚厚地毯的接待室。会议讨论全在第11层的豪华会议室中进行。
创业于本世纪初的这家公司的副总裁文森特 · 特鲁格亚仅仅声明，什么事情是穆迪公司所不能做的：“不，我们不对整个民族作出判断。我们的评价不是道德上的，不议论一个国家的真正价值。不，我们不议论各国政府，至于它们必须做些什么，我们也从不提任何建议。”然后，依据实践来看，这种保证其实是一种韬晦之计和伪装。因为特鲁格亚本人就是穆迪公司民族评估部门的头目。在他的主持下，这家代办公司把世界上各民族的信贷声誉作了排队比较。只有那些金融经济精英，如美国、日本和欧洲联盟中比较稳定的国家，如德国和奥地利才会获得“Aaa”，即所谓“3A”称号。而盛产石油的挪威却不得不屈于“Aa”的称号。因为据穆迪公司解释，在那里，资本投资的“长期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而负债累累的意大利只获得一个“入’的称号，因为它“对于未来的衰落缺乏防御能力”。波兰获得“Baa”称号，是比较差劲的。这家机构估计在这里只有“某种程度上的金融安全”。在匈牙利（Ba），连这种金融安全都是“很成问题”的了。
这种评估具有直接作用。投资基金公司和银行的商人们会把这种评估自动地翻译为
关于购买各国国家债券的风险参考附件。通过穆迪公司的评估，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市场形象。穆迪公司的评估是不能忘记的，在创业几十年以后就开始颁发这种评估。阿根廷被无可更改地贴上“B”类国家的标签，因为在以往年代里，由于混乱的金融政策，通货膨胀率达到三位数，打破历史纪录，有时甚至不能按期为它的债务支付利息。但是今天阿根廷拥有南美最稳定的货币。至少近五年以来，货币发行银行始终保持了对美元的汇兑平价，通货膨胀率也并不高于美国。目前由于僵化的经济政策，这个国家正经历一场严重的经济结构危机。居民们为了稳定货币而作出的牺牲并没有从金融市场那里获得酬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不得不向汇率稳定的德国马克贷款支付3。8％的利息，这个利率比获得“3A”称号的德国自己的利率还要高。
对于特鲁格亚和他的小组来说，这一切都是彻底运用经济标准的结果。为了保护自己不受贿赂的声誉，穆迪公司的工作人员只能外出旅行两次，即应某一国家财政部邀请，检查该国金融财政。这位穆迪公司的副总裁保证说，每名分析员必须按月公布他自己的投资，不允许任何人在公布判断以前抢先行动，参与投机活动。即使政府施加压力也毫不姑息。“我们只承认投资者的利益，我们不搞政治。”
然而，结果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这家代理公司的判断也许会使有关国家付出增加数十亿利息负担的代价，还会对各国的选择施加影响，并影响到整个民族的自尊感情。1995年2月，加拿大元陷入跌势，在市场上已被当作“北方的比索”。琼 · 克雷蒂安总理设法借助一项新的预算计划和削减开支来阻止资本外逃。然而，这项计划刚刚拿到议会辩论，穆迪公司就评论这次削减“‘是很不够的”，并宣布有可能把加拿大债券降为“Aa”级。此后反对派领导人据此津津有味地谴责政府推行了一种不适当的金融政策。克雷蒂安的当选机会直线下降。（纽约时代）杂志讽刺地评论说：“穆迪公司的这个人统治着世界”。类似事件不断重复出现。1996年，又是大选前夕，这家代理公司对加拿大的信贷等级进行复审评议，悉尼各大报的通栏标题是（阴云覆盖下的政府）。工党竞选失败。
没有法律的法庭
市场逻辑自上而下地垂直渗透绝不仅仅是那些可恶的国外投资者造成的。凡是资本市场已经国际化的地方，本国财富占有者立即晋升为国家审查员。他们可以最终把自己的钱投向别的什么地方。在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像瑞典那样，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最初，由于它被奉为榜样的社会福利政策而被人们交口称誉，这个国家努力尽可能实现一个社会公正的资本主义。但是所有这些在今天已经所剩无几。康采恩公司和财富占有
者自80年代末期以来，把越来越多的劳动岗位和储蓄资本转移到国外。尽管国家征税收入有所减少，政府还是降低了对高额收入的征税。财政预算赤字日益膨胀，政府被迫对大量社会福利计划进行限制。
然而，这些还不能很快地满足市场要求。1994年夏季，工业大王斯卡尼亚卡车公司的主要股东彼得 · 瓦伦贝尔格威胁说，如果政府——当时还是一个保守党联盟执政——不把国家赤字降下来，他就要把康采恩中心转移到国外。斯堪的纳维亚最大的保险公司斯堪的亚公司的老板布耶尔恩 · 沃尔拉特甚至要求联合抵制瑞典的国家债券，直到以欧洲平均利率进行交易为止。第二天，斯德哥尔摩的定息证券就卖不出去了。瑞典克朗的汇率与它的股票价值一起同时下跌。政府和所有接受瑞典克朗贷款的人，今后对于所借的钱必须以4％的利率进行偿还，这比德国马克的利率还高。这个国家深陷债务之中，大幅度削减预算已不可避免。今天瑞典对穷人的救济缩减得比德国还要少。
就这样，瑞典走上反社会福利的路线，这个原来被奉为楷模的国家现在又在为一个高值货币和相对优惠汇率而得意洋洋。威胁自然依旧存在。1996年1月社会民主党总理格兰 · 佩尔松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危险。在竞选斗争中他公开建议，他对失业和患病的救济提高到原收入的80％。两天以后，穆迪公司公布了它的报告，据称瑞典国家稳定金融财政的措施是很不够的，它必须“进一步削减社会福利计划”。第二天，定息证券和股票汇率下降30％至100％。瑞典克朗的表面价格也在直线下滑。
在德国，人们也正在按照同样的脚本拆毁试图通过高额累进税限制社会不平等的社会福利国家。保守党一自由党联盟政府遵循工业界和银行界的要求逐步改进税收体系。最近他们又两次降低公司所得税纳税标准，因而使大企业获利。最大公司纳税比例下降了5％。此外，对于独立经营者的折旧优惠大幅度上升。相反地，由于德国统一而增加的所有负担都完全落到群众性征税上面，首先是工资税和增值税。结果不言自明：1983年，赫尔穆特 · 科尔就任联邦总理上台执政时，公司和独立经营者承担全部纳税负担的
13．1％。13年以后，这个比例减少一半，降到5．7％。1992年在布鲁塞尔办公的欧洲联盟的一个高级专家小组确认，在向公司征税方面，德国已落后于美国、日本以及西欧平均水平。联邦德国至少在税收方面，长期屈服于全球范围内对社会福利国家的攻势，而且在资本市场能够利用高利率对它进行惩罚之前，就已经投降了。
就是美国政府目前也正顺从地遵循那些操纵资本流动的金融界人土的判断。1992年比尔 · 克林顿进入白宫。他曾向选民们许诺实行一个内容广泛的改革纲领。处于衰落中的各州公立学校应当重新振兴成为一个能发挥重要作用的教育体系，每个美国人未来都将获得疾病医疗保险，但是，不增加国家开支这个方案就无法实现。大选以后，美国债券汇率开始下降。投资的银行家们公开结成反对改革的统一阵线。克林顿就职几个月以
后，也就是早在他失去议会多数以前，改革计划就已被迫搁浅。多年担任克林顿顾问的詹姆斯 · 卡维勒灰心丧气地宣布：“以前我希望，如果能够再降生一次，下辈子我要当总统或教皇。现在我希望，若重新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要像息金市场一样，一个人要能使每个人都感到威胁。”
由于屈从金融市场的统治，结果就会造成对民主的沉重打击。今后虽然每个公民都有一张选票，政治家也总是要在所有社会阶层之间寻找利益平衡，以便获得多数。无论是在瑞典、美国或者德国，都是如此。但是在选举以后，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却是金融学家所称的货币投票权。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职业的货币管理人员所履行的只是他们的委托，这种委托要求为被托管的资本带来尽可能高的利润收益。今天他们凭借自己的优势力量，可以向百年以来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平衡改革政策千辛万苦所争得的一切成果提出挑战。
在这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控制资本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今天却又在全球范围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不断提高工资和国家组织的社会福利测器保护使得近50年内出现了一个中间等级社会，现在金融市场也在办理中间等级的储蓄存款工作。在以往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所拥有的收入大大超过维持日常生活的必需开支。由于他们在保险公司、银行、基金公司的储蓄而给别人提供了向工会和社会福利国家发动猛烈攻击的材料。德意志银行调查部估计，世界范围内投资资金仅为7万亿马克，其余10万亿马克则由养老储蓄方案的设计者如由德国的各种保险公司管理。工薪优厚的中间等级公民因此经常身兼牺牲者与实行者、赢利者与失败者的双重身份。当他们的资本——人寿保险利率提高的时候，他们的收入由于税赋的加重而蒙受部分损失。他们把自己的储蓄交给投资基金公司，而这些投资基金公司的经理作为他们雇主的最大股东明天就会在那里成立一个董事会，该董事会——为了资金投资者的利益，会无情地推行合理化，剥夺他们的劳动岗位。
关心债券汇率与货币稳定的各国政府因此完全有理由要求为福利社会一部分人的目标服务。只有那些不再拥有值得一提的储蓄存款或被迫失业的人并且已无法再进行储蓄的人才会从炉子的铁罐子缝中漏下去。国家通过市场所作的“盲目惩罚”远远不像货币主义者要人们相信的那么“健康”。这种惩罚不仅否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民主政治不但要服从于市场法则，还要服从另外的法则，而且还把各民族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拉平，制造出一种可怕的日益增长的潜在冲突。
瑞典的大多数人时至今天也不希望他们的社会单纯追求资本利润的目标。只是由于这一点，瑞典政府才反对削减社会福利国家。而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在1995年春季没有选择继续缩减国家财政预算的作法，此时此刻他的最重要目标是必须保护国家不要分裂，
法语省份魁北克正在用要求分离出去的全民投票威胁着这个国家。他曾经削减划拨给这个省政府的经费，结果只是使分离主义分子有了更多的追随者，使他的国家蒙受更大的经济损失。1992年，意大利政府也不再如一些教授和投机分子嘲笑的那样从官僚主义的愚昧出发反对里拉贬值，而且他们还要保护数百万——根据银行建议——通过抵押楼房住宅换取资金的家庭。这种抵押是以欧洲联盟的货币欧元来结算的，由于欧洲货币体系的总崩溃，他们的欧元收入贬值大约三分之一，他们不得不把30％的收入返还给抵押银行，否则的话他们的房子就只值1个里拉。因此投机者被巧妙地送到讨厌的右翼政党联盟“自由联盟”的手中。它的激进传道者、新法西斯分子贾恩弗兰索 · 菲尼表现出维护占便宜的抵押债务人利益的代言人的特点。
而在各民族之间关系中，金融市场也在挑起冲突，这些民族越来越多地被剥夺政治调控能力。被迷信市场的经济学家称作世界金融法庭的外汇市场和有价证券市场经常作出极不公正的判决，它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法律，只会制造经济混乱，而不是公正。
这些追逐利润的人在贸易空间中原则上首先选择经济大国，而不是首先选择小国，完全不管国家金融和国民经济的状况如何。像爱尔兰、丹麦、希腊或者泰国，对它们实际支付利息不超过2％，因为它们是小国。从市场技术上有一种绝对化的思想，即认为市场越小，风险越大，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就找不到买主。1995年以前担任德意志银行外汇主管人的克劳斯 · 彼得 · 默利茨解释说：“这就像电影院失火以后，所有的人都想逃出去，但是出口不够。”这种“退场风险”值得人们去上一笔风险保险。但从国民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个原则还是很荒唐的，它使投资成本昂贵。
与此同时，大国远远不像小国那样害怕市场的判失。从这种判决中捞取好处的首先是美国。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像美国那样动用别人的储蓄资本为自己服务。近10年以来，美国统计显示出一种负数的国际收支，这也就是说，消费者。公司和政府从国外借来的钱远远超过了他们对世界市场的投资。自1993年以来，这笔亏空总计占全部社会生产的10％，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尽管如此，美国公司或者建筑商人绝对不偿付过高的惩罚利息。这个纯粹的市场大国只关心如何使美元投资相对安全，并因此保持吸引力。此外，还关心如何使美元今后继续成为世界范围的储备货币。在各国货币发行银行的全部硬通货储备中60％以上都是美元，全部私人储蓄中几乎有一半是美元。而且一位中国农民或者一位俄罗斯工人都要把他们的美元盈余保存积攒起来，虽然美国实际经济成就不到女界生产的五分之一。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知道，如果牵涉到他们货币的稳定，就会有一半世界站到他们方面。
作为武器的美元
巨大的木平衡使得世界经济的很大部分依赖于美国国内发展。自1990年以来，商人们和国民经济学家都注意到，归根结底，唯有美元区的情况决定世界范围利率的发展。1994年春季，在德国一切迹象都显示出宏观经济衰弱。根据流行的国民经济法则——由于信贷需求减弱——必须要明显降低利率，这是启动投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然而美国经济却显示出上升的增长势头，美国国内市场利率突然暴涨。欧洲也迅速地把利率提高7％，在经济预测专家的行话中这被称作“宏观经济的毒药”。一年半以后，联邦德国又滑入衰退，而当消息报道美国工厂正在满负荷运转时，同样的戏剧又再度重演了。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低额优惠利率近10年毫无变化。德国货币保护者努力从银行借出更多的钱，德国公司企业也尽可能地借钱。1995年与上一年相比贷款增加7％。然而这笔廉价资本立即流向国外可获高额利润的市场。联邦德国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赫尔穆特 · 黑塞清醒地判断说：“货币发行银行单独降低利率的能力，很遗憾，已经消失了。”
对美元区的依赖性为华盛顿金融与货币政策专家们创造了一种权力地位，这种地位越来越多地把他们引上了同其它民族发生冲突的路线。在围绕金融经济统治权力所进行的隐蔽战争中，判断力量对比的标准就是外汇汇率。1995年的前四个月美国货币对日元、德国马克的比价下跌了20％，全球经济机器陷入混乱，在欧洲和日本引起一场新的衰退。夹着公事包的战略家们惊慌失措地改变他们对于德国马克和日元的投资结构。结果木仅美元，所有欧洲货币对于法郎和德国马克的比价都在下跌。德国公司的国外收入突然贬值，大大低于所估算的数字。戴姆勒公司、空中客车公司、大众汽车公司和其它上干家公司都出现了赤字，它们宣布，将来要优先进行国外投资。一些专业报刊，如《商业周刊》、《商报》或者《经济学家》再次写道：“货币发行银行面对数以万亿计的外汇交易市场上的汇率下跌显得十分软弱无力”，这个外汇交易市场每天营业额几乎是世界各国发行货币银行全部外汇储备的两倍以上。
客观上汇率的迅速下跌似乎是很不合理的。1美元的实际购买力与其说是交易中的1．36马克，不如说是1．80马克。货币市场上的美元利率，即短期信贷的利率要比上升为优质币的德国马克和日元还要高出1％。各派的经济学家都束手无策。柏林的德国经济调查研究所的货币专家默尔策尔 · 施特雷梅认为“没有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国民经济学家迈克尔 · 马萨只能得出结论说：“市场发疯了。”
真的不合逻辑吗？这荒谬吗？货币竞争的主要健将们的看法却完全不同。德意志银行外汇交易部主任克劳斯 · 彼得 · 默里茨，直接地把美元下跌解释为“美国人所希望的政治战略”。出口衰退的美国经济想借此获得推动，使他们能够在国外市场上廉价提供自己的产品。美元汇率成为与日本和德国争夺世界市场份额的斗争武器。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阴谋理论，然而却十分可信。金融市场上大多数国际炒家都是在世界各地建有基础设施的美国金融机构。这些机构肯定不是按照美国政府的笛声跳舞，但是他们却非常乐意秉承联邦储备银行和它的总裁艾伦 · 格林斯潘的旨意办事。这家世界上最大的货币发行银行无法阻止那些跨国的金融投机家，因为后者的美元储备是无限的。默里茨认为，只要联邦储备银行的一名经理向一位国会议员打一个电话，宣告美国对美元的币值稳定不感兴趣，这就够了。其余的由不久之后了解底细的商人们来做。两个最强有力的美国男人间接地证实了这一战略。1995年4月，世界范围的美元危机期间，美国总统克林顿散布说“不要为了阻止美元下跌而去做什么事情”。而在这不久以前，联邦储备银行经理格林斯潘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甚至提出降低最低利率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后来并没有付诸实施。在这两个事例中，对于市场所发出的信号是明确无误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和美国政府都希望美元汇率落下来。而法兰克福的经济学教授威廉 · 汉克尔认为美元下跌只不过是“美国一种机智的货币政策”。他认为，在一个深受通货膨胀困扰的货币虚弱的世界内，美元本身面临大幅升值的威胁。华盛顿的货币保护者暗中商定，“他们把问题转移到其他国家身上”。作出如此理解的恐怕还有赫尔穆特 · 科尔的经济顾问。这位德国总理一反往常对于大西洋彼岸伟大兄弟的克制态度，对于华盛顿政府嫁祸于人的货币政策表示了个人的抗议，并且公开把这项政策说成是‘岸人无法接受的”——这个表态取得了相应的效果。
1995年的经济统计证明了美元战略的胜利。在德国，预计的经济增长减少了一半，美元疲软成为大规模解雇的理由。日本人受到更大冲击。他们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仅在12个月内就减少了四分之三，这个国家陷入了通货紧缩的经济衰退，失业人数成倍增加。格林斯潘和美国财政部长鲁宾直到1995年秋才放弃他们的强硬路线，此时他们所期望的结果已经确保无虞了。9月以后，这三个国家的货币发行银行重新开始共同支持性收购美元，汇率停止下跌，并且开始缓慢上升。直到1996年夏季，重新恢复了1美元兑换1．48德国马克的比价。
外汇市场绝对没有发疯，它是按照艾伦 · 格林斯潘的节拍运作的。专家们对于这种现象束手无策只不过表明，他们的理论忽视了在世界金融网络中也有拥有权势利益或者说不得不屈从于权势利益的人们在活动。当然并不是所有国家的货币发行银行对于市场的莫洛赫神都同样的软弱无力。某些国家的货币发行银行不仅不软弱，而且还被列入一个明确的实力排行榜，居于首位的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处于第二位的是日本银行和联邦德国银行，它们分别在日元区或德国马克区统治着它们的邻居。
金融界的热带丛林游击战
至少在金融市场上，迄今为止具有重大意义的与其说是全球化，还不如说是世界的美国化。商业活动家默里茨认为，这是正常的情况：“也许这是我们为美国在巴尔干为我们进行干预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依赖性所产生的经济损失同样是十分巨大的，而且对于美国来说也并非毫无风险。这位使用霸权的美国巨人越是残酷无情，就越会产生攻击性的反抗行动。如果一些政府感到自己在这种反抗中能占到便宜，将会发生什么事呢？正在崛起的马来西亚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在任职多年的马哈蒂尔 · 穆罕默德总理领导下，这个国家发展成为除了新加坡以外，最成功的亚洲崛起国家。此外，马哈蒂尔特别喜欢做的是，不断地对西方的傲慢自大、颓废堕落和帝国主义观点发动攻击。1988年他准备在与自身利益最关切的领域即货币市场上对他的敌人发动打击。
在此以前，这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即内加拉银行不得不忍受相当大的损失。里根政府多年推行的高利率政策把美元汇率推向顶点。然后，美国人与日本、英国和联邦德国在纽约普拉扎饭店举行一次秘密会谈，达成一致意见，通过共同干预再把汇率降下来，并由此造成灾难性下跌30％。内加拉银行总裁雅法尔 · 侯赛因，以前曾是证券交易所经济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非常愤怒地注意到，马来西亚辛辛苦苦挣到的美元外汇储备，并非由于自己过错而大幅度贬值。他在印度新德里的一次谈话中愤怒地指出，由于普拉扎协议，“根本改变了由的私人仿效者所搞倒。当欧洲货币体系陷入虚脱的时候，雅法尔错误地估计形势。英国人很快退出欧洲货币体系，使他大吃一惊。内加拉银行在1992年和1993年损失几乎60亿美元。雅法尔不得不为反对派领导人所称的“马来西亚最大金融丑闻”承担责任，失去了他的职位。他的接班人此后再也不敢冒这种风险了。
内加拉银行投机活动证明，结成网络的金融世界对于自身所产生的矛盾冲突是如何无能为力。由于市场爆炸性地增长，今天若想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威胁，像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个国家肯定是太小了。但是“美元火山”（汉克尔语）却可以喷出越来越多的美钞，从而使得在美国本土之外流通的美元总量迅速膨胀。亚洲的货币发行银行已经控制了世界硬通货外汇储备的一半。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已有700亿美元，小小的台湾岛也不相上下，日本所拥有的外汇储备是这个数目的2倍。在美国和它的亚洲贸易伙伴之间矛盾日益增加的背景下，这个数目提供了“制造一次金融风险的充分材料”。1995年《经济学家》杂志曾发出上述警告。”
迄今为止，敌视美国的亚洲国家未必会用大规模抛售的办法破坏美元地位，并从而破坏世界金融体系。而且这些国家对于市场，对于美国的军事保护有着很大的依赖性。但这些并非永远不变。亚洲各国的增长趋势正在使权力平衡的格局向着有利于亚洲的方向移动。
另一方面，在欧洲，与计划者的意图——动摇美元霸权地位——相反，这一计划正变成一场没有喜剧结局的笨拙肥皂剧。在那里，两个欧盟大国——德国与法国政府为了实行一种共同的欧洲货币而相互争斗。在“获得伟大成就”（科尔语）的同时，他们在市场与国家之间展开了一场权力斗争，使欧洲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欧元的冒险：围绕货币联盟的斗争
自1991年12月11日以后，荷兰的小城市马斯特里赫特肯定要被写进历史书。在那里，在这个星期三的晚上，当时的欧共体12国政府首脑在一份条约文本上签了字。在未来几十年的欧洲历史进程中，这份文件将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关于建立欧洲联盟并为它的成员国创造一种共同货币的条约。欧洲改革并没有改变西欧国家联盟的政治结构与管理技术结构。关于未来货币联盟的协定证明了各国领导进行改革的果断决心，这在现在民主制度中还是很罕见的。正在所有国家等待批准的这项协议规定，自1999年初，大多数欧盟国家都要把它们的货币同固定的兑换比例联结起来。两年以后，由于一种名叫“欧元”的、事实上的共同体货币的问世，欧洲货币的旧名称即将消失。如果按计划实行的话，自2002年1月1日起，所有工薪、收入、支付和税收都要以欧元计算。它的价值要与1999年后市场结算的兑换比例相一致。
这些步骤的结果是不容忽视的。未来的欧洲国家将克服迄今为止货币分裂所造成的诸多不便。小市场的息金补贴将像迄今为止的高额银行兑换手续费一样被取消。首先是这些国家之间的所有贸易将摆脱汇率突然变动所造成的代价高昂的风险。在共同市场内所有价格都将直接进行比较。但是与此同时，欧盟国家将面临一种巨大的政治风险。他们将不再拥有自己独立的货币发行银行，而且，原来的货币发行银行也将把它们的主权转交给未来欧洲中央银行。这家欧洲中央银行将在迄今为止的更大范围内把欧洲国家彼此紧密联结起来。这个货币联盟的成员，如果无法维持自己的出口经济，将再也不能采取货币贬值的紧急刹车措施。这些加入欧盟的国家再也无法直接决定本国财政金融政策、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如果货币计划真正付诸实施，那么，建立一个能够迅速而又仍然是民主地作出决策的真正政治联盟就将是一个继续生存的问题了。
然而，用这种广泛意义来衡量，协议签字五年以来，人们对于这项至关重要的欧洲政治方案的公开讨论还处于一种很可怕的水平。人们或者说，欧洲货币联盟会保障“不再从德国的土地上产生出战争”（科尔语）；或者说欧洲货币联盟将对“欧洲再度分裂”承担责任（美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 · 赫德语）。此外，正如1996年3月德国社会民主党高级候选人狄特 · 施玻利在巴登一符腾堡竞选演说所说的，欧洲货币联盟又是“对于德国劳动岗位的威胁”。
在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的辩论由于蛊惑宣传和虚假情报而陷入一团迷雾之中时，人们
于1996年1月18日在法兰克福听到了令人顿开茅塞的语言。欧洲财政基金会，一个银行界的院外政治集团同法国财政部长让啊尔蒂举行一次辩论。金融行业所有有地位、有名望的人都被邀请到会。阿尔蒂首先提出了一些技术性建议，讨论了汇率目标区和过渡步骤。接着在自由发言中他大致描述了欧洲货币联盟的真正目标。阿尔蒂认为，这个计划一旦成功，“欧元就可能上升为世界主要的储备货币”，它得到有4亿公民的、世界规模的欧洲内部大市场的支持。在这个基础上欧洲可以同美国平起平坐。欧洲联盟通过控制汇率将获得一种“贸易政策手段”，它比任何种类的进口关税都更加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