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会议的大金融寡头代表们的反应十分尴尬。尽管美元危机、欧洲货币体系崩溃，在德国的金融与经济舞台上，阿尔蒂所说的反对市场力量的自由作用的国家干预还是被看作是一种亵渎行为。准确地说，是否应重新恢复国家控制金融市场的能力已成为围绕货币联盟斗争的真正核心。这位巴黎政治家用手掩着嘴悄声许诺说，欧洲货币联盟就是要结束“美元的专制统治”。
对此应当补充的是，欧洲人将为此付出昂贵而痛苦的代价。因为为了对市场施加强制，必须先使市场平稳下来。在所谓马斯特里赫特标准后面隐藏的不是别的什么，正是在条约草案辩论期间联邦德国银行代表所强加的东西。众所周知，只有那些政府债务不超过全国年度创造价值，年度赤字不超过社会总产品3％的国家才被允许进入欧洲货币联盟俱乐部。而且，参加国货币应当在3年以前事先与德国马克建立一种稳定的兑换比例。具体比值是随意选择的，不过要与谈判中估计的德国在1999年的水平相适应。德国货币保护者认为，只有这样，才会使欧元从一开始就像德国马克那样安全可靠，从而使投机性攻击行动不会捞到什么好处。
这个方案在理论上是如此具有说服力，但它又是如此迅速地被现实所超越。条约签字4年以后，这个计划简直变成了妇女紧身胸衣，弊端超过了益处。首先是法国，自1994年以后被迫模仿德国货币政策，建立一家独立的货币发行银行。它的最高长官让一克洛德 · 特里谢实行铁的“法郎壁垒”政策，在长达4年的期间内法国的债务人和企业家们不得不支付比德国人高出3％的利息，以便抵抗不断出现的新的投机浪潮，保住汇率。最后直到1996年夏季，这两个国家的利率水平才大致相等。与此同时，所有欧盟国家都开始着手减少赤字。在收入增加时期，赤字水平比较稳定。但是随着景气形势的短期中断，自1993年起，欧洲联盟陷入衰退，征税收入急剧下降，1995年，就连德国也不符合欧洲货币联盟的标准。
此后，紧缩路线与任何经济政策理性都格格不久。在企业和康采恩为了节省成本而使几百万人失业之时，迫切需要国家充当投资者和雇主的角色。由于加剧危机的紧缩措施，欧洲货币联盟计划在法国变得声名狼藉。1995年秋季，法国儿家工会共同组织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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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近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长达数月之久的反对紧缩方针的罢工。在抗议浪潮的压力下，法国工业界，如标致公司总裁雅克 · 卡尔韦和对欧洲联盟绝对不会抱敌对态度的前任总裁瓦莱里 · 吉斯卡尔 · 德斯唐都要求修改马斯特里赫特计划。在德国，反抗活动也在增长。德国经济调查研究所分部领导人海纳 · 弗拉斯贝克与他的多数同事观点一致，他提出警告说，急剧压缩国家开支会使整个欧洲不稳定，这就像当年德国总理亨利希 · 布吕宁，用他的压缩开支做法把魏玛共和国1930年危机变成一场真正的大灾难一样。
1996年夏，所有的人都主张把货币联盟推迟到更好时机，至少推迟两年。然而欧洲联盟领导人，首先是欧洲先知赫尔穆特 · 科尔并没有作出这种决策的自由。因为所有那些出于利己的原因多年来长期反对欧洲货币联盟计划的人，如伦敦商业中心和美国华尔街的商业家们，都期盼着这样。瑞士银行巨头瑞士银行联合会驻纽约外汇机构的负责人米歇尔 · 斯诺夫对自己的对手毫不隐瞒地说：“这会夺走我们的工作和赢利机会，我们当然持反对立场。”盎格鲁．撒克逊和瑞士的货币金融机构自1995年夏以来就系统地向投资者散布不安情绪。他们在广告宣传和公开谈话中直接散布德国马克股票可能贬值的警告，劝诱广大顾客购买瑞士法郎股票，虽然它的利息收入已接近于零。只有德国和法国的大型银行尚能防止大规模损失。他们支持欧元计划，因为随着统一货币问世，小范围的市场即将消失，而迄今为止在其余欧盟国家中大量小银行居主导优势。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交易所大厅欧元反对者可以结成广有影响的联盟。在伦敦，政府和“商业中心’即伦巴第大街附近的银行区结成了一条战线。因为他们从传统的自我意识出发，他们不想参与合作，而且也不想依附别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高级货币政策专家报告说，躲在幕后的英国大臣和官僚们“为了把这件事情弄垮，是不惜使用一切手段的”。对于电子化交易市场上的这种情绪来说，十分重要的是德意志联邦银行总裁蒂特迈耶尔向欧元反对者所提供的支持。因为他认为，他所信仰的货币主义学说的圣杯，独立的德国货币发行银行正在受到威胁。1996年3月他在波恩外交部举行的一次欧洲讨论会上对金融界肯定地说，欧洲货币联盟“在经济上并不是绝对必要的”。
脆弱的货币结构在投机活动的压力下总是要冒发生偏颇的危险，在这种货币结构的背景下，欧洲政策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倒退。德意志联邦银行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汉斯
· 于尔根 · 科布尼克警告说：“对马斯特里赫特计划的任何修改都将受到市场的无情惩罚。”1996年1月《法兰克福总汇报》获悉：“大型投资基金公司已经公开作好准备，争取尽可能抢先从欧洲货币联盟的推迟中获得某种结果。”至于这种结果如何实现，伦敦巴里巴斯银行资本市场专家保罗 · 哈梅特解释说，“十分简单”，如果统一货币延期推迟，“那么就实行B号计划：收购德国马克”。这样，推迟削减国家开支的经济命令就会被金融世界电子货币机器颠倒过来。哈梅特估计，1美元将可兑换1．35德国马克。
德国，这个欧洲经济火车头，将再次受到货币升值浪潮的冲击，恐怕又要有100万劳动岗位作为代价被牺牲掉。
所以科尔和他的伙伴希拉克除了顽固坚持他们的欧元计划以外，没有别的出路。他们宣布，谁要在1999年以后加入货币联盟，就要根据协议在1998’年春天作出决定，一切按计划进行。1996年上半年，波恩、布鲁塞尔和巴黎几乎每周都发布出这样的保证，这类保证当然就像漆黑的大森林中的哨声一样。距决定日期越近，情况越明显，除卢森堡以外，没有一个欧盟国家符合加入货币联盟标准。尽管如此，欧元的计划者还希望，1999年以后把欧洲汇率最终固定下来。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的戏剧性事件再度大规模重演。法兰克福银行家煽动说：“市场活动家们将对这项决议的坚固性进行测试。”1996年2月《经济学家》预言说：“如果相对多的有钱人认为货币联盟将要失败，那么这种意见肯定会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们会用自己的行动来证实他们的预言。”
征税帮助调控：托宾税
我们看到欧洲联盟各国政府在与外汇交易商人及投资基金公司顾客们的较量中又一次冒着毁灭性失败的危险孤注一掷——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玩火游戏。一旦货币方案失败，失败的将不仅仅是欧洲经济。在不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欧洲一体化方案也将变成靠不住的事情。这块古老大陆将丧失在全球化时代各民族迫切需要的东西：共同行动能力。这种把欧洲引入死胡同的做法表现出担负领导责任的政治家及他们的议会监督者的令人吃惊的愚蠢。他们在金融市场面前的软弱无力完全是自愿选择的结果，绝对不是被迫的。其实，无需时钟倒转，重新实行布雷顿森林条约构筑的世界体系，人们完全能够驯服用电子技术武装起来的商人大军的破坏力量。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詹姆斯 · 托宾在70年代制定了一个相应的计划。托宾论证说，放松控制的资本流动与突然的方向变化和灾难性汇率浮动一起将对物质经济造成损害。他建议，“给我们过度赢利的国际货币市场制造一点麻烦”，对所有外汇交易征收1％的税金。这个税率似乎比较低，但是具有决定性作用。首先由于各种不同市场，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率差额，这种生意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会捞得利润。为了把利率较低的德国马克兑换成回报较高的美元进行投资，投资者必须事先估计到，他的投资资本的2％要上交国库，因为他必须进行两次交换。在今天流行的3个月汇票投资中要首先交出这笔税款。因为德国与美国之间的利率差额——在一年之内——总计为8％。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若进行长期投资，利润会更高，但是也会有风险，利率差额和由此形成的投资价值都有可能再降下来。
托宾方案对于实际经济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各国货币发行银行可以立即相互独立地对于本国市场利率水平进行调控，使它与本国经济形势相适应。如果美国经济形势发出不协调声音，处于衰退中的欧洲人甚至可以把他们的货币以比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低8％的利率借出去。
自然，发明者如此描述的这笔“托宾税”并没有赋予政府任意规定汇率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不明智的。在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的情况下，他们必须能够对本国货币的汇兑平价作出修改。因而投机性交易还是可以大量减少，汇率发展就将跟随实际的国民经济，即经济学所说的“基础”的国民经济统计数字走。与此同时，货币发行银行又可以履行它原来固有的稳定汇率的职能。它的——免税的——干预性购买又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处于这个系统中的流动资本要少得多。
首先，按照托宾的方式在外汇交易中实行一种营业税可能会给国库带来收益。专业人员根据税率高低计算——即使在交易额减少三分之二的情况下，还会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1500亿至7200亿的收入。这种做法不仅有可能缓解负担过重的国家财政，而且，不来梅经济学教授耶尔格 · 胡夫施米特写道：“这是在华尔街上征税，决不是在迈伊大街上征税。”。金融工业有组织的逃税至少可以部分地被抵消掉。
几十年来，无论从学术上还是从政治上都找不出反对托宾建议的认真论据。甚至德国中央汇划银行首席国民经济学家汉斯一赫尔穆特 · 科茨也认为，储蓄银行中央机构对这项建议“在理论上也无可非议”，这项简单方案自然还有一种关键性的不利之处，凡牵涉切身利益的人都反对它，而世界各国又像在通常的税收的情况下那样相互竞争。科茨说：“纽约和伦敦始终阻碍它的实施。”只要有一个大型金融交易所是免税的，外汇交易就会集中到这个地方。如果七国集团国家共同实行托宾税，金融行业就会把它的交易疏散转移到从开曼群岛到新加坡海外分店中来，破坏托宾税所追求的抑制效果。一位德意志银行的国民经济学家高兴地预言说，在外汇交易税这件事上，“失败是注定的”。他的一位美国同事准确地道出了威胁来自何处。他说，如果国家插手此事，那么，“我们恰恰是把总司令部安置在飘浮在大洋中的舰艇上”。
迄今为止，各国政府到处都屈从于这个逻辑。一项相应的法律草案在美国国会两次被否决。而被数十亿美元财政预算窟窿折磨得狼狈不堪的联邦财政部却毫无怨言地忍受着货币商人资本外逃的威胁。国务秘书于尔根 · 斯塔克为国家财政部门对金融投机家的克制态度进行辩护，他说，托宾的建议“今天已经不再具有可行性了”。他说，“只有当世界上190多个国家大家都实行托宾税的时候它才能发挥作用。”胡夫施米特总结说，一项致力于“在外汇市场上限制对国民经济有害的大幅度跳跃”的明智方案，“不是由于技术上无法办到，而是由于违背银行产业部门的利润利益而被否决”。
而且，只要各国政府彼此之间为了争夺劳动岗位和资本还有激烈竞争，就无法凭借这样一种营业税驯服肆无忌惮的金融工业。尽管如此，每个国家，待别是欧洲联盟还是不应如此软弱。他们可以分别进行谈判协商，如托宾在1995年夏季的一项新的研究中所主张的那样。他们必须把征税继续推进一步，对本国货币向国外金融机构，包括本国银行的国外分支机构贷出时征收一种附加税。这种附加税也是无法逃避的：谁想对法郎进行投机活动，首先必须弄到法凯即使他在纽约或新加坡的一家银行签了汇票的背书要求它支付法郎，这家银行最终还是要在法兰西银行再筹资，而法兰西银行就会向它的顾客征收附加税。
这种征税以治本的方式，即是在投机赌注的资金来源——贷款方面对于人们所讨厌的投机活动进行惩罚。事实上通过征税间接地、部分地再度取消了资本流通的自由化。尽管如此，商品贸易和实际经济并没有受到干扰。对于工业设备或者商品交换的国外投资来说，这笔税几乎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数十亿金额的投机性外汇交易来说，它却是很起作用的。这种投机利用任何一种最低限度差额，从汇率的波动中获取成倍好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在必要时甚至要坚决地重新对资本流通进行控制。但是银行家和迷信市场的经济学家却把这样一种战略看作危险的异端邪说。迄今为止，他们捍卫资本的斗争还得到大型媒介的多数经济编辑们的支持。比如《法兰克福总汇报》竟然预言，托宾税将导致“建立一种遍布全球的奥尔维尔所称的监督国家（意抬高度集权的国家。——译者注）”。
然而，对失控的货币市场持批判态度的人越来越多，就是政治精英中也是如此。从加拿大经济部长和他的在东京和巴黎的同事，直到东南亚与荷兰的货币发行银行总裁，严肃的政治家多年来不断建议，对金融市场应再度严加管束。原欧共体委员会主席雅克
· 德洛尔也持这种态度。1993年夏季欧洲货币体系失败以后，他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中要求，“采取措施，限制投机性资本运动”。欧洲必须要“有能力进行自卫”。德洛尔说，“不能允许银行家们按照他们所喜欢的方式简单行事。我们为什么不应当提出一些规则？为什么共同体不应当采取主动呢？”紧接着出现了与此有利害关系的人的强烈抗议。德意志银行的银行家希尔玛尔 · 科佩尔愤怒地说：“现在连主持欧洲内部大市场的人都主张进行控制，我们还有什么出路？”他同德累斯顿银行、商业银行的总裁一起反对攻击投机活动，要求只要有正确政策就够了。
迄今为止，没有一家政府敢于出面反对这些强权势力。所有改革者都在不断后退。尽管如此，这些金融寡头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或迟或早，资本市场除了再度置于国家严厉监控之下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金融世界的灾难性的自身发展已经使它的活动主体无法驾驭。由几百万联网电子计算机组成的金融网络空间正不断地积累风险，这
种风险与核技术本身所带来的风险不相上下。
金融衍生物：来自后援的危机
人们事先没有料想到，任何商人或交易所经理也事先毫无准备。1994年春天，美国经济形势不错，康采恩积极投资，消费不断增长，美国人从来没有建造这么多大楼。为了对付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过热和市场上日益增长的通货膨胀恐惧，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市场委员会在主席格林斯潘的领导下，于2月份第2周出示了警告黄牌。他们把美国银行迄今为止比较低的主要利率提高0．25％。原来想作刹车的轻微试探，发出信号，提醒各国货币发行银行保持警惕。但是在商人办公桌上却被当作世界经济要全面刹车，开始出现一场前所未有、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抛售华盛顿国家债券的风潮。3个月内汇率持续不断下降，利率爆炸性上涨。不是如联邦储备银行计划的那样上涨0．25％，而是翻了8倍。短期和中期的美元货款利率上涨2％。这种汇率下跌、利率上涨的发展趋势立即渗透到欧洲国家，资本市场的“短暂危机”（商人行业术语）把整个欧洲大陆推入衰退。各国中央银行习惯于“把握货币市场的方向盘，就像驾驶一台老牌福特汽车”。纽约银行界的金融专家和鉴定专家格雷戈里 · 米尔曼评论这场出乎意料的危机说，这一次市场却像一辆赛车一样作出反应，“乘客穿过车子前面的挡风玻璃飞了出去”。受到打击的首先是那些利用被称作“宝贝”的美国债券为自己的高风险投机性投资作出安全保障的投资者。他们提供的保证金不再能抵偿债务，债权人宣布解除契约。下面是成千上万的事例之一：洛杉矶南部，加利福尼亚最富有的奥兰治县。有一家曾得到大量资助的国有公司现在不得不登记破产。这个以往资金雄厚的公司金库现在出现了几乎30亿美元的亏空。在世界范围内金融工业同它们的顾客一起蒙受重大损失。长期投资的贬值给他们带来战后最大的年度损失。3万亿美元几乎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而使人吃惊的是，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设在纽约自由大街的联邦储备银行的主要驻地，一个经济学家小组找到了消失了的数十亿美元。对商人所作的调查研究导致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国家债券混乱的关键原因是在房地产抵押债务的交易上。
与德国不同，在美国，如果市场提供的利率低于契约规定的数额，房地产抵押人可以随时宣布取消他们的建筑贷款。为了防御这种风险，相应的有固定利息的长期债券时当于德国的抵押债券）的供给者将地产抵押债券出售一个时期，即出售到事先规定的时间。利率下降，房产主把短期信贷改为长期信贷，这种息金期权交易上涨的汇率抵消了由于宣布解除抵押契约而失去的利润。在利率下降的年代里，把短期信贷改为长期信贷
已发展成为大规模交易。房地产抵押证书只是短期投资，购买者只有借助短期总金一期权交易才能相应获得安全保障。
当联邦储备银行宣布利率急剧变化时，市场几乎倾覆。巨大的美国房地产抵押市场的管理者突然大规模抛售为期5年以上国家长期定期债券。无论联邦储备银行还是其他银行都没有料到这一点。对于房地产抵押交易和债券交易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设有几个人明白。从市场的这个角落爆发出一种抛售冲击，使汇率迅速下降。几个小时之内，在所有其他市场参与者的电视显示屏幕上都出现了讨厌的“停止一下跌”的信号。他们必须向外抛售，形成了一种越来越猛烈的的反馈，形成一种强大的运动，似乎无事生非地发展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抛售浪潮。在资本市场庞大江河水系的一个以前不引人注目的分支上，现在爆发了一场洪水。美国中央银行一次小小的汇率修正几乎变成全面危机。
1994年美国房地产抵押债券危机前所未有地显示出金融工业对于无法预测的突发事件和连锁反应是如何毫无防御能力。现代高科技武装起来的财政金融业的这种不安全状况与金融衍生物交易有着决定性的关联。80年代资本流通的自由化不过是取消了各国市场之间的国界，90年代的金融衍生物交易则把这种取消界限推向极端。德意志银行总裁希尔玛尔 · 科佩尔高兴地说：“金融衍生物使得所有资本市场都能够彼此互相交换。它把长期贷款变成短期贷款，又把短期贷款变成长期贷款。它实现了我们以前做梦才能办到的事情。”
也许，正在做的是一场噩梦。现在就像在一个相互沟通的管道系统之内，一切都相互联结在一起，但这样一来，每一天都更难测量出准确的比例。昨天的经验明天就可能失效，商人们再也无法自己估算出交易金额。为了能够对他们的‘略构化产品”（行业术语）进行交易，这些金融魔术师需要价格信息和风险信息的程序。这些信息程序的质量决定着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和损失。德国一家私人银行金融衍生物交易负责人报告说，他的电脑文件夹中存储着几千份这种错综复杂的未来交易协定。他对这个能够随时显示所有期货交易总金额的程序十分自豪，来自几十个市场的最新数据不断地被输入计算。他的食指飞快地落在几百行数据中的某一行上面：“在这里，我能看到，我们是否能够赢利。在利率保持不动的时候，每天我们都要损失49000马克，利率下降0．01％，就会给我们带来7 马克的利润。”
前提条件是所有从理论上能够出售的东西都能在市场上找到一位买主，然而，事实并非永远如此。各个市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在同一时间内决定起落升降的因素越来越多，发生灾难性汇率变化的危险也就越来越大，就像房地产抵押商人的债券期权交易可以把世界债券市场搅得天翻地覆一样，明天可能又会出现一种人所不知的债权关系。
金融衍生物市场的这种令人捉摸不透的反复无常给某些金融魔术师带来了灾难性的
厄运，给许多正派经营的公司带来几亿、以至几十亿金额的损失。牺牲者名单包括法兰克福五金公司，它只是由于获得数亿马克的补贴才幸免于破产，还有世界康采恩普罗克特一甘布尔公司、日本大和银行、德国哥达保险公司与克罗尼亚保险公司、汉诺威再保险股份公司等。迄今为止最大的事故是1995年2月，由当时年仅27岁的英国人尼克 · 里森造成的。他在新加坡交易所根据日本股票的日经指数所作的错误期权交易使伦敦巴林银行损失18亿马克，迫使这家最古老的英国金融机构宣布破产。对于这类投机活动，银行业务监督机构的负责人显然多年以前就已知道。金融衍生物交易的爆炸性急剧发展不仅增加了货币交易风险，而且使得几十年来为这个行业所建立的安全体系从根本上被取消。
网络空间中的超级连锁反应
在银行业务监督人员看来，个别商人与个别银行的损失原则上都是无关紧要的。危险的是大银行和投资公司一旦丧失支付能力，因此使整个体系陷入威胁之中。一家金融机构的破产在一夜之内会牵连损害许多别的金融机构，引起一种世界范围的多米诺效应。“然后风险蔓延到交易所，从那里影响到汇率变动，并因此影响到实际经济。”1994年初，德国储蓄银行联合会主席霍尔斯特 · 科勒十分担心地说，这样一种“风险转换连锁反应”是“非常可能的”。商贸活动突然停顿，整个体系陷入萎缩，不可避免地形成一场全球性危机，就像1929年10月世界所经历的那个黑色星期五那样。
科勒选择原子技术工程师的基本术语“必须想到的事故极限”作了正确比喻。所谓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与核电站风险完全类似。导致紧急事件的可能性概率是很小的，然而潜在的可能的为害范围却几乎是无限的。因此，大工业国银行产业部门的官方监控机构多年来已贯彻实行强制性法规。例如自1993年以来，从东京到法兰克福都有一条基本规定，任何银行都必须从自己的资本中安排出一笔数额至少相当于所有未收回贷款总额8％的款项，如果有一笔大型贷款被拖欠不还，那么必须随时准备用这笔资本填补亏空，金融衍生物的交易使这种防御措施变成十分荒谬的东西。因为商人们的许多并不知道的贸易项目在商贸结算中大多不会出现，这样一来，如何评估风险，完全听凭金融机构自己决定。
自从金融丑闻和事故不断出现以来，许多观察家大声疾呼，发出警告。美国官方有价证券管理机构证券与汇兑委员会领导人阿瑟 · 莱维特在巴林银行事件前夕就提醒人们：“现在已经到了紧急关头。”1992年以前曾担任汉堡州中央银行总裁，兼任德意志联邦银行董事会成员的威廉 · 诺林迫切要求必须尽快制定“使金融机构能够自我保护”的国
际政策，对于金融系统的“超级连锁反应”采取相应防范措施。而美国银行家、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副总裁候选人费利克斯 · 罗哈廷也认识到，在新的金融手段和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商贸技术的结合中隐藏着致命的破坏力量，它能够引起一种摧毁性的连锁反应，与原子武器相比，金融市场今天成了破坏稳定的更大危险。联邦德国金融监督委员会副主席约辛 · 萨尼奥也持相同意见。巴林银行比较起来还只是一件小事故，如果有一位国际炒家从中介入，问题就大了。类似戈德曼 · 萨克斯、梅里尔 · 林奇式花旗银行这样的房地产商人为数不多，但是能把绝大部分金融衍生物的交易集中到它们身上。这些金融枢纽若有一个运转失灵，“整个金融网络瞬间就会经受严峻重大考晚’。萨尼奥建议说，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世界范围联网的“登记注册中心’，在进行大笔金融衍生物交易的时候，就像现在国内大宗贷款一样，必须要向这个中心登记。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发现，在什么地方市场正在积累巨大风险。萨尼奥说；“推动贸易的强大力量实在是过分强大。”就连从事快速跨国货币交易的火冒险家格奥尔格 · 索罗斯也提醒人们要小心。1995年1月他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研讨会上对来自公司经理阶层和世界政界的3000多名听众宣布说，财政金融系统毫无防御重大危机的准备，在危机关头会面临全面崩溃的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们提出这么多的警告，但是迄今为止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人们要求建立的登记注册中心，就像人们对严格法规的呼吁一样，已从辩论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有一个常设协调小组的大金融市场监控机构，同银行界院外活动集团就应当采取什么方法抵御金融风险已经讨论了两年之久。1995年12月，这场争论产生了一项没有约束力的基本路线，让各家银行评估自己的风险，要求它们维持相当于自身资本3倍的货币总量，只有这样才能经受风险考验。
这项建议在3年以后也许会变成法律规定，目前辩论已暂时安静下来，但是它肯定不是一种真正有效的安全措施。就连埃德加 · 迈斯特尔也间接承认，德意志银行的董事会在接受对银行业务的监督。1996年1月他在陶努斯山上一个戒备森严的会议大楼中向“欧洲风险控制圆桌会议”提交一份报告，当时正是巴塞尔建议通过6周以后。报告对参加会议的研究金融行业风险的专家们流行使用的计算方法的许多缺点提出批评，许多模式包含“过于简单化的例外”，没有把“汇率的极端波动”考虑在内，使人无法从过去推断出将来的情形。最后，几乎没有考虑到“流动资金短缺”的情况，五金公司和巴林银行事件就是如此。换句话说，自我组织的风险管理恰恰是在最迫切需要的时候，也就是在发生预测不到的大规模市场运动的时候失灵。曾于1995年夏以前在德意志银行负责金融衍生物交易的托马斯 · 费舍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位普通交易员解释说：“糟糕的是，人们根本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要向外抛售，只有少数人想要——市
场已无支付能力。”在这种形势下所有计算模式都已不再适用，3秒钟内，商人们的损失达到极限，陷入破产。
这种危机风险由于在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的爆炸性薄弱环节而进一步加剧。对于这个薄弱环节，人们大都尴尬地进而不谈。电子化金融交易市场的高科技建构并非一切都十全十美。在谈判桌上或在交易所大厅内迅速成交的，还不是生意的完成。缔结有法律约束力的贸易协定，划拨交易款项，有价证券所有权实际过户转让登记注册，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一大群在所谓的“后面的办公室”中的助手们组织完成的。他们的系统与交易员系统不同，工作十分缓慢——对于一个在几小时之内能把整个世界推向破产的行业来说，实在是过分缓慢。
他们最重要的工具是“世界银行金融交流协会’。这个组织推动着最有效率的、世界范围内的私人通讯网络，已经有5000多家金融机构进入这个网络。通过几十个区域性连接站和设在阿姆斯特丹和华盛顿附近秘密地点的两台大型电子计算机，这个交流协会每年在世界范围内发布5亿多条指令。在这里，首先是各家银行用符合军事要求的理想密码，为自己，为自己的顾客交换各种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文件。在交流协会的消息被双方确认以后，就开始进行真正交易，办理在各自的帐户上记入借方和贷方的手续。这始终是通过各国的划汇网络进行的，在德国，是通过各州中央银行控制系统进行的。联邦德国从来没有放弃用马克结存款项，而只是在各个被批准的银行的户头上改变所有者。谁要想始终用德国马克进行交易，他就需要在德国一家银行或一个分支机构上开设户头。由于时区不同，所有交易都要持续2天，有时甚至持续3天才能完成，而且这还只是一种普通的外汇交易。在危机情况下，银行经理们都感到，等到掌握交易总额的真正数字都已经为时太晚。
在国际有价证券交易中，交易过程日益复杂化。这是欧洲划汇结算机构的生意。这个机构总部设在布鲁塞尔贾奎梅大街上，它是唯一从事这种业务的组织。门口没有挂公司招牌，在一个由花岗岩和玻璃建成的无名的门面背后，隐藏着一个世界金融体系最敏感的流通枢纽。在950名工作人员中，只有10个人能够进入高度戒备的计算机中心。它靠在屋顶上的自己的发电机和大型备用水池来运行，在紧急情况下，发电机和备用水池能够自动地向这个系统提供电流和冷水。而且在一个十分秘密的地方同时安装了另外一套设备。当主要计算机突然失灵的时候，这套备用设备可以立即承担全部运转工作。利用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一个私人电讯网络每天用电子计算机为43000项商业交易传达指令。白天接受各种消息，夜里进行数据处理。但是从没有一张股票、或一张债务证书送到布鲁塞尔。欧洲划汇结算机构创建一种凌驾于系统之上的系统，它在各国进行金融交易的组织机构之间从事中介调节工作。在联邦德国，这个系统之上的系统是总部设在杜
塞尔多夫的德国银行联合会，大多数德国有价证券都在那里保管。仅仅一笔交易，参与者很快就会达到10个，来自不同的地点——除了真正的贸易伙伴以外，还有经纪人，各国有价证券储存中心及银行，人们必须在银行的户头上登记上一笔相应的付款。尽管有卓越的电子设备和世界范围的网络，这笔交易的手续总计需要3天才能办完。
在紧急时刻，这种拖延可以使整个金融世界走向灾难。因为在商人利用很久以后才能得到的预期收入继续进行交易的时候，在另外地方这笔价值达几亿美元的数据也许还没有被输入电脑计算系统。“在运作链条上的一个大漏洞可以使系统的大部分陷入停顿。”戈德曼 · 萨克斯公司的国际投资首席战略专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前任总裁杰拉尔德 · 科里报曾这样警告人们：“然后会出现的封锁，在这种封锁中市场的参与者可能会得出结论，最安全的是什么事也不要做，不再支付，把贸易伙伴交存的保证金据为己有，售出的股票不再有效。”以这种方式封锁的结存款项可能非常庞大。科里根说，交易总量和与此相关的风险迅速增长，“远远超过了银行的承受能力。
在人们提出上述警告的背景下，在没有政府参与的世界金融网络空间中的这种超级连锁反应远远超出世界金融活动家愚弄自己、蒙骗顾客的估计。监控人员和风险控制人员设置了大量安全机制。因此，多数商人必须严格遵守已有的规定，几乎到处都只允许他们同那些以前接受过信贷声誉审查的伙伴进行交易。划汇结算中心，如欧洲划汇结算机构已随时准备好内部信贷缓冲机制和有价证券后备基金，以弥补可能出现的清偿能力短缺。但是无论是利用技术还是进行审查，世界金融机器的安全专家们都无法阻止类似其他大规模技术系统管理人员所害怕出现的那种事情，即人的失灵。在具体个别事件中，在谈判桌前，交易所大厅内，这种事故几乎毫无意义，一个人的金钱损失就是另一个人的利润。但是在争夺利润的全球比赛中，错误就具有了传染性。如果一家著名大银行或投资基金组织的行业著名商人遭遇重大风险，很快地到处都会出现随大流的局面。不是一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都被贪婪压倒理智，往常在许许多多安全规章中所规定的冷静思考战略，现在都失去效力。
在“我们新的全球化市场世界第一次大危机”以后，除了危机木会是别的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唐德苏和美国政府于1995年1月曾努力抵抗这场危机。当时墨西哥政府先是使比索贬值，此后不久就失去了支付能力。许多美国货币管理人员抱怨说，他们低估了墨西哥美元赤字的规模。长期以来，墨西哥对真正的金融数据严格保密。只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才把数十亿美元借给这个从前被看作大有前途的国家。这类说法至多不过证明是一种集体自我欺骗，或者是直接欺骗别人。穆迪通讯社和其它受欢迎的通讯社掌握所有数据，1994年全年墨西哥国家债券投资就已经具有很高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大型投资基金机构的管理者就连本行业自己的看家犬也不肯相信。一位参股商人承认：
“利润简直具有色情吸引力。”对于储蓄特别津贴这种以美元命名的、不曾经历过贬值威胁的国家公债，墨西哥财政部在危机爆发以前的很长时间内提供两位数的利率，从而使美国投资者把140亿美元送到这个国家。根据统计，世界上最大的公众基金机构，即管理着几百万美国储蓄者的存款的忠诚投资集团当时成了墨西哥的最大债权人。但是当墨西哥城的政府暴露出毫无支付能力的时候，美国金融行业惊慌失措地作出反应。
往常人们喜欢谈论的对于国家的控制病和造成通货膨胀的财政赤字的愤怒现在突然之间烟消云散。在美国国会议员中，在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的会晤时，所有市场代言人都反过来宣布，一种世界范围的多米诺效应会产生系统破坏的后果，并宣布给予数百亿美元的援助。康德苏和财政部长鲁宾最终在他们的夜间行动和雾中行动中从征税收入中拼凑出这笔钱。
比索危机不仅暴露了国家对于失控的投机活动的软弱，而且还显示出市场首领们对于自身弱点的无能为力。对于资本流动的指挥者来说，一旦他们要消除自己造成的各种事故，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的、反国家的思想就总是会转向反面。市场应当被管制，但只能实行有限专政。处理金融危机始终应是国际上的国家共同体的职权。但是这个共同体又能应付多少类似墨西哥危机事件呢？早就传说还会出现另一次危机事件。日本政府为了整顿疲惫不堪的金融产业部门，自1995年初以来大量向全世界贷出几乎不要利息的日元，向头脑灵活的投资者分赠财源滚滚的惊人好运。全世界的投资基金机构和银行借来数十亿廉价日元，然后兑换成美元，赚取高达6％的利率差额。这样，来源于日本的3000亿美元都流入了购买美国债券的生袁中。在丰厚利润之后就是对于倒霉的恐惧。如何重新消除这种货币华尔兹？如果日本经济开始繁荣，货币发行银行再度提高利率的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直到1996年8月，这种日元赏赐还在进行，日元利率始终比较低。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分析家和银行家都在绞尽脑汁苦想，证券交易市场是否可能面临一场像1994年春天那样的新的地震？这次地震的中心是东京，而不是华盛顿。
而能够引起市场骚乱的还有巴西交易所的形势。1996年6月，美国经济学家鲁迪格
· 多恩布什警告说，巴西面临着发生类似墨西哥事件的危险。巴西政府为本国货币规定了一种很不现实的美元汇率，用过高的利率把过多的外国投机资本引入巴西国内市场。多恩布什嘲笑说，巴西“正在驾车逆行，但期待着对面永远不会有车辆过来”。
发生各种可能变故的概率在年复一年地增长，变得十分野蛮的金融机器引发着世界范围的危机浪潮，仅仅凭借对市场秩序力量的迷信是无法控制局势的。向国家发出的呼吁很快地也会一无所获。因为高级金融国际正在挖掉危机形势下自己迫切需要依赖的基础，民族国家和它的国际机构的行动能力。
当然，金融行业并不是独往独来。在全球化标志下，还有另一个新的、自封为世界
杠杆的集团。涉及所有领域的跨国康采恩的指挥者们也正在同样地剥夺国家行动能力。由于1989年的时代巨变，他们开始了一场胜利进军，这场进军比以往任何一个帝国，或者任何一种政治运动都更迅速、更激烈地改变了世界。但是这场胜利的味道是苦涩的，而且这种胜利凯旋的局面也不会长久维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