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国界的就业危机和新的跨国公司
如果取消关税而支持自由贸易，那么，我国每一经济部门的工人便将和欧洲工人一样，降低到农奴和贫民的水平。”
——阿伯拉罕 · 林肯，美利坚合众国第十六届总统
（1861－1865年）
在美国密执安州的迪尔伯恩，世界第二大汽车制造商福特公司的一些最有价值的工程师们，正坐在数目可观的计算机屏幕前工作着。他们不知疲倦地演示着人和机器的共生现象。一位汽车车身设计师手执一支电子笔，在一张桌子上的电磁绘图盘上描画着。他在一处迅速接了一下，在另一处画了一条直线，一辆汽车车身的轮廓便出现在监视器上。很可能，这一设计作为一部最新的福特车型旋即陈列在全世界各处的展览大厅中，博得购买者的青睐。突然，从监视器旁一个并不显眼的扬声器中传出一个深沉的声音：“我非常喜欢它！”这位无名氏又补了一句：“我们这样改一下，好不好？”就好像有一双神奇的手在进行操作一样，屏幕上的车型发生了变化，车身上部稍许加强了流线型的线条，两侧更加挺括。
这位共同参加绘图的幽灵式的人物坐镇科隆——福特公司的欧洲营业中心。德国的一些新产品研制者们同他们的迪尔伯恩同行们正在探讨同样的课题，有时他们是同时进行工作，有时采取换班制的方式。他们把欧洲人的、美国人的、甚至日本人的各种思路和设想汇集起来。单晶硅模拟计算机到处显威风，遍布各大洲的五所新产品研制试验室形成一个全球统一的汽车设计中心。每一次碰撞试验，每一车型的每一空气动力计算，都要由这个中心通过一系列共同的试验来完成。
跨越各大洋和越过时间界限，通过视屏和计算机网络进行设计，这是福特公司迄今为止实行的最彻底的改革的一个步骤。从1995年年初开始，每一地区性子公司不再独立研制自己的车型，不再对接近新车型的某个部件的现成设计进行修改来使之适合于新的车型。为了取代过去的办法，福特公司的主管人阿列克塞 · 特罗特曼命令将过去的地区性公司合并为两个大的单位，分别服务于欧美市场和亚洲与拉美市场。应用最现代的信息技术为建立全球一体化的经营机器撞开了大门，而在不久以前，利用这种信息似乎还是一种十分笨拙和麻烦的事情。研制、采购、销售，这一切福特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力求做得尽善尽美，避免任何重复的劳动，直到最偏僻的地区分公司都是如此。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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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制成了各种“全球性汽车”，通过这些汽车，福特公司再一次树立了一个全球性的标准，表明汽车的制造竟可以怎样达到尽可能最大的效益。所进行的改造节省了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开支，并可望削减成千上万个高技能的报或优厚的工作岗位，它们原属于那些经理们、工程师们和推销人员。为了定型最终畅销全世界市场的车型“蒙德奥”，福特公司的设计师们曾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召开了20次国际性工作会议，才完成了研制计划，而为了推出最新的车型“金牛座”，只用了15个工作日召开了三次检定会议，董事会便为生产打开绿灯，结果效益一下子提高一倍多。
这体‘福特革命”，正如经济杂志《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决不是迫于财务危机的压力才进行的。1994年，该公司获得利润达60亿美元以上。特罗特曼和他的领导班子完成的，只不过是他们靠利用最现代的全球信息网络技术可以做到的事情，至于其他一切事情，都会随之解决，而且不只是在制造汽车方面。
一种革命正在逐个部门和逐个行业地使劳工界经历根本性的变革。几乎没有人不受到伤害。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徒劳地寻找替代那些已失去的蓝领工作岗位的办法，原来这样的工作岗位在武尔坎造船厂。达塞飞机制造厂或者在大众汽车制造厂的流水线旁已经消失了。在职能部门也早已充满对丧失工作岗位的恐惧，连昔日最保险的各种经济单位也未能幸免。丢掉工作后。只能靠做临时工来度命；昨天还从事着颇有前途的工作的人们，很可能在一夜之间其工作本领就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
有将近一百万在银行和保险公司供职的人员就是这样一下子就陷入了黑暗时代。自从世界级的金融企业相继登场以来，无穷的竞争使这些人员遭到了从前只有纺织业从业者才会遭到的残酷命运。随着自动付款机和银行信用卡的出现，厄运到来了。美国和日本的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资基金公司涌向欧洲，特别是涌向德国的借贷市场。例如，美国的快江公司从1995年起就开始推出电子邮政通兑储蓄，这种储户不规定解约通知期限，比储蓄存折付给更高的利息。一天24小时用户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微电脑委托提出要求，在几分钟内就可以十分省时地办理好高息投资，甚至可以让人把现金送到家里。同样，忠诚投资公司，即总部设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全世界最大的基金公司，通过该公司在卢森堡的分公司，可以通过电话在整个欧洲联盟的范围内出售自己的有价证券。这一市场战略把传统的银行业务结构打得落花流水。稠密的分支网由于接近用户，在以前曾具有很大优势，现在却成了昂贵的奢侈设施而在竞争中十分不利。现在德国所有大的银行，连同它们的许多独立的分行如“24小时”银行或信贷银行（它们的靠山是德意志银行和联合银行），都改历经营远距离业务。这一改革启动后，在未来几年里银行分支网将被大力稀疏化。
本来，银行职员过去应具备高级中学以上的学历，应当有学识，要受过高级的颇为
花钱的企业管理教育，相应地薪金也较为丰富，现在，只有少数这样的人还被雇佣着。相邻国家的那些美好的、收入优厚的银行职员的传统职业教育，在德国已经所剩木多。例如，在联合银行的对话记录中，巴伐利亚联合银行的直属分行已不再同工会订立工资协定。供职人员每小时的报或过去通常是23至30马克，现在只有如马克，略高于清扫行业的一般工资。慕尼黑的大银行在招收新的工作人员时不再支付休假津贴，同样还节省下了圣诞节津贴。此外，这些人员必须在一天24小时随时听候调遣，甚至周末也是如此，而且不付给任何附加报酬。甚至负责接待各种富有的当事人和公司客户的具有高级专业知识的专家，日子也不好过，而对于通过电子技术组建的世界金融市场上的几十万青年人来说，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德国已有五家大型金融机构出资参与伦敦投资银行，并在当地把它们的大客户业务集中起来加以办理。就设在德累斯顿的克莱因沃特 · 本松公司和设在德国的摩根 · 格伦费尔公司而言，德国人中的求职者，哪怕他们来自当地，也是很少能在那里找到机会的。这些公司的老板宁肯招募盎格鲁一撒克逊语族的人才。
华盛顿和纽约的美国财界人士总是嘲笑他们称之为过时的、低效的和盈利极差的欧洲银行体系。华尔街一位著名的财界巨子曾经这样说：“瑞士的大宗钱财的管理者们，都是在另一个世界长大的。既然在我们这里投资者们可以获得30％的年利润，而瑞士银行却只能提供也许2％到3％的这样的利润，那么，瑞士人全都会坐失良机。”没有几年的工夫，许多美国大投机家们便都深信不疑，他们利用手中的数十亿美元，同样可以引诱一向谨小慎微的德国人、瑞士人和奥地利人作为存户被纳入美国人的风险基金系统中来。“首先，我们在苏黎世的火车站前大街开设了一家引人注目的分号。瑞士的客户们皱起他们的眉头，对我们表示不信任。可是，当他们当中某个胆大的街坊到我们这里存了款，不几年便赚了一辆‘波尔舍’兜起风来，这时，情况立时就会大变。”一个圈里人曾这样十分形象地阐述他们的战略。
结果是十分残酷的。德意志银行董事会成员乌尔里希 · 卡特利里预言“银行将成为如年代的钢铁工业”。据库琅一莱勃兰德经营咨询公司的市场研究家们确证，以上的说法并非言过其实。有一项关于全世界50家主要银行的业务计划的研究报告也预言，就银行业来说，在未来十年内将有一半的在职人员会失去他们的工作。按此计算，这意味着在德国金融部门中将有50万人丢掉他们的报酬优厚的工作岗位。
用付给一个瑞士人的钱，可以雇用三个印度人
银行业和保险业中刚刚发生的事情，却早已席卷了一个所谓的未来型行业部门，这就是计算机软件生产部门。到1996年秋，在德国各大学中学习信息学的青年达3万人以
上。由此可以预见，在即将学成的计算机专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在劳动市场上恐怕很难找到有保证的就业机会。他们的本领可能很快就失去价值，这一结局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的程序编制者们早在几年前就已经领悟了的。早在十年以前，这类部门的龙头企业如惠普公司、摩托罗拉公司或IBM公司，就从印度以较低薪金招募新的专业人员。有时，它们包下整架飞机运送所需要的救急人员。它们把这种省钱的办法称之为“购买大脑”。本地的软件专家起初起而反抗这种削价竞争，政府曾给以支持。政府允诺只在例外情况下才给印度计算机专业人员办理必需的留境签证。
然而，美国的软件工程人员由此并未得到多大好处。许多公司干脆把它们的数据储存工作的重要部门迁往印度。新德里当局在十个专设区内几乎免费提供了全部必要的基础设施，从装有空调设备的宽敞工作室直到卫星通讯设备，一应俱全。不几年的工夫，在印度高原的中心班加罗尔，就耸立起一座人口达百万的“电子技’。西门子公司、康柏公司、得克萨斯仪表公司、东芝公司、微软公司和洛图斯公司，也就是说计算机行业的所有全球性大商号都在此设有分支机构或在当地的印度下属机构中拥有研制工作订单。今天，次大陆的计算机软件工业总共雇用了来自马德拉斯、新德里和孟买的12万大学毕业生。他们使这些企业在1995年实现了总计达12亿美元的销售额，占其劳务出口额的三分之二。不过，由于班加罗尔的繁荣使公路交通成倍发展，造成了难以容忍的空气污染，并且也由于大众的持久的贫困打击了人们的情绪，这座城市又重新衰落。各软件研制单位纷纷告退，新近又选中了旁那。
自从靠由印度输送人才到加利福尼亚而实现毫无危险的起飞以来，已经过去十年了，这期间，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相关部门的发源地的情况已不同往昔。在德国，自1991年以来，单是三家计算机巨子IBM公司、获吉塔尔设备公司和西门子一尼科斯德夫公司就削减了一万多个工作岗位，虽然这不仅仅是由于在班加罗尔设立了分支机构，但后者不失为其原因之一。许多企业为了加工内容庞大的数据库，同样也利用我们这颗行星的另一端的人才资源。瑞士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和汉莎航空公司的相当大一部分生意，委托它们在印度的下属公司办理。德意志银行指望靠自己在班加罗尔的分支机构来建立和扩建自己的数据处理网。现在，印度人还为不来梅港开展集装箱运输研究开发数理逻辑方案，或者为汉堡对付内部竞争编制控制程序。协助建立企业本身的远程电信网。向印度扩张的动机总是同一的：当地的求职人员是在用荚语授课的各大学中受过优良教育的人才，而雇用他们的费用只相当于他们的北方同行的薪金的一小部分。瑞士航空公司的一位代表议内斯 · 科鲁梅尔表述过雇用印度电脑操作人员的一则公式：‘月付给一名瑞士人的价格，我们可以雇用三名印度人。”只须改变一下付款的地点，就可以在苏黎世节省120个工作岗位和每年800万瑞士法郎的开支。to
这还不过仅仅是开头阶段的情况。自1990年以来，又有一百万熟练的信息人才涌入市场，他们来自俄国和东欧各国。单是明斯克的一家公司通过卫星就为德国的IBM公司解决了许多劳动强度很大的维修工作问题。德国的软件公司让里加的人们为自己编制程序，而戴姆勒一奔驰于公司戴本斯公司则把编制程序的工作交给圣彼得堡的人们去完成。戴本斯公司的首脑卡尔一海因茨 · 阿希格尔说：“这里的供给比在印度还有利。”在西门子公司服务的印度专家勒内 · 约腾也同意这一说法。在班加罗尔，费用已经变得过高了。人们说：“我们正在考虑早日换到别的地方去。”
目前，在东方和南方从事劳神费力和简单的数据工作的人员，现在遇到了更加便宜的对手的竞争。这些对手即计算机专业的同行甚至是不可战胜的。例如，技术咨询和网络设计协会的一位专家卡尔 · 施米茨认为，数据处理行业中的低或劳动也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已经完成的各种软件模式和新的程序语言将使几乎每一种劳动很快就变成多余的。有了新的工具以后，在未来，1名程序编制人员可以完成他的今天的同行100人所完成的工作量。对于在此以前一直作为科学进步前沿阵地上的精英的职业阶层来说，这种前景是有些残酷的。施米茨有理由断言，目前德国软件生产部门中的20万个工作岗位，将来也许只能保留下2000个，不多不少2000个。毕竟，计算机专家们现在还可以指望未来对他们这种人才的需求会有所增长。电话业务会实现全球性集中，建立起高效的通话网，而这种通话网的信息高速路又会促进多媒体服务业务。而各种实用程序的编制又要求招募大量的劳动力。1995年，德国务软件公司对人员的需求又有所扩大。然而与此同时，随着即将来临的在线业务的繁荣，网络空间的无数其他的服务性职业即将消失。档案保管人员、图书馆人员。旅游公司的服务人员、零售店售货员、地区报纸编辑人员、广告报刊的编辑人员统统都变成多余的人。当众多的家庭都装备上微型计算机和数据库电话，并且用户在千里之外连家门都不用迈出，只须几分钟就可以选好要买的东西，那时，一大部分劳动市场就会干脆关门大吉。
为建立世界市场，上百万人成了牺牲品
生产部门外迁，生产过程简化，生产程序删减，生产人员解雇——高效经济和高技术经济使福利社会中的劳动牺牲殆尽，使这一社会的消费者被排除在外。一种具有前所未见的破坏力的经济地震和社会地震宣告即将发生。不管是汽车制造还是计算机生产，化学应用还是电子学应用，远程电信还是邮政事业，零售贸易还是金融业，只要其产品或服务超出一切界限而自由进行交易，在职者就会由于贬值和受合理化运动的冲击而陷入看来是不可遏止的危险漩涡之中。在西部德国的工业中，仅从1991年至1994年这三年
间，就丧失了一百多万个工作岗位。同国际上的情况比较起来，德国的状况还属于良好之列。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即由23个富裕工业国和5个穷邻居组成的这一组织中，一些国家的报酬优厚的工作岗位的数字下降得还要快些。在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各国有四百万以上的人谋职未果。从美国到澳大利亚，从英国到日本，世界上一些经济大国的大众福利正在迅速消失。
甚至对于那些理应招致败落，但是在“坏消息”声中总是传来“好消息”的那些部门，也感到了时代的变化。这指的是新闻工作者和文献编辑人员，调研人员和终审编辑，以及即将出现的一大批要靠别人养活的人。越来越少的媒体服务人员却越来越快和越来越多地制作出新闻；新一代的新闻工作者已不再指望能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位置和丰厚的附加津贴，而从前在印刷品媒体的主要岗位上和在官方合法的广播电视台站中通常是如此。从前在服务于《明镜》杂志或《明星》杂志，服务于西德无线电广播电台或巴伐利亚广播电台时不言而喻会作为常规得到的东西，今天只有资深工作人员和少数“青年之星”才有份。现在，那些打零工的人不得不满足于无保证的一揽子合同和可怜的按字数计算的报酬。甚至出版家和严肃的影视制片人也求助于廉价劳动。生意尚好的出版社对招募新人也迟疑不决，因为人们不知道遭受纸价上涨和读者兴趣低落打击的这类部门还会遇到什么麻烦。
有些部门在不久以前对所使用的人员还允诺实行终身雇用制，并不在乎世界经济的景况如何。现在，这些部门也采用雇临时工的办法。如今不仅银行和保险公司有大规模裁减人员之势，而且远程通讯业、航空公司和公用事业部门也面临那样的前景。如果把各部门中有关时期的国际领先企业的效益当作标准，并以此为依据预测德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大公司未来裁员的前景，那么，整个欧洲就会显示出大批解职的趋势。有关这方面的预测情况，请看下面的示意图。德国和欧洲联盟在全球竞争中为饿狼提供了一块肥肉。
现在还看不到裁员趋势何时会终结。相反，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的调查报告以及大量的营业报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未来几年里，欧洲联盟各国将有1500万工人和职员不得不担心他们能否保住他们眼前的全日工作，并且几乎有同一数目的人员在1996年夏天已被通知失去工作岗位。
单是在德国就有四百多万个工作岗位受到猛烈冲击。这样一来，失业率可能从当前的9．7％上升到21％，即增加一倍多。在奥地利，可能从现今的73％上升到18％。即使情况可能不致如此严重，许多失业者、丧失稳定工作者也可能不得不去从事短时工作、招之即来的临时工作和低酬工作。在这种新的劳工世界中，数百万临时工从一处短时工作被抛向另一处短时工作，其收入当然会大大低于以往任何时期的协议工资标准。20：
80的社会逼近了。
人人都感到了根本性变化带来的结果，即使自己的工作目前看来还是稳定的。未来和感到毫无保障的情绪正蔓延开来，撕裂着社会的内部结构。但是，许多当事者却拒绝为此负责。政府和大公司董事会不知所措，认为对此没有责任。他们向选民和受雇者解释说，不久前连想也想不到的大规模失业现象，可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构变化”的结果。欧洲联盟的经济专员马丁 · 班格曼指出，由于工资持续提高，在西欧已不可能进行大批量生产，“一些竞争者已瞄准了工资开支已低得不能再低的中国和越南。经济管理杂志《华尔街杂志》确认：“在一种残酷的全球性经济中，竞争将造成全球性的劳动市场。再也没有任何一种职业是有保证的了。”
大规模裁员趋势
一些重要服务部门面临减员威胁
＠银行
按美国大银行花旗银行公司1995年工作效率（每个员工的平均经营成果为68769美元）计算，德国和奥地利金融部门国内外员工多余的数字：
资料来源：各银行营业通报＠电信事业
按美国太平洋电话公司1994年的工作效率（员工人均承接主机用户296户）计算，欧洲各电信公司多余的员工数字：资料来源：国际电信联盟：世界通信基本指迹；任狼星》杂志＠航空公司
按美国联合航空公司1995年工作效率（员工人均飞行里程220万．里）计算，欧洲各航空公司多余的员工数字资料来源：《欧洲航空协会年鉴》；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世界航空运输统计资料》；《各航线营业通报》＠保险业
按法国阿萨库兰茨保险公司1994年的工作效率（员工人均吸纳保险费即直接保险金额为902504美元）计算，欧洲各保险部门多余员工的数字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保险业统计年鉴》O96年巴黎版Z《欧洲保险业统计资料》从这种打破界限的经济中得到好处的人总是把这种危机美化为某种合乎自然规律的进程。1993年，戴姆勒一奔驰公司当时的首领埃查德 · 罗伊特就曾经预言：“竞争在我们地球村中严如一场风暴潮，没有人能躲过它的冲击。”又过了三年，已有100万个工作岗位被撤销，这时西门子公司的掌舵人海因利希 · 冯 · 皮埃尔几乎以同样的语言说出了同样的意思：“竞争演成了一场风暴，而真正的飓风风暴，还在前面等着我们。”然而，经济打破一切界限走向全球一体化，这决不是某种自然规律或某种不容选择的线性技术进步的结果。倒不如
说，这不过是西方工业国一个世纪以来曾有意识地推行的并且至今仍在推行的政府政策的必然结果。
从凯恩斯到哈耶克：为资本争取自由
当欧洲还不得不去克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种后果时，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以短路形式展开了。1948年，美国和西欧先后商定订立总关税和贸易协定、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从此各参加国第一次建立一种共同的国际贸易制度。迄今为止，经过八次往往持续几年的国际谈判回合，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各成员国在以后几十年间商定不断降低关税税则。今天，在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中，关税几乎已经不起多大作用。自从1994年初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建立后续组织——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各国政府不再为关税壁垒讨价还价，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拆除其他贸易樊篱，例如打破国家垄断或技术方面的一些规章。
越来越多的贸易自由的结果是十分重大的。40年来，全世界的货物和劳务交换比生产增长得更为迅速。1985年以来，贸易总额的增长甚至比经济效益的增长高出一倍。1995年，根据全世界的统计，全世界的商品和劳务贸易中有五分之一属于跨越国界的贸易。
长期以来，工业国家的公民们可能以为，越来越多的经济交融会给他们带来越来越多的福利。但是，在70年代末，在西欧和美国的经济政策中发生了某种划时代的转变。这种转变把世界经济推上新的层次。在此以前，大多数工业国家都是按照英国经济学家约翰 · 梅纳德 · 凯恩斯提出的原理行事的。这一原理是这位经济学家在两次大战期间为对付经济灾难而阐发的。凯恩斯让国家成为一国国民经济的主要金融投资者，当市场过程导致就业不足和通货紧缩时，国家就通过国家财政预算加以干涉和纠正。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府通过扩大投资可以造成追加需求，从而避免经济危机。在繁荣时期，政府应当通过提高税收使国家债务重新归于平衡，以防止过热和通货膨胀。此外，许多国家有目的地推动工业发展，指望以此实现迅速的增长和扩大劳动需求。由于1973年至1979年发生石油价格震荡，这一构想被动摇。一些政府一再表明不再有能力控制国家赤字和通货膨胀，无法再保持稳定的外汇汇率。
因此，保守派1979年在英国和1980年在美国大选中获胜后，改弦更张，采用另一种经济政治信条来规范他们的政策。他们推行诸如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经济学家米尔顿 · 弗里德曼和撒切尔的忠实朋友弗里德里希 · 奥古斯特 · 冯 · 哈耶克所提出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这种信条作为货币政策的一种变种又被称为货币主义。这两位理论家只允许政府
扮演秩序监护人的角色。他们断言，私人企业在投资和雇工方面越自由，全局的增长和福利就越大。从这一假想出发，西方的大部分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府在80年代展开了一种为资本争取自由的斗争。它们在广阔的战线上废除了各种控制措施并堵塞了国家干涉的可能性，还通过贸易制裁或其他高压手段强迫那些并非情愿的伙伴国家也采取同样的方针。
实行非调控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三“化”成了西欧各国和美国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这些工具被新自由主义纲领推崇为国家意识形态。华盛顿和伦敦的掌权的市场激进派把供求规律美化为可能有的最好的制度原则。扩大自由贸易成了目的本身。通过彻底开放国际间的外汇交易和资本交易，西方民主政治对经济制度实行的最激进的手术得以畅行无阻。
不久，事情就变得很明白，未来市场风险将会落在谁的头上。首先，在那些还雇用许多非技术工人或熟练程度很低的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部门中，企业不分大小会遇到低廉工资国家的竞争。就家具、纺织品、鞋子、钟表或玩具的生产而言，西欧国家和美国只有在这类生产已大部分自动化或把工厂设在国外的情况下，才考虑继续进行经营。同时，日本作为一个新的工业国首次闯入世界市场昔日各主导国家的方阵，它以进攻性的廉价供货使许多其他工业部门也受到压力。各老牌西方国家起初以新的保护关税来加以对抗，或强制推行所谓自愿限制进口的协定。然而，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始终占有优势地位。他们抱怨保护主义妨碍技术进步，并坚持认为，这种防御措施大部分只能奏效一时。从劳动密集型的大宗生产转向高科技生产和服务型社会这样一条发展道路，据说将能治愈国际竞争和自动化所造成的创伤。然而，这种愿望从来不能实现。虽然实现了持续的增长，但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各个国家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断丧失报酬优厚的工作，其中只有日本是个例外。
一个失信的诺言：自由贸易会带来福利
本来，按照流行的经济学见解，上述这种劳动市场状态是不可能发生的。自由贸易的辩护土直到今天还开导人们说，越出国界展开无限制的商品交换，会给各国带来更多的福利，造福于所有参加国。为了论证这是有道理的，教授们以及政治家们总是援引“比较成本利益”理论，这是英国经济学家大卫 · 李嘉图于19世纪想出来的。李嘉图当时试图说明，那些同贸易对手相比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国家在国际交换中何以也能得到利益。当时他以英国和葡萄牙之间葡萄酒和毛料的交易为例来加以说明。这两种产品如果在两国各自生产，则英国人为此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因而生产率就会低些，其产品用来
出口就会被认为价格过高。但对于葡萄牙来说，向英国出售葡萄酒，用所得进款购买英国的毛料，这毕竟是划算的。反过来，英国向葡萄牙出售毛料并从葡萄牙进口葡萄酒也会获得好处。原因在于这两种产品在各自国家内形成的比价不同。因为，接李嘉图在例中进行的计算，英国在毛料生产中1小时生产出的价值，在酿葡萄酒的劳动中用1．2小时才能生产出来。相反，在葡萄牙这一比例只是1：0．8，因此，对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贸易伙伴来说，葡萄酒同毛料相比，其价值较在美国为低。这样一来，对于双方来说，就形成一种相对的、比较的成本利益。对于葡萄牙来说，在葡萄酒生产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而不去生产毛料，让英国实行与此相反的专业化生产，这是划算的。通过贸易，两个国家最终将消费更多的葡萄酒和更多的毛料，却无须为此付出更多的劳动。
李嘉图的理论像任何天才的思想一样是十分简单的。这一理论说明，有些产品本来双方都能生产，但是不同国家进行这些产品的交换为什么却能带来繁荣。只不过，这一切同当今的世界已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李嘉图的光辉理论是建立在今天早已不复存在的假定上，这就是：只有当资本和私人企业是不会移动的而只能留在国内时，比较成本利益才会推动贸易向前发展。对于李嘉图来说，下面这种情况还是不言而喻的：“经验表明，每一个人如果下不了决心而且不愿意背井离乡去委身于另一国政府，这就会妨碍资本的流出。”
李嘉图的基本观点在一个半世纪以后已经变得完全陈旧了。现今没有什么东西会比资本更易于流动了。今天，国际投资控制着贸易潮流，数十亿的对外付款以光速决定着汇率和一个国家及其货币的国际购买力。相对的成本差异不再是贸易的发动机。现今起作用的，是在一切市场上和一切国家里同时存在的绝对利益。
不管什么时候，跨国公司总是在这样的地点生产它们的产品，在这些地方，工资最低，而社会捐税或环境保护费用还完全不存在。所以，这些公司可以降低它们的各种费用的绝对水平。这样一来，不仅商品价格下降，而且劳动力价格也下降。
这种差别在经济科学的各个学派的学术争论中并非小事一件。因为追逐绝对利益这一方针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赖以发展的机制。生产和资本越是可以无限制地自由地加以支配，那些有一部分可以说是巨人般的组织就越是强大和不可战胜，这些组织使各国政府和它们的选民都感到心惊肉跳和被夺去权利。这种组织就是跨国公司。据联合国的贸易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协会统计，有将近四万家企业在三个以上国家设有营业点。一百家最大的公司集中控制了将近1400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跨国公司占有了全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这种交换中差不多有一半是这些公司在它们自己的网络系统内部完成的。它们是全球一体化的核心，并且一往无前地推动着这个过程。现代的数理逻辑和低廉的运输成本使它们能超越洲际把各个生产环节联合与统一起来。组织良好的公司，例如规
模庞大的机器设备制造公司在40个国家拥有一千家子公司，在需要时只消几天的工夫就可以把任一产品或部件的生产从一国移到另一国。现在的情况不再是一些国家和它们国内的企业为世界贸易提供商品，然后再为在本国范围内分配已得到的利润进行谈判或争论。如今代替这些行为的，是各国的无产者为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安排的生产中还能承担的劳动而进行竞争。
这一过程打破了往昔的一国国民经济的各种规则，其中之一就是使技术更新和合理化进程的顺序很快就变成某种荒谬的东西。整个说来，生产效率比经济效益增长得更快。结果就发生了所谓“非就业性增长”，也就是说，这种增长并没有带来工作岗位的增加。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购买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度曾成为工人运动反对好战政府和资本家的宣传武器的国际主义，现在起了另一方面的作用。那些几乎完全按国别组织起来的受雇者面对的是某种跨国公司国际，后者靠越出国界随意转移资本这张王牌打退每一挑战。对投资者和公司经理们来说，关于自由贸易带来福利的承诺仍是有效的。然而，对于他们的雇员和工人来说，特别是对于人数越来越多的失业者来说，对此已不能再有什么指望。这种似是而非的进步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
自90年代初，这一趋势已变得十分明显。如今一些国家的政府不是去刹车，而是干脆去加油。西欧一些国家建立了欧洲内部市场。它们在“欧洲92年”的标志下从里斯本到哥本哈根排除了几乎一切障碍，为资本、商品和劳务的超越国界的运动创造了条件。美国你拿大和墨西哥从自己方面作出的回答，是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该组织甚至把格兰得河以南一个拥有一亿人口的民族，即这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完全容纳进来。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这一组织的范围内近年共同一致开展又一次降低关税的运动，结果在1993年9月使得许多种劳务也可以在全世界范围进行交易。
这一切本来应当为所有的参加国打开提高福利的方便之门。例如，所谓的塞西尼报告，即布鲁塞尔的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于1988年为论证共同体内部市场方案而提出的长达一千多页的一份研究报告，曾预计可实现以下各点：增加600万新的工作岗位，预算赤字普遍下降两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逐年达到4．5％。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础报告也曾作出类似的承诺。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这种内部市场变成了真正的“驱人竞争的鞭子”（《时代报》），驱赶着欧洲各国工业投入一场竞争，使得一股前所未见的合理化浪潮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失业数字上升，预算赤字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相反，增长却放慢了。
奥地利在1995年才参加市场联合，该国工人今天也痛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结局。例如，自1996年7月德国零售业巨人Rewe出资购进奥地利连锁店Billa以后，该国生活资料市场几乎有一半就被置于网点遍布整个欧洲的一家大公司的控制之下。从此，阿尔卑斯山地
带的农业和食品工业的大约30万工人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得不为自己的工作岗位而担惊受怕。他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上几乎没有竞争能力，可是Rewe这一收购者对于奥地利的生产者们只付给低廉的欧洲价格，或者通常是从欧洲各国中他们从前的供货者那里按照较优惠的条件购进更精良的产品。
北美人从他们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体验到了完全类似的经验。直到今天他们还在期待人们允诺将会给予的福利。可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政府却要进一步推进跨国界的一体化进程。在1996年，又有三项自由贸易协定同时处于准备程序之中：巨人中国将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家对远距离通信的垄断将被禁止；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将把各国关于外国企业投资的规定统一置于更低的要求水平上，以使得各公司可以更自由地行动。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雷纳托 · 鲁杰罗甚至计划彻底废除一切关税，在全世界范围内一律照此行事。他敦促他的成员国政府到2020牟取消全部地区性的协定，将全世界变成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区。从目前的种种经验来看，这将是一个便就业危机进一步升级的计划。尽管如此，从华盛顿到布鲁塞尔和波恩的大多数经济政治家们对这一设想都表示首肯。
全球一体化的陷阱看来终于张开大口了，世界上各个最富有的和最强大的国家的政府都成了一种政策的俘虏，这种政策甚至再也不允许改变航行的路线。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像在资本主义反革命的母国美国那样，人们对这一前途感受得如此痛切。
推土机的胜利
事情没有比这再糟的了。杰克 · 海斯发呆地坐在自己的厨房里，尽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他在世界上最大的建筑机械和推土机制造厂家履带拖拉机制造公司已工作了29年，是一名车工和机器装配工。在这家公司的总厂和中心，即在合众国伊利诺斯州的皮奥里亚，他经历了该公司的全部兴衰史，包括倒霉的80年代，当时公司几乎濒于破产。为了重新装配工作流水线，海斯自愿地和无报酬地劳动了不知多少个钟头，在装配车间里安装了新的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各种机器，建立了“质量检查小组”，这才使企业重新回到世界领先的位置上来。后来，到了1991年，据海斯回忆，公司的售销额又创下了新纪录，有了盈利，但是经理们却宣布对职工开战。工资要下降20个百分点，工时却要延长两小时。公司领导机构甚至连谈判都不加考虑。海斯和他的长期共事的伙伴们明白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他们通过他们的工会全美汽车、飞机、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动员该公司在美的所有分部掀起罢工。归根到底，正义和道义是在工人一边。职工们为什么在已经增长的利润中不能分得一份呢？
等了四年，海斯还一直没有等出个结果。有组织的机器制造工人们进行了多次罢工，有时在工厂内部，有时上街，最后罢工持续了18个月以上。这本来在开头是一场反对粗暴的企业管理的正常的罢工，后来竞演变成美国战后一场最为旷日持久和最为严酷的工人斗争，为此工会为它的会员付出了整整三亿美元的损失费，可是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①在1995年12月3日这个周末，海斯和他的战友们从全美汽车。飞机、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书记理查德 · 阿特伍德的口中得知：“有些在罢工中确实遭受损害的人，都是我们的忠诚的工会会员。’驰说，人伤害不了拖拉机，罢工者们不得不重新工作。过了一些时日，海斯身后又有了一批劳动接班者，他们是依照新的条件工作的。他不明白，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他摇着脑袋说，他“从来’不相信“公司竟会这样下流地对待我们”。
1991年，唐纳德 · 菲特斯开始担任履带拖拉机制造公司董事会主席的职务，几乎还没有别的什么人曾受到美洲经济共同体的如此赞赏。因为这个人表明，一个人怎么竟能一举毁掉工会的势力。在美国这家公司首领的指挥下，推土机证明了大多数工业国家尚难以想像的事情：罢工，哪怕连年累月持续下去，甚至形成全国性运动，并伴有全国性的示威游行，在要求提高工资方面仍无济于事。对于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组建起来的公司来说，这种罢工倒不如说为它提供了一个节省工资开支和提高企业盈利的绝好机会，而公司领导层所要做的，只是下定决心处理此事。
在80年代初，这种事情还是不可想像的。履带拖拉机公司是一家典型的美国企业，公司装备有全套的生产线，从制造螺丝钉到装配自己的完整产品，一应俱全。同样，公司在全球遍设国外分支机构。从1981年开始，日本竞争对手小松制造社以倾销价格打入美国市场。日元在日本货币发行银行的大力推动下对美元大幅度贬值，这大大助长了出口攻势。履带拖拉机制造公司出现赤字，公司领导层对生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公司管理者开始从小供货者手中买进更多的零件和组件，而这些小厂商通常是专门为进行这种生产而建立的。这类新建企业的员工照例都比较年轻，工资较低，因为许多这样的企业都建在乡村型的南部各州，在这种地方，几乎还不存在工会组织。与此同时，拖拉机公司领导层把外国产品纳入自己的生产流水线，并在本公司直接生产的产品方面投资18亿美元实行自动化。工会会员们也参与此事。最终又有了盈利。全美汽车、飞机、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甚至同意订立专门的合作协定，来提高生产率，并且毫无反抗地顺从许多制造厂关门的决定。这样一来，员工的构成自然就发生了变化。在1979年，在该公司中工作的有10万人，其中一半是上述工人联合会会员。八年后，拖拉机公司只在用65000美国人，其中仅有四分之一参加工会。可是公司领导层宣布，该公司制造的建筑机械设备的市场占有率扩大了，利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丰厚。
现在，菲特斯给人上课的时间到来了。此人向公司的员工解释说，在日本和墨西哥，
支付的工资比在皮奥里亚还低些。因此，新雇用的人员工资要低一些，而老的工人应对他们得到的报或感到满足。提高实际工资这种事是不会再发生了。当工会号召罢工时，菲特斯则回击以这样的威胁：他要用新人取代全体罢工者。诚然，在美国劳动法是禁止罢工时宣布解除雇工合同的，但是不禁止挖雇破坏罢工者。在前些年，工会会员还可以指望发生这样的事情：由于可自由支配的技术力量不足，生产难以维持。可是，经济衰退，合理化进程以及海外廉价品的输入，已使得一支技术工人失业大军沉淀下来，他们只能任人随意雇用。此外，自动化也使技术熟练工人的需要量降到最低点。因此，该公司首脑的这一威胁是应当认真对待的。
因此，联合起来的汽车工人试图遵照规章行事和采取磨洋工的办法来使生产瘫痪下来。但是，菲特斯断然开除了工会的所有干部。被发动起来的工人们重新举行罢工，这一次工人们充满胜利的信心，因为归根到底这种开除工人的做法是违法的。按照现行法律，菲特斯也不可以利用外界劳动力来破坏这种罢工。于是菲特斯蛮干起来，甘于进行冒险：他派公司办公人员、工程师、全体中层和低层管理人员，主要是派近5000名临时工到装配车间干活。同时他尽可能靠国外子公司抵补生产。这一切收到了效果。罢工阵地在产品库存的压力下一个月一个月地坚持着，与此同时公司的生产和销售甚至提高了。当罢工者最终投降时，菲特斯强迫人们接受了几十年来还从未有过的劳动条件。从此以后，该公司在必要时让每人每天劳动12小时，周末也不例外，而且不付给附加报酬。同时，菲特斯以胜利者的姿态承认，在罢工期间他实行的改造显示了生产力的异常巨大的后备潜力。本来还可以再进一步节省2000个工作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