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模式：临时工的回潮
菲特斯同他的工人开战这件事轰动一时，但事情并非就此结束。履带拖拉机制造公司野蛮地强加于人的东西，在美国的大多数其他大企业里也照此办理，当然方法更巧妙。自从日本以及欧洲的竞争者涌入美国高价消费品市场，例如汽车和电子消遣品市场以来，美国经济也今非昔比。为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各公司只剩下一条战略还可以采取，这就是推行合理化进程和降低工资。“经营规模小型化”、“生产外移化”和“生产改组化”，这就是立即可用来同美国工人相抗衡的手段。其结果看来是必然要作出牺牲。自从大入侵后过了十年，美国现在有了“世界上最具生产效率的经济”。美国经济杂志《商业周刊》在1995年秋天曾下此断语。美国政府对此也欣喜若狂。1996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前举行的争取连任总统的选民集会上挥着拳头说，今日美国经济运行之“良好，是30年来从未见过的”。他强调指出，当时新工作岗位的提供远多于失业数，单是
在他在职期间，据说就新增加将近1000万个就业机会，平均每月增加21万个。失业率为
5．3％，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其他成员国都低。
确实，美国又处于领先地位。但是，美国公民要为此付出痛苦的代价。因为世界上生产率最高和最富有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经济中最大的低工资国家。美国的“环境优势”——这是德国人的习惯说法——今天不再归结为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卓越的科学家，而只在于廉价的劳动力。半数以上的居民在强制的竞争中陷入一场新的美国式的恶梦：处境不断下降，望不到尽头。在1995年，在全体男性职工中，有五分之四的人一个工作小时的实际收入比1973年减少七个百分点。这表明，20年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实际的生活水平下降了。
当年，黄金时期60年代的总统约翰 · 肯尼迪曾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描述预期的不断增长的大众福利：“水涨船自高。”但是，到了里根时代，自由化和非调控化浪潮造成了一种经济形式，使得对国民经济的上述比喻不再适用。固然，在1973年至1974年之间，美国人均社会总产值实际增长了整整三分之一，但与此同时，所有就业者（管理人员除外），也就是劳动人口中将近四分之三的人的平均工资总额下降了19个百分点，也就是下降到每周258美元或相当于380马克。而且，这还仅仅是统计上的平均值。对于收入金字塔中占三分之一的底层来说，工资的缩减更具戏剧性：在居民中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所得工资额甚至比20年前减少了25个百分点。
尽管如此，美国社会同以前相比整个说来并未变得更穷些。美国公民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这么多的财富和收入，只不过全部增长按统计只使得占金字塔上层的五分之一的人或大约200万个家庭受益。甚至在这一阶层的内部，收入的分配又进一步两极分化。这些家庭中的最富有的部分自1980年以来收入提高了一倍，而“最上层的一万户”，即百万富翁中的一半，今天拥有美国全部私有财产中的三分之一。显然，美国经济的这种彻底的变化，对大公司的高层经理人也是有利的：他们的一向很高的收入自1979年以来平均又净增了66Oh。在1980年，他们的收入大约就相当于他们的普通员工的40倍。今天，这一比例已达到1：120，其中包括例如消费品巨子海因茨公司的首脑安东尼，奥雷里的高额收入，此人每年收入规皿万美元，或每小时平均挣得近4万美元。
大部分上层人物过去和现在所以受到犒赏，是因为他们利用种种手段使劳动开支降了下来。生产服装、鞋子、玩具和电气设备的低技术工业部门所采取的办法是再简单不过了。这些部门的大部分生产已从“天赋之国”中消失。制造商变成了进口商，他们或者从亚洲购进货物，或者自己在国外设厂生产。世界市场的龙头企业如运动鞋生产厂家耐克公司或儿童玩具巨头马尔特耳公司如今已不再自行经营生产。它们只是同生产厂家订立生产合同，而且这种厂家不断变换，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波兰、墨西哥的厂家，
甚至还有美国的厂家，就是说，谁的成本最便宜，就向谁订货。仅仅在墨西哥，美国各公司就招雇了近100万工人，而支付的只是饥饿工资，每天还不到五美元。那里根本不存在社会福利，如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等根本不为人所知。首先，对所谓“蓝领”工人，即那些没有技术的人和大宗生产厂家的流水线上的工人来说，情况是如此。据政治上中立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位经济学家约瑟夫 · 怀特回忆，在80年代，“没有一个工会干部在谈判桌上不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如果你们的会员提出过高的要求，那么他所干的活就会转移到墨西哥”。
尽管如此，美国的各家公司已不想再同工会打什么交道。总经理们已把他们的战略推行到所有的部门，通过这种战略，他们可以防止自己的职工提出任何利益要求。正是美国总统罗纳德 · 里根本人发出了起跑信号，1980年他断然宣布，所有工会会员都要置于国家严格的安全监控之下。随后，政府和国会多次放宽劳动法，使得公司首脑和经理们可以以激进方式处理劳工事宜，而这是战后期间还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经济学家莱斯特 · 瑟洛夫写道：人们完全可以说，美国的“资本家向他们的工人们宣布了一场阶级战争，并且他们战胜了他们的工人’。
使管理和生产的某些局部领域再分离出去，是公司领导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诸如在工资会计部门、计算机和建筑机械维修部门以及税款结算部门中工作的无数职工，纷纷收到解除雇工合同的通知。他们被告知，他们的工作将由一个下属机构接管。稍晚些时候，这类部门的工作人员又有许多人发现，他们只有接受无比低的薪金，不领取医疗保险金和养老保险金和几乎普遍允诺不在工作单位组织工会的条件下才会受雇。
另一个受欢迎的办法是把受雇人员变为独立工作者。上百万昔日的雇员现在以计算机专家、市场调研家或导购人员的身份完成着他们从前的工作。不过他们领取报酬是一事一结，或者按合同办事，并且是有需要才受雇，市场风险则自行承担。像这种表面独立的人员一样，临时工和租赁工的数字也急剧扩大了。随机生产是一种订货生产，它无须建立颇费钱的贮备仓库；在开展这种生产的同时，老板们还发明了一种随机工人，他们随叫随到，从而这种人简称为临时工。美国公民中有500万以上的人就是这样非自愿地在这种毫无保障的劳动状态下养活自己，有些人同时为两个或三个公司干活。可见，经理们有时是在本公司内部，有时是在公司外部拥有一批不费分文的机动力量以供支配，他们视市场景况随时利用这一力量。所以，美国今天最大的私人雇主已经不再是通用汽车公司、电话电报公司或IBM公司。临时工公司——劳力公司无可争辩地在雇工统计中占居首位。
这一转变几乎已席卷了整个劳工界。在1979年至1995年间，有4300万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其中多数人很快又找到了新的工作。但是他们当中三分之二的人不得不满
足于低得多的报酬和更糟糕的工作条件。从前的大企业有所收缩，劳动划分为许多空间上和法律上完全分立的单位。随着劳动组织的细分化，工会的组织基础也瓦解了，例如履带拖拉机制造公司就是如此。在1980年，全体员工中有20％是某一工会的会员，而今天这一数字为10％，就是说减少了一半。单是全美汽车、飞机和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就减少了50多万会员。
可见，在没有遇到任何反抗力量和不受国家监督的情况下，美国经济逐步贯彻了一条原则：“赢家通通吃杀”。这一原则现在已通行于整个美国社会。这是菲利普 · 库克和罗伯特 · 弗朗克这两位经济学家所概括出来的公式，目前大多数公司都照此行事。这样，一项长期适用的、不言自明的社会契约在事先没有发出警告的情况下就宣布废除。从前，IBM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或其他某个公司倘若业绩良好，它们所雇用的员工便同样受益。这种现象如今不复存在了。据布鲁金斯学会的威廉 · 迪肯斯估算，在80年代初，美国大多数大公司还把它们盈利的大约70％拿出来分配给员工。这些公司付给公司员工的数额，高于劳动市场上各类可比较的工种平均可得到的数额。同时，公司中盈利较好的部门通常会资助盈利较差的部门。整个公司可能是盈利的，但并不是每一部分都必然会达到盈利最大化。然而，放松调控的金融经济把这种社会优点变成了经营管理上的一个弱点。华尔街投资银行的聪明的金融据客们首先发现了这种“无效能”现象，并为80年代的投机者打开了天上乐园的大门。他们心怀叵测地靠信贷收购股份公司，然后化整为零地重新向市场抛售以谋取利益，同时却免除了一切可能避免的和费用过高的劳动力支出。这种削减雇工战略随电影《华尔街》的上演而风靡一时。在这部影片中，毫无人性的金融界据客戈登 · 格科靠牺牲全体员工把一家航空公司搞垮了。该片为好莱坞增了光，片中描绘的战略在全世界获得极大成功。
为了从这种居心不良的招法中逃生，大多数公司首脑立即行动起来着手改革，没有人可以幸免此难。例如，IBM公司甚至把从前公司自设车队的司机们改变为独立业主，并把公司经理的女秘书们的工作内容一分为二。各分部的工作人员一再获得新的出价，例如IBM公司在法国的分公司的14000名职工在1994年圣诞节前夕也面对了这种出价，他们面临这样的抉择：或者削减工资，或者2000名职工被解职。结果他们自愿放弃原薪金的十分之一。在1991年至1995年间，IBM公司把工资开支削减了三分之一，并解除了122000人的工作。同时，管理处对这种削减措施的执行者即五名理事也给予了补偿，给他们每人发放了与他们的薪金不挂勾的特殊津贴560万美元，以奖励他们的行动。不管是就IBM公司还是其他什么公司而言，所传达出的信息是一致的：只有“股东的利益”才是衡量企业成败的尺度。拿IBM公司来说，无论股票的行市还是红利，自1995年以来都打破了以往的纪录。这一情况说明，为什么那些能获得正常利润的企业的职工也随时
要准备好被解雇。
担心更加不平等
从前，有一项原则使得美国的资本主义充满活力，并帮助它在全世界进行胜利的进军。这就是亨利 · 福特的那项诺言。可是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把这一原则置诸脑后。1914年，这位美国老牌资本家把他的工人的日工资径直倍加为5美元，当时《华尔街日报》把他的这一率先行为抨击为“经济犯罪行为”。然而，福特不过是发现了后来的国际经济成长中的一条逻辑。他要想使他的汽车成为人人都能消费的产品，就应当让未来可能的顾客挣得足够的收入，这样才能买得起新产品。因此，他让他的工人三个月挣到的钱，就可以买一辆该公司生产的T型汽车。今天，各汽车制造公司中的众多工人再也做不到这一点了，特别是那些在墨西哥、东南亚国家和美国南部各州工作的人更做不到这一点。国家贸易壁垒的拆除和工会组织的瓦解，正如身为克林顿政府劳动部长的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 · 里希所说的，“排除了一切障碍”。因为各公司到世界各地去销售，“它们可以活得很好，而不必再依赖美国工人阶级的购买力”，而美国工人阶级则越来越变成一个“被吓破了胆的阶级”。
因此，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瑟洛夫把美国当局的官方失业统计称作充其量是误导性的东西，几乎不再看作某种宣传鼓动。1995年，除官方承认的700万求职者外，还应当加上600万实际上需要工作、但是已放弃谋职的人。至于官方提供的数字，则只是根据民意调查而得出的。此外，还有450万在业者不过是非自愿的临时工。只要把这三类人加在一起，就可看出，在有劳动能力的居民中，有14％的人丧失了正常的工作。如果再把一年只从事一段时间劳动的人计算进来，那么就业不足者大军的比重就上升为28％。这样，总的情况是：1010万人是应招工作的临时员工，830万人为独立工作者，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只在少数情况下才能满负荷。收入分配情况与此相一致。据联合国劳动组织国际劳工局通报，在就业者总人数中有差不多五分之一的人收入低于官方规定的贫困线。“劳动贫民”这一用语目前在美国的社会学中已成为一个固定的范畴。同时，美国的受雇工人今天必须从事劳动的时间，平均长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同行们。而且美国工人在保险方面受到的保护最少，并且不得不极频繁地变换工作场所和居住地点。
曾被欧洲许多经济学家称赞不已的“美国就业奇迹”，就这样令人惊异地变成一句糟糕的骂人话。华尔街一家可爱的报纸《纽约时报》这样写道：“如果一个能得到小时工资15美元的制造业工人被解雇，而接着找到的工作只挣得这个数目的一半，那么说什
么失业率很低又有什么意思呢？”美国新闻杂志《新闻周刊》用“杀人的资本主义”这一用语来形容美国未来的新的竞争力。不过，对美国来说，财富的极端不平衡的分配从历史上说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说到底，合众国的立国之本也正是追求经济自由。美国人总是让他们的成功的企业家得到全部财富，但是最终总还是有点什么东西留下来分给占大多数的其他人。在1970年以前，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较长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居民中的绝大多数总是要忍受种种损失，而少数人的财产和收入则成倍地增长。
这种江河日下的局面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并日益威胁着政治上的稳定。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包括富裕的白人精英在内，因此都认为目前所选择的这条道路是错误的。例如，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爱德华 · 卢特沃克，这位华盛顿的保守的思想家，从前是冷战的鼓吹者，现在却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最尖锐的批评者。此人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所产生的“插上翅膀的资本主义”，纯系一场“令人不快的恶作剧：马克思主义者在一百年前所断言的并且当时绝对错误的东西，今天竟成为现实。资本家越来越富，工人阶级却越来越穷”。全球化的竞争“把人们投入绞肉机”，并破坏着社会的内聚力。
现在，不仅科学上的无教派者，如瑟洛夫、里希和卢特沃克这样的人在转变思想。显然，经济和政治的实践家们也对经济学的正统观点产生怀疑，并且提出这样的问题：政治退离经济是否过远？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康尼。麦克，美国参议院经济委员会的这位主席，甚至提出要制订一些相关的法律。1996年春，麦克便承认，“勤奋工作的美国人有权利对一切表示怀疑”，“他们感觉到，有些东西已经让人信不过了”。甚至美国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首脑艾伦 · 格林斯潘也一再严厉谴责国家的再分配政策，在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他警告说，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将成为“我们社会的严重威胁”。摩根 · 斯坦利基金会和美国居第四位的纽约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 · 罗奇曾来了一个轰动一时的逆转弯。将近十年来，罗奇由于出版了几本书和一些科学研究著作而获得了管理战略家的美名。在广播和电视谈话节目中，在大学讲台上，在国会会议上，在管理问题漫谈会上，此人曾一贯建议坚决把生产移往国外，大力精减企业机构。1996年5月16日是个星期四，这一天该银行的所有公司客户收到一份函件，在这份函件中罗奇公开收回以往的意见，而通常只有天主教会的革新家们才会这样做。他写道：“几年来，我一直赞美提高生产率的好处。”“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如今的想法完全变了，我不知道我曾经赞美的东西是否真的会把我们引上上帝允诺的幸福之地。”他认为，美国经济的改革就像未开化农民实行“火种”的原则一样，这样的原则为了眼前的利益会毁掉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这就是罗奇向他的惊呆了的读者所说明的想法。实行机构精简和简化管理的战略，据他说就是这样一种陷阱。如果国内各公司的首脑不能立即选择一条
不同的道路，来重建劳动力而不是减少对他们的技能培养，那美国就将缺乏资源来在世界市场上同对手保持同等地位。罗奇说：“不能一味去压榨劳动力。无休止的裁减劳动和削减工资，这归根到底是一种毁坏我国工业的馊主意。”
至于怎样从拆除转上建设，自然，直到目前为止，罗奇、麦克或里希这样一些提醒者除了向高层经理们提出告诫以外，也并没有做出什么更多的东西。他们只是告诫后者，要注意各种行为的长期的和社会的后果。可是，妖怪已从瓶中被放出来了。《金融时报》对罗奇的见解作出这样的评论：“可悲的事实是，实行精简的做法在股东们和经理们看来恰恰是值得的。华尔街宁愿节省每一个铜板，而不是去多收一个铜板。”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者们在摩根 · 斯坦利基金会的那位经济学家发出轰动一时的通告信的当天，就再明确不过地证实了这一点。康阿格莱食品公司的首脑承认，他在当年将解雇6500名工人和关闭29个工厂。单是这一消息，就使得该公司的股票行市暴涨，以致该公司的股票价值按交易所牌价在24小时内竟上涨了五亿美元。这样，金融市场和被财权股牵着鼻子走的高层经理们之间的迅速反馈，就决定了要继续展开为提高效益和劳动廉价化而进行的残酷的角逐。即使高利追逐者们的强迫命令在目力所及的短时间内可以又被阻止，而不管是通过法律还是由于本国的投资者们思想有所转变才做到这一点，美国劳动居民的工资损失和购买力损失仍是无可挽回的。因为当美国的精英们清醒过来并去认真思索应选择的道路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其他一些工业国家中的跨国公司早已跑完在美国才刚刚开始的赛程。显然，欧洲和亚洲各先进国家不可避免要陷入美国资本主义道路的同一旋涡之中，而就业和工资的下降螺线会继续发展下去。只不过，由于世界市场上的直接竞争，这一过程将以迂回方式反复展开。另一种机制将更迅速地席卷一切，这就是跨国网络化。
“在赫斯特公司中，还有什么是德国的？”
汽车工业中的变化以实例显示了全球一体化的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速度。工厂人员的削减，80年代的生产的收缩，这一切还只不过是开端。汽车工业把迄今为止不断扩大的各道工序迁移到配件供应者所在地那里去，在这些地方可以就地安装完整的现成组件，如车轴系统、空调设备或仪表盘等。目前，在美国最新的汽车制造厂中，几乎只有三分之一的制造工序是在本厂完成，其余生产部分是由供货者承担，而后者在它们的用户出价的压力下也不断推进合理化。在最新的强大生产力的推动下，如今劳动越出一切界限发生相互交错和不断简化的过程，一国是如此，一个企业也是如此。
德国的汽车只在豪华级范围内还有地位。大众汽车制造公司的新型车“POI。”，
虽然是在沃尔夫斯堡组装的，但是几乎有一半部件来自国外。供货者的名单从捷克开始，经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直到墨西哥和美国。丰田公司在海外生产的部分，已大于在日本本土的生产，反过来，如果美国汽车工业被迫放弃日本厂家的供货，它就会垮台。但是，“德国制造”的厂标改为“梅塞德斯制造”或“福特制造”的厂标，这也造成了混乱。在激烈的竞争中，汽车设计师们早已发现，如果超出公司范围来联合生产一些部件，那会节省许多钱。今天，在德国各牌号的汽车上，装配的已不是上百种不同的汽车发电机，而只是十来种微型发电机。生产交错化和简化甚至不仅仅限于动力部分或甚至整部汽车。“沃尔沃”牌汽车使用的“奥迪”型柴油发动机是匈牙利制造的。梅塞德斯公司购买六缸发动机用于大众汽车公司的新型微型车“Viano”上，甚至显赫的罗尔斯一罗伊斯公司也把宝马的发动机装配在它自己的传统的贵宾车上。
同时，各大公司不可阻挡地实行联合、联合经营和合并，使效益发挥到顶点。大众汽车公司除奥迪公司外，还吃掉了西班牙的赛特公司和东欧的市场名牌厂家斯科达公司。宝马公司收购了英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公司罗韦尔公司，福特公司则接管了日本第四大汽车制造厂商马自达公司的经营权。福特公司联合大众公司在里斯本南部地区建立了一个大型轿车制造厂，只不过是以两个不同的牌号名称经营的。福特公司把所生产的汽车称之为“Galaxy”，大众汽车公司则以“Sharan”的牌号出售这种汽车。菲亚特公司和标致公司也有类似的做法。克莱斯勒公司也让三菱公司在泰国为自己生产小轿车，运到美国装上美国牌子，而在荷兰，三菱公司同沃尔沃公司联合进行生产。
可见，汽车工业已织成一个综合性的覆盖全球的网络，其产品因颇具灵活性和机动性而受到赞誉。现在生产者本身只是一个成本要素，无权的棋子，可以随时被挤到一边去。单是在德国汽车制造部门中，从1991年到1995年，就失去了30万个工作岗位，而同一时期汽车的年生产量几乎保持不变。这一趋势目前还没有结束的迹象。福特公司的欧洲分公司经理阿伯特 · 卡斯佩斯表示，‘到2000年为止，我们计划每年将效益提高六至七个百分点”。“现在，我们要用25小时才能生产一辆警卫车。到2000年，这个时间将降到17个半小时。”大众汽车公司的口号则是：“汽车更多，用工更少”。在四年内，生产率应提高30个百分点，该公司财务经理布鲁诺 · 阿德耳特曾如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大众汽车公司将逐年裁减七千到八千名工人。该公司董事会却向它的股票持有者保证，在同一时期内，销售利润将增长四倍。
由于生产的跨国交错化，失业更带有威胁性。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各国社会经济政策的从前的对抗战略目前已经松动。在90年代之前，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创造了终身雇用制。适应过程中的牺牲救平均加以分摊。集体的社会保证不仅在社会价值层次上，而且在企业的实践活动中，都被看得重于谋取更多
的利润。在法国，专家治国论者推行一种民族的工业政策，而且往往获得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一政策确立了法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同时却没有使一般的生活标准降低。德国曾以其高度发展的教育体系和特有的劳资合作关系而光辉照人。技术、人力和社会氛围的高超水平，补偿了要求并不那么高的一些部门的损失。
现在，这一切似乎不再有多大价值。突然，日本的一些公司经理们也醉心于简化管理和货品外购，他们就好像是他们美国同行的异姓兄弟一样。在难以解雇人员的地方，他们就把他们的员工降低为收入较差的档次，降低工资或者调遣员工到小的分支机构中工作，或委派以代理岗位，以迫使自行辞职。甚至公然解雇的做法，用日本武士的隐喻语言来说也就是“砍头”行为，也不再被社会宣布为禁忌。首先遭此命运的还只是临时工，未婚妇女和年轻的辅助工。间或也轮到资深的中层管理人员，有时整个工厂和管理中心都停止活动。一家电子公司的经理牛尾次郎指出，“从前，我们有苦同当，并且信赖政府。”“往后，支配一切的将是市场规则了。”这种结果政府还试图加以掩饰。据公开报道，失业者占就业人数的4．5％，不会再多，但这只是统计上的骗人数字。谁寻找工作超过六个月，就不再列入名册。只须按美国的方法进行统计（这种方法也并非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失业率将达8．9％，这是大藏省1994年的一份内部研究材料所得出的结果。据一位批评者估算，现在在日本已达就业年龄的人中，有十分之一的人在寻找工作。从前充当社会团结保护者的政府，如今自己就向前推进上述这种过程。非调控化和贸易自由化，已使得整个整个的部门变得软弱无力。从前的贸易盈余已缩小为一个很小的部分。对此，富士公司的经理石很正忠作了看来十分浅显的说明：日本的体制“脱离国际的平均状况是太远了”，所以现在应当有所改变。
这个论据也为我们星球的另一端的人们所接受。法国各大公司五年来也不断裁减人员。令人焦忧的不仅仅是高达12个多百分点的异常的失业率。此外，就业者中有大约45％的人不得不满足于不稳定的工作状况，严如一名临时工，在解雇方面没有任何保障。
1994年，有70％的招雇是临时性的。同时，工会会员减少，影响降低，特别是前景不妙。跨国市场毁坏了工会的力量基础。欧洲联盟各国几乎家家如此，只有英国是例外，因为在那里，还在撒切尔时代，政府和企业家们就共同把工资和劳动条件压低到今日葡萄牙的水平。
在富裕的德国，体制转变带来了极明显的后果。德国收益最好的工业部门即化学工业部门的一些董事会就展示了这一点，并且给人以深刻印象。就1995年这个营业年来说，三家最大公司即赫斯特公司、拜尔公司和巴斯弗公司宣布获得三家公司历史上最高盈利。同时，它们预告要在国内进一步裁减人员，虽然上一年它们已削减了15万个工作岗位。拜尔公司总经理曼弗雷德 · 施奈德透露说：“我们知道，人们会感到这是矛盾的。”但
是，公司的高额利润不应当让人看不到这样的真相：“拜尔公司在德国是处于压力之下的”。
施奈德用这短短两句话就清楚说明了公司的前景。因为，拜尔公司和它的竞争对手一样，由于传统的原因并且由于公司中心所在地的关系，仍是一家德国企业。而后来者
1．G．法本染料工业公司平均有80％的销售额是实现在国外，并且只有三分之一的员工在德国本土工作。法兰克福的那家大化学公司的高层经理尤尔根 · 德尔曼问道：“在赫斯特公司中，还有什么是德国的？”“我们最大的零售市场是美国，我们的科威特的股票持有者所占份额比我公司全德股票持有者加在一起所占份额还要多，我们要研究的是国际性课题。”不能正常运转的，只是德国的证券公司，因为人们再也挣不到钱了。这可能是夸大其词，但比较而言也许适用于该公司的美国分部或亚洲分部。同时德尔曼又保证说，他的公司在德国自然负有一种“社会使命，因为我们也把自己当作德国的国家公民”。只不过从前人们总是“有些夸大爱国主义的意义”。一个全球性公司的高层经理如今恰好没有可能再去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不仅仅是德尔曼个人的问题。德国宪法第十四条规定，“财产得承担义务”，并“为公共福利服务”，然而，这一条款看来是他的大多数同行都再也无法执行的。从前，只是在美国经理们才以利润为中心来划分他们的各个机构，这些机构或者获得最大盈利，或者被清理了事。如今，赫斯特公司也逐渐淘汰老的化学工厂，拜尔公司的爱克发集团则陷入改组陷阱，后者虽然获得利润，但只占销售额的3％。于是，德国股份公司的陈！日的构想被打破，并且一种新的、但又完全是老面孔的企业文化开始行时：股票持有人的利益在德国许多大公司中成了把握时刻的咒语，归根到底这无非意味着要像历史上人们所熟知的那样，去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以造福股票持有者。1996年5月，药业巨子希巴一盖奇公司和桑多兹公司决定实行合并，它们当时抱定的是同样的目的，这一行动因威胁要大批裁减人员而激怒许多瑞士人。甚至维也纳大主教克里斯托夫 · 舍特尔恩，这位长期在弗里堡大学任教的人土，也卷进了争论。他说：“世界上两家最大的化学公司，虽然它们经营得是最好的，却要实行合并，并且为此要‘解放’15000个工作岗位。这决不是全能的上帝‘自由市场’所强加于人的事情，而只不过是少数人追逐红利的贪欲所使然。”
股东们的评价：德意志股份公司休矣
为了适应美国的原则，结果不仅仅造成资本家的不幸的为所欲为。对各公司及其高层管理人员的压力来自跨国的金融市场，来自全球一体化的这个力量中心。无边界的股票交易使国际间的约束同生产联系相比遭到更加彻底的破坏。戴姆勒一奔驰公司的股票
有三分之一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德意志银行的股份总额的43％是由外国投资者操纵。拜尔、赫斯特、曼内斯曼等公司的财产多半为外国人所拥有。这些投资者的大多数既不是无权的小股东，也不是作为紧密交错的参与者同德国工业融为一体的银行和公司。实际上用来在德国进行收购的主要是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投资基金、保险基金和养老基金。这种经营的目的，是想从国外投资中获得同当时购买国内有价证券所得利益至少相等的收益，并且可以向有关的公司毫不让步地提出自己的各种要求。拜尔公司的财务经理赫尔穆特 · 勒艾尔承认：“外国股东对德国企业的压力日益增大。”近来，人们对加利福尼亚公务员养老金的管理人员颇为敬畏，因为他们手中支配着近一千亿美元的资产。加利福尼亚退休金系统的经理们已经在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快递公司这样一些极其强大的公司实现了对盈利和股票行市上涨的预期，最后又把海外投资提高了20个百分点，因为“这期间国际市场上的效益比国内市场要大些”。约瑟 · 阿罗所提出的该系统的战略，就是这样论证扩张的理由的。在资本的这种国际性流动的监管人的眼中，下述这样一些企业均属无效能者，在这些企业中，公司的某些分部为投资所提供的盈利少于十个百分点。除美国以外，这种现象遍及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日本、法国和德国，阿罗和他的同仁们现在已对各大股份公司的无可奈何的经理们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以促使“这些外国企业认清股东们的利益”。某基金会的一位谋士曾如是说。
一方面作为对这种挑战的回答，另方面也是为了对此抢先采取行动，在德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强硬人物”坐上公司首席交椅。五金工业工会的北德主席弗朗克 · 秦希穆勒就看到这种前景。在裁员方面冷酷无情，对工会采取强硬手段，这使得一些人平步青云。于尔根 · 施雷姆普就是一个例子，此人于1995年5月登上戴姆勒一奔驰公司的经理宝座。甚至在对上一年将近60亿马克的亏损负有共同责任的情况下，此人勒令福克飞机制遣厂和通用电气公司的一部分工厂停工，并宣布在未来三年内将把56000工人抛向街头。这一刀切下来，使戴姆勒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涨了近20个百分点，并使该公司股票持有者的腰包涨出将近100亿马克，尽管他们不得不放弃一年的红利收入。此人在工人的眼中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人，但是却被《华尔街日报》和《商业周刊》赞誉为改革家，说他靠受雇者打开了德国的空头支票行情，并最终把公司的结构改造得符合股东的利益。接着，施雷姆普让董事会中的股东代表把附权股分配给自己（其年薪为270万马克）和另外170位公司领导，这使得他自己和他的共同获益者从股价上涨中每人得到30万马克的追加收入。
戴姆勒公司的这位头目在利用交易所行情聚敛财富方面所做的一切，也为他的其他单位的同行们所效法着。一年来，单是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件，如IBM公司宣布废除原有工资标准，西门子公司和德意志银行内部实行分立等等，就已经引起了轰动，并且自
1996年春起，整个德国社会合作体系分崩离析。几乎一夜之间，工会干部们便发现，他们与其说是为了把工会会员们的工资提高几个百分点而去进行斗争，倒不如说现在是为了工会本身的生存而作战。企业一个接一个地设法撕毁现行的工资合同，或者摆脱雇主联盟。中等企业同它们的企业委员会暗中达成协议，共同去教会工会干部懂得害怕。选举的办法几乎到处都成了简便易行的压制手段。例如，卡塞尔的制造取暖锅炉的菲斯曼工厂雇有员1650人，生产率很高，年销售额达17｛乙马克，该厂管理层发出通知，最新的煤气热力系统装置将在捷克制造。该厂全体员工的96％毫不犹豫地赞同这样的建议：宁愿每周无偿地多干三小时的活，也不愿去冒一家德国工厂被关闭的风险。吕贝克的德雷格尔医疗设备厂的“现代化”几乎也同样是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的。从包装工到汽车司机，从数据处理人员到培训人才的人员，该厂成百的员工突然发现自己已被分派在独立的下属部门工作，在这些地方，老的工资标准已经被取消。在这些新的单位里，工作时间更长了，但年收入却减少六千至七千马克。
可见，在德国，工资被压低了，然而同一方法又使低工资国家的工资毫无提高。例如，大众汽车公司在捷克的子公司斯科达公司的工人们发现，自从沃尔夫斯堡的汽车巨子介入以来，生产率提高了30％，可是工资几乎没有提高。斯科达公司的企业委员会的发言人获奈克 · 卡德勒克生气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我们五十年后也达不到类似德国的情况。”可是，大众公司的经理费迪南德 · 皮奇冷静地拒绝了他的捷克员工们的工资要求。他警告说，斯科达的全体员工们不要自己毁了自己的地理优势。不然的话，“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下，是不是例如把生产搬到墨西哥去进行，这更为有利？”
工会的干部们几乎总是试图抵制厂方的强制性措施，但是他们又几乎总是输掉这种争执，因为“雇主们总是能成功地利用一部分员工去对付另一部分员工，用一处的设厂去对付另一处的工厂”。五金工业工会主席克劳斯 · 茨维克尔就曾这样发出哀叹。有些工会干部如茨维克尔的副手瓦尔特 · 里斯特以为，靠法律规定的在监事会中的共决并且按照统一组织的原则，迫使美国工会屈服的那种“不幸事件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工会会员的数字说明情况并非如此。解雇人员，生产机构分流，以及取得工会会员资格虽然要缴纳会费，但在危机场合会员受不到保护，甚至会影响个人前途，这一切使得德国工会联合会自1991年以来损失了五分之一的会员。单是金属工业工会就减少了755000名缴纳会费者。虽然损失的会员中有一半以上要归因于德国东部地区工业的衰落，但是在西部地区，也有将近100万的工会会员退回了他们的会员证。像菲斯曼公司那样发生敲诈事件，其原因也在于这家公司中只有十分之一的员工参加了工会组织。
自1996年初，德国企业家联合会又可以利用它们从前的社会伙伴的一个新的弱点，开始了一个接一个的进攻。在联邦政府的鼓励下，联邦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奥拉夫 · 亨
克尔在1996年5月要求在所有部门中废除基本劳工协定，以减少生病期间的工资额度。一个月后，金属工业雇主协会主席维尔纳 · 施图姆菲第一个宣布应取消罢工权。该协会据称将来在管理方面只就工资的百分率和年劳动时间进行谈判。至于其他问题，如每周劳动时间，休假津贴或生病期间补助津贴等，统统由企业委员会负责处理。协会还想取消工会组织罢工以实现在本行业中提出的要求的权利，因为“罢工已不再合乎时宜”，而招致罢工的“企业只会损失市场份额”。至于施图姆菲的进攻已违反了宪法所保障的一项基本权利，这是他显然没有意识到的。此外，亨克尔、施图姆菲和他们的协会同仁们还拒不同意在建筑业部门中实行最低工资，尽管这一部门的雇主和工会曾一致要求实行这种办法。考虑到德国实行的是自主工资制，有些相关的联邦法律只有在雇主们同意的条件下才能生效。由于上述拒绝态度，企业代表们不得不眼看德国建筑工业陷入战后最大的破产浪潮之中，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对抗外国供货者的无视工资的倾销政策。有将近六千家德国公司破产，30万个工作岗位被撤消，这就是德国建筑业中心协会提供的数字。
非调控化：荒谬的方法
促使工作岗位减少和工资下降的当然不仅仅是财务经理们以及公司董事会，还有第三个当事人参与此事，这就是各国政府。一如既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大多数部长们和执政党派都相信，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应当受到足够的限制，这样，繁荣和新的就业机会就会自行到来。在这一主张的名义下，从东京到华盛顿，再到布鲁塞尔，一切尚由国家控制和以国家为界的独占垄断公司或寡占垄断公司逐渐消失。竞争就是一切，就业算不了什么。各国政府通过使邮政和电信事业，供电和供水事业，航空和铁路事业私有化，通过使这些服务事业在国际间的交易自由化，通过放松对包括技术和劳动保护在内的一切事务的调控，进一步激化了危机，而它们本来是为了对付这种危机才被投票选举出来的。
在美国和英国，这一矛盾现象早已一目了然。放松对美国航空运输事业的调控的始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出于安全和加强监控的原因，在70年代，一家由国家组建的卡特尔把各条航线分配给各家公司，竞争在当时成了一种例外。那时，各航空公司有足够的盈利，多半对它们的员工实行终身雇用制，当然，服务价格是相当高的。于是，谁时间充裕而货币不充裕，谁就去乘汽车或火车。里根政府把这一切倒了过来。服务价格急剧下跌，许多公司也垮台。无论航空公司还是飞机制造公司都成为极度不稳定的部门。大规模的减员，心怀叵测地加以接管并随后加以分割，空港陷入混乱状态，这一切就是
接踵而来的后果。最终，只剩下六家举足轻重的公司。它们雇用的人员少于20年前，卖出的飞机却多于以往任何时期，这样一来，飞机的成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降低了。而且报酬优厚的工作岗位也永远地消失了。
80年代这一方针在西欧的管理层中曾博得一些热心的支持。不过，除在英国外，几乎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为此取得政治上的多数地位。倒是布鲁塞尔的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发展成了市场激进派的真正中心，其官员把欧洲绝大部分立法活动同依附于产业的咨询公司和院外集团紧密协调起来。几乎未经公开讨论，一切由国家控制的成分的私有化和非调控化便成为庞大的集团内市场规划的固定组成部分。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前委员彼得 · 施米特胡贝尔不无道理地把这称作“经济史上最大的非调控化计划”。“欧洲1992年”首先在私有经济中掀起一股巨大的集中浪潮，这一形势以丧失至少500万工作岗位为代价。再向前一步，就是欧洲联盟各国必须开放原来由国家保护的部门和垄断成分；为此，计划要进一步裁减人员。
在新的欧洲，也如同从前在美国一样，首当其冲的是航运部门。在起飞的1990年，欧洲联盟开放了跨越国界的全部空中交通。价格下落，随此所有的国家航空公司均遭败绩，只有事先已实行私有化的英国航空公司和汉莎航空公司是两个例外。首先是一些小的航空公司，其中包括意大利国际航空公司、澳大利亚航空公司、伊比利亚航空公司、比利时航空公司和瑞士航空公司，几乎不再具有竞争能力。在同公司员工的持续争执中，相继发生改组，这大多是在国家财政注入上百万货币的助力下进行的，但前景仍不妙，并且已裁减了43000个工作岗位。从1997年4月开始，务航空公司可以开辟欧盟各国的国内航线，例如英国航空公司开辟了汉堡至慕尼黑的航线。正如所预料的，这一新的提高效益的行动在各公司引起了第二次巨大的解在浪潮。单是在德国的汉莎航空公司中，五年内就将节省15亿马克的工资支出。除将裁减未详数目的员工外，汉莎航空公司的首脑于尔根 · 韦贝尔宣布冻结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和削减休假权利。这场争夺欧洲空中市场份额的斗争，结局只使得四五家大公司能够保存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