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李嘉诚以最快速度办妥赴意大利的旅游签证，前去考察塑料花的生产技术和销售前景。
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稳健的工作作风，一条辉煌的道路，由此展开。
正当李嘉诚全力拓展欧美市场的时候，一个重大的机会出现了。一位欧洲的大批发商在看到了李嘉诚公司的产品样品后，前去与李嘉诚联系。这位批发商是因为李嘉诚公司的产品价格低于欧洲产品的价格而来找他的。但他通过一些渠道得知长江公司是资金私有制。为保险起见，他表示愿意同李嘉诚合作，但条件是他必须有实力雄厚的公司或个人进行担保。李嘉诚知道这位批发商的销售网遍及欧洲，如果能与他取得联系，是十分有利的。可惜，他竭尽全力都没有找到担保人。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全力争取，这是他成功的一个法宝。他与设计师一道连夜赶出九款样品，批发商只准备订一种，李嘉诚则每种设计了三款。第二日他来到批发商的商店。批发商望着他因通宵未眠而红的眼睛，欣赏地笑了，答应了谈生意，在李嘉诚没有担保的情况下，签了第一份购销合同。按协议批发商提前交付货款，从而解决了长江公司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不足问题。
长江公司很快占领大量的欧美市场。仅1958年一年，长江公司的营业额就达一千多万港元，纯利一百多万港元。塑料花使长江实业迅速崛起，李嘉诚也成为世界“塑料花大王”。
对于不浮躁、稳健的人来说，他们往往有这样的素质，就是做一件事情，不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是绝不放弃的。
对于渴望成功的人，应该记住：你着急可以，切不可以浮躁。成功之路，艰辛漫长而又曲折，只有稳步前进才能坚持到终点，赢得成功；如果一开始就浮躁，那么，你最多只能走到一半的路程，然后就会累倒在地。
在这里，浮躁与稳健对于一个人成功的影响，一目了然。只有不浮躁，才能经受住成功路上的辛苦。
只有不浮躁，才会有耐心与毅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
看穿功名利禄
相传乾隆皇帝游江南时，在金山寺江天阁观赏风景，只见长江中千樯万橹，往来如织，不觉有感而发：“世界上不知多少人在那里忙忙碌碌?”旁边随侍的老方丈便说：“以老僧看来，只有两个人。”乾隆就奇怪地问他：“怎么只有两个?”老方丈答：“一个是名，一个是利。”
“一个是名，一个是利。”见道之言，说得好!老方丈真不愧是看破红尘了。若把全世界所有人的社会行为作总的分析，确实逃不出这两条路，“名”是精神领域的代表，“利”是物质领域的代表，天下哪里还有名利以外的东西?
“千古以来，未有不好名者。”这是古君子的话，学问道德，名誉地位，以及随之俱来的被人尊崇的荣耀，谁不希望拥有呢?然而，千古以来，亦未有不好利者，因为“利”，可换取一切物质。在人类社会里，独善其身确难自保，事事需要分工合作，而物物交换的时代也早成陈迹，唯有以货币为基准的贸易才能解决衣食住行等民生大问题。因而人必须去赚钱，也就是去求利，即使不是为了求利的神圣行业，他也需要分内的所得，譬如军人的天职是保国卫民，公务员的责任是为民服务，教员的志向是培育英才，目标都非常崇高伟大，然而不发薪饷行吗?不行!因为他们要生活，要生活就得要钱，而钱就是所谓的利。至于农人、工人、商人，利不仅是他们生活的保障，更是他们成就的证明，所以求利是一件无可非议的事。并且为了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准，建立一个更富强的社会和国家，如何循取正常的途径，谋求更大的利益，乃是值得我们用脑筋去研究的一件大事。
另一方面，我们也毋庸否认，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里，尤其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观念里，一直是讳言“利”这一个字的。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您千里迢迢跑到敝国来，可能有什么计划使敝国获利吧?”孟子就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大王何必讲‘利’，如果现在大王说怎样使自己的国家获利，你的官吏就要说怎样使自己的家族获利，你的老百姓更要说怎样使其自己获利，上上下下都争起利来，国家就危险了。”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例子，孟子认为利是不能谈的，见利就会忘义，天下就乱了。古人又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意思是我按照义理去做一件事，但不谋取它的利益，我只问我应不应该这样做，但不管做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成绩，这也是把功利排除在道德价值之外的。可是我们想想，做一件事，如果不能增加国家、社会、人民(当然包括自己)的利益，即使冠上最动听的名字，有何意义?如果事情完成之后没有一点成绩和功效，做了等于白做，又有何意义?难怪有心人要把这两句话改成：“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不单要循规蹈矩去做，而且要做得有利益；不单要按理想去做，而且要做得有绩效。这样，语意就完整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