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6月中旬，当红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与达维之间会师的时候，将士们欢欣鼓舞，以毛泽东和张国焘为代表的两军领导在通信中称这是一次“伟大的会合”、“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为此，两军战士众志成城，坚定信念，他们怀揣同样的梦想，誓死为共产主义事业共同奋斗到底。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并不按照人们的意志所趋。
红四方面军诞生于鄂豫皖苏区，成长于川、陕边界，后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与中央红军会师之时连同地方部队共计八万多人。张国焘任主席，牢牢掌握军事大权，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尽管张国焘对与红军主力会师表示“振奋”和“欣服”，但实则他在观望主力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实力孰强孰弱以及能否与中央分庭抗礼。此时，沉寂在会师喜悦中的党中央，有谁会想到一场空前绝后的“裂变”正等待着他们。
6月28日的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与毛泽东针锋相对，一个要依托懋功向川康边发展，一个则坚持北上抗日，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并且张国焘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事攻击党中央，要求改组。党中央对他这种错误的形势分析以及改组意见进行了适当批评，并制定了打开北上通道的《松潘作战计划》。随后，红军部队又翻越四座雪山，继续北上，而张国焘一再通过权力手段拖延执行作战计划，暗自却做着南下的决定。由此，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迅速集结，陈兵北上，中央红军不得不做出临时调整，选择了穿越松潘大草地的行军路线。
此时的张国焘已是权力熏心，他不将中央红军任何人放在眼里，尤其是毛泽东。沙窝会议后，中央军委实行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为左右两路军，分别穿行草地。右路军附带中央军委，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负责指挥；左路军则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负责。
9月3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提到葛曲河水上涨，无法徒涉和架桥，加上粮食困难，认为“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决定4日晨分三天全部折回阿坝地区。9日，张国焘密电陈昌浩，企图以武力要挟党中央南返。参谋长叶剑英发现这份密电后，立即送达毛泽东手中。中共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立即北上，脱离危险区域。
12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在俄界召开会议，坚持中央主力的北上战略方针，并极力争取张国焘的四方面军能够清晰态势共同北上。但张国焘对于中央的耐心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更甚之，私自南下的张国焘于10月5日在川康边境的卓木碉另立中央，成立“中央委员会”，并自封为“主席”，同时要求取消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自此，刚刚会师不久的两大红军主力不得不分道扬镳。在俄界会议后的第二天，中央军委率红一、三军团继续北上，开始进驻川北重要关隘腊子口，据杨成武回忆：“腊子口一战，是长征途中少见的硬仗之一，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这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显示了红军战士的智勇双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硬骨头精神。”
随后，红军先头部队翻越岷山，攻占甘肃哈达铺，从敌人一份报纸中得知陕北竟有相当范围的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这正是刘志丹与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这一喜出望外的消息令红军将士振奋不已，过六盘山，进陕甘，与红十五军会师，这一行军路线恰与毛泽东的计划不谋而合，陕北终于要成为长征的最终落脚点。
1935年10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终于到达陕北吴起镇，历时一年且纵横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十一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胜利结束！
《与CEO重走长征路》 第二部分战略领导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