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1936年10月间，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总共用了两年的时间先后度过了长征这段漫长的岁月征程。历史是悲壮的，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它的发展宿命，长征已成为一段独一无二的历史神话。
1931年后，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原因是战略决策的调整。
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主义路线的统治。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诬蔑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主义错误”，他的军事领导权被剥夺，只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或者说，毛主席暂时被“挂起来”了。
1933年春，周恩来、朱德等运用毛泽东的军事路线使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随后，蒋介石调集100万大军和200架飞机，聘请国外的军事专家，并亲任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第五次大规模“围剿”。
时值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左”倾路线几乎发展到顶点，在大兵压境、敌我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博古等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军事上由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指挥，竟然把红军的战略任务缩小为单纯的打硬仗，依靠主力军队开展阵地战和“正规”战，在无视敌强我弱的前提下要求“全线出击”，彻底否定了在前四次反“围剿”中被证明有效的游击战和运动战。
在此次反“围剿”初期的洵口遭遇战中，红军拼死取得了胜利，这恰好给了博古等人以极大的鼓舞，他们以此为据，大喊“御敌于国门之外”。从此，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道路步履维艰，每次战役都要损失两三千人，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这与毛泽东指挥作战时候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反。周恩来曾经告诉埃德加·斯诺，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前所未有地损失了6万人。
1934年4月底，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敌兵大举压上，战情危急，“左”倾领导者开始缩手缩脚，处于被动挨打、穷于应付甚至是节节败退的状态，致使根据地的范围就像剥皮一样一圈圈渐小……
到1934年秋，蒋介石开始了“铁桶计划”，要将工农红军逐步困死在苏区。此时，革命根据地已失去过半，只剩6个县了。毛泽东极力主张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在运动中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但该建议再次被拒绝。
第五次反“围剿”局势日趋恶化，败局已定，眼看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突出重围、实行战略转移已成为唯一的选择。早在7月上旬，红军第七军团和第六军团分别到闽浙皖赣地区和湖南中部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此举可视为长征的前奏。红七军团打起“抗日救国”的口号，一路北上；红六军团则一路西进，顺利渡过湘江，与红二军团会合之后建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最初的长征路线便是选择这一条旧径，直奔湘西。
10月上旬，经过长时间筹划，关于全军长征的指令终于发出，中共中央两大纵队及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组成红一方面野战军，共8.6万人，于10月10日前后，分别从瑞金、于都地区出发，撤出朱德和毛泽东苦心经营的中央苏区，踏上了漫漫征途。这一去前途未卜，八万多人的队伍挑着中央苏区几乎所有的物资，拖沓着、臃肿着前进了。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就像大搬家一样。”也正如埃德加·斯诺所称的“整个国家走上征途”。
苏区留下以陈毅、项英为领导的一万六千多名红军官兵坚持战斗，但很快便被敌人攻陷了，而长征又如何呢？是否同样于途中惨遭劫难，谁人知晓？
《与CEO重走长征路》 第一部分
军事战略与企业发展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