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的夺权与周恩来的让权
领导权力是一种影响力，也是一种关系力；它是一种决策权，也是一种支配权；它还是个人能力的一种体现。战略家没有权力就不能支配各种资源，不能有效地协调各种关系，最终难以实现战略目标。
领导权力的获得，历来说法很多，总的来看有这么几种：一是权力神授说，即向别人宣传自己的权力是上天或神的意思，封建社会的皇帝常拿这一套来愚弄老百姓。二是道德说，认为通过个人非凡的道德表现就可以臣服别人，获得权力。这是孔子和孟子的主张。三是智慧说，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提出的权力应该来源于知识的“哲学王”的学说，近代英国思想家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以及现代学者提出的“科技治国论”等主张，都属于此类学说。四是暴力说，认为掌握了军队、警察这些阶级暴力工具，就可以制定法律以拥有权力。中国古代的韩非子是这种学说的代表。五是资源说，认为占有了金钱、人力、关系等一些组织资源后就拥有了影响别人的权力。六是能力说，认为个人的分析力、决断力、协调能力、沟通能力特别强，就可以影响别人从而获得权力。
杰出的领导者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一是对于权力要有正确的认识，不应将权力当做是一种满足和实现自我的工具，而应该认识到权力是组织的赋予，应该服务于组织的利益和目标。二是对权力的取得方式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崇拜暴力，更不能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权力，因为不正当手段取得的领导权力最终会遭到削弱。三是有了权力不能高高在上，脱离下属和基层，否则一定会做出很多不正确的决策。四是不能害怕分权，要懂得正确授权。
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后，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力量薄弱，就有了取而代之的想法。当采用合法的手段不能得逞时，张国焘就打算以武力篡党夺权。他这种对权力的狂热并不是一时性起，而是由来已久。早在主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时，张的宗派主义和另立山头的倾向就甚为严重，一切事情不用经过党就敢发命令开展工作，而且在党内搞小组织，并企图推翻陈独秀的领导，以己代之。南昌起义后，张国焘因一些错误做法而被取消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但张国焘领袖欲望很强，他不甘心于失意和被冷落，为改变当时的颓势，在政治上再次崛起，他打算组织新党即工农党，并设想这个党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只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友党。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当时已辞去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想得到陈的支持，但遭到了拒绝。后来，中央派张国焘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主持工作，他明知自己对军事一无所知，却硬要把持军事指挥权。结果，由于他的指挥失误，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转移到四川北部。后经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努力，川陕革命根据地才得以建立。然而，就在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之际，他却又擅自成立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下设政治局，俨然另一个中央。在红军一、四方面军兵分两路过草地的途中，张国焘不但自己停滞不前，还电令徐向前和陈昌浩武力裹挟中央南下。事败后，他居然“自立为王”，成立伪中央，自封“主席”。
与张国焘处心积虑争权不同，为了人民和全军利益，周恩来常常让权。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批判了“左”倾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并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如果他这时候要争夺全党和全军的领导权，就其资历、才干和当时的威信来说，简直易如反掌。但周恩来考虑的是人民和党的利益，不仅没有这样做，还力荐毛泽东进入新的军事领导小组。毛泽东对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中的重要作用早有认识，他曾对贺子珍说：“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全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为了消除其他人对毛泽东的误解和怀疑，做了大量的解释与说服工作。周恩来高尚的政治境界为红军的团结和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与CEO重走长征路》 第二部分权力制约方式
权力制约方式
权力制约，就是组织运用制度或舆论等手段对权力进行的限制与约束。权力制约是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的重要措施，是补救决策失误的重要手段。权力的制约方式一般有如下几种：
以权制权。其核心是分权，让不同的权力部门互相监督。不但平级之间可以互相监督，上下级之间也可以互相监督。比如审计部门对财务部门的监督。
以利制权。通过对利益分配方式的科学设计来达到制约权力的目的。例如交警有对违章者进行罚款的权力，却没有对罚款收入进行支配的权力。
以德制权。通过加强领导人员的道德素养来进行权力的制约，或以社会道德的力量来防止领导者的权力滥用。
以法制权。通过建立严格有效的制度，可以有效地进行权力的制约。如果以上制约权力的手段都不奏效，制度就可以对其进行纠正和惩罚，这是权力制约很重要的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