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当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时，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帝爱国斗争在全国各地酝酿。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至此，辗转跋涉一年有余的中央红军终于再次确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同时，党中央提出“抗日讨蒋的任务，总的策略方针是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力量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也就是说，现今有两大任务摆在刚刚落脚不稳的中共中央面前，一是要迅速建设新的根据地，二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蒋抗日。恰逢此时，国民党调集重兵来袭，中央红军给以坚决回击，并促成直罗镇大捷，这为西北根据地的建立举行了一次“奠基礼”。
另一方面，张国焘南下后成立伪中央，在历史关头仍在搞他的党内分裂。12月5日，张国焘再次复电强烈要求将陕甘苏区作为北方局，这一争权夺利的行径实与毛泽东等人的境界有着天壤之别——也就是在这一天，党中央以毛泽东、彭德怀的名义致信杨虎城，洽谈联手“反蒋抗日”之事。
“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苏区在以如此言词不断激励西北爱国志士的同时，加强抗日救亡的大业筹划。12月17日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确定了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扩大红军。把军事部署和作战行动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两个基点上。
但是贫困落后的陕甘苏区不但无法解决红军的燃眉之急，也难以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12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发出《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要求在40天之内完成渡河东征的准备工作。次年2月18日，东征战役打响，历时75天，于5月2日结束。红军击溃了国民党与晋军阎锡山共三十多个团的围追堵截，转战山西五十余县，歼敌一万三千多人，使红军在兵员、物资等方面得到补充。更重要的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军内部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对此的评价是：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筹备了财物，扩大了红军。
与此同时，中共苏区的抗日联盟战略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1936年1月20日，红军代表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正式会谈，张学良认为在东北军中同情中国共产党抗日者为数不少，愿意为建立国防政府而努力，“位卑未敢忘忧国”，何况东北军的堂堂将领！此时，只有仍然陶醉在“剿匪”阴影中的蒋介石及其幕僚为实现“攘外必先安内”的怪论而继续做着逆历史车轮之举。
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日益加剧，中共中央不断加强“建立抗日联盟统一战线”的呼吁。举国上下，一片沸腾。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拥有30万军队的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等打出“反蒋抗日”的旗帜，面对这一横生变数，蒋介石急调军南下，停止进攻西北。毛泽东抓住这一大好时机，与陈、李二将共同探讨订立《抗日救国协定》。蒋介石无疑被逼上绝路，北有陕甘、南有两广，四面八方的各地军阀也仿佛正对他心存不满，无奈之下的蒋介石只好妥协处之，答应全面抵抗日军，和平解决“两广事件”。
当国民党军队再次开赴西北以实现他们的“灭共”计划时，已是今非昔比，时局正依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步步推演，而浑然不察的蒋介石却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剿共已到了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
与此相反，自认为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另一名“统帅”的张国焘正经受着他的困境之旅，百丈关一役，红四军的八万人剩下不到四万，四方面军中的很多人也开始怀疑起南下路线的正确性，难道张国焘真的要成为历史的毁灭者？
《与CEO重走长征路》 第三部分国共的战略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