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统一战线——国共的战略联盟
经过漫漫长路，中央红军终于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部队胜利会师，结束了二万五千里的行军征程，当时已是1935年10月。随着“华北事变”的爆发，日军侵华步伐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收复祖国大好河山已刻不容缓，中央红军适时提出“停止内战，坚决抗日”的口号。为对抗共同的敌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决定与国民党军建立战略联盟。
战略联盟是指企业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而与其他企业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松散式结盟。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就充分认识到了战略联盟的重要性。在中国历史上，不论是大革命时期割据混战的反动军阀、土地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反动派，还是妄图吞并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相对于弱小的共产党来说，势力都是强大的。为了对付强大的敌人，统一战线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同一切支持、同情革命的社会各界力量进行联盟的最主要的一种形式，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一大法宝。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就曾与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建立过国内革命统一战线，达成了国共的第一次合作。这次合作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927年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右派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但是，国共第一次合作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打下了基础。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在建设与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愿意在国民党部队立即停止进攻苏区红军、给予民众民主权利和武装工农三项条件下，同任何国民党部队订立共同抗日的协定。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明确表示共产党希望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的总路线，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的决定是极其英明的。通过合作，不但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极大地壮大、发展了自己的力量，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经验表明：正确地选择战略合作伙伴与合作时机，能够使自己获得并保持竞争优势。
战略联盟对于现代企业同样重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找到良好的合作伙伴，共享彼此的资源和能力，强化企业的竞争优势，才能在竞争中获得持续的成功。
建立战略联盟的发展思维
由于青春期的飞速发展，进入壮年期之后的企业一方面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资金充裕，组织和市场份额稳定；另一方面，企业这一时期的发展速度开始放缓，并开始遭遇发展瓶颈。企业要突破瓶颈、寻求发展周期的第二次青春，战略联盟是条捷径。
战略联盟形式很多，例如投资联盟、渠道联盟、采购联盟、服务联盟、开发联盟、信息联盟、培训联盟等。价格联盟也可以做，但是要注意其合法性。战略联盟最大的好处是联盟各方可以取长补短。
现在，国际上各大企业的战略联盟策略已是纷繁复杂，联盟仿佛成为当今大型企业的一项发展特权，但是中小企业的战略联盟同样不可忽视，同样重要。相对于大型企业的联盟竞争，在品牌、价格、渠道、客户群等方面，中小企业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因此，联盟更成为中小企业的时势所需。一般而言，独立拓展、兼并收购和战略联盟是当前中小型企业的主要发展方式。但独立拓展往往使企业不堪于激烈残酷的竞争，并购使企业失去独立自主权，成为任他人摆布的傀儡。只有战略联盟成为中小企业超越自身优势、确立竞争定位的优化选择。
战略联盟不同于企业合并或并购，战略联盟下的各公司保持自己的自主权和自主性，而合并和并购则涉及到产权的交换。战略联盟通常采取共同出资成立第三家公司的方式来形成，可以是很松散的组织形式，不一定要以利润为双方的制约条件。
战略联盟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战略架构中的长期目标，从这一目标出发，有针对性地去实现联盟战略。战略联盟的本身则是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这包括技术优势、产品优势、市场优势、服务优势以及管理优势等，使联盟的双方或多方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实现自身的消费需求，最后达成一个共赢的局面。
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从革命开始便注意到了战略联盟的伟大力量。红军在长征初期的准备阶段，曾有两次与国民党军队建立合作关系的大好时机，但可惜都被“左”倾主义者破坏掉了。
1933年10月底，红军代表同由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领导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代表草签了“反蒋抗日”协定。11月20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给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情带来了重大变化。
蒋介石急于“解决”第十九路军的反叛，担忧第十九路军同红军联合。毛泽东抓住敌人的要害，一再提出：“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根本重地，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机会。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
但“左”倾领导者不懂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打击“真正的敌人”的道理，反而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斥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战机稍纵即逝，“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倒台之后，蒋介石在福建成立了东路军，对中央根据地构成了四面合围之势。
1934年，中央红军再次与国民党军广东将领陈济棠达成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四十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这一次国共重大合作为红军开始长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红军顺利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但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阻挠，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化为乌有。1936年，孤立无援的陈济棠发动反蒋的“两广事变”失败。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战略联盟不但可以实现资金和资源上的优势互补，还可以扩充企业实力、规模、品牌和渠道等。未来的竞争不是企业对企业的竞争，而是联盟对联盟的竞争。每年都有为数众多的战略联盟在企业间形成，这些联盟是企业为应对世界或未来的竞争而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