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国共合作的具体方式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二大”最初提出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方式是“党外合作”，即与国民党的合作不牵涉党内事务。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倡议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可以加入国民党，目的是把国民党改造成为革命阶级的联盟。这个倡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与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并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业部长林伯渠、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国民党开始由资产阶级的政党转变为由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同组成的民主革命联盟。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方式与第一次不同，由于双方均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次合作就成为一种契约式的合作。1937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之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蒋介石等就发表宣言和改编红军问题，在南京举行第五次谈判。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10月间，又将在南方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在共产党的催促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同样，企业间战略联盟的类型也可以有多种。可以是双方契约式的合作，也可以是双方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还可以从价值链的环节上分为联合研制型、资源补缺型或市场营销型联盟等。
《与CEO重走长征路》 第三部分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联盟
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联盟
依战略联盟在价值链上环节的不同位置，可将战略联盟分为：联合研制型、资源补缺型和市场营销型三种。这是美国学者劳兰基（P．Lorange）的分类方法，他把科研与实验、制造等视为上游活动，而把市场营销等视为下游活动。
联合研制型
顾名思义，联合研制型就是指联盟的双方或多方为了进行某项产品的研究开发，根据自身的优势，共同投入资金、技术、人才、设备等，利用联盟后的综合优势共同完成新产品的研制工作。鉴于对研发新产品的风险性，这种联盟最大的优势便是能够降低双方的风险承担，提高各自的技术水平，缩短研发的时间，节省资源资金，最终实现技术共享等。因此，这种联盟方式多适用于高风险型企业，如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等。例如，今年年初NEC电子、索尼及东芝三家公司联合宣布，将联合开发面向系统级芯片（system-on-a-chip,SOC）的45纳米工艺技术。
资源补缺型
以己方的上游活动与对方的下游活动组成的战略联盟称为资源补缺型战略联盟。这种方式分两种：一是对于那些拥有独特技术的公司来说，为了降低营销风险、实现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与其他公司共同构建销售网络来开发市场。例如耐克、美特斯·邦威的经营方式便属于这类联盟；另一种情形是厂家直接将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者的需求结合起来，构成产销一体的联盟组合。1982年，世界机器人的最大生产厂家——日本法那库科（Fanuc）公司，与世界机器人最大用户——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美国创办的GE-Fanuc机器人开发公司就属于此类。
市场营销型
这种联盟方式是从下游资源角度出发，联盟各方通过对下游资源的整合共同构建营销网络，借此来提高市场的营销效率和控制能力，而且还能达到资源共享和互补，适应多样化的市场需求。此联盟方式多用于汽车、食品、快速消费品、服务业等领域。现在我国国内各省、地区的出版社多在搞这种联合方式，以构成北京出版集团、吉林出版集团等地方性出版集团，实现渠道共享。但这种联盟方式是以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为目的的，从而有可能忽视了自身核心能力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