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失误导致长征的开始
“围剿”与反“围剿”，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敌我双方的主要斗争形式。国民党军队从１９３０年１1月开始，对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妄图消灭红军，摧毁革命根据地。
前四次的反“围剿”斗争，都是在敌众我寡、双方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由于有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战略，均取得了较大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如果同样按照毛泽东的战略主动出击，在运动战中打击敌人，再次取得胜利自然不在话下。只可惜，此时党中央的军事和政治均被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所控制，采用了相反的作战战略，致使红军遭到惨败。可见，扭转胜负的杠杆是对不同战略的选择。
聂荣臻元帅在50年后的《聂荣臻回忆录》中作了这样的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战略错误，路线错误。是王明‘左’倾分子在中央排斥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领导的必然结果，是否定了一至四次反‘围剿’制胜的积极防御方针，执行单纯防御方针的必然结果。”
1934年1月，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讨论第五次反“围剿”战略方针的会议上，毛泽东认为：面对敌人堡垒主义新战略，我们不能与敌人打阵地战，还是要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或者跳到闽浙皖赣边去活动。他解释说，诱敌深入必然要丧失部分土地，但可以歼灭敌人，将来可以得到更多的土地。古人云：“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是有道理的。
但是，不待伍修权将毛泽东的话翻译完，李德就耸耸肩膀：“不，我们的反‘围剿’战争，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作战，大军与大军之间的作战。要知道，在敌人堡垒政策之下，诱敌深入、打运动战是不可能的；到赣东北外线去打也是毫无战略意义的。现在只能打阵地战，不能再搞什么游击战了！”
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军事战略，不同的战略必然导致不同的作战结果。应该说，在长征开始之前的四次反“围剿”斗争中，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是基于对敌我双方实力和作战形式分析之后所建立的一种作战模式，这种模式已经在红军内部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随着不断的胜利已成为一种长远的战略。
而此时博古和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则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阵地战和苏联式的“十月革命”为模式，采取“城市中心路线”，发动大规模战争，并且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中的话语作为中国革命战略战术的最终依据，完全成为一种战略复制。可悲的是，“左”倾路线的空降到来，使毛泽东受到无端的排挤，中央军事指挥权也随之旁落。而后，“左”倾的错误路线，终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及红军长征这一战略转移的开始。
《与CEO重走长征路》 第一部分
由狭义到广义的“战略”演进
“战略”一词来源于军事，战略是战争实践的产物。长期战争实践的需求，促使敌对双方都在探索与创造克敌制胜的技术和方法，这已经发展成为战争的一门艺术，即战略。“战略”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公元3世纪末晋代司马彪所著的《战略》一书，此后在古籍中多有提到。在西方，公元前5世纪前后，希腊语中也出现了“战略”的说法，原意是“将兵术”或“将道”。
早在战国时代，中国便已经有了杰出的战略著作，例如《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西汉刘向根据战国史书编写而成的《战国策》也同属战略名著。特别是《孙子兵法》，短短十三篇、五千余字，却哲思睿语，如抛珠溅玉，其中所描绘的战略思维原则不仅超越时空，甚至远远超出军事之外。
简单地说，战略就是为了战争胜利而制定的谋略，是基于战争的整体性、长期性、决定性而做出的战局谋划。德国近代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在其名著《战争论》中，对“战略”作了明确的定义：“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应用，因此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斗目的的目标，就是拟制战争计划，并且必须把达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行动同这一目标联系起来，也就是拟制各个战局的方案和部署其中的战斗。”
在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定义中，他强调作战的目标、计划和行动。毛泽东从军事的角度也曾对“战略”下过定义：“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这一论述进一步揭示了战略的本质属性，即全局性的规律。
“战略”一词从产生以来，一直都被用于军事上的独立概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略”的内涵、外延才不断扩大，出现了一系列的概念，例如“国家战略”、“全球战略”、“外交战略”以及我们现在要说的“企业发展战略”。事实上，企业发展的战略思想是早已存在的，只不过是现代才被冠以“战略”这一名词而已。
商场如战场，在企业管理学中，“战略同样是一个统一的、综合的和完整的计划，通过精心设计来确保企业的基本目标得以实现。”一个是军事斗争，一个是企业发展，同样是为目标的达成而做出的计划，军事战略与企业战略本质相同，殊途同归。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通过长征的战略来探讨企业发展战略。
《与CEO重走长征路》 第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