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我觉得这可能是民办高校在发展初期必然要经历的这么一个过程。现在就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学校只要上了万人规模，质量没有什么太大差异。只有上了规模之后，它才能够去考虑质量的问题。
胡建波10年之后差异就会很明显了，实际上是靠这10年积累的过程。有一句话说：企业无奇迹。就拿麦当劳来讲，你看到的只是那些汉堡的广告，但实际上华尔街有一批人给它做了投资，它可能还在纽约很著名的广告公司做形象和包装策划，还有大型的数据处理系统、物流和财务现金流，就是说它都要经过这样多种元素构成。所以说学校发展也没有奇迹，它必须扎扎实实地进行师资的培养、日常教学的管理，还有教材的开发，跟企业的联系、就业等等方面，必须从一点一点做起。
张听说欧亚最早靠保险专业打开了市场，在全国第一个设置了保险专业，当时招生不错，就业也反应良好。现在大家提起西安民办高校，除了思源是以理工为主，特色非常突出外，那么其他几所学校都是以文为主。具体到欧亚，专业特色是什么？
胡建波就台湾来说，他们的私立大学73％左右的学科都是文科类。日本也是这样的，主要因为学生的层次比较低，学理工科可能比较困难。第二个因素理工科投资比较大，这就决定了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文科为主，这是社会环境构成的。说到特色，我觉得我们市场营销方面做得不错，定位早，和连锁经营或者叫物流专业方面比较靠拢。但是要说有什么特别过人的地方，我觉得现在还谈不上。
另外，我觉得欧亚在素质教育上还是做了些工作的。你见到欧亚的学生，会觉得他的心态是比较平和的，自我的定位不是好高骛远。如果有些口号拔得太高，学生对学校的价值观和文化就不认同。
欧亚有它执著的目标，“贤人气象，敬业修德”。这是站在中国传统角度上讲个人修养问题，要有一种贤人的道德标准。同时，我们讲求西方人的智者风度，讲求科学，追求真理，要成为有智慧的人。我们就拿这样的东西作为我们的校训。不管学生水平的高低，都可以拿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们讲欧亚宗旨的时候，消除了消极，强调“以科学信条和人文精神塑造自身，为渴望成才的青年提供现实的机会和理想的翅膀，与献身教育事业的同仁共享奋斗的乐趣和成功的未来，向血脉相连的社会奉献人才的源泉和思想的动力”，引导社会向一个好的方向前进，大学应该有这样的理想追求。
“西安民校的竞争渐趋理性”
张就整个教育格局来看，目前还是公办学校一统天下，民办学校发展势头不错，但还是处在边缘地带。您怎样看待这几年西安民校的异军突起？
胡建波西安的民办院校应该说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要一直走在前面很难。西安的民办高校给陕西教育界赢得了很多亮点和地位。陕西在文化方面有几个亮点，一是它的影视制作，二是在文学创作方面，有一个活跃的作家群，第三就是目前异军突起的民办高等教育。西安在文化教育上还是有优势的，但在这里很难生存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总量有限。
张您觉得西安民办院校之间的竞争有没有到白热化的地步？有没有恶性竞争的倾向？
胡建波前两年有，现在越来越理性，但还没有非常理性。竞争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好处。前几年有不规范的地方，现在大学校基本上你要招多少就能招多少，各有各的地盘。到招生季节确实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往往是一个城市，一个酒店，聚集着几十家民办大学，外面悬挂的全是民办大学的宣传条幅。这是大家自发形成的，没有谁协调组织。学生一家一家看，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
“转型没有给我的内心带来多大改变”
张办学经历有没有对您的精神世界带来很大冲击？从一个大学教师到民办大学的创办者和校长，有一个角色转型的过程。
胡建波肯定有转型，办学要跟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但我本质的东西没有丢，应该说跟人打交道我还是有亲和力的。刚出来办学那阵子有冲击，但我觉得内心的东西没有多大改变。比如，和学生在一起玩儿，一起打球什么的，休息的时候换上球鞋就去了。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不是什么做秀。给学生作演讲时，总是充满激情，大家都很开心。上次西安搞了个高考指导报告会，三四千人，领导都讲完了，轮到我了。我想我不能照着老套路讲，大家都挺烦的。于是我就讲，宣传部同志请我过来讲话，我觉得我花了钱了也该站在这里讲，(笑)，我也知道花钱讲的话大家都不爱听。去年我就讲了一次，我觉得挺精彩的，结果发现全场只剩下一个人。我说，即使只剩下一个人，那也说明我的话是有意义的。于是，我走过去握住这个人的手说，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我给你再讲一遍。结果这个人比我还激动，说胡老师，我在这里工作这么长时间，没人和我握过手，谢谢你！你慢慢讲，讲完了我再关门扫地。结果全场哄堂大笑。
张这是真事吗？
胡建波(笑)全是我编的，调节气氛嘛。调侃完了后，我就说，欧亚学院确实不是一所很有名的大学，但我是怎么看待欧亚学院的呢？有一个小故事，有一个黑孩子在街上走，看见天上飘着很多彩色的气球，其中有一只是黑色的。他就很惊奇，问道：“老师，老师，难道黑颜色的气球也可以升到天空吗？”老师说：“傻孩子，只要身体里有气儿，你就可以升起来。”我说欧亚学院就是一个黑的孩子，只要心中有志气就能升起来，我希望你们都能升起来。大家没想到一个领导会这样讲话，只有10分钟时间，效果非常好。后来从各个方面打电话来，能把我当时讲的全背出来。我相信当时如果有我们学校招生要求的分数段的学生，一定都会填报我们学校。这个校长讲话和别人完全不一样。
张这种性格，您是原来就有，还是办学后慢慢变化的？
胡建波我是一直这样的，我经常是实话实说。以前我到外省做招生咨询，有学生就问我：“胡建波院长，我看你们招生宣传上的图片都特别美，学校真的有这么好吗？”我说，首先，我现在是在做招生宣传，尽量把我们最美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我是请最好的摄影师找最好的角度拍的，肯定很美，我不会把垃圾堆拍出来。你问我欧亚到底怎么样？那就在这些图片上打个七折。有人做宣传时会说别的学校有什么不好，我会说，欧亚是你所作的选择里比较好的选择，但它肯定不是很好的大学，它的历史决定了，只有六七年的时间，又是民办的，没有国家资助的，但它是你当年能作的比较好的选择之一。首先他是万人民办高校，我们是匹配的；清华是很好，但你还没能匹配。过分的宣传只会令学生反感，这是现实。尤其是孩子，个子长那么高了，心理年龄还没有成熟，容易受各种诱惑，应该让他们回到现实中去。
有一次学生中搞了个“我心目中的偶像”活动，请我去。我上台说，我心中的偶像是张艺谋。说完，底下一片掌声。为什么是张艺谋？首先，他离我很近，是我小学的校友。第二，他是西安人，我以他为荣。第三，为什么他能拍出那样的好片子？是因为他异乎寻常的勤奋和追求完美的精神。另外，做人很有风度。
张您是不是一个喜欢自我反省的人？
胡建波甚至有点过了。
张过了？我觉着，这就像一把双刃剑，一个人善于自我反省当然是好事，但如果过了的话，性格会倾向矛盾的一面。
胡建波对，所以有时会显得意志不坚定，有点自恋。和丁祖诒不一样，他是我就是这样，我总是正确的，不管不顾了……(大笑)丁祖诒是我很尊敬的一个长辈。
第三部分高瞻务实胡建波(3)
【欧亚大事记】
1995年，西安欧亚学院成立。
1997年5月，欧亚在全国民办高校中第一家开设了保险专业，当年录取了260人，远远超过招生计划。
1998年初，欧亚迁址西安南郊电子工业园，第一次拥有360余亩独立校园，开始了第一期基本建设。
同年，欧亚自学考试平均成绩居陕西省前列，某些专业高出西安市平均水平40分以上。
1999年，欧亚率先在陕西省民办高校实施人事代理制度，狠抓专职“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引进与培养。
同年，欧亚率先在全国民办高校中首家引入国际ISO9002质量认证管理体系，大大提升了学院的管理水平。
同年，欧亚创造性地提出“绿色教育”理念，从心理、人格、兴趣、爱好等方面，挖掘学生最闪光之处，形成一个入校——学习——实习——就业的通达绿色之道。
2000年6月，欧亚成为陕西首批具备独立颁发国家学历资格证书的综合性全日制民办普通高校，实现了从培训学院到普通高校的飞跃。
同年8月，中国农业银行陕西分行与西安欧亚职业学院授信5亿元合作签字仪式圆满举行，表明学院筹措办学资金和与银行界的合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快速发展时期。
同年9月，欧亚招生5000人，在校生人数达到12000人。
2001年，欧亚成为全国“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试点院校中唯一的民办高校。
2002年，经陕西省政府批准上报教育部申报晋升本科院校。
同年4月3日，欧亚被授予“中国十大万人著名民办高校”称号。
同年9月，计划招生3000人，最终注册3315人，录取报到率居陕西省同类院校前茅，同时创欧亚报考和录取人数历史之最。
2003年，欧亚投资100万元用于毕业生就业工作，先后在全国设立就业办事处8个，就业实习基地近百个，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再创历史最高水平。
同年3月8日，西安2003年复合型人才供需洽谈会西安欧亚学院专场拉开帷幕，并召开了欧亚2003届优秀毕业生现场展示竞聘会。此举被媒体称为“拍卖大学生”，由此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建波心语】
惊悉前西安大学校长、恩师段朝黎先生溘然长辞之时，适逢与欧亚学院各位系主任同仁难得一次的聚餐。作为东道，我已无法推辞离席，却又切实难以自已，几次掩饰，引得举座黯然。无奈之时，索性不再掩饰，与同事们谈起我心目中的校长。
大学毕业分配进西安大学教书，心中有对第一份工作的向往，有对当教师的无奈，同时有对这个号称大学的十几亩地土院子的不屑，还有对西安教育界著名的段校长的敬畏。通常像您这样1.85米以上身高的人，不知谦虚还是其他原因，腰总是哈着，而您身板却是直直的，讲起话笑声朗朗，训起人理直气壮。我当时一直很纳闷，您在这样的学校当校长，心也不虚？渐渐发现了学校的一些好处，差不多每周都要往家提一些副食品、水果等。“西安大学的福利好”，通过来校任教的各高校老师传到西安许多大专院校，去各院校请老师、办事情也有了一些底气，忙忙碌碌的工作，心态也从局外的不屑到身处其中的无奈适应，直至处之坦然。事隔多年，读了一则西方谚语，知道这叫做“大狗叫，小狗也叫”，中国古人言之“敝帚自珍”。
不知为什么，小小的西安大学经常被《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西安晚报》报道、宣传，内容大多是校长大会小会上讲的那一套“自费、走读、不包分配”，说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创举、未来的方向。其实大多数老师和同学并不爱听这些，大家都渴望“正规”。
学校“不正规”的事情多了。第一届的学生没有地方上课，按说，您就少招点，而您不知怎么在壁垒森严的招生制度中一次招了600多名学生，大部分还是本科。有些班直接放在交大、西工大、理工大学办学，师资、实验等等全解决了。99年全国上演的大扩招，您在20多年前就干起来了。在五味什字小学(西安大学校址在此)里上课的大学生们挤在小学生的条凳上，而且还是三个人坐在一条凳子上。以至于许多人不敢说自己是大学生，因为您逼着而戴的校徽，出了门就摘了；学校没教师，从各个大学请，现在满街跑的民办大学校车，您20年前就在西安第一家开了起来。车子不怎么样，里边坐的可常常是鸿儒，何炼成先生、乐兑谦先生、朱玉槐先生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学校开运动会没有场地，您也不怕寒碜，每年坚持跑到西北大学里边开。
这些“不正规”的事大家都忍了，无非是为了毕业后找个好工作。但是第一届学生没有分配计划，政府部门也不知道不包分配的大学毕业生该如何就业。学生和家长只有找您，您找这个求那个，还是解决不了，许多同学哭着退了学。而您竟然在当时的环境下，“不正规”地通过新闻媒体宣传呼吁，毕业生被全国各地一抢而空，人事部门也开了绿灯。600多青年人的命运以及随后几届的数千名青年人的命运就这样被您改变了。而这是80年代初，当时大学入学率仅为百分之一点多。他们自卑过，担心过，抱怨过。不知如今散落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他们怎么回想这一切。我只想说，“大道至简”。
西安大学渐渐有了名气，全国各地委托培养的要求越来越多，别人还在犹豫，您已是全力出击了。为总参、机械部设计总院、团市委、市公安局、市中院办了十几个委培班。在职干部有学上了，人才培养了，学校受益了，教学楼、教工宿舍楼盖起来了，责任却由您一人担了。您退休后，10年过去，新的楼还没有立起，那两栋楼也已经旧了，没有新楼的遮挡，它们不由的成为您的丰碑。
与您有较多的个人接触还是在90年代，您担任西安乡镇企业大学副校长期间，我也走上办学之路。1993年我们招生达到700余人，在陕建一中的大操场上举办开学典礼。当时所能认识的大旗只有您和省教委的李维民同志，自然而然请来做“虎皮”。你们两位伟岸地坐在主席台前，热情地鼓励和支持。您可能不知道，这不仅增添了新生的信心，更是壮了我们这些年轻院长的胆。临走时，您推着自行车：嘱托我：“建波，按着教育规律和市场规律，一定能办好。”1996年我处在人生低谷之时，偶然遇到您，一定要拉我到家里坐坐，叮咛我不要悲观失望，注意身体。70多岁的老人嘱咐30多岁的年轻人注意保重身体，我实在很羞愧，羞愧自己在挫折面前的萎靡与消沉。最后一次与您联系是三个月前，您打电话为一件小事向我道谢，当时我们约定请您来参观欧亚学院千亩新校园。不料，这竟成了永别。
回想80年代初，60岁高龄的您，在高等教育领域里做的种种探索，而今已成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民办高等教育的必由之路。整合社会资源，不拘一格地合作办学；倡导自强、自尊、自立以及从严治校的育人理念；学生与政府、学校共同分担教育成本；坚持走专兼职教师相结合的师资队伍建设之路，关心教师福祉；抓住时机扩展办学规模，不等不靠搞好校园建设；结合时代特点，按市场需求办专业；重视学校形象宣传，通过宣传求得上级及社会各界的认识、了解和支持……
作为深得西安联大诸多领导、恩师教诲和关爱的一名后进，我希望能够举办一次“段朝黎先生办学之路研讨会”，以此来缅怀校长的功德，弘扬校长的精神。校长，您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一个能够洞察和把握未来方向的人，一个勇于实践和探索的人。在您身上，我真正领悟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摘自胡建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悼念恩师段朝黎先生》)
我国民办高校的数量、质量和规模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要保持民办高校的发展势头，使其具有可持续发展性，我们建议，政府在深入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一个民办高校的发展战略和规划，这一发展规划应对高校的数量、规模、办学条件、专业设置、师资队伍建设提出建设标准，根据社会需求及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预测进行宏观控制，充分发挥具备高等教育办学优势的地区发展民办教育的积极性，避免重复投资或盲目建设。一方面对民办高校给足扶持政策，优化其生存环境；另一方面也要避免那种不顾条件，不讲环境，一哄而上盲目审批民办高校的现象，否则在一定阶段会出现高等教育大滑坡现象，造成资源的浪费。
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走双轨制。国家对性质不同的投资主体，其政策应有所不同。公办普通高校应以国家投资为主，对学生低收费，而不能完全依靠学费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以体现社会的公平原则。而民办院校应主要依靠学生学费收入进行自我发展，应根据其办学成本允许民办高校收费解决办学经费问题。一是可减轻社会力量办学投资压力，优化其办学环境；二是为调动社会民间资金向高等教育流入起到一种鼓励作用。
从民办高校的办学方向和行为看，还处在发展和自发的无序状态，还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行业中的不良习气还比较浓厚。解决这些弊病的较好方式，是一批办得比较好的学校纳入普通高校之列，规范其在专业建设、招生方式、管理水平等方面的行为，适度发展学校规模，提高办学质量，真正促进民办高校由“游击队”向“正规军”的全面转变。
日本私立大学振兴共济事业团，负责评议和审查监督私立大学，行业规范及政府补贴分配等。政府的管辖范围是每年给私立大学核发法人代表核准证和办学许可证，审批发展规模和专业调整。我们认为这种管理模式值得研究、学习和借鉴。
国家应考虑在民办高校中试点独立考试独立招生制度。在我国，已有一部分省取得了自主审批设立民办高校的资格，解决了民办高校的发证权问题，为民办高校的大力发展，从根本上奠定了基础。要使民办高校更具有竞争力，就要在招生方面给予更大的支持。要看到国家统一高考、统一招生的方式是利弊参半。我国高校众多，地域有别，办学水平不一，差异很大，统一考试的方式必须改变，公办高校要实行独立考试和招生，会出现报名人数太多和招生名额有限的矛盾，使考试组织、录取等一系列工作过于庞杂。加之公办高校的经费来之于国家财政，本身收费又低，统一招生能相对体现社会公平，因此独立考试、独立招生在公办高校难以推行。而民办高校却自诞生那天起，实际上就在独立招生。这些院校在国家没有给予统招计划及发证资格的情况下，通过独立招生取得了较快发展，如果对具备发证资格的民办高校试行独立招生显然具有明显优势，国家只需要对其办学条件、办学资格、总体规划进行宏观控制，至于办学质量则由社会通过对其毕业生的使用情况来评价。日本的国立高校实行统一考试、统一招生，而私立高校都实行独立考试、独立招生。因此，在民办高校中试点独立考试独立招生，既为我国高等教育招生制度改革解决一个试点、试验问题，也为促进民办高校办出特色和解决生源困难起到积极作用。
(摘自胡建波《对民办高校发展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我们正处于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在2005年以前，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将超过15%，接受高等教育正在成为每一个青年的权利。在今后几年间，民办高等院校将成为推动这一进程的核心力量。
千千万万的学生和家长，政府、教育界、学术界，都在高度期待和关注着这一进程。
西安欧亚学院秉持兴办“百年名校”的理想，一直在学院财政与管理，专业和课程设置，教师的聘任、培训和社会化，考试方式和授予资格，教学和科研，学生入学和选拔，学生职业素养和就业安排，学生住宿和学习环境等方面进行严肃的探索，力求引领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新走向。
我们满怀理想，目光远大，以积极的姿态承担历史使命，在中国社会、经济、教育、文化激荡的回声中，构建这片理想的高地，领跑中国民办高等教育……
(资料来源：http://bbs.yuloo.com)
第四部分有识无畏黄藤(1)
“淡泊、无畏的心态决定了我们最有前景”
张西安民办高校的发展在全国已经形成了很明显的群体优势，上了万人规模的民校就有5所，您认为这5所大学中，哪所最有前景？
黄藤我们最有前景！
张您认为外事学院办学的优势在哪里？
黄藤我们现在有一种平和的心态，比较客观地看待事物和办学校，这是外事学院能够发展、成功的重要因素。现在的外事学院从1994年办学之初就完全是以公益为目标的，所有事情都以学生利益为出发点。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因为1994年我们个人决意把学校作为自己事业来做的时候，经济基础已经得到解决。第二就是一种心态，一个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总想实现点抱负、做点事情的心态。
张为什么说完全排除了自己的利益呢？
黄藤我这一辈子活过3次。大学毕业、工作、结婚生子。在这个阶段如果没有其他的改变，那么就是助教到讲师到教授。我参加我们老教授的退休欢送会，这强烈地刺激我：这就是我的未来。所以我比较求变。第二次是国外留学，从日本到新加坡、澳大利亚，我把国外的整个生活作为第二生。第一生中我苦苦挣扎、追求的是人的生存问题。当时的工资不够养家糊口，想住大点的房子、买辆好自行车、新的衣服。国外的几年生活在我当时看来是中国人50年以后的生活状态。
但接下来就很痛苦，1994年我做了抉择。当时我在国外吃了很多苦，刚刚能稳定地生活。1990年我在国内就注册了学校，1992年注册了外事学院。尽管我当时不在国内，但学校一直在办。主要的力量是胡建波。学校是我的，法人是我。我是主办人，我们也算是合伙人。1994年我有一个痛苦的选择：我们在租别的中学的校舍。学校当时已发展到800多人了，别人的校舍已经容纳不下了，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校园。这就要一笔大的资金，而我当时又不在国内。有人已经揣摩出我可能不回来了，他们就说给我一个学期的收入大概100多万到200万，你就不管了，这个学期过渡完，这个学校就算卖了。当时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很艰难。你说走人了，呆国外不回来了，反正你在国外也有钱了；还是说回国，重新办学校？但最后我毅然回来了。
我有这么一种信念。因为知识分子嘛有精神追求。要是在国外呆，那就是挣钱，你没有任何政治、人格归属感，那种很孤寂、很失落的感觉是很强烈的。不管你有多少钱。你不能进入它的主流社会，对知识分子来说着是很痛苦的。第二，当你站在别人的国土上，你不由想起的是自己的家乡和国内的人，想起我离开的时候他们所处的生存状态。如果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他们的状况改变一点，那给自己的心理安慰决不是在国外做事所能得到的，在国外无论你做得多大，都是给别人的社会做贡献，而且你受到很多制约。
“三生”人生就是在那时思考的。如果我总结出我的经历，我两辈子都活完了。该享受的都享受到了，生命的长短无所谓，如果没有质的变化。因此从我抉择回国开始，就不再考虑个人的经济利益。那么当时就两个目的。第一：做一点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事情；第二：帮助一下自己的亲戚和朋友，改变一下他们的生活状态。但还有一点，我在国外的时候帮过很多人的忙，那时我在做劳务输出。出国的人都有一个经历：转换身份、转移资产。因为国内很不安全，当时包括现在法制都不是很完备。这种情况下容易做事、空间多；但也容易出事，随时可以找个理由收拾你而且可以倒算帐，甚至10年前的帐。
从踏进国门的那一刻起，我就告诉自己，不要以为你的本意是贡献就一定要尊敬你、给你好的待遇，有可能完全适得其反。从踏进国门的那一刻起，我连做监狱的准备都有了。当时一回来有个记者就采访我。我说我把这个事想透了，坐牢也要坐在中国的监狱！他就写了篇文章：“坐牢也要坐在中国的监狱”。这不是说我们坐牢来了，我们是干事来了。这说明我们的心态已经调整过来了。胸怀坦荡，无私无畏，做好遇到任何可能挫折的准备。我是奔着成功的追求、荣耀的追求来的。这就是我的第三次人生。
张如果真是如此，那您的这种心境是很难得的。
黄藤那么你要问谁最有希望？我们最有希望。第一，我们有现在的心态，因此我们大踏步地建设自己的校园。1994年民办学校没有拥有图书馆和体育场，那时收费也低。学生400元一年，后来800元一年，根本不可能设置这些。但我当时就本着这样的心态：既然办一个大学，就要像一个大学，我们不能辜负来求学的孩子，必须对社会和家长负责。因此我们在一个不大的场地里建设了一个标准的体育场和一个规模不大的图书馆。
我当时踏进国门的第一天就立誓为中国办一个3000人的大学。当时中国大学平均人数还不到3000，我所在的大学直到我回来还只一千多人不到两千人，那么我靠个人的力量能办起一个3000人的大学，我觉得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第一年建设了一半，钱不够，没有一家银行愿意借，后来有一家信用社给我们借了30万，解决了燃眉之急，但也不解决根本问题。但我1994年一年就招了2400人，学校所有宿舍排满。又到1公里之远的招待所去租房子，让保安护送学生上下课，因为民办学校出不得事情。我们很快就调整目标：3000人少了，又调整到5000人。这就找了三桥学区，这个学区按6000人规划。和预期一样，两年时间就超过了。我们进一步调整目标，把规模锁定在1.2万人，确定了现在的鱼化校部。这个校部确定以后，根据条件，再也不能扩大了，所以，3年来每年只招4000人，决不多招。学生非常多，我说无限地招无限地盖房子。1万人的民办学校我想都没敢想过，但是现在完全到了3万人的规模。这就是我们在民办教育中发展的一个历程。但即使到了这么一个规模，我们董事会多次开会，在我个人的主张、坚持、带动下，大家一致同意外事学院的董事不要股份。所有外事学院个人的投资不拿回报，必须把外事学院建成国内一流的、真正替家长着想的、替民办学校争光的民办学校。
张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怎么取得共识？
黄藤谁不能取得共识，就退出董事会。在办学过程中有退出的。我必须找一帮和我办学理念一致的人来共同做这个事。我要求大家甘于奉献，当然我保证大家的基本生活。老师的生、老、病、死全由学校管，住房学校提供，交通学校提供。我必须保证我们董事的生活水准在社会中上层，我们并不过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但不主张把学校发展的资产划分在个人名下。
张但是不管怎么样，产权问题是没有办法回避的。
黄藤我们努力把外事学院做成一种自主的、学校拥有产权的社会学校。个人不拥有产权并不等于国家拥有，学校是社会法人，董事长有指挥权。董事长怎么当哪？我主张以后要选举产生。董事会的构成也分几大板块，包括投资人和办学人，职务董事和投资董事都是董事会的成员。校长采取聘任制，董事会采取选举制。实际上从1995年以后就成立了由著名专家、领导组成的顾问委员会，最近我准备把这个委员会制度化为一个校政咨询委员会。学校的发展方向要由我们的高级专家、教授、二级学院的领导和职工代表来共同决定。我们现在还没有给他们选择权和否决权，只是参政议政权利。董事会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必须全力倾听他们的意见，但是决策权还是在董事会，没有下放。
张作为一个民办大学的校长，您如何评价自己？
黄藤我觉得我是一个不断追求的人。一个人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讲心态呢我是个淡泊的人，讲自己的心情呢确实是一种无畏，无畏到了随时做好了死的准备，讲追求呢，尽量多地来为社会和别人做事情。荣誉、利益都是副产品，不是你追求的结果。金钱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要追求你可能还追求不来，那些个论文获奖的通知我看都没看就扔到垃圾桶里去了，有多少论文我也说不清，不知道有多少人给我寄获奖的名单。
第四部分有识无畏黄藤(2)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迈向凤凰城大学”
张外事学院在创办过程中采取与企业合作的方式，比如鱼化校区的建成，从而走上了一条“借鸡下蛋”快速发展的路子。当初怎么想到要和企业合作？
黄藤就我个人来说有从1985年到现在一直经营企业的经验，每个企业都是成功的，而且有国际企业的经营经验。因此从外事学院发展的一开始，我们就没有采取完全的教育理念办学。1994年我刚回来，就有红头文件发给我们：民办学校的政策是量入为出，略有节余。
那么1994年我为什么去积极地跑银行贷款？我当时就完全采取企业经营的模式。办企业怎么办哪？首先要找项目，把事找好了就去借钱，借到钱了就去盖呀，有了钱再去还呀，有了点剩的就再去盖呀。不可能不借钱就能发展呀。所以，1995年我在广州民办学校校长大会上说：我们要租舞台唱大戏。绝对不能占了2亩地2间房就沾沾自喜，我就了不得了。我说演员不是说一定要盖了戏楼才唱大戏，我们租戏楼也要唱大戏，绝对不能在家里敲边鼓自唱，不然就没有发展！第二我说不要怕负债，一定要负债来超速发展。所以到今天为止，在学校的经费和资金运作上，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经济和企业的思维。
我们在最先建校园的时候开始举债。1995年、1996年尽管说我们的学生在扩张，但学校的资金实际上负增长。我认准了这条路，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走向盈余的。因为学费要提高，另外我们不怕别人来参与，不怕别人来分利。所以当我们没有资金来买校园建校舍的时候就迅速采取了找别人来合作的态度。先和部队合作，后和鱼化合作。鱼化把他们经营不景气的一个工厂和一个公园一次性地投资给我们。1个亿的资产，几百亩的土地，几万平方米的建筑在我落笔签字一夜之间就归我们学校所有。我明确表示，你也是办学人你也是股东，但是有一条你不能退股。合同里签署有一方愿意办学的，另一方不得退出。回报是什么哪？他当时建房向银行贷了款，当时商定的回报是银行贷款利息的50%。他当时很高兴呀，在那之前他每年要养工人、养园子、银行贷款还不上。这么一来，工人园子全养了，银行利息还一半。他怎么不高兴哪？这样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急速发展的平台。学生很快发展到1.2万人。但学校的发展绝不是采取和一个企业合作一办到底的方式进行的。到今天我们已经成熟地响起了教育集团和产业的上市运作。应该说我自己的准确目标就是美国的凤凰城大学。
张为什么定位在凤凰城大学？
黄藤凤凰城大学是美国第一所明确宣布赢利的大学，30万生源。它吸纳师范的生源，不断收购公立大学，它是上市公司。它是我的榜样和楷模。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也许不能把自己的学校建成中国第一流的大学。但是我们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就未必做不到。在我的任期内，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迈向凤凰城，这是产业经营的理念，因为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投入民办教育。那么你要使学校扩大和发展下去，首先要解决学校的资金问题。民办学校主要是资金问题，只要有资金它就一定有生命力，如果一天没了工资，学校立刻运作不下去，不管你多大。民办学校有人说教育质量是核心，但在生存期，经费是核心。
张那么对外事学院来说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一些民办大学的校长认为，目前资金是最大的问题。
黄藤这是第三个问题，我们为什么看好自己的学校，按教育规律办事。我有一颗淡泊的心态，我懂企业经营，但我不懂教育，一样办不好大学。这是第三点，来源于我自身的经历。我一开始就是师范学校的学生，师范一毕业就一直在教育战线工作。一直到我自己办学校，前身我是在西安大学教育研究室做研究工作。那么对中国教育的了解，对公办学校的了解在我日后办学奠定了基础。1999年以后我自己认为江郎才尽，我过去的积累已经用光了。适应社会、培养技能、瞄准市场是中国公办大学过去的弱项，1999年后公办高校在这些方面都在做改革，我们民办高校的优势正在失去。
我在1980年左右开始研究中国的职业教育。中国的职业教育是一个新问题。1990年我办民办教育，民办教育在中国又是个新问题。没有人教我们该怎么做，因此1996年我们成立了民办教育研究所。我非常清晰地看到，民办教育的未来并不是来自民办学校之间的竞争而是来自公办教育的竞争。不是说是西安的几所学校谁排第一谁排第二，而是整个民办学校群体和已经发展成熟的公办学校之间的竞争。中国的公办学校经过了解放前100多年解放后5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民办学校在改革开放10多年才开始发展，在没有政府投入的情况下怎么去和公办学校竞争？目前我们还处于弱势地位，所以我们必须研究公办教育。如果我们再不研究公办教育，我们就不可能走出自己的道路。从2000年开始我几乎是全额脱产出来，就在北大和华师大的研究生院和那些教授、博士一起研究教育问题。坐在他们的学校里，我不仅仅是一个学生，而是进肚探囊的人物，我要钻到他们的肚子里看看他们是怎么办学的。这些理论上的积累使我认识、了解了世界教育的发展状况。当然，我还有一个愿望一定要实现：到世界著名的大学里去呆一段时间。看看真正的世界教育在做什么，至少从历史、理论上了解他们。
张您在北大和华师大的学习经历，对您现在的办学思想和理念有很大影响吗？有什么收获？
黄藤通过这样的学习了解了中国和世界，了解了中国教育和外国的私立教育。在理论和政策的高度上来看我们的民办教育，对我们学校的发展前景做了一些理性的思考。我陆续发表了几篇我自认为比较重要的文章，一个是对民办教育的评价和希望，共4句话：校无大小、教无高下、学无长幼、育无国界。我认为我们不能用学校的大小，能授予学位的高低，入学年龄的大小，国内外的差别来看学校，要的是真正的定位和定位上的水平。现在的一所职业学院，学生获得了国家认可的毕业证书，找到了一份和专业基本合适的职业，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这和北大的博士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戴上博士帽是同等的成功和同等的质量。所以整个的民办学校要从自身的定位和追求上做文章，要用自己的多元发展来满足社会的多元需求。积极寻求和国外的合作，引进国外的教育理念，利用民办学校的灵活机制实现自己的跨越和发展。
“在现有的政策条件下，规模控制是失去意义的”
张大学的发展都有个“做大”和“做强”的问题。现在很多民办大学都提出，规模、质量和效益要协调发展，那么外事学院在学校的发展规模上是如何考虑的？
黄藤在学校的发展规模上，我们用了3年坚持1.2万人的规模，这实际上使我们遭受了规模上的惨重损失。我在实践中对我接受的理论进行了突破，所以有了一篇文章叫《论民办大学的规模和质量》。其中的观点是中国的民办大学应该不失时机地发展自己的教育规模。因为规模和质量的关系有一个中介的概念：准入标准。随着高校扩招，民办大学的准入标准会越来越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讲求和公办大学一样的质量是不可能的。在国家不投入经费的情况下，抓住高教需求大规模地扩张，迅速扩大民办学校的规模。就是俗话说的：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
张那么外事的规模您设想是多大？肯定不是现在的3万人吧。
黄藤用一句话讲：能多大就多大。
张可客观上说民办教育的规模和质量还是有联系的。“能多大就多大”这势必会影响教育质量，您同意吗？
黄藤肯定不同意。现在世界上找不出例证说：大大学就没质量，小大学就质量好。也找不出例证说：小大学一定就好，大大学一定就不好。
张我听到的一种观点是：大学达到1万人的时候，成本就打平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又扩招势必要追加投资，势必会影响到质量。您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黄藤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办10个1万人的大学呢？他达到1万人了，再圈一块地办另一所1万人的大学不行吗？
张他的意思是说达到1万人后就应该在质量上下工夫。
黄藤你可以再做一个校园，再在质量上下工夫呀。
张那么您坚持学校的规模能多大就多大？
黄藤这么给你介绍这个概念吧，电大够不够大？不是照样发展得很好吗？
张但电大是一种知识普及性的教育。
黄藤民办大学在今天不是承担了这个任务吗？
张大学总有个层次突破的问题吧？
黄藤今天没到时候。
张您认为应该发展到多大才合适呢？
黄藤与大小无关。我刚才说了，校无大小，就是要社会能给你优质的生源，政府能给你研究的经费和权利，社会认可私立教育的地位，那就到时候了。在那个时候，我自己认为还是能多大就多大。但前提是保证研究水平和教育质量。不见得小了质量就高，小大学死不了，活不下的多得是，比比皆是。你现在看综合类学校，不特指体育、艺术类院校，3000人以下的学校还有名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