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目前国内有一些民办院校尽管规模不大，但经过多年的发展在质量、品牌上逐步得到社会的认可，有的已经升任本科。把他们放在民办大学的范围内去比较，可以称之为“民校中的名校”了。
黄藤这样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大家整个还处在一个高等职业教育这么个水平，和公办学校所进行的工作是没办法比的。那些升了本科的学校质量就比外事的好吗？
张但从社会的眼光看会有一个标杆在那里，比如它已经升本科了。
黄藤这是政策规定的。西安女子培华大学也升本科了，就一定比那些没升本的好吗？这是不公平的教育政策带来的后果。那么，老百姓是听政府的，政府的不公必然造成老百姓选择时的不公。
张您认为规模和质量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是吗？
黄藤不能说没有必然联系。那么我刚才说了我的核心是，规模的控制如果提高了学生的准入标准就能迅速提高办学质量；如果不能提高学生的准入标准，规模控制对质量的影响是极其微小的。
张在现有的政策条件下，您说提高学生的准入标准是很难做到的。
黄藤所以正是因为它难，你的规模控制才失去了意义。你还是200分的学生，你招1000人和招5000人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你招的1000人是500分，招的5000人是200分那还有意义，如果招的1000人是200分，甚至180分，我为什么要控制规模呢？比如西安女子培华大学2003年的本科分数在下延20分，像这种学生招少了有什么好处呢？只能少收学费，没别的好处。
张您认为民办大学，比如外事学院的培养方向是什么？是走高职吗？
黄藤我们的校训表达得非常清楚：多元集纳，综合创新。也就是多元发展的道路就是外事的道路。我们第一必须是要有精英教育的板块。就像你刚才说的，但这个板块一定要求它提高准入标准。如果做不到，我们就不控制规模，也就不做这个板块。理念上我们要做，但今天不做。什么时候做呢？等我有了招本科和研究生的权利，等我的规模可以控制这个板块的学生质量，我就要做。第二，高等职业教育是我们的主体方向。在这个板块我是不限制的，能做多大做多大。100万不嫌多。如果中国10亿人都经过我的职业培训我是最荣幸的。第三个板块，我们要介入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和短训的行列，发挥我们精英板快和职业教育板块的资源优势，为学校的快速发展积累资金。没有人给我钱啊。第四要发展科研。第五要发展产业。必须是全方位的发展格局，没有任何的拘泥。
张外事学院发展最艰难的时期是什么时候？
黄藤1997到1998年，但这个艰难不是我自身的艰难，而是环境和政策造成的艰难。当时我们在一个急速膨胀的过程中，遇到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阻力和压力。也由于我们自身的制度和管理的不完善，使我们的自身的一些弱点暴露在社会上。在民办学校不正当的竞争中受到了非正当的攻击。国土部、检察院也到我们学校去，以置之于死地的态度来，但这个问题好在呢我们认为政府和社会还是支持民办教育的，最终获得了政府的支持。我们是在政府和社会的紧密支持下度过了政策的难关，其他时候都没有发生过危机。办学过程一直是一种正常的健康的发展道路。只是我们在理论探讨中发觉我们失去了一些快速发展的时机，1998年到2002年期间自我控制规模，它没有给外事学院带来质量上的提高。
张西安的很多学校提出了“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方向转变”的口号，致力于构建规模、质量、效益的均衡发展态势，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黄藤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我们也会提出这样的口号，因为已经招不上生了。所以，招得少的学校就变了个说法：控制规模，提高质量。你问他这个学生你要不要，他一定会说要。或者说你做个试验，我明天给你100学生你领去给他，看他要不。
第四部分有识无畏黄藤(3)
“我们必须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
张今天的论坛上，在谈到公办大学在做二级学院的时候，您说外事也在做二级学院，这是否是外事学院应对公办二级学院的策略？
黄藤通过理论研究，可以说我们一些合理的理念或者说看准了是中国民办教育发展方向的东西，至少超越中国现实5年。我们必须创造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就是要遵照政府的政策，利用政府的政策，发展好自己的学校，来为民办教育的发展做好务实的工作。自学考试制度列入民办学校的时候我是坚决反对的，认为这是把高等教育引向了应试教育、抹杀了教育的个性，抹杀了民办学校的灵活性和积极性，是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的。但是我们是它的最大的受益者和执行者。我们必须在这个时期用这样的政策。我认为这是理性的回归，因为有了计划内指标呀。这样的政策呢，从数量上会带来民办学校的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必然带来负面影响。我对私立学院的评价：受利益的必然受害。今天你好像依托了公办大学，你扩大了，明天你肯定受影响。那么我们今天教育部不让我们升本，让他们升本，我们反对这样的政策。先在我们的学校里办出一个班来，也是一个二级学院，利用公办学校的名义先招生。利用我的师资来提高我的生源，提高我的社会影响力。
张外事想和哪所公办学校合作呢？
黄藤我现在还没有选择。总之要找一个吧。
张想找个名校？
黄藤媳妇尽量漂亮些啦，当然还要人家跟我才行。尽管我们反对现在的政策，我们还是要利用这个政策来发展自己。因此我们认为，能办好学校的第三个理由呢在于我们是了解教育的，遵从教育的规律来办事情，不是光用自己的热情、想象、完全不懂的方式来指挥。另外，我们能够成功在于我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责任心。第一我们声明是私立学校，不付费我们将不复存在，任何东西都谈不上。第二，明确自己做的社会公益事业，必须照顾弱势群体，使那些学习优秀而不能付费的学生完成学业，要资助他们。因此我们在自己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为抗洪救灾、为防止SARS病的传播，我们用教育扶贫的方式，每年有500—600人免费入校。有个记者问我：你现在的最大压力是什么？我说是责任感。因为家长把孩子放在我这儿以后，钱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家长委托的是一个人的青春，是一个人的学习时代。所以我们有责任最大限度地提升学生，使学生在自己的基础上得以提高。学校的教育必须是个性化的教育。不是机器，不是车间。所以我们的英语教育是一人一台机器，让这个孩子的个性得到张扬，最终呢让他有终生教育终生学习的动力，他在毕业的时候介绍一个工作是一个义务，不是我们的目标。关键是素质的提高，学习能力提高，让他自己在社会上通过学习来找到目标。能够自我更新和充电，给予他这样一种培养。引进国外的教育理念，我们要像引进汽车、引进高科技一样把国外的教育理念直接搬过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北京的民办高教最终一定会超越西安”
张西安的民办高校发展非常快，在全国都很有影响。有人认为西安的民办教育有虚热的现象，有泡沫的非理性的色彩，您怎么看待西安民办高校的发展？
黄藤西安的民办高校在宣传上，在某些高校的数据上有不实的成分，包括对自我的评价也有主观的色彩。但我认为这不影响陕西民办教育的发展和生命力。所有统计数据都可能有浮夸，但这并不影响一个国家欣欣向荣地向前发展。总不能无中生有吧，他说有个万人大学，你跑去一看是一所破房子，没有学生。因此我们提出要严肃认真对待这些数据。但不会因此而像有些人说的：生命力短浅。陕西的民办高校在历史的长河中会逐步地失去它在今天的地位和影响。
因为教育的发展受制于诸多因素，受制于社会、政治、经济、信息、政策等等要素的影响。西安过去的发展得益于政策制度发展的不完备，政策的宽松和政府的支持。当别的大城市大都市都采取了积极的政策扶持教育的时候，当国家的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备的时候，西安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自身保守的观念会制约它的教育的发展。西安今天的基础已经使它成为一个教育重镇，中国民办教育的消失也不可能使它的位置排得特别后。它的位置像西安今天的公办教育在中国的位置基本类同。
张您看好哪个区域的民办高教的竞争力？
黄藤北京。
张为什么？就目前来说，北京民办高教的发展水平是参差不齐的。
黄藤这是个短暂的历史过程。你要看到今天北京的民办教育相当于西安五六年前的状况。那么，北京也不一定是西安几年前的水平而是西安10年后的水平，最终一定会超越西安。因为它在经济的中心、政治的中心、对外交往的中心、信息的中心、在一流的公办学校的旁边，它没有理由不成为高教的中心，什么时候出来只是迟早的问题。依着肥沃的土地，有雨水，有种子，长树长草只是时间的问题。你看见山南的草地已经早早地长起来了，但从长远来看未必有它长得好。
“民办高教界的李白杜甫时代还没到来”
张从您的视角，如何评价其他4所民办学校及其校长？
黄藤他们各自都在自己的领域中为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我一再说过，我们这一代人还只是奠基石，还不存在谁在前谁在后的问题，就好像马拉松赛跑枪刚刚响完，如果我们今天有好一点的学校和校长，那顶多是“初唐四杰”，李白和杜甫的时代还没到来。我们都各自不同地为民办学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张为什么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西安的民办教育从外部看非常繁荣，但实际上就像一个定时炸弹，这有点危言耸听了，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黄藤如果有，是因为他不了解。他是站在外围。有人对我说：养生如养虎。你养这么多怎么行呢？10万、20万的大学有的是，怎么就不怕他爆炸呢？我们的学校和学生都没炸，真正被炸的是北大和清华。
张您认为国内民办教育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是什么？
黄藤政策。制度而后政策。因为现在没有给民办教育发展一个真正自由和公平的环境，而且在教育领域内，我一直在思考：如何使政府的教育政策不再是支持一方，而是政府退出直接干预，用纳税人的钱来公平地支持教育的发展，改变它的投入方式。这不是取消政府的责任和投入，而政府介入方式的改变有利于学校之间的自我支持。所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呢让我很平和、很快乐。没有什么埋怨的东西，但我觉得制约教育发展的仍然是政策。这是根本性的。
第四部分有识无畏黄藤(4)
【外事大事记】
1992年7月，经陕西省教委同意成立西安外事服务培训学院。
同年9月，学院决定开办“西安自费留学服务中心”。
1994年11月，为了弥补学院教学经费缺口，董事会研究决定在正式职工范围内集资50万元。
1995年，为了解决校园场地问题，学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3404工厂多次友好协商，租用其闲置房舍和场地，总计建筑面积约13845平方米。
1996年7月，陕西省教委批文准予成立“西安外事职业技术学校”；确定外事为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院校。
同年9月8日，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民办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外事成立民办教育研究所。
1997年6月，外事投资120多万元建成汽车驾驶培训中心，对学生进行技能课教学。
1998年4月，董事长黄藤荣获“陕西省十大杰出青年”光荣称号。
同年10月28日，西安外事学院和西安科技学院合并，黄藤为董事长。
2000年5月，“西安外事服务培训学院”更名为“西安外事学院”，取得独立颁发毕业证书资格，并于当年秋季招收计划内统招生。
2001年4月，外事“民办教育研究所”更名为“七方教育研究所”，分别设西安、上海和北京三个分所。
同年9月18日，第七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在西安交大举行，外事作为第一所正式参赛的民办高校，获三等奖两项。
同年11月28日，“温暖工程”的开学典礼在外事职校隆重举行。来自安康、商洛、延安等贫困地区的1214名学生免费入学求知。这一大型助学活动免费招收学生之多，一次性投入资金之大，成为陕西省乃至全国最大最引人注目的“温暖工程”项目。
2002年3月20日，《民办教育研究》杂志正式创刊。
同年4月20日，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同意授权外事进行剑桥普通教育课程(CCE)授课，并颁发剑桥教育资格证书。
【黄藤宏论】
校无大小。曾几何时，学校是否有名气，规模是大是小，几乎是民间衡量一所高校的共同“标准”。然而，当民办高等教育兴起之后，以这样的标准再去衡量普通高校与民办高校之间、民办高校与民办高校之间的实力就难免武断了。民办与普通高校在教育职能上无疑拥有这样一个共性：共同担负施行乃至普及高等教育的神圣职责。从国家对高教管理体制上来评说，“校无大小”就更有现实意义。普通高校也好，民办高校也罢，无不是在严格遵循《高等教育法》；从高等教育结构来看，各类高校在专业、层次、布局和形式结构等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校无大小”使它们在教育心态上处于平等和互动的地位，在教育使命上担负起共同的职责。因此，学校规模的大小不应是评价一所学校存在价值与地位的唯一“标准”，我们应该根据社会需求和办学效果来评价一所学校。
教无高下。教无高下是指应根据培养目标、办学层次、办学类型等标准来衡量一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水平。理论型大学和职业大学、本科和专科各有不同的培养目标和任务。一个职业大学的学生获得了大专毕业证书，找到合适的工作和一个博士生戴上博士帽应是同样完成了学业，对学校老师而言，都是圆满完成了任务。它们各有侧重和不同的评价标准，不应用同一个学业标准而论学校。
学无长幼。我国现有公办高校招收的学生年龄限定在18—22岁之间，这不符合普高教育和终身教育的要求。“学无长幼”就是使受教育者彻底摆脱和打破这种束缚，不单是年龄上的，还有身份、职业、身体状况等方面的束缚。在接受高等教育上，人人平等。它更重要的昭示是，多年来围绕民办高校“争生源”的怪圈应当破除了，因为民办高校实际上拥有了最巨大的生源优势——一个无年纪长幼、宽进严出、用学分积累而非用学制限制的全民性的受教育群。
育无国界。这是一种具有时代感和现代感的大教育思想，它使国内两大性质的高教机构在教学实践中更体现出了跨越和超越国界的特性。我国民办教育是在公办教育发展到相当水平后方建立的。民办院校机制灵活，反应迅速，可以在国际化方面作出更为迅速的反映。我们要像引进汽车、彩电等高科技产业一样把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手段引进来，促进自身的发展。总之：
校无大小，至精则胜；
教无高下，以好为赢；
学无长幼，求伴终生；
育无国界，理真则同。
(根据黄藤《校无大小，教无高下，学无长幼，育无国界》缩写而成)
第四部分居安思危杨名权(1)
“对接长珠闽，融入全球化”
张渝州学院从一个家电维修培训班，发展到现在已成为拥有万人规模的民办高校，其间的历程对于一位20年来亲历亲为的掌门人，必定十分难忘。学校在长期的发展中是怎样逐步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教学模式？
杨名权办学之前我做了两三年的民办教师，后来到中山大学进修了电子专业，曾在江西钢厂做技术维修，后来决定自己创业。1983年我创办了家电维修培训班。当时社会上有一大批初高中毕业生，找不到就业的门路，我们的培训班很快吸引了这些年轻人。当时，我们只用张贴几分钱的广告，立竿见影，就产生了很大的反响。那时的广告还很少，我自己亲手刻光盘、油印，可以说我们开创了江西广告的先河。
刚开始我们对每个学生收50元钱，不久就有了几千元，这在80年代是很了不起的。可以说做到了低投入高产出，一路做得很顺当。1988年，我们创办了新余第一所民办学校“新余市电子技术学校”。
我们一直从事电子技术方面的培训，学生一毕业马上就送到沿海去，所以从1988年到1992年我们一直很火。1988年以前，江西人的意识还很封闭，尤其是女孩子出外打工的很少。1990年全国才出现民工流动的高潮。现在国家倡导的转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对进城农民进行技术培训，我们在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把农村初高中毕业的有志青年组织起来进行培训。
我们有一整套的办学理论。“办学方向瞄准市场”。首先瞄准的是深圳市场，我们向特区源源不断地输送电子技术人才；第二瞄准的是职业教育市场，它包括三个内涵，职业技术培训、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
“专业跟踪市场”。我们盯深圳盯得非常紧，20世纪80年代深圳需要的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型人才，1995年我们首届大专班学生200多人，9年过去了，现在大部分都是厂长、经理，资产过千万，非常有成就。90年代深圳需要的是技术型人才，现在要求科技含量更高的高新技术人才，这些年我们学校根据深圳的发展变化也不断调整专业课程。
“学校工作围绕着服务”。我们很早就提出“教育就是服务”，一切为了学生，服务一切学生。我们办教育就要树立服务意识，学生是消费者，花钱购买你的教育产品和教育成果。因此，我们提出三大服务：服务老师、服务学生、服务社会。
作为一个校长，每天面对的事可谓千头万绪。但我们抓三个环节，“抓得来，稳得住，送得出”。“抓得来”是前提，“稳得住”是关键，怎样才能稳得住？只要提高教学质量，才能提高巩固率。现在有些学校的流失率非常之高，甚至达到30%多，而我们巩固率已经达到95%到97%。“送得出”是我们的最大特色，可以说我们开创了民办高校推荐就业体系的先河，率先将培训和就业融为一体，做到学有所用，用有所长。现在我们基本上100%可以推荐就业。
张中国民办高校的发展已经呈现区域化的势头，形成了西安、江西和北京三足鼎立的格局。和其他地区相比，江西的最大特色和优势似乎就是学费低廉。
杨名权对。我们打出的旗帜是要办平民大学。我曾说过，江西的学校和西安相比有几大异同。首先说相同点，西安有众所周知的“五强”，我们江西也有，比如蓝天、大宇、渝工、航天、江西服装。江西还有一大优势，我们的就业主要面向沿海地区，所谓“对接长珠闽，融入全球化”，在这点上比西安有地缘优势。说到不同点，我们江西办的是平民大学，相比而言，西安办的是贵族大学。西安的学校可能会有异议，但这只是相对而言，拿学费来说，我们一年收3000元，他们则收五六千。
“我们已经步入外延和内涵发展并进的阶段”
张从1998年到2002年，渝州学院组队参加江西省大学生电子(电脑)大赛连续五届夺得大专组团体总分第一名，实现“五连冠”。不仅如此，200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电脑)现场设计大赛，作为参赛队中唯一的民办高校，一举夺得第三名。大家都知道，渝州学院是以工科为特色的，现在有不少民办高校也都设有电子、计算机和机电一体化专业，我很感兴趣的是，渝工为什么在专业特色上能够做出如此出色的成绩？
杨名权我们学校有办电子专业的历史，从办学开始就以此为主打方向。从教学上说，我们一直也很重视。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对电子行业的前景十分看好，这个行业在技术、产品的更新换代上是无止境的。就拿手机来说，先有模拟，后有数字，现在又有彩屏。所以，前几年深圳需要的是录音机方面的技术人才，后来是电视，现在对计算机技术方面的需求很大。可以说，我们是以电子起家的，有这方面的传统，又有这方面的优势。
张工科学校在资金的投入上无疑很大，而且对师资的要求也更高。那么，能否谈谈渝州学院在师资力量的建设和资金投入上怎样打造自己的专业特色？
杨名权现在，很多民办高校都致力于外延式发展的道路，就是专业越多越好。我们学校经过20年来的发展，已经从外延式发展逐渐转为以内涵发展为主的方向，可以说已经步入外延和内涵发展并进的阶段。我们的老师一部分来自附近企业的工程师、退休教师，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学校自己培养的高材生，他们专业基础扎实，又有实践经验，在教学上都是一把好手。
张刚才您谈到渝州学院是全国唯一一所地市级城市中规模超万人的民办高校，20多年来走了一条追赶型、跨越式发展之路。不同于一些学校经历的大波大折，渝工的发展似乎相对比较平坦，是不是这样？
杨名权其实我们学校的发展也不能概括为“追赶型、跨越式”，但也谈不上非常顺当，应该说是稳扎稳打，整个学校还是走过了起步、发展、壮大、上规模、创品牌的阶段。现在应该说是我们创品牌的阶段。从规模上说，我们比那些后来居上的学校要小些；但从学校特色上说，又比那些学校更为突出。在教育问题上，我认为同样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民办高校的发展，规模不一定能说明质量，但在现阶段规模是前提，规模是效益，尤其要把握好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四者之间的关系。不能过于追求规模，按照国外的标准，民办大学最具竞争力的规模应该是12000—18000人之间。作为我们学校来说，一直争取规模和质量并进，到今年9月份力争达到16000—18000的生源数量。
张规模和质量的关系问题在民办高教界一直存在着争议，您刚才谈到渝州学院的发展将保持在12000—18000人的规模，是否意味着达到18000人的规模时将保持稳定，从而致力于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呢？
杨名权民办高教的发展也有一个从粗放型到密集型发展的过程。作为现阶段的民办大学，首先还是确保生源问题，要争取规模，这关系到生存问题。但是等到办学条件越来越好，不再负债经营，就应该将重点转移到提高质量上来。现阶段的民办高校，几乎都是负债经营。我们学校从租房办学到滚动积累，1999年以前几乎没有负过债，2000年开始我们就负债经营、融资发展，2002年我们就结束了租房办学的历程。
“我们正在设想建一个职业大学城”
张现在全国各地纷纷在建大学城，如东方大学城，它是个后勤服务的概念。您在2003年曾提出创建渝州科技职业学院万亩大学城的设想，这是基于什么考虑？这个设想能否付诸实施？
杨名权我们提出的是建一个“职业大学城”，突出的是“职业”两个字。我们从1983年开始办学，可以说开创了新余乃至整个江西民办学校的先河。90年代我们带动了新余市民办教育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到了2000年，新余民办学校如雨后春笋，不断发展壮大。当然，这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去年评选的十大万人民办高校中，我们是唯一的地市级城市中超万人规模的民办院校，被称为“新余现象、渝工效应”。新余是个人口仅80多万的小城，现在民办学校多达70多所，光民办专修学院就有7所，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独特的“新余现象”，而这种现象是由渝工的效应带出来的。
我们曾对民办教育的前景作了调研并预测，发现2003年到2010年是我国人口出生高峰，尽管高校在不断扩招，但远远满足不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就新余来说，高中阶段的教育出现了“瓶颈”，初中毕业生的就业又遭遇难题，自然就为职业教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新余有地理优势，“对接长珠闽”，为学生就业提供了便利。另外，新余是个不发达城市，便于提高生源的巩固率。正是有这几个前提，我们这几年的发展面临着大好机遇。所以，我们向市政府提出，要建一个万亩职业大学城。通过调研，市政府也肯定了我们的设想是“高瞻远瞩”的。
建设万亩大学城的设想与新余市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思路是相一致的。新余民办教育发展起来后，尤其是渝工壮大后其影响力不仅辐射到周边地区，而且是全国，这对新余打造区域中心城市发挥了良好的效应。所以，市政府对此十分扶持，准备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在具体操作中，我们将借鉴北京东方大学城的一些做法，比如在图书馆、实验室等硬件上将采取社会化、产业化的做法，以实现资源共享，学生宿舍也采取后勤社会化。现在有一种论调认为，教育不能产业化，但我认为，非义务教育以外的部分可以采用产业的方式来运作。
张听说这个万亩大学城还将建立一系列的科技园区或产业园，能否介绍一些具体设想？
杨名权大学城的建设要突出职业教育的特色，就是培养应用型人才。怎样培养应用型人才？就是理论够用为度，动手操作能力强。因此，在大学城中需要建一系列相关的、配套的实验基地。另一方面，职业教育要办出特色，必须创新传统教育模式。原来我们的教育模式是就业型的，这种就业是“填补型”的，那么现在我们要紧跟国际市场的发展，要变就业型教育为创业型，这是当今国际高等职业教育的潮流。我们创出一个企业，就创造了一大批的就业岗位。所以，在大学城建立科技园区，就是给创业者提供一个条件优厚的平台。同时，也吸引、倡导我们以往的毕业生回到科技园区创办实体，正所谓“引凤出巢”。本着“产、学、研”一体化的思路，我们还在深圳创办了一些实体，主要生产卫星定位系统，去年才开始启
第四部分居安思危杨名权(2)
“突破小城办大学，突破小区域辐射全中国”
张渝州学院突破小城办大学、突破小区域辐射全中国，走出了一条别具特色的发展道路，您认为能够取得成功的因素是什么？
杨名权首先我们定位比较准确。从学费价格上说，我们在小城市办大学，就要面向广大农村子弟和城市低收入群体，所以收费不能太高，我们办的是平民大学。我们的生源遍布全国，尤其是不发达地区，比如去年在宁夏就招收了300个学生，在山东荷泽每年都要招几百个学生。另外，每年在贵州、湖北、安徽等地都要招收大量生源。这也符合市场规律，就是使学生花比较少的钱能购买到比较好的教育产品。
第二，我们的办学思路比较切合实际。概括起来就是“办学形式多样化”，使不同的家庭、青年人在这里求学都有选择的空间；“办学目标职业性”，就是我们紧紧瞄准职业教育；“办学内容应用性”，我们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办学方法实践性”，在办学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积累经验，使学校逐步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这种定位和思路不仅符合新余的实际情况，也切合我们的国情实际。
张民办大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几乎都经历了草创期的艰难。相信您在20多年的办学历程中一定深有体会。
杨名权最艰难的应该在20世纪80年代初学校创办之初。1986年办学要经过5个部门的审查，市科协、劳动局、商业局、工商局、军分区，只有5个部门审核通过了，才能发证办班。但是到了工商局那里，硬是不给批。没有什么理由，那时国家对社会办学还没有明确的政策，认为还是“非法办学”。可是学生已经进来了，如果学校不能办下去，退学费事小，还要补偿学生一大笔费用。更严重的后果是，非法办学的名声将会影响到学校的声誉。于是，从早到晚，我们候在工商局个体股，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讲道理，可对方就是金口不开。无奈之下，我们又急着疏通关系，希望事情能有转机。那时学校老师本来就少，我还是主讲老师，根本离不开课堂，只好派老师轮流“公关”。说实话，要不是当时能顶住那样的压力，哪里会有学校的今天？
张梳理渝州学院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从1983年创始，1992年成为全日制综合性民办高校，1997年被列为首批高等教育国家学历文凭考试院校，2001年具有独立颁发国家学历文凭资格，2002年成为江西省重点扶持创造条件上本科的民办院校。现在江西的三所上规模的民办高校都在力争升任本科，那么渝州学院在“升本”上的时间表是怎样谋划的？
杨名权我们正在考虑积极创造一切条件“升本”。按照国家对升任本科院校制定的标准，我们在硬件条件上基本没有问题。现在我们最感棘手、最头疼的问题是师资。大家都知道，城市越大，人才的聚集效应就越大，目前全国已经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人才“凹地效应”。新余是个小城市，高等职业教育资源比较薄弱，在吸引外来人才方面不具显著优势。但渝州学院背靠新余钢铁厂、职工大学，此处可谓藏龙卧虎之地。近几年国企转制，一批来自钢厂的优秀人才在重新选择时走上了我们的讲台，成为学院发展很好的后备力量。我们计划在2005年到2006年争取升任本科院校。
“民办大学不应再突出‘民办’二字”
张您在谈到现阶段的民办高校时，多次强调不应再突出“民办”二字，这是我在采访许多民办大学时较少碰到的，为什么？
杨名权前几年大家强调“民办”，突出“民办”宣传，诚信办学。就整个民办教育的发展来说，许多学校还缺乏特色，只有在民办学校体系内比较，才能凸显实力。但是现在有一些民办学校质量不高，在招生等操作中有不规范行为，大大损害了整个民办高校的声誉。
民办教育的发展让人极易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民企，那时民企给人的印象就是假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但是经过20多年的发展，民企和国企现在形成的是两分天下、并驾齐驱的格局，甚至出现“国退民进”的趋势。相信中国的教育未来也有这种可能性。但目前不现实，公办学校在整个教育体系中还是占主导地位，国民对民办高校还持有根深蒂固的观念偏见。民办高校如果不加强自己的实力，不把自己的竞争力置于整个国家的大教育背景下进行考量，它的发展将越来越艰难。当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公立大学还不能完全满足国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因此我们应该相信民办高校的发展还是有着广阔的空间。
张您如何看待现阶段的民办高校在整个教育中的位置和未来前途？2003年教育部独立学院政策的出台在民办高校中间激起了很大反响，作为有着一定历史的渝州学院，如何应对由此带来的冲击？
杨名权首先我想说的是，民办高校20年来的发展可以说对国家的贡献很大，在没有一分钱财政拨款的基础上，自筹资金，滚动发展，壮大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每年都要向国家输送6万—7万毕业生。中国是一个人口资源大国，只有通过教育、培训，才能将人口资源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同时，为家长排忧，为青年成长铺了路。还有，民办高校在管理体制、后勤社会化方面积极有益的探索，可以说为公办大学开创了改革之路。在这些方面，我们是他们的“师傅”。
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历史可谓悠远，孔子堪称“中国私立教育的先驱”。我对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前途充满信心。目前公立大学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现状不容否认，而民办大学的毕业生从一开始就摆脱了依赖性，直接和作为经济主体的民企对接，就业前景相对乐观。但目前可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挑战甚至大于机遇。一方面要面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另一方面教育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不仅民办学校之间的竞争加剧，招生投入越来越大，而且民办与公办的竞争、中外合作办学和企业集团办学的参与都增强了竞争压力。所以，如何把握好机遇进行发展，这是每个民办学校都要面对的难题。
二级学院对民办高校肯定会带来冲击，首先他们有着巨大的无形资产——品牌，在吸纳民间资金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面对这种冲击，我们也想好了应对策略，就是和公办大学对接，一块牌子两套人马，苦练内功，提高质量，以特色求发展，以质量求生存。
张渝州学院正在创新办学理念，您提出了“经营”学校的理念，即教育就是服务，能否具体谈谈您的大学“经营”之道？
杨名权所谓“经营”之道，首先是经营好学校，就是要通过市场产业运作建好学校。就拿渝州学院的发展来说，原来是租房办学，现在是融资发展。我们1万多生源是个庞大的消费群体，所以利用现有场地，以楼养楼，可以经营一些生活服务设施，方便学生并能带来可观的收益，由此已经在学校外围形成了市面繁荣的“消费一条街”。
其次是经营好教育。我们提出“教育就是服务”，学生花钱购买我们的教育服务，就必须使学生满意。所以，我们的教学课程每年都推出新产品、新专业，不断跟踪市场亮点创新课程内容。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统招专业就有20多个，学院共设有40多个专业，堪称“求学超市”，构建了初、高中毕业生升入中专、大专、本科甚至研究生互通的平台。
张渝州学院提出了自己的办学目标：“新余龙头、江西一流、中国名牌、世界知名”，目前可以说它继续保持着江西省内民办高校的领先优势，力争逐步缩小与国内一流民办高校的距离。您如何看待渝州学院在中国民办高校中的位置？您心目中国内一流的民办高校是哪些？
杨名权我们提出的这个目标可以说是有梯度的、逐步实现的。“新余龙头、江西一流”，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所谓“中国名牌”，就是要力争拥有较高的知名度，较好的美誉度，较强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立足江西，面向全国，往“世界知名”方向上发展。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前几年我们的生源60%—70%来自江西省内，现在这种状况慢慢在改变。从长远看，我们还会以办学特色来吸引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
说到国内一流的民办高校，没有很明确的概念，我只能说是“各有千秋”。就办学特色来说，西译突出的是外语专业，我们渝州学院在电子、机电方面则特色鲜明，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我们还有一件堪称自豪的事，就是师资力量上没有过分依赖公办高校资源，很早就建立了自己的师资队伍，专职教师占了95%以上。
“我是个危机感挺重的人”
张渝州学院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办学成绩也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同。您的座右铭是：“时时念危机，天天求发展”，看来您是个危机感挺重的人。为什么？您如何评价作为一个民办大学校长的您？
杨名权我觉得自己是个市场敏感性很强的人，非常关注中国企业兴衰存亡的发展历程，其间沉痛的教训时时向我敲响警钟，成为我办学的良好借鉴。民办学校是从市场中成长起来的，有生必有死。学校刚刚起步时，这种生存意识格外强烈，学校发展壮大后，我的危机意识并没有因此而削弱。我想这与我自身性格的敏感有关。当然，现在我们的抗风险能力也在不断增强。
张《民办教育促进法》已经正式实施，《实施条例》也即将出台，您如何看待《促进法》对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作用？您认为目前阻碍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杨名权《促进法》出台一年来，从条文来看并没有实质性“促进”的表现，而《实施细则》还远远没有到位。比如说，在保护学校、教师和学生三方面的权益上并没有得到多大体现，当然统招生的待遇得到了保障，但是对自考生、学历文凭生购买半价火车票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促进法》中规定的民办学校及其师生与公办学校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权益，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切实落实。
现阶段阻碍民办教育发展的因素，首先是传统观念的偏见，这是根深蒂固，非一日所能改变的。其次是地方领导的认识不足，现在不是有“五论”足以说明问题吗？就是“无用论”、“多余论”、“无效益论”、“冲击论”、“赢利论”等。从民办高校内部来说，资金不足是困扰大多数学校的最主要因素，资金积累主要靠收学费，所以招生成为学校一年中的头等大事。由于招生工作的长期性、系统性、隐蔽性、不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纯粹的市场行为，一年只有一次机会，每逢招生季节，各高校都是使出浑身解数，这就是生存竞争。
从1998年至今，渝州学院的生源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增长，2001年招生增长最快，比上年增长了50%，成为学校规模壮大的重要转折点。公办高校年年扩招，现在又面临着二级学院的挤压，但我相信，凭着多年的办学实力和鲜明特色，我们一定会战胜难关，不断超越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