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些人攻击胡适的个人主义，凭良心说，这一冷箭实在放错了。胡适所提倡的乃是“健全的个人主义”，英文是individuality，可译作个性主义，这主义的特性有两种：
一种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细读这段文字，才会知道什么是胡适之的个人主义，才会知道独立的与负责的个人主义实在不是什么不得了的洪水猛兽，乃是一个极普通的大丈夫所应具有的一点最起码的人生态度。“不教别人牵着鼻子走”，这不是大丈夫的独立精神吗？“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不是大丈夫的负责气概吗？做大丈夫不是每个男子汉起码的要求吗？这样的个人主义还有什么可非议的吗？
知道胡适这种基本态度，才会明白为什么他主张“用负责的态度，说平实的话”；为什么他“不说专为大家拍手叫好的话”；为什么他不在外国说、租界说，却一定要跑回国内来说话；为什么朋友被抓起来，他不说“抓破脸”的话；在他眼中，为舆论坐坐牢，算不了什么，并没什么不像话。
胡适就是这么一个大而化之的人，如果我们盼他热情多于理智、傻劲近于侠义，那我们一定会失望的。这种情形，对一国众望所系的胡适说来，当然是美中不足的，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他并不想逞快，打翻了一锅粥，这种委曲求全的微意，都充分显示了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右派，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在急进者的眼中，太不够火辣辣了。
但在许多方面，胡适也绝非冷冰冰的人：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喜欢南港的小学生，为国民学校捐巨款；赞助北平的助学运动，也破例卖字；听说一个年轻朋友的裤子进了当铺，立刻寄去一千元，……从这些小故事上，我们可以看到胡适为人热情的一面。但他的热情绝不过度，热情的上限是中国士大夫，下限是英国绅士。他在讲课时，天冷了，看到女学生坐在窗边，他会走下讲台亲自为女弟子关窗户，这是他的体贴处，但当女学生疯狂地追他的时候，他绝不动心，他只在给张慰慈的扇子上写着：“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住痛苦。”在这点上，也许那写Marriage and Morals的风流哲人会笑他，不过在保守的中国，他在这方面是白璧无瑕的。
没有疑问的，胡适之是咱们这时代里的一个好人，他有所不为、他洁身自爱。按说以他的英年盛名，风云际会，四十年来，高官驷马，何求而不可得？何至于在车声震耳的纽约寓楼，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菜作饭煮茶叶蛋吃？试看今日国中，能有几人？无怪乎蔡尔德(M.W.Childs)说他是Sage of Modern China了。
显然的，以胡适今天所处的地位来看，他还不是一个过时的人。过时的人社会早把他遗弃，至少不再重视他。可是从报章上、谈天上、“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流言上，我们知道他还是一个毁誉交加的新闻人物，可笑的是乱骂胡适之的人和乱捧他的人一样，统统抓不到痒处！一个稍有现代化头脑的人，一看就知道胡适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开放社会”(open society)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说他叛道离经则可，说他洪水猛兽则未必。基本在某几点上，我们还嫌他太保守、太旧式，想不到这些平淡无奇的起码言论居然还不为人所容，这真是中国社会的大悲哀！
说真的，在另一方面，我真希望胡适之是过了时的人了。胡适之不过时证明了我们四十年来没进步。学术与时代的进步对个人来得快才好；学术与时代赶过胡适之总比还让胡适之卖老命来得好。胡适之是一个豪迈的人，他若能看到学术与时代跑到他前面，他又何吝于自己是个落伍者？
邱吉尔最爱引用的一句老话是希腊史家布鲁达克所说的：“对他们伟大领袖无情，是强大民族的特征。”胡适之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虽然这样，我仍希望我们的进步能向他们投掷我们的无情，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们是一个知道长进的强大民族。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李敖给胡适的一封信
适之先生：
老年人总爱把青年人当毛头小孩子，所以我们心眼儿的话都不跟他们说。你在这方面非常开明，所以「李敖先生」愿意请你 听听他的故事。
我不喜欢假惺惺地谦虚，我自觉我个人的身世很有代表性，我觉得我个人的历史很可以代表现代中国的某一些青年 人，他们怎样在长成、在选择、在迷乱，最後怎样在制式教育 底下做了叛徒。这一段辛苦的过程中，多少青年人倒下去了，我是运气较好的一个，因此我还能自由地活着，活着讲我的故事。
我的祖父十几岁起就在山东做叫化子，後来替人赶马车，流浪到关外去，叁百六十行中至少干过十分之一，还有「外一 章」做过土匪，一次负了伤，躺在土坑里穷哼哼，一位大姑娘救了他，他就讨了她做老婆。我爷爷也是个ＰＴＴ，从此洗手从良，几十年後，居然被他熬出一家银楼。我奶奶真能生，独力生了 十二个（六男六女，成双成对），她是热河人，我爷爷一生气就骂 她「穷山恶水，丑妇刁民」。可是「丑妇」颇有眼光，至少她说动了我那目不识丁的土匪爷爷，叫他送「老二」（我老子）上了京师 大学堂。
「老二」在民国九年入了北大国文系，他的同班陆侃如魏 建功都有了成就，可是他没有，一毕业，十几口的家就累了他，使 他放弃了吉林送他留学的公费，使他在抗战时逃不到大後方，他逃到北平，就逃不动了（九一八事变後我们全家到北平，我父亲到处 找事都没头绪，他去找过你帮忙，可是你没见他，他很失望，所以 後来一提胡适之，他总是唔呀唔的）。後来他总算在法部找到一件小差使，一次办移交的表现，居然使一位朱九爷赏识了他，此後一 直保荐他，直做到王克敏手下的太原禁烟局的局长（他在胜利後从 书堆里掏出一张马占山开给他担任敌後工作的证明，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
日本华谷中将（？）为了打击王克敏，说我父亲贪污，一年监狱审问竟找不出证据，出狱後王克敏为了酬劳他的「尽职」， 给他做华北禁烟总局的局长，可是他似乎知道日本快垮了，不能再 干了，急流勇退，是他聪明的地方。胜利後北平大抓汉奸的当儿，他却安然化名在东北营城煤矿做他的总务处长！
抗战时没逃到後方，他颇以为憾，所以共产党一来，他决定先跑，跑到台湾来，箱里的老底子全折腾光了，知道他的人不相 信他没钱，按说我也不相信，但我发现早上起来必须要用盐水代替 牙膏的时候，我开始相信了。
我父亲有意埋葬他过去的历史，重新检起他在北大刚毕业 时的行业，在中学教起书来，他的文章和人格是我怀疑的，可是他 的口才与办事能力我还看不到有谁比他好，他看到他旧日的老同学，凡是不为家累逃到後方去的，如今都做了省主席、立监委，他 的学生也做了次长了，他似乎不无感慨。他是一块做政客的好材 料，他不能在这方面继续发挥所长，所以就安心做了一个好老师。
他死的时候居然落得台中市市长以下两叁千人送丧的场面，那时候似乎人人都痛失师表，人人歌颂他，同时痛骂那「不磕 头、不烧纸、不流一滴眼泪、主张丧礼改革的儿子」！
那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次经验，是我独自一人在传统与群众面前表现「吾往矣」的勇敢，如果你要找寻一个「我对於丧礼的 改革」那篇文章的试验人，你一定无法阻止我的自荐。但是当我反 抗我的长辈们逼我磕头的时候，在我脑袋里打转的还不是那篇文章，而是那首诗「礼」！
那是我大学一年级的事，那时我刚二十岁零二天，可是我 觉得我已长成了。
二十年间，我那叁姑六婆化的家庭与颇识时务的父亲并不 能给我什麽脱俗的影响与身教，正如一般中产阶级的中国家庭一 样，在这种环境里按说一个从未出过家门的男孩子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叛徒，可是我毕竟以这种身分出现，当我父亲眼睁睁地看我退还 他的压岁钱宣布「不过旧历年」的时候，他的表情是我不能形容 的。
如果我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我自己，那太麻烦了，因为我的形成很简单，我该感谢我父亲的，就是他老先生从来 允许我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在别的小男孩还在玩泥巴的时候，我 已经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图书馆，我父亲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向他要钱买书，从来不干涉我想要看的书，逃难到上海的时候，学费太 贵，我的姊妹们都失学在家，他却叫我去读缉 中学（就是你教过 书的华童公学），不让战乱耽误我的学业。二十年与他相处，他似乎充分发挥了「北大精神」。看到周德伟不管他儿子，我向他笑着 说：「所谓北大精神就是『老子不管儿子的精神』，你们北大毕业 的老子们都有这种精神。」
从一九叁五年以後，尽管世局天翻地覆，一个小男孩却能安坐在他的小象牙塔里，慢慢地成长，家庭、父母、姊妹、外人都 不能「引导」他，因为书本早已取代了他们的影响，而把我带入一 个新境界。在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的书架上，客人们可以看到「中山全书」，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我的奋斗」，和大量左派的书报： 从「观察」、「新华日报」，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这些 早慧的成绩虽然带给我那小头脑不少的骄傲，可是也带给我不少的迷乱。
整个的初中我都陷在迷乱里，直到我进了高中，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老师严侨（以侨），我的生命才起了突变。
严侨是严复的长孙，初到学校的时候，立刻使我们倾倒， 他的热情与犀利，文理科的知识，英日文的熟练，都不是那些混饭 吃的教员比得上的。很快的，我跟严侨建立了友谊；很快的，我知道了他为什麽整天买醉?原来他是共产党！
他到台湾来就被发现，他的妹夫叶明勋保了他，他没被捕，也不能活动，很苦闷。住了几年，读了些书，居然也有点自由 主义的倾向，所以更加苦闷。一天夜里他又喝醉了酒，竟向他的小 知己大哭，他对我说：「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麽改造，也是无可救药，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 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 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我的精神好像飞 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党锁住，被另外 一个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 我是始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 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 了另外一个远景，（多像丁文江！）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滚的国民党 痛快得多了！」
那时候，我答应了跟他走，我当时梦想我会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梦想毕竟是梦想，半夜里五个大汉惊破了他的 梦和我的梦，他被捕了，叶明勋也为这事丢了官，两年以後，严侨 竟死在火烧岛。在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六十八岁条下写着：
元旦，长孙以侨生，字曰彦国。先生有诗云：「神州需健者，勿止大吾门。」又云：「震旦方沈陆，何年得解悬？太平 如有象，莫忘告重泉。 可是神州的「健者」那儿去了呢？在「重泉」底下，他能告诉他祖 父什麽「象」呢？严侨死了，在他原来的神到自由主义的神的路中间，他倒下了。
「严侨事件」是我生命里第一次受震撼的事件，他的离去 使我有很长一阵子心灰意懒，「严侨事件」对我是一个总结，它刺 激我，使我重新给我自己结一次帐。那时候的「李敖思想」是一个大杂烩，那时候的我，做过全台湾叁民主义论文比赛的得奖人、台 中市祝寿论文的冠军以及钱穆的忠实读者。一个中学生，收到钱穆 写的信、送的书，竟没有变成钱穆的徒弟，竟在几年後放弃了「钱穆的路线」，这不能不说是怪事吧？
如果我没有看过右派的左派的或是国粹派的书，而只看过 你的书，而受你深刻的影响，那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可是当我在右 派的书堆里打过滚、在左派的远景里作过梦、又在国粹派的本位论底下受过欢迎以後，转而拿起「胡适文选」，这该是一件很有味儿 的事。就老一辈的人说，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能带给我这麽大的 变化，使我在迷乱里面，放弃了旧有道路那些使我着迷了好多年的老路。
不久，你的着作慢慢引起我很大的狂热，四十一年十月一日，我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你，那时我才十七岁， 对你免不了多少有点「人身崇拜」。从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我在 「中副」发表文章驳太希的「胡适旧诗词」起，我陆续写了不少介绍你的思想的文字，那些文字现在看起来虽然太糟太滥，但是动机 却很单纯，为了我深受过你的影响，我也愿意别的青年人认识 一下胡适之。
当时许多人笑我，奇怪我为什麽不写点别的？为什麽专门写关於胡适之的？甚至有的朋友开玩笑说：「李敖是吃胡适饭 的。」
对别人的误会我很难解释，他们不晓得我「宣传」胡适思 想，是因为我在右派左派国粹派中有过很长一段的矛盾，他们不晓 得我对胡适之有着一种莫可名状的感情，这种感情使我不能容忍别人乱骂你或乱捧你，因此我很费力地写了一阵子文章，希望人们看 看胡适的真面目，虽然我那一阵子的表现可能费力不讨好。
等我又大了几岁，对你的看法已很少「人身崇拜」的痕迹了，我觉得我比较能够更清楚的认识你、了解你，你有许多使我失 望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非常可爱，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 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我这种感觉只是感觉而已，我把它们多 少表示在我给你的信和诗里，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我没有用看 「太老师」的眼光来看你，我支持你，向别人为你辩诬，使我在军队中得到「思想游移，态度媚外」的纪录（我想你不知道军队中有 着很盛行的「枪毙雷震，赶走胡适」的革命理论，这种理论同时还 有蔓延成「枪毙胡适」的趋势）。同时我也批评你，我不忌讳，如果我远远站在一旁，诚惶诚恐地「执弟子礼」，或是满纸「道 席」、「钧鉴」，那未免太俗气。我喜欢你，为了你是一个 「人」，有尊严、有味儿，我受你影响和期望自己的，也无非是在权威和群众底下努力做一个「人」，不出卖自己、不低叁下四，我 喜欢麝，为了它们在必要时会毁掉自己，为了换取不妥协。有一次 我向殷海光开玩笑，我说：「殷先生，你在台大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几个自由主义者，一受军训，全都变成国民党了，据我所知，他 们有几个还是自愿的。凭这一点，你应该佩服我。」
也许我值得骄傲，为了我始终未曾放弃我的信仰，虽然受了不少苦、得了不少不方便，可是我不在乎，如果我有点才干而不 能照我的意思来「行道」，我会毫不费劲地背起我的「自毁主义」 下乡去。
我像不相信权威那样不相信传统，我是一个小人物，我不相信我能打倒什麽，但是他们除非很费劲，否则也很难打倒我。我 像一个王八，他们不理我，我可能冷不防咬他们几口，使他们气得 血压高一高，如果他们勃然大怒操刀而来，那我就只好缩头不出，任他们花言巧语，我也是不妥协，我可能是一个最没出息的 Cynic，在青龙偃月之下，自信不能做文文山或史可法，只好选择罗 素的 气论，不过套一句蒋总统的话即「不到最後毁灭关头绝不轻言屈服」，这一点总可得「最佳勇气奖」。好在我对自己目前的韧 性还算满意，我从军队里走回来，还是无党无派无宗教，还可以很 神气地写这封长信告诉你，我还坚守我们的岗位，在你大博士的领导之下，一同长期发展、一同宣传自由主义、一同歌颂马维君的美 丽。唯一不同的是你是头儿，我却不过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助 理，想想「宁下勿高」的哲学，也许我比你还痛快。收到你限时寄来的一千元，开心之至，温源宁、朱文长他们都记述过你慷慨解囊 的故事，今天我竟身受其惠。裤子既赎回，可说句大话，就是钱本 是身外之物，你对人的体贴该考第一，你用你收下我送的书的事来「诱」我收下这钱，其实这是不能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钱是可爱 的，可是我若收了，我不能找理由说这是不「苟取」，老祖宗们鼓 吹「一介不苟取」，何况一千元乎？所以在这件事上，我要坚守固有道德不能收。你既然这麽好心帮我一个大忙，那麽就让我把 它做为一项借款，用它救一下急，周转一下，缓一口气。我决定在 明年叁月十二日还你，「你千万不要推辞」，这样办，又不过分贪财、又不过分狷介、又没有利息、又穿上裤子，真是再好没有了！
如果「谢谢」两个字能表达我的感动，我一定毫不迟疑地用它来表达；如果我不用这种字眼，请你允许我寻找另一种表达的 方式。
李 敖 六一年十月十日夜深。
〔附记〕 这封信中关於我父亲那一部分，由於吴焕章先生 提供出文件，我已修正我的看法。我在「李敖自传」（「千秋评 论」第二十一期）中说：「爸爸在沦陷区背『汉奸』之名，做地下工作，为了安全，他并不澄清他的形象，我那时太小，也不清楚细 节，我对他也一直有所误会。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我写信给胡 适，提到爸爸做地下工作，『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後来吴焕章签署了一封他证明爸爸清白的秘件，转到我手 中，我才明白了真相。」我希望读者看了我给胡适的信以後，重读 一下我那篇自传。（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七日）
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
魔鬼们坐了冤狱。地狱里都是冤气。
魔鬼们不耐烦了，他们需要一位辩护士。
释迦牟尼佛怕了，他召集御前会议，决定人选。
文殊菩萨说：“我太聪明了。不干这傻事！”普贤菩萨说：“我太老了，不愿意走动。”观音菩萨说：“我大慈悲，不忍进冤狱平反。”弥勒菩萨说：“我太胖了，我想做做官。”最后，地藏菩萨只好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地藏菩萨一到地狱，立刻被阎王收买，整天装聋作哑，卖痴卖呆。
地狱的冤气更浓了！魔鬼们更不耐烦了！
释迦牟尼佛一狠心一跺脚，决定将地藏菩萨撤职查办，另谋人选。
这时候，正好“黄泉社”拍来电报，说阳间有胡适乙名，劫数已至，遽归道山，何不请他来补遗缺？
释迦览奏，觉得有理。但他问道：
“听说胡适是无神论者，死后漆黑一团，身相不属四大，心性难归六尘，这等好汉，如何能为吾人所用？”
左右大臣面面相觑，列子里闪出唐僧，合十顶礼，献策道：
“胡适当年考证西游记，与孙行者颇熟，何不派孙行者一行，以示天朝怜才之意？况中国大陆上清算胡适，密锣紧鼓，捉拿‘胡适的幽灵'。胡适有‘幽灵'在，足证其精神不死，虽为无神论者，庸何伤乎？”
释迦大喜，立派孙行者携亲笔函，敦聘播种者胡适到地狱做“魔鬼的辩护士”（Advocatus diaboli），向那十八层顶上胡帝胡天的阎王老爷吹吹风。
孙行者按下云头，火眼金睛，老早望见胡适先生一道阴魂冉冉而来。行者趋前，迎面唱个大喏，笑道：
“博士久违！想当年你写《孙行者与张君劢》，害得我好苦！如今他老头子竟不先你而来，还在阳间为中国文化抱残守缺，可恶可恶。你在阳间不信宗教，反正天堂是进不去了，与其一游魂无归，不如到地狱去，与阎罗抗礼，同陆判分庭，为穷酸吐气，给异端热情，不知尊意如何？”
胡适先生正被那些新闻人物哭得难过，见孙行者拿出聘书，立即欣然同意。
于是，地狱的魔鬼们齐声欢呼。
于是，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后记）这篇文章原登在《文星》第五十三期（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出版），是《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执笔的有陈立峰、毛子水、梁实秋、叶公超、徐复观、黎东方、胡秋原、李敖、蒋复璁、王洪钧、余光中十一人。其中我这一篇又惹了麻烦，请看下面的附录。
附录
文章忌刻薄（刘星）
胡适先生逝世，文星杂志为了表示悼念，特别出了一本追思特大专号，用意至为可贵。主编先生并能以他熟稔的人事关系，向国内各权威的名流学者迅速地拉稿，因而汇集了不少篇有价值的宏文，并复蒐集了胡先生生前未曾公开发表的诗及其最后遗作。此一优异表现，值得喝彩。
唯其中之李敖先生的《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一文，令人看了颇不舒服。故不论此文的涵义如何，即仅就标题言，便甚刺眼；而文中所述似有责怪胡先生生前未能多做诤言之意。其实就把这意思明说好了，又何必提出阎王、观音、释迦等神祗而在胡先生死后，尖酸而刻薄地加以冷讽热嘲呢？很多人都深感到：李先生这篇毫不幽默而富有恶意的“游戏文字”，实不配与那几位的文章并列。《文星》主编先生在《编辑室报告》里，表明该杂志的态度时说：“我们所能做的，是把《文星》这一座小小的讲台贡献出来，让大家登台演讲，各抒高论。”此固然为每一个刊物所应持有的基本原则，但如李敖先生这种无益于世道人心，污辱一代学者的文章，怎可能称为“高论”呢？我奇怪为什么要把这座“讲台”借与这种人，容他胡说八道？
我们并没有“崇拜偶像”的观念，我们愿极公正地说：胡适先生也许不是一位圣人、完人；但他是一位贤人、伟人。他是有很大成就和贡献的学者，终其一生，其治学和处世的态度，都可作为国人的楷模；最后并以年老体衰，多病之身“鞠躬尽瘁”于工作岗位，我们又何忍心苛责于胡先生呢？他实在是非但没有对不起国家民族，而相反地还是国家之瑰宝及民族之光荣。
因此我觉得李敖先生实在缺乏儒者的气质及士人的仪态，“刻薄”为文章之大忌，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才是。（《新闻报》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
胡适是个"寂寞的人"
胡适先生死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他死的那天晚上三点钟，我写下了这几段文字："别看他笑得那样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
在《播种者胡适》里我写过这么两句话。今天傍晚，这个"寂寞的人"到底走向永恒的寂寞：他看不到捧他的脸孔，也听不到骂他的声音。在天路的历程中，他转入了苦难的炼狱--他是一个战斗的人，那才是他战斗的地方！
我想到去年十月九号给他的信。有一段说："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
在我这封信前两天，他写信约我去南港"玩玩"；在我这封信后二十天里，他先托姚从吾先生带了一本小说送我，不久又转给我一封信。可是他没收到我的复信，也没见到我去"玩玩"，他就倒下了！
两年十个月来，我一直没见到他，当然再也不会见到他--一个最能播种的人儿，如今再也不能播他的种子了！
这几段文字写好后，我并不打算发表，所以我改写了一篇《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发表在三月一日的（文星）杂志里。
胡适先生走进"地狱"后，眼看就快两年了。两年来，真可说是一个既"冷漠"又"吵闹"的局面。
何以说"冷漠"呢？这是专指胡适生前围绕在他周围的人说的。他们这批人，在胡适生前俨然是他的畏友、良朋、门生、干女婿，是"幡龙大花瓶"的赠送者，是生日酒会的拜寿者，是"胡适合会"的"标会"者……可是在胡适倒下以后，几乎在"尸骨未寒"的当儿，他们就变成了"不认得耶稣"的"彼得"。《新约》路加第二十二章里，有这样的故事：
他们拿往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
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
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耶稣）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
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
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
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这真是一个含义深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耶稣死后一千九百年，居然在台湾来了一出全新拷贝--胡适的亲爱的"彼得"们，纷纷露出了他们的嘴脸，他们和当年彼得不同的一点是：彼得还会羞惭痛哭，还会在日后做个传布耶稣思想的使徒，可是他们呢？他们都不会，他们只会在胡适的生日忌日里来一番"告朔饩羊"，对遗照三鞠躬以后，一哄而散，坐车回家。
李敖的笔 胡适的痒
李敖的骂人，有些我并不喜欢，以为狂放过度，有失平和之气。但后来读过几本他的书，觉得他也并非痞子之状，其实是很有几分学理在的。他对考据、推理，很有些修养，学问并不比同代的一些教授差；但又是个不喜欢被匠气包围的人，常常走出书斋，滚在平民世界里，那，就很有不凡之气了。
前几年因写《鲁迅与胡适》一书，偶尔看到李敖的几篇谈论胡适的文章，颇为惊讶，觉得是个很解人意的人，观点集中，较有力度。后来又读到他的那本《胡适评传》，对其述学的功力颇为赞佩，我甚至感到了李敖古朴的一面。《胡适评传》中就有乾嘉学派的余影和胡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学风。这一本书，让我看到了李敖的另一面。
《胡适评传》并非诗化的。颇为好读的书，与大众的趣味也有一定的距离，它的意义恐怕更在方法论上。作者在《关于胡适评传》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十多年来，我遍读有关胡适的一切著作，深觉不过是两类而已：一类近于酷评的（diatribe）；一类是过度颁扬的（eulogy）。两类共有的毛病，是不能用严格的方法训练去接触史料、解释史料。于是，旌旗开处，胡适一出场，喊打与叫好之声此起彼落，胡适一方面被骂得天诛地灭，一方面又被捧得缩地戡天。结果呢，双方的感情因素是满足了，可惜被搬弄的却不是真正的胡适之！
李敖的这段话，写在1964年，距今已30余年矣，读来仍觉亲切，可谓中肯之谈。我由此也想起大陆50年来的文坛上，文人亦常犯上述的毛病，近来李氏的书风靡大陆，写传记的人，倘若看李敖的书，说不定会有所启示的。
于史料的求真里见精神，并非一件易事，笨功夫、匠气固然不可缺少，灵魂的自审也是重要的吧。李敖搜集史料之多，让人感叹，其梳理历史的方法，也多有奇处。他的行文，处处有史料的支撑，几乎看不到随意点染的地方，但又无拘谨、枯瘦之感，常有灵气飞动，不为史料所累。这种史家的气魄，是让人佩服的。不知怎么，我感到了李敖是个深解胡适学术真髓的人。我们看一看胡适的《楞伽宗考》、《说儒》一类的文字，当可感到这二者之间的联系。
李敖曾把胡适看成台湾民主的播种者。他的那篇《播种者胡适》，在我看来实在是篇名作。但胡适与李敖性格迥异：前者沉静、斯文，后者狂傲，激烈，色泽相差很大；但他们在几个方面却走到了一起：一、民主概念的相同；二、历史观的相近；三、治学方法的交叉。我读《胡适评传》深感作者与传主间的某种默契，但李敖又不以传主的是非为是非，文中常有奇崛之气，反观胡适的生活也并不温吞。如《竟业旬报》那一章，写胡适的“大团圆病”和“浅显的爱国论”，微辞里颇见风骨，读了让人心以为然。旧语云，治史者应注重 “史德”，李敖可说是个很有 “史德”的人。在历史的时空穿行，既有规而循又天马行空，我以为该书的分量，就在此处。
我在研究胡适时，深觉旧学知识的欠缺，行文时捉襟见肘。
胡适曾认为校勘、考订之功为朴学要义之一，这些他本人继承得很好，李敖也继承得很好。看了《胡适评传》，我觉得作者确是个有资格为胡适画像的人。李敖谈及此点，也并不谦虚，甚至有几分高傲，他说：作为一个对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稍有所知的人，作为一个对新时代空气稍曾呼吸的人，我现在自告奋勇地来做这件大工作。我的目的不仅是“画”胡适之的“像”，并且还要画这个时代的像，我要画出这个时代里的大舞台、画出它的喜剧和悲剧。画出剧里的主角和配角、画出它的场地的布景。画出布景后面的众生相，也画出戏台前面的千万只眼睛。
作者在此说了大话，但却是心里的话。传记写作最不易把握的，是“史”与“诗”的关系：拘于前者，会流于枯涩；偏于后者，则易滥情。李敖自称是把“史”与“诗”结合起来的，本书对此也做到了一些，只是文字不太精到，似乎也被胡适的文体所传染，缺乏韵味。李敖与胡适，在文体上对白话文的贡献不可夸大，他们均难见周氏兄弟那样的气象。我读李敖的书，唯一感到不足的，说起来，也就在这个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