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不幸逝世，国民党最高统治阶层出现权力真空，究竟由谁来继承这个“肥缺”，成为当时国民党内最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当时有资格人主其中的只胡汉民、汪精卫、廖仲他三个人。蒋介石虽然颇受生前孙中山的赏识和提拔，但当时也只不过是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和黄埔军校校长，既没有获得最高权力的资格，也没有人认为他有取得最高统治权的可能。但是，蒋介石是一个最善于把握机会的人，见缝插针使手段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及时参加了这场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中，并最终成为胜利者。
自从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之日起，国民党内部就开始分成了左、中、右三派。在国民党内，真正的左派，多属中下层，上层人物除中共交叉成员外，属于右派和居中偏右的占多数，左派之中的廖仲恺在促进国共合作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孙中山死后，这种作用更为明显和重要。当时的廖仲恺身兼国民党中执委，财政部长等要职，而且他所领导的机构中还多任用共产党员为骨于力量。胡汉民属于右派人物，他一开始就不太赞同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只是慑于孙中山的威望，不敢公开表示反对。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便开始积极反共。汪精卫起初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也有怀疑，但国民党改组后，汪精卫又采取了积极拥护的态度，高喊“革命者向左转”，一直到1927年武汉政府实行分共反共为止，汪精卫都是以左派面孔出现的。实际上，开始的权力争夺是围绕这三个人展开的。但是，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时，汪精卫却被任命为无足轻重的外交部长。右派当然心有不甘，他们认为汪精卫的上台有赖于左派和共产党的支持。于是便迁怒于廖仲恺。国民党左右派矛盾开始进一步激化。
★、后院着火
此时的蒋介石正率黄埔军东征旧军阀阵陈炯明。身在广州的滇军将领杨希闵、桂军将领刘震寰，勾结军阀许崇智，企图搞掉蒋介石，推翻革命政府。蒋介石急忙回师，一举平定刘杨叛乱。东征和平定刘杨叛乱，使原先几乎是不名一文的蒋介石的地位和声望瞬间陡增，一跃成为仅次于汪、胡、廖的第四号人物。于是，蒋介石便有点昏昏然地得意忘形，甚至公然以民众代言人的身份四处招摇过市。1926年6月下旬，蒋介石公然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要求选举他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要求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后，蒋介石又向会议提出一套议案，逼迫各中央执行委员通过。同时宣布戒严，向会议大耍流氓淫威。国民党诸要人见成压当头，不得不应允。但是，蒋介石的这种无赖行径却激起国民党要人及元老的极大愤慨，他们群起抨击蒋介石，说蒋介石是“新军阀出现”，“宁波拿破仑崛起”，“广州已成为警察国家”等等。一时之间，蒋介石陷入窘境，极为狼狈。但是。好源历史故意要成全他，要让他在中国旧历史舞台上风光一回。就在蒋介石似乎已经穷途末路的时候，廖仲恺被刺，左派舆论力量强大的广州反响巨大，而蒋介石却趁机解脱。
好不得意
侦破工作证实，胡汉民堂弟胡毅生与粤军将领魏邦平、梁鸿楷与刺杀廖仲恺有关。于是，胡汉民与粤军首领许崇智也不清不白地被牵连进来。刚刚脱困的蒋介石审时度势，认为自己大显身手的机会已经到了。他知道，如今能与自己争权夺势的人越少越好，而胡汉民和许崇智已成为众矢之的。借机推波助澜，就可将二人驱走。但是，凭自己的力量又怕不能实现目标，而能够联手的只有汪精卫。于是，蒋介石便对汪精卫投怀送抱，帮助早已有意倒胡的汪精卫排挤胡汉民。1925年9月23日，无比失意的胡汉民听从了蒋介石的“建议”，惜同秘书卫士和女儿，从黄埔搭船赴俄。而后，蒋介石又一鼓作气，趁势逼迫资历、地位、实力均在自己之上的许崇智辞去本兼各职，乘船赴沪，从此在旧中国政坛上销声匿迹。
这一系列的政治斗争，表面看来是汪精卫利用了蒋介石，但实际上，蒋介石既赶走了胡汉民，又消除了广州境内对自己最大的军事威胁，地位大有提高，而且拉近了与汪精卫的关系。不管是倒胡，还是逐许，最终得利的都是蒋介石。虽然此时蒋介石已成为名义上的第二把手，力量却丝毫不逊于汪精卫。
赶走胡汉民不久，蒋介石便开始对汪精卫的位子垂涎三尺，急欲一揽为快。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蓄意制造了带有反共倾向的“中山舰事件”。这个行动深得右派的赞许，他们顿时活跃起来，纷纷为蒋摇旗呐喊。汪精卫对他的这种专擅越权行为十分气恼，却又碍着文人的臭架子，不好发作，无奈之余，只好称病去职。5月11日，汪精卫秘密离粤赴香港，于6月中旬抵达法国。气走汪精卫，蒋介石便堂而皇之地坐上了军委会主席的宝座，得意非常。
★、你只不过是个文人
此时身在异国他乡的胡汉民听说了中山舰事件，认为蒋介石此时一定需要他的合作，而他也可以藉此大显身手，以图东山再起。于是，胡汉民在3月19日急急搭乘客轮，赶往广州。然而，春风得意马蹄急的蒋介石怎肯让一个“老大哥”来对自己的举动指手划脚呢？为了把胡汉民再次挤走，蒋介石首先处置打击了广州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给胡汉民一点颜色看看。他不但处分了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还把右派的头面人物、广州市长伍朝相通走。接着，蒋介石又高唱起革命词句，并继续聘任俄国人鲍罗廷作顾问，处处与胡汉民的意愿背道而驰。此外蒋介石还指使国民政府主席下令，让陈友仁取代胡汉民担任外交部长。胡汉民本来是满腹高兴，企盼之中回到广州的。可是，只有短短十天的时间，他重返国民政府政治舞台的梦想就被打得粉碎，无奈，只好凄凄惶惶地再度离开广州。他离开广州那天，恰好是5月9日，汪精卫也离开广州，而且两个人又是同船。二人垂头丧气，连说话的热情都没有了。
赶走了两个最大敌人，蒋介石以为自己从此就可以大权在握，高枕无忧了。结果导致党内反蒋情绪暴起，蒋介石的处境颇为不妙，甚至已经有人在叫喊着要迎回汪（精卫）主席。
★、群猴争霸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蒋介石又想拜倒在汪精卫的石榴裙下。但汪精卫仍然记恨着上次所受屈辱，而且知道蒋介石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所以便没有答应，甚至走到了与蒋介石对立一面，主张与共产党人合作。蒋介石见状，只能再回头求助于胡汉民。胡汉民的文人傲气和自视清高一下子被蒋介石的“礼贤下士”给激得活跃起来，便答应了蒋介石的合作要求。
1927年4月14日，在胡汉民主持下，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吴稚辉、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邓泽如、陈果夫、周启刚、甘乃光、萧佛成、柏文蔚、黄绍闳加胡汉民共13人参加会议。此次预备会议原定在第二天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做准备的。
此前，蒋介石曾与汪精卫约定，4月15日同聚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可是，这一天，汪精卫及武汉的委员们却一个也没到会。在南京的国民党执监委只有10人，尚不足总数80人的六分之一。全会开不成，只好改作谈话会。谈话会决定，否认武汉的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准备用武力来清党，成立南京国民政府。然而以谈话做决定。于国民党法理不合，胡汉民遂献一策，中央政治委员在南京有8人，可以由中央政治会议主持一切。于是，这个临时决定的会议便在17日于南京召开。会上，胡汉民“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尔后胡汉民提议以钮永建为国民政府秘书长，以吴稚辉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陈铭枢为副主任，此提议得到众人附议而通过。会上又决定“国民政府”18日起在南京办公。
“南京政府”这个形式，对蒋介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使蒋介石分共反共的政策合法化，从而在他的“地盘”上消灭共产党人在上层政治和在军队中的存在。消除他的后顾之忧，而且还可以用来作对抗，成为打败武汉政府的工具，而这个“形式”’是胡汉民帮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此后，胡汉民又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地位为蒋介石消除了许多隐患，保住了许多可以利用联合的力量。
然而1927年8月中旬，蒋介石由于内外交困不得不宣布下野，胡汉民也随之高宁赴沪，宣布下野。这一次蒋胡合作，给胡汉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而蒋介石得到的却是一大笔政治资本。从此，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政治影响，再也不是显高于蒋介石了，蒋介石已经可以和汪精卫平起平坐了。而且，蒋介石还有强于他的资本，汪精卫和胡汉民都是文人，没有自己的军队，蒋介石却拥有自己的武装，在朝为主，下朝亦非客，随时可以复出，汪、胡则不然，没有人邀请，他们想复出很难。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蒋介石重新上台执政。胡汉民得知消息后，又赶紧从巴黎奔回为蒋介石卖一把子力气。结果，他一回来，就为蒋介石缓解与其他几派军阀之间的紧张关系，为蒋分了不少忧。然而，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尊荣。当胡汉民卖完力气，向蒋介石伸手要权的时候，蒋介石却翻脸不认人了。这种忘恩负义的行径激起了胡汉民的文人火气，大骂蒋介石，骂得蒋介石灰头土脸，终于把他给软禁起来。后来，经过多方实力派的不断争取，胡汉民才被蒋释放，从此成为在野派，于1936年5月12日病逝于广州，终年58岁。
【秀才遇见兵有理没理皆不清】
★、蒋介石与文人
★、蒋介石的演讲有水平
蒋介石之所以能屡出奇谋，在千变万化的中国政坛上屹立不倒，其中还要与他的委任文人为职之道息息相关。他喜欢的是忠诚可信、机敏聪达、疏于派争的文人，而讨厌那种过于精明、锋芒毕露、狐假虎威、欲望过强、立场不稳的文人。而邵力子就是前者。
邵力子（1882—1967）原名景奎，后改名闻泰，又名夙寿，字仲辉，浙江绍兴人，出身于一个清朝官吏家庭。他从小以聪慧见称，在外祖父的培养下，苦读成材，1903年到杭州应试，中第67名举人，是年他才21岁。
而后邵力子赴日求学，归国后办报纸，以文采为自己赢得了很高的名声。国民党“一大”后，邵力子任上海国民党执行秘书，1925年夏任黄埔军校秘书长，1926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28年2月，任国民党政治会议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不但有文采，而且不热衷派系之争，没有野心，蒋介石便把他收为己用，任邵力子为秘书。此后蒋介石的水平和声誉突然提高了一大截。他的一系列演讲非常精彩，常能赢得听众的热烈掌声，连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当着几个国民党领导人的面表示了对蒋介石的好感，说：“蒋校长最近看了很多书，几次演讲精彩得很哪！”其实，这些演讲稿都是出自邵力子的手笔。
★、蒋介石是周公的后代？
对于自己的演讲才能，蒋介石向来是颇为自负的。但是，文笔不强的他要想通过演讲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单凭高超的煽情手段是不行的，还要有文辞高绝的讲稿，这就要靠秘书的文采了。蒋介石知道笔杆子的妙用，而且他自己也经常用笔来为自己装点门面。
蒋介石花大力气重用文人，续修族谱、家谱，此事即使在蒋家王朝风雨飘摇之时也未曾户断。蒋介石硬将蒋家源头牵到周公身上，与早已化为灰土的昔日王公贵族扯上千系。在家谱之中，蒋又亲自撰写《先祖玉表行状》，去粗存精，溢美之辞随章可见，真令史学、考据学者们脸红耳热。
蒋介石的把兄弟、他的引路人陈其美遭狗肉将军张宗昌暗算身亡，蒋介石亲撰祭文，如泣如诉。细品祭文，明眼人一看便知，半是对友的哀痛，半是为自己涂抹色彩。
★、名演员也不过于此
1928年7月6日，蒋率冯、阎、李及中央委员们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枢前表演的扶棺痛哭，更是耐人寻味。商震代蒋读祭文。祭文的口气俨然是以孙中山惟一继承人自居：
湖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待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厉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
这意思是说，孙中山亲自把革命大任交给他，“教诲”和“期望”他以武力统一中国。救民于水火。对李宗仁作为当事人曾这样说：抚棺痛哭，掬泪相陪，都似出于矫情，我本人却实在无此表演本领。
★、文人也有用
开始的时候，蒋介石认为凭借军事力量就能实现宏图霸业，没有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意义。后来，随着不断“革命”的需要和别人的建议，他才开始广揽社会名士，附庸风雅地与文人墨客相交接，一方面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声望，另一方面也能尽其才为己所用。
邵力子信仰马克思主义，与苏联、中国共产党交往甚密，而且有卓越的外交才能，因而对蒋介石的帮助非常大，而邵力于本人也对蒋介石感激莫名。通过邵力子，蒋介石从苏联那早获得了不少的经济、军事援助。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的斗争中，蒋介石采取左右逢源的方法，从中渔利。他根据形势动变化，时而向左靠，时而向右摆。但是，不管是向左靠，还是向右摆，他都能左右逢源：在左派打击右派时，不为己甚，对右派留有余地，争得右派的谅解；在向石摆打击右派时，他仍然高喊革命的口号，甚至喊得更加响亮，使左派对他还心存幻想，继续受他利用。这样既左右开弓，又左右逢源的两面派手法，使蒋介石在当时尖锐的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中，凭借杂技艺术般的“平衡术”，捞尽好处，逐步建立和发展起了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实力。
在骨子里，蒋介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和共产党采取敌视态度，但是他又往往与这二者有割不断的联系，因此还不能使关系完全破裂，做这项斡旋补合作用的人就是邵力子。邵力子虽然有时也对蒋介石的某些反动行为有所觉察，甚至颇为反感，但又被蒋介石某些情辞慷慨激昂的革命行为所迷惑，因而对蒋倍加辅佐，许多苏联的援助都是他努力经办而来的。
但是，是小鬼总要露出真面目的，邵力子终于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共本质和丑恶灵魂，而且下决心与之分道扬镳。1949年4月23日，邵力子借与共产党人和谈之机留在了北京，决定与共产党人合作，从此翻开了自己一生经历中崭新的一页。
蒋介石本想借邵力子与共产党人谈判之机获得苟延残喘的时问，没想到赔了夫人又折兵，天下归心，自己则仓惶逃到台湾，从此龟缩不出。
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蒋介石在用人中采取模棱两可，恩威并施，双管齐下的方法，从中求得“稳妥”，把握平衡，进而左右政局，统驭属下。但邵力子却还是弃暗投明，离他而去，而他也是江山尽去，偏安一隅。真可谓“机关算尽大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杨永泰比邵力子“强”
杨永泰，字畅卿，1880年出生于广东茂名地区一户殷实之家。杨早年受过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17岁时，考中广东茂名地区秀才。1901年，杨永泰21岁，考人广州高等学堂，开始接受正规的酉方教育，一年后，杨从广东转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律。两年后，杨毕业回到广州、出任《广东报》记者、编辑。杨永泰文笔流畅。思维敏捷，思想活跃，很快就在广州小有名气。
后来，民主立宪运动风起云涌，杨永泰利用手中的舆论阵地竭力地撰稿着文。为民主立宪运动摇旗呐喊。由于杰出的活动能力，出众的才华和鲜明的政治态度，他很快地就在政治活动中崭露头角。
1908年，杨永泰脐身于广东省咨议局，成为该局一议员。
同年，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杨永泰又率先加入中华革命党，并积极追随孙中山，参加讨衰斗争。
后来，杨永泰投笔从戎，先任李烈钩西广护国军（第二军）司令部下属财政局长，再汪肇庆军务院财政厅长。
★、政客的眼光
杨永泰照此发展下去，是应能够青云直上，一帆风顺的。谁知他这人虽然思维灵活，但政治眼光短浅，缺乏预见。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国军政府时，指定杨永泰出任护法军政府财政厅长。杨永泰当时也满口答应。但后来，政学会骨干却对他说孙中山徒有声望，实际上却一点实权也没有，依附孙中山，还不如依靠西南的军事实力派。在这紧要关头，杨永泰错过了人生的绝好时机，拒绝了孙中山的盛情邀请。
后来，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西南军事实力派也纷纷依附。杨永泰眼见好日子到头，知道呆在广州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只好潜回上海，从此过上忧问默然的蛰居生活。
扬永泰在自己的早期政治生涯中，跟随过孙中山，依附过西南军阀实力派，甚至投靠过北洋军阀，就是因为他这样游移不定，才使自己走上了政客的道路。
1927年8月中旬，蒋介石在派系斗争中，为避矛头，宣布下野，把一个最高位子留给军阀政客们争夺。结果，桂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和汪精卫争得不可开交，而蒋介百则收渔人之利，又于1928年1月大摇大摆地返回南京，重新上台。但各地军阀拥兵自重，不听调遣依然让蒋介石寝食难安，心烦不已。这时，杨永泰昔日好友，原滇军中级将领，此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熊式辉向蒋介石推荐了杨永泰。
★、削藩之计
对于杨永泰，蒋介石虽闻其名但未知其实，所以采用了无形赏赐的空头支票，而杨永泰则对蒋介石的“知人善任”感激涕零，决心为蒋效死力。很快地，蒋介石便觉得杨永泰的智谋与自己的宏图甚是合拍，这才委以重任，任杨永泰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于是杨永泰便向蒋介石和盘托出自己的“削藩”之策，为其解决心腹之患。
第一步，把各实力派的首领人物上调中央当官，这叫“离窝毁巢”，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由中央行使上述权力。
第二步，统一整编全国军队，遣散各实力派赖以生存资本。
蒋介石听后大喜，把这一策略作为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决心依计行事。“消藩”之策果然行之有效，蒋介石以其为利器，首先挫败兵力强大的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逃往香港。接着又连败冯玉样、唐生智等部。连伐连胜，蒋介石骄气益甚，气焰高涨，只有三年，蒋介石便心满意足地达到了自己“消藩”的目的。
★、臭味相投
消藩之后，蒋介石隐患除却，立即又想起了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于是便从1930年10月起接连进行了三次对工农红军的反革命“围剿”，然而三次皆以失败而告终。三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的境况非常窘迫，不得不又一次的通电下野，引咎辞职。当然，这种被迫下野，蒋介石搞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已是轻车熟路，面皮也磨得出了老茧，这种丢脸面的事情多做几回也无所谓。
不久以后，蒋介石又一次爬上高台，进行了第四次“围剿”，结果又是惨败。四次惨败，搞得蒋介石焦头烂额，无计可施，真可谓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就在这时，杨永泰又进言劝蒋介石应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进攻策略。蒋读后大呼痛快，眉飞色舞地说：“杨参议真乃我管仲、诸葛。前番参与削藩策，使吾大受其益，今参议又一‘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妙策，我想‘剿灭共党’为期不远了！”
而后，蒋介石便着手以杨永泰的谏策为辅，进行第五次“围剿。”杨永泰以秘书之职直接控制秘书处，总揽政治。由他负责的政治厅第二厅专营“政治剿共”，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新闻宣传方面，行营三厅组织通讯社，专办行营新闻发稿工作。还组织了努力剧团和奋斗文艺社，作为“剿匪”前线和“文化标兵”。同时，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开的五省“剿匪”军事会议上，反“明夷待访录”、“曾国藩剿捻事迹”和“汗血月刊”等书刊杂志，下发给与会将领，责其认真阅读，作出登记送阅，并随时派人考察。
地方统治方面，实行军人独裁。蒋介石明令：凡围剿军队总司令可以任免其部队防地行政官吏，可以变更地方政治设施，可以改组国民党党部或停止其活动。地方上强化县长权力，拥有生杀大权。强化保甲组织，严格实行连坐制度。对根据地人民，则实行所谓“软化、分化、感化”政策。开展救济民众活动，颁布“惩治土豪劣绅条例”。由于蒋军的腐败，这些活动和措施，很快就变为泡影。对工农红军，南昌行营搞了一个“投诚归顺官兵立功奖励办法”。同时蒋介石还亲拟了一个“欢迎投诚告红军官兵书”。在南昌行营高立两所感化院，对被俘人员给以集中训练，强迫这些人写反省笔记和文章，攻击马列主义，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然后印出散发，大力宣传。
对苏区农村，蒋介石的方针主要是“复兴农村”，行营颁发了“处理‘匪区’土地、地租、田赋、债务办法”，试图解决农村这类纠纷。行营在江西等地区大办合作社，利用当地的手工业特产，贷给资金，把民众组织起来，拨款给各县的善后经费，行营规定一律移充为当地农民加入合作社的股金，不得用作其他开支。银行对农民发放空钞，实行薄利多销，对农产品也实行减免税费、运费。同时对根据地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国民党利用军队、行政官员、各省党部以至基层党部、行地乡绅等上下大小人等，组成一个网络系统，使之运转起来，全力对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对社会力量，国民党也不放过，熊式辉出面发动江西知名人士彭程万、欧阳式、王明远等组织一个“江西协剿委员会”，以所谓民间形式分担由原军政方面负担的运输、慰劳、宣传、贩卖等工作。行营还指示江西省政府，在江苏区普遍高办中山民众学校，强令当地儿童、少年人学受训，所编课本内容都是专门谎毁工农革命、诬蔑共产党的谎言谬论。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颇费力气。他实施杨永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策略方针，加上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领导，才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从南方根据地逼走，使蒋介石一时得手。因此，蒋介石更加信任杨永泰。杨永泰因“谋划”有功，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
★、这个文人不简单
蒋介石在1932年前后看出了杨永泰的才华，利用杨永泰的才华为自己的事业办成了八件大事，蒋介石深信杨永泰，杨永泰在蒋介石的手下也权重一时。但杨永泰人蒋介石幕后，便开始插手占据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大小干部的位置，大力发展自己的政学系，逐渐排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的势力。开始，陈果夫、陈立夫哥俩没把这件事太看重，认为扬安排一些自己的人也是正常之举，役什么了不起的。等到杨永泰从南昌到武汉，政学系发展到超过陈果夫、陈立夫所想像的境况的时候，傻哥俩才深深感觉到扬水泰已成为自己“势力向前发展的严重障碍”，于是逐渐下定决心以‘清君侧’的方式干掉杨永泰。在杨永泰与二陈你死我活的较量中，蒋介石不偏不倚，不倾向于任何一方，任双方各施手段。最终，二陈还是用暗杀的办法干掉了权欲熏心的杨永泰。
★、死了就死了吧
蒋介石得知杨永泰被刺身亡，先是十分震惊，后是十分难过，猫哭耗子，干嚎几声。想杨永泰跟随自己几年，出谋划策，鞍前马后，平定了国民党内部诸军阀与他的夺权斗争，摆平混乱局面，而且在挤走江西和南方的工农红军力量也着实费了不少力气，功劳不小。如今杨永泰一死，他身边少了一位重要谋士。同时蒋介石也很生杨永泰的气，为什么要掺和派系斗争，害得自己也被刺身亡，乖乖地做个秘书有什么不好。
虽然如此，但蒋介石丝毫不为之所动，因为他有自己的用人原则和驭人策略，他还是看重那些没有野心，不参加派系之争的文人。对于杨永泰，他说：“文才可用，心术不正。”可见他对杨水泰是持欣赏与否定的双重态度的，但是他却巧使计策，使杨死心塌地地为自己服务，而且至死不渝。这才是蒋介石统驭文人的“高明”之处。
【兵法四：为职技巧】
【无为而治以柔克刚 】
真正的“方圆”人，行动时干练、迅捷，不为感情所左右；退避时，能审时度势，全身而退，而且能抓住最佳机会东山再起。
★、天下第一
老子《道德经》有言：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绝仁弃义，民腹孝慈。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规律，规律是不可否认的，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只有尊重规律，利用规律。水遇热变成蒸汽，这是客观存在，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用这一规律来生产暖气，制造人工降雨等等。这正是说明，我们无法改变铁一般的规律，却只有顺应它，利用它。
老子的《道德经》中所言几句，正是含着这种道理，圣本无圣，智也非智。所谓圣人其实也不过是因其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思想被大多数人接受或承认而被冠以“圣人”的称号。而这种所谓“圣人”从某种角度来说，恰似一副紧紧梆梆的枷锁。接受了“圣人”的思想也就意味着要排斥其他人的思想观念。
老子主张无为而为，无为即是有为，有为反而不如无为，如面对一片原始森林，如果我们不去理睬，倒是它自己花开花谢，叶茂叶枯，自生自灭。但一经我们插手，往往是兔走鹰飞，草盛木稀，森林变会遭到灭顶之灾。人之有为害了森林。
“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弃人为而变无为，却反是有为。“民利百倍，民腹孝慈，盗贼无有。”“为职”之道，首要的便恰恰是要树立这种“顺应”的思想观念。
曾有一个叫阳子居的人问过老子这样一个问题：“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先生，望先生不吝指教。”
老微微一笑，点点头，示意他问。阳子居问：“先生，有一个人，行动果敢敏捷，同时又具有深入透彻的洞察力，而且他又勤学于道，先生说，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就可以称为是理想的为职者了呢？”
老子仔细地聆听着，边听边思索。等阳子居说完，老子微微摇了摇头，抬眼望着阳子居，依旧笑着回答说：“如你所言的人其实只不过是像个小官吏罢了。像你所描绘的那样的人的才能其实是有限的，而有限的才能往往其才能反成了束缚自己的绳索。”
阳子居听得甚为迷惑，一头雾水似的望着老子。老子装作不在意，接着自己的话继续说道：“只具备有限才能的人，往往为才所困，终使自己身心俱乏，心力交瘁。恰似虎豹因其身上长有美丽的斑纹和光亮的皮毛反而招致猎人的捕杀。猴子因为身体灵敏活泼，机警灵巧；猎狗因其擅长猎取动物，善于追奔，所以才被人抓来，捆之以绳索。有了优点反而引来灾祸。你说，这样的人是理想的为职者吗？”
阳子居若有所悟，问道：“是这样。是不是就像马儿因为善于奔跑却又只会奔跑，结果却是被人驯服豢养，成了供人骑耍的工具。”
老子微笑着点头，表示他很赞赏阳子居的聪慧。
阳子居又问：“如此说来，那么，先生以为什么样的人才是理想的为职者呢？”
老子回答说：“一个真正的理想的为职者应当是这样的，他的功德普及天下，恩惠泽被后世，而在——般人眼中一切功德又都似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他的教化惠及万物，德追乾坤，然而，人们印又丝毫感觉不出他的教比；他治理天下时，根本不会留下任何施政的痕迹，而对万事百姓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只有做到这一点的为职者才是真正理想的为职者。”
★、“有为”与“无为”的例子
为职正好似放风筝，看去是让风筝自由自在地在天空中，自由翱翔，但实际上，无论它飞多么高多么远，都不会逃出放风筝人的手心，总有一根细细的丝线相牵相制。美猴王孙悟空纵使一个筋斗云八十万里也好，仍是翻不出如来老佛的手掌，而如来老佛看去又根本役做什么，任其去翻筋斗，驾云雾，无为反治。
又好比耍猴的人，外人看来耍猴者并未怎么去逼迫猴儿，只是很平常地与他“对话”，而猴儿却乖乖地言听从。实际上，耍”猴的都用喂食控制着猴儿，“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耍猴术精旨在于此而非彼。
美国的一位前任总统吉米·卡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但又深感力不从心，往往被要事弄得晕头转向，苦不堪受。美国人民却根本不肯体谅这位总统的苦恼，反而认为这是无能的表现，以绝大多数的选票把这位可怜的总统吉米·卡特撵下了台。卡特准确无误地意识到了国家面临的困难，可谓洞察力敏锐，一眼中的，他也让公众跟他一样，使百姓觉得惶恐不安，毫无安全感可言，结果造成绝望感，从而将他推下了台。
不能说卡特没有才能，也不可谓莫不够聪慧，而终于落得如丧家犬被赶下台的可怜下场却正是因为他的积极有为，太过于积极了，敏锐的洞察力和有限的才能产生了矛盾，反而走向了失败。
另一位美国总统里根却以无为代有为，深悉为职之道。这位美国前总统每次即兴演说，凡是复杂的主题，便暴露出令人吃惊的无知。可以说他似无所为，但并非毫无所为，有时，即使对所涉及的问题一无所知，却也能依然果断干练地进行处置，而愈是如此，愈令美国百姓感到他神秘，以为他的才能是不可测的，他的简明扼要反使美国人民感到信心百倍。多年的国内社会动荡和月外蒙耻受辱曾一度使美国人萎靡不振，美国人经过这段经历后，美国人开始重新振作。由此，这位无为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取得了美国人的信任，作为美国近代史最受欢迎的总统之一走完了自己的任期历程。
以上美国两位前总统可说是一反一正两方面事例，分别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无为的道理，卡特有“为”被人民一脚踢开，里根“无为”貌似糊里糊涂，却受信于民众，万人敬仰。这也正是老子讲的——“施政不着痕迹的道理”。
★、大辩不言，大智若愚
有时候，人在公众场合并不需要太多的言行表现，诗云：“此时无声胜有声。”默默无言反而会使对方摸不着边际，高深莫测，使其慑服，老子曰：“大辩不言”也就是这个道理。
三国时，读诸葛亮摆下空城计一座。诸葛亮带个侍卫在城头抚琴，司马懿率百万之众杀至城下，诸葛亮表情自然，谈笑风生。愈是恰然自得，愈是令司马懿心中不安，狐疑多时，不敢贸然攻城。传下令去，退避三舍。
诸葛亮不动一兵一卒反而吓退了司马懿百万雄兵；如果诸葛亮以硬抗硬势必会城破人亡，性命难保。“无为”战胜“有为”，主要原因是在某些情况下，你愈是不言不语，毫不在乎，越是给人一种老谋深算、变幻莫测的神秘感，同时也就必然带来恐惧感，靠其自己莫名的恐惧感去征服他自己的意志，去做你希望他能做的事，达你预期目的。
表面是没有积极主动地采取任何行动，而实际上，也正是这役有行动才是最多的行动。产生潜在的约束力，约束住于对方。
有个成语叫：“四两拨千斤。”讲的正是以柔克刚的道理。俗语说：“百人百心，百人百性。”有的人性格内向，有的人性格外向，有的人性格柔和，有的人则性格刚烈，各有特点，又各有利弊。然而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往往刚烈之人容易被柔和之人征服利用。为职者需善于以柔克刚。
一块巨石如果落在一堆棉花上，则会被棉花轻松地包在里面。以刚克刚，两败俱伤，以柔克刚，则马到成功。
大凡刚烈之人，其情绪颇好激动，情绪激动则很容易使人缺乏理智，仅凭一股冲动去做或不做某些事情，这便是刚烈人的优点，同时又恰恰是其致命的弱点。俗语说：“牵牛要牵牛鼻子，打蛇要打七寸处。”
应以己之长，克其之短，对待刚烈之人如果以硬碰硬，势必会使双方共同失去理智，头脑发热，做出事来不计后果，最终，各有损伤，事情也必然闹砸。反倒是过犹不及，悔之晚矣。
倘若以柔和之姿去面对刚烈火暴之人，则会另一番局面，恰似细雨之于烈火，烈火熊熊，细雨蒙蒙，虽说不能当即将火扑灭，却有效地控制住了火势，并一点点地将火灭去。但若暴雨一阵，火灭去，又添洪水泛滥之灾，一浪刚平又起一浪，得不偿失。
★、韩信能忍胯下辱
中国古代的名将韩信，家喻户晓，妇孺尽知，其武功盖世，称雄一时，他是善用以柔克刚之术的。
韩还未成名之前，并不恃才傲世，目中无人。相反，倒是谦和柔顺，能屈能伸。
有一天，韩信正在街上行走。忽然，面前拥出三四个地痞流氓。只见他们抱着肩膀，叉着双腿，趾高气扬地眯着眼睛斜视韩信。韩信先是一惊，随即便抱拳拱手道：“各位仁兄，莫非有什么事吗？”
其中一个撇了撤嘴，怪笑道：“哈哈，仁兄？倒挺会说话，哈哈，我们哥儿们是有点事找你，就看你敢不敢做啦！”
韩信依然很平静地说：“噢？不知是什么事，蒙各位怡爱竟看得起不才韩信？”
那些人都哈哈地大笑起来，刚才说话那人说：“哈哈哈，什么抬不抬的，我们不是要抬你，而是要接你，哈哈哈——”
其他人也跟着失声怪气地笑着，指着韩信嘲笑他。
韩信看看他们，依旧平心静气地问：“各住，不知小可哪里得罪了大家，你我远日无仇，近日无冤，为何要揍小可，实在令在下如坠雾中，摸不着头脑。”
那人怪笑三声，说：“不为什么，只是听说你的胆子很大，今天我们几个想见识见识，看你到底有多大的胆子，是不是比我们哥儿们胆子还要大？”
韩信一听，这不是没事找事嘛，故意为难自己，他心中很是气愤。却又忍位了怒火，面上赔笑道：“各位各位，想是有人信口误传，我韩某人哪里有什么胆识，又岂能跟你们相提并论，我没有胆识，没有胆识。”
那群人轻蔑地望着韩信，听他这样说，依然不肯放他过去。那领头之人，“当嘟”一声将宝剑抽出来，往韩信面前一扔，将头向前一伸，对韩信说：“看你老实，今天我们不动手，你要有胆识，你把剑拿起来，砍我的脑袋，那就算你小子有种。要不然嘛，你就乖乖地从我的胯下钻过去，哈哈哈——”
韩信望望地上的亮闪闪锋利的宝剑，又看了看面前叉腿仰头而立的地痞头头，皱了皱眉，围观的人早已纷纷议论，都非常气愤，让韩信去拿剑宰了这狂妄的小子。
韩信暗暗咬咬牙，却并未去拿那剑，而是缓缓伙身下去，从那人的胯下爬了过去。众人无不惊愕，连那群流氓也证在那里发呆。韩信则立起身掸尽尘土，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从那以后，那群流氓再也没找过韩信的麻烦。而韩信后来功成名就，又提拔当年的那个流氓作了小小的官吏，那人自然是感恩戴德，尽心尽力。
这则故事，便暗了以柔克刚之术。试想当时，如果韩信火冒三丈，一怒之下拾剑杀了那个人，那么必然会有一场恶战，胜负难料不说。纵使是韩信胜了，也免不得要吃官司，平空出横祸，怕是英年早逝，误了锦绣前程。俗语说：“小不忍则乱大谋。”
以柔克刚，恰似柔火冶钢，总能将钢烧熔。老子日：“以无事而治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朝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位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也就是说，忌讳之事越多，越是缚了民众的手脚，人民就越发贫困；国家统治的工具越是先进，社会就越加混乱难治；人越是机谋奸诈，新奇古怪的东西就越多；法律制度越是完备，犯罪的人也就越会增加。所以，老子主张：“无为而民自化，好静而民自正。”概而言之，老子所提倡的正是为职者要“无为而为”。
老子的“无为”又可以以下三方面去理解，去领会，去帮助为职者实现目的。
第一，为职者应尽量少地施行命令。如果只让其他人依令行事，势必会打消其他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必然会激起别人的逆反心理。如此一来，命令越多，越是无人执行，倒不如指出方向，交由别人灵活处理。
第二，为职者对下属或其他人的活动应尽量避免干涉或介入。
事物没有完全相同的，人与人的思维方法也是干差万别，甚至差异很大，不可能千人一面。故此，为职者不应对过多地干预其他人做事，更没必要在一旁指手划脚，这样非但帮不上忙，弄不好还会帮倒忙。为职者应当相信别人也能将某事办好，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达到某一目的，实现某种愿望不一定就必须像为职者自己所想的那样去做，不一定必须按照为职者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要最终达到目的即可，为职者不必要过多地介人其他人处理的问题中，应保持别人相对的独立和自主。
第三，为职者不能以过多的政策给下属造成沉重的负担。
聪明的为职者并非无所事事，撒手不管，而是细心留意员工们的心理状态，情绪动向，把握大的方向和发展远景。遇到困难时，在职员面前不牢骚满腹，怨天尤人，而应是镇定自若，自然轻松，恰似春风拂水，给职员百倍的信心。
“无为而治”为宗旨的政治哲学就是人们常说的“黄老之术”。纵观中国历史长廊，有不少出名的政治家为政都采用“黄老之术”，以无为而为，由无为达到有为。
★、茅塞顿开
汉朝时的曹参原来是汉高祖刘邦手下的一员大将，随刘邦南征北战，立功颇多。天下统一后，汉高祖刘邦封他为齐地宰相。
曹参战场上骁勇善战，勇猛异常，可以说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是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是，在从政为政的方面，曹参却是外行，不知该怎样才能将齐国治理好，曹参受封，接任宰相之职后，心中着急，不知如何是好。
一到齐国，曹参便传令召集国中所有学者，向他们咨询为政要领。人多方法必然繁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抒己见，众说纷坛，却又莫衷一是。而且，各有各的见解，各有各的论据，听来都颇有些道理，曹参更加为难，不知该听谁不该听谁的。
正在左右为能之际，忽有一人说：“大人，我齐国国中有一老者，深造黄老之术，处世理事十分高明，大人不妨将他请来，咨询一二，或许会对大人有所稗益，请大人斟酌。”
曹参大喜，忙命人去请。很快，这位老者被请了来。曹参便问：“请问先生，我若为政应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老者淡然一笑，答曰：“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意即为政的方法贵在清静。以清静为本，人民自然就能够过上安定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