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为哪般】
★、总统夫人的“绝招”
作为领导，没有卓越的政治眼光是不行的。有了卓越的政治眼光，方能在变幻莫测的政坛风云中，岿然不动，并抓住时机，利用自己所能调集的所有力量向自己的目标接近。但是，单单靠卓越的政治眼光是绝对不会在政治上一帆风顺、大获成功全胜的。除了要具有卓越的政治眼光，“高明而不露痕迹的统驭下属的能力外，良好的指挥才能和为众人所知的良好品性也常能发挥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美国历任总统较独断，在世界各国请首脑中扮演老大的角色，而实际上，我们也得承认他们往往都具有非凡的应变能力，而这种应变能力是与超凡的智勇分不开的。一次盛大的宴会上，美国总统夫人被邀请为大家谈琴助兴。总统夫人琴艺高超，博得在场众人的一阵阵热烈掌声。夫人更觉得意气风发，得意非凡，不自觉地往后挪动了一下椅子，谁知舞台窄小，总统夫人连人带椅子一块儿掉在了台下。虽然人没受伤，但总统夫人也被摔得灰头士脸，神情极是沮丧。正在这极为尴尬的时刻，延期赴宴的总统先生赶到，先是急忙把夫人扶起来，而后拿起话筒说：“亲爱的，这是你在家里给我表演的拿手好戏，怎么能演给外人看呢？”
一句话说得在场众人哄堂大笑，尴尬当然就被掩饰过去了，白脸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曹操说如今天下英杰惟属自己和刘备了。当时刘备被吓得大惊失色，手中酒杯也掉在地上，而这时恰恰有惊雷打过。曹操问刘备何故，刘备连忙装成极为害怕的样子，说是被窗外的响雷惊吓所致。曹操仰天大笑，自以为天下英雄只剩自己了。聪明的刘备装傻、装成孬种的样子，把曹操给骗过去了，这才有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如果当时刘备不忍一时之气，以勇外露，要和曹操一争高下，那么必然会被曹操杀死，皇帝也就做不成了。这两个例子都是在突发事情面前表现出得大智，大勇，也是常人学习和效尤的榜样。
★、古代帝王之术
项羽擒了刘邦的父亲，想以此来要挟刘邦，不料刘邦大笑着说：“你我曾是结拜兄弟，我父亲就是你父亲，你若一定要烹了你父亲，那么也请你分我一杯羹吧广气得项羽差点役吐了血。为了江山美人。刘邦连老爹都不要了，可见其心中之城府。鸿门宴上，项羽之亚父范增屡屡目示项羽击杀刘邦，项羽却记着刘邦一副驯良卑服的样子，心怀妇人之仁，结果让刘邦全身而退，而后刘邦整筋军力。一举消灭了项羽的军队，逼得项羽乌江自刎。
刘邦与项羽争夺无下的时候。最大的倚仗之人是韩信。他身为齐王时，如果真的听从萌通的话。当然会贵不可言，但他却偏偏挂怀着刘邦“解衣推食”的恩惠，冒冒失失地说：“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结果后来长安钟室，落得个身首异外，夷灭三族；他曾经讥讽项羽之失败归结为心存“妇人之仁”，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在这一点上失败的呢。
与韩信同时，还有，个人，这个人也是人人都知晓。他就是范增。刘邦攻破咸阳，系住子婴，废除苛法，还军坝上，秋毫不犯，颇具帝王之气。范增心念项羽，知道刘邦迟早是个大患，千方百计地要杀了刘邦，心地之黑，知者皆昭然，然而就是火气大了一点，项羽不用其计，他便要拍桌子骂人。刘邦采用了陈平的计策，离间疏远项羽范增之间的关系，范增一怒之下甩袖而去，结果未至彭城便疽发而死。范增的破绽软弱之处并不少，如果他不是负气而去，一定能帮助项羽寻机进攻，那么鹿死谁手还很难说、但他就是隐忍不住，结果不但自己丢了性命，也连累项羽把到手的江山拱手送给了刘邦。做大事之人，都得有个忍耐的功力，不能忍，只会坏了大事。这里我们用韩信和范增作为例子，反衬出刘邦的帝王之象。
刘邦、司马懿深御帝王之术，就能统一天下，成就帝王之业；曹操。刘备各得一隅，竞相争衡，也能称孤道寡，割天下的而将立；韩信和范增也是各得一隅，本可有所发展，却偏偏碰上了刘邦，争斗不过，只有被碰得头破血流。
刘邦杀了韩信，气死范增，奠定了汉家几百年基业。但他多受惠于三杰中的张良。张良的谋略完全是得，自把上老人的衣钵，而把上老人教张良的种种道理都用上了。当韩信势力渐大，求封齐王，刘邦一怒之下差点误了经国大事，幸亏张良在一旁指点迷津：刘邦也是个有“慧根”的聪明徒弟，一点即透。
古人之帝王术，一经成型，后人多可从中摸索，似求为自、己所用。却没有想到时针飞转，有人竟会无师自通，精熟无比地掌握了其中的精髓，而且运用得灵活自如，左突右杀，趋上压下，而成就大业，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只要能对自已有好处，不管什么样的事，蒋介石都能耍尽手段达到目的。
【蒋介石的故事】
★、背叛
如果说早年的蒋介石投身于革命还稍微抱有一点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为人民的民主自由奋斗的想法的话，那么后来他就完全把追求革命作为自己投资钻营，太造声势的工具了。
所以，为了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蒋介百不断地转变自己的依附对象，借助其实力，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能于己有利，他就屈身依附。
1960年，蒋介石留学日本，在那里他结识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陈其美，而后二人交往过密，情同兄弟。后来蒋介石死命追随陈其美参加了革命。
陈其美有个弟弟叫陈其采，1902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土官学校。成绩是该届毕业生的第一名，回国之后颇为器重，在清政府军界里非常吃得开。
后来，清政府得知陈其美是陈其采的哥哥，便对他大加排挤并最终把他挤出了清政府的军界。
1911年，一辛亥革命爆发，陈其采任南京孙中山临时总统府参谋本部次长。
在上海活动发展期间，陈其采做了一件对以后上海革命党人发展势力很有影响的一件事，那就是和上海的帮派建立了非常亲近的关系。
20世纪初，洪帮是上海帮派中势力最大的，；而在洪帮中地位最高的是范高头。范高头脑门子上长着一个大大的肉瘤，好像头上又多生了一个小脑袋，这方得个雅号叫“高头”。他本是盐枭，后来爬上了洪帮老人的位置。号称上海滩“四庭柱”的流氓头子黄金荣、李超五、刘福彪、潘钰卿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
在那时的上海，各个帮派都有自己固定的地盘，这样不但可以避免因为互相倾轧而损伤实力，而且还有利于自己的地盘内的烟馆、妓院、店铺“抽头”，获得经济利益。在抽取保护费的同时，这些帮派也承负一定的义务，那就是保护自己地盘内的店铺、烟馆、妓院，使他们免受其他流氓的骚扰和侵害。对于这些总是以“勇”，“义”为标榜的帮派中人来说，如果保护不了自己地盘内的铺面。那将是极不光彩的事情。
一次，范高头的徒弟菏德宝在一个名叫“绿波廊”的点心店里，见到一个英国人在殴打店里的女招待。菏德宝虽然出身流氓，但外国人却还不敢招惹，只能点头哈腰地上前劝架。英国人蛮横成性，不但不听，反而对荷德宝大打出手。这一打，把菏德宝的流氓脾气给激了起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闹事的英国人拖出去病痛快快，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
痛快是痛快了，却因此引出了大麻烦。挨打的英国人向领事馆起诉，状告荷德宝打人。按照清政府和英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英国领事馆有权单方面审理菏德宝。作为洪帮老大，如果范高头罩不住自己的兄弟，那将很丢面子。而且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清政府不敢得罪洋人，范高头自己也没有实力和英租界对抗。这个面于似乎是丢定了。
谁知这个案子碰巧落在陈其美手里，陈其美时任驻沪新军统带、负责维护上海的地方治安，他断然回绝了英国人提出的引渡菏德宝的要求，并进而要求由中国政府审理此案。严惩肇事的英国人。英方要挟不成，遂作出让步，找人交涉调停，一最后，英国人向荷德莱赔礼道歉，并向他赔偿一定的经济损失。
由于陈其美的从中斡旋，范高头不但未丢脸面。反而大增其彩，所以他对陈十分感激。因此当陈其美后来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时，范高头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甚至与比自己小三十多岁的陈其美八拜结交，缔结金兰，要求自己的徒子徒孙们都拥戴陈其美。这样陈其美就成了洪门在江浙一带的“大哥”，地位比黄金荣还要高，而作为范高头徒弟的黄金荣。放眼时局，看到大清王朝己是气数殆尽，连忙攀附革命党人陈其美，二人关系立刻亲密起来。
此时，蒋介石正追随陈其美搞革命活动，眼见帮派滩头势力强大，便向黄金荣递了门生帖，与帮会势力挂上了勾。与此同时，他还参与筹划了刺杀革命元勋、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的活动。
★、凶手是谁？
拜黄金荣为师之后，蒋介石又把目光瞄准了陶成章。陈其美好嫖好赌，陶成章对此甚为反感，甚至曾多次当面指摘陈其美的错处和不洁行为。陈其美臭名远扬，在与陶成章争权夺势的斗争中屡屡败下阵来，因此便对陶怀恨在心。而蒋介石此刻已经把陈其美当作了自己往上爬的台阶，陈其美的日子不好过，他自然也不会有出头之日。于是，一方面为了讨好陈其美，另一方面也是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扫清障碍，蒋介石亲自策划参与了刺杀陶成章的行动。
在行动之前，上海已经风传陈其美要刺杀陶成章。陶得知后，接连更换了好几处住所，最后移人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出入都有随行保护。刺杀人员一时也无法下手。最后还是蒋介石借机向陶成章巴取其信任并套出他的确切住址，次日夜里在其住所内用手枪击毙。
陶成章遭谋杀的消息传出后，上海、杭州的舆论顿对为之沸腾。在其被刺一个星期后，一个盛大的追悼会在上海举行，各界人士4000多人参加。出席者相继演说。情绪激愤。直接行凶者王行卿被捕后立判死刑，而另一主谋者蒋介石却由于拜上海法租界的探目头黄金荣为师得以保全性命，逃离上海到日本，逃避舆论攻击。
玩阴谋，搞暗杀，这本是黑社会帮派间的行径，蒋介石却用来残忍地对付革命同志。这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了蒋介石。
★、蒋介石的“夜壶”弟兄
1926年，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向中国共产党进行挑衅，眼见没有反对之声，便更加大胆，；试图制造更大的声响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势力在上海，他决定在这里发难，但是当时的工人手里掌握有大量武器，一时他也不敢轻举妄动，狗急跳墙之际，蒋介石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杜月笙。
杜月笙很小就混迹上海滩，本是一个卖水果的；不文不武。非官非民。但却工于心计，善于仰人鼻息。他投机钻营、拉帮结派，样样精通，从而渐渐网络起了一个庞大的帮派组织，成为旧中国一权倾，时的人物。蒋介石在上海发展时与其结识，从此互相勾结利用，把整个上海甚至周围更大的区域搞得乌七八糟，天怒人怨。杜月笙是帮派黑道上的权势人物，手下徒众甚多；很多蒋介石不便做的事情都可假杜月笙之手达到目的；但因其是黑道，所以有些时候蒋介石又不得不对他摆摆架子，疏远一下关系，因为蒋介石要为自己自诩的国民印象而着想。从地位上讲，一个是国民总统，一个是帮派老大。一个对一个是逢迎巴结。一个对一个又是器重有加。但有时也有谈崩的时候，有一次，杜月兰曾气呼呼地嚷叫道：“蒋介石简直就把我当作夜壶，想用了就用、不想用了随脚踢在一边！”
1931年6月，杜家祠堂峻工，杜月笙衣锦还乡。亲自举行所谓的家祠落成典礼。当时的场面非常热闹。蒋介石亲送匾额，南京政府的各部部长也都送了匾额。在隆重庞大的六截队伍之后，有仪仗队护送神主轿亭。轿亭前有一块巨大的匾额，上面写着蒋介石所颁的祝辞。蒋介石及其诸位南京政府的阁僚们真算是十足地给杜月笙的脸面贴了一层厚金，杜月笙怎能不死心塌地地卖力气呢？
★、还是蒋介石的“法子”多
蒋介石本是个泼皮无赖，要背景没背景，要势力没势力，但最终却占据了旧中国的最高统治地位，其秘诀是什么呢？
1927年3月21日，80万上海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并立即转为武装起义。在周恩来同志的指挥下，23日，起义取得了胜利。而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反共决心也在国内的大资本家和国外列强的怂恿和资金支持下变得更加强硬起来。但是，要解决掉当时以80万罢工工人为坚强后盾的5000名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非一件容易事。于是，一方面他命人大造舆论，说“共产党谋叛国民党”，另一方面决定借助上海的黑社会势力，让黄金荣、杜月丝、张啸林等流氓头子为自己卖力气。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知道今日的蒋介石已是堂堂的北伐军总司令，绝非昔日向自己递交门生帖子的蒋介石可以比拟，他们怎肯放过这个向其献媚讨好的机会呢？
为配合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对工人的镇压，杜月笙指使亲信浦锦荣成立中华共进会，而且欺世盗名地在报纸上宣称这个组织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共进会的继续。浦锦荣声称“未受任何方面分文津贴”，叫嚷进步舆论对他们的挟击是“误会太甚”，”太乏常识”，号召党徒们“投奋起，甘作前驱，共扫凶残之孽”。而后，杜月笙等人以共进会的名义纠集15000多名地痞流氓并给他们分发枪支弹药，同时三人轮流讲话，不是威逼利诱，就是鼓劲打气，要他们给蒋介石的“宏图大业”卖死力。
按照预先的阴谋，流氓恶棍们分成南北两路夹击工人纠察队的驻所。南面一路袭击工人纠察队的重要驻地华商电车公司，北面则一路奔袭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内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闸北湖州会馆等地。这时，杜月笙等人控制了法租界的大部分机动车辆，以对抗路途较远的袭击地点，以便用车载流氓打手们过去。
流氓武装攻打华商电车公司时，依仗人多势众，强攻至公司附近，却被工人纠察队的机枪打得抬不起头来，龟缩成一团。杜月笙得悉此情后，亲自出面向国民党军队借来数挺机枪，以火力掩护流氓们冲进了公司。在攻打宝山路上的东方图书馆时，流氓们遭工人纠察队的顽强抵抗，杜月笙得知后，亲自跑去督战，并向租界借了20门小钢炮，集中火力攻人楼内，疯狂惨杀工人纠察队队员。
趁此时机，蒋介石把流氓武装对工人纠察队的袭击诬为“工人内辽”，派遣反动军队，以“调解”为名，骗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甚至伙同流氓武装疯狂残杀工人纠察队队员。
当然，杜月笙的“效用”绝非就此而已，作为蒋介石的一名死心塌地的得力助手，他要为蒋介石做更多的“工作”。
他与黄金荣、张啸林联合印发宣传品，到处散发。公然宣称共产党不是“共产”，而是让工人们“共死”，说什么：“如若各处工厂店家没有生意做，只好停办，到了那个时候，你们怎么去寻生活。现在生活程度提高，你们的工资自然是要加的，享有资本的人，亦要放出良心来，自然增加你们的工资，做到劳资两得其益。”企图以此来骗取工人的信任，自动放弃革命。
残杀完上海的革命工人之后，杜月笙又于4月下旬包下“‘天安”号轮船，带着流氓打手，专程跑去宁波协助那里的流氓恶棍、国民党的反动军警部队，大肆捕杀当地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同时，他还造舆论为蒋介石作掩护，为自己的可耻行径遮遮掩掩，涂脂抹粉。4月14日，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三人在上海各报联名发表“真电”，悍妇长舌，信口雌黄，污蔑共产党是“贪苏俄赤比之金钱，贿买无知识无教育之青年工人，捣乱地方”，把革命中被批斗的土豪劣绅说成是“地方公正人士”，而将自己疯狂镇压革命的罪恶活动说成是“揭竿为旗，斩木为兵”，极尽自己搬弄是非之能事，诸多丑态一一毕露。
★、黑帮老大
杜月笙是黑帮老大，自然要去养活自己手下的一批兄弟。只卖力气，没有酬劳，手下的流氓打手会有意见，而这笔钱蒋介石也不是能轻易解决的。于是，这些混迹于上海滩的泼皮阿三们又把眼光描向了极为罪恶的东西——鸦片。
蒋介石统治时期，对鸦片采取的是“寓禁于征”的罪恶政策。表面上是禁烟，却将大批“充公”’而来的鸦片收为己用，出售获利。但是他自己不能去贩卖鸦片。于是这个任务又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杜月笙的肩上。从此，一个“禁”烟，一个卖烟，原先上海街头躲躲闪闪的烟馆老板如今都挂上了公开营业的招牌，一时之间霓虹闪闪。歌舞阑珊。乌黑的烟土变成了白花花的银钱，装进了蒋介石和杜月笙的腰包。
在某种意义上，杜月笙就是蒋介石的开路先锋，有时也会因此成为替罪的箭靶子。
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常常处在极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自为爱国主义者，珍视民族主义，要做出不屈服的样子；另一方面，出于多方面考虑，他以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为借口，甚至要对日本人妥协让步。而如果他以一种爱国者的姿态出现。却要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勾勾搭搭，眉来眼去的话，这一定会遭到国人的唾骂，同时也会有损于自己一贯标榜的形象。于是，杜月笙的任务又来了。如果杜月笙与日本人的磋商成功，这正是蒋介石希望出现的事情，他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共产党；如果磋商不成，他也可以帛身退避，脱逃国人的责难。
于是，杜月笙成了蒋介石所谓的“曲线救国”，成为对日本妥协退让甚至投降的直接代言人和决策执行者。
除此之外，杜月笙还帮蒋介石在日本投降之后占领地盘，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多方联系各地帮派组织成流氓武装，打击新四军和八路军力量；防止上海和东南沿海地区落在人民手中。
蒋介石就是这样，既有拉拢，又有打击。拉拢与自己政见相同或是可以为自己利用的人，打击和自己敌对的人，不断地在斗争中巩固自己的地位。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他还是在正义的人民的反对声中落得一个可耻下场。
【雄才伟略治天下】
★、金无足赤
春秋战国时齐国有个大臣叫邹忌，风流潇洒，气度不凡，被人誉为美男子。当时城北还有一个美男子，邹忌也没见过，不知道两个人谁更俊美，然而他的妻子、侍妾和拜访者都却说他更俊美。后来，邹忌见到了那个美男子，相比之下，才觉得自己不如对方，于是也明白自己受到妻子、侍妻和拜访者的蒙骗并知晓了其中的原因。他把这些事情源源本本地告诉了齐王，要齐王虚心纳谏，接受各个阶层的人的谏议和面谏，即使对方所说的令自己很难堪也在所不顾。法令一经发布，进谏的人往来不断，颇多切中时弊的有建设性的意见，齐王都有选择地接受改进了。后来，意见越提越少，因为实在没有什么意见可提了，而齐国也随之政治开明，经济发展，国力一日强过一日，终于成为当时诸侯公认的强国。
★、子产不毁乡校
春秋末年，郑国有一位叫子产的宰相，他治理国家的方法就非常独特。他从来不对民众的言论加以压制，即使是对郑国的政治抱不满甚至是嘲讽态度的人。他知道，“防民之日甚于防川”的古训，知道周历王就是。周历王因为采用苛法“止谤”，塞使民众的口才失了天下。
当时郑国各地普遍地设有被称为”乡校”的学校，在那里培养知识分子。但是同时，乡校也往往被那些对政治不满的人来利用，当作政治活动场所，发泄自己的优怨甚至是指责。这种情况如果不断发展下去，可能会对郑国的统治有威胁，因此一些大臣提出意见，要求关闭乡校。
子产反驳说：“其实大可不必关闭乡校，民众在结束了一天的劳作之后，’聚集在那评议政治实在无可厚非，我们正可以把他们的意见当作为政的参考，得到赞赏与支持的便继续深化实行，如有批评则加似改良，他们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如果强行压制，也许会暂时抑止他们的言论，但那正如堵塞河道一样，水势虽然能够被一时堵住，不久更大的洪水就会滚滚而来，冲溃堤岸，泛滥成灾。如果到了那种地步，即使是再想补救也来不及了。与其如此，一倒不如平时慢慢疏通洪水，因势利导，使之从各个水道疏散，这不是很好吗？”
对待臣民的议论采取一种宽容的政策，允许其发表不同的意见，作为自己的借鉴，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才是正确的为政作官之道。
★、学会给下属面子
不要以为你是一个领导者就要把所有的权力死死地握在手里，事必躬亲，不管大事小多都要一一过问，总是超负荷地工作。其实、这绝对不是一种有效的工作途径。虽然你工作得非常勤苦，但你所负责的工作却总是杂乱无章，眉毛胡子搅成一团。虽然你事事过问，时时在管，但却一点工作成绩也没有，拿着权柄作碳棒，下级也对你不冷不热，眼看着你自己闹笑话。其实，你所做的工作有许多并不需要你去做，那是你的下属的事情，如果你做了这些事情，他们不但下会心存感激，反而会认为你专横跋扈，粗俗无知。不要忘记自己是个领导者，你有自己的工作要去尽心做好，甚至有些你分内的事情你也可以交给下属去做，这一方面可以锻炼提高他们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你抽出一些时间去做纵观全局的决策，使你所领导的事业有更大突破。
汉宣帝手下有一位宰相叫丙吉，有一年春天，丙吉乘车经过繁华的都城街市，恰巧看见有人群殴，死伤极多，但却若无其事地通过现场，什么话也没说，继续往前走。不久。他又看到一头拉车的牛吐出舌头来气喘吁吁，无精打采，丙吉马上派人去问牛的主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此，旁边的随从人员都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宰相对于群殴事件不闻不问，却单单操心牛的气喘，这不是有点轻重不分，本末倒置了吗？于是，有人就鼓起勇气请教丙吉。
丙吉回答说：“取缔制止群殴事件是长安令或京北尹的职责。身为宰相，我只要每年评定他们的政绩，再将其赏罚建议上奉给皇上就行了。宰相对于这些琐屑之事不必一一参与，而我之所以看见牛气喘吁吁就要停车问个究竟，是因为现在正值初春时节，而牛却吐着舌头气喘不停，我担心是不是阴阳不调，而宰相的责任之一就要借调阴阳，因此我才特地停下车询问原因何在。”
众随从听后，这才恍然大悟，纷纷称赞宰相英明。
★、领导就是领导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领导者应该下功夫做的事情有以下三件：第一是对大局的判断和掌握；第二是调整团体的能力；第三是让部下各尽所能，充分调动、发挥其积极性。
英国大出版家诺兹可里夫生平所做的事业极多，如果换成别人，肯定会早已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他却仍能从容不迫，应付自如，许多朋友对于他这样的才干；深觉惊奇，他说：“我自己只担任指挥工作，一切机械式的工作都交给那些能胜任的人。我深知要成就事业，最重要的是时时创新的计划，指挥得法和坚持不懈。至于那些凡是助手能够处理妥帖的工作，我尽可不必动手。”
记住，你之所以把一些琐屑小事交给下属去做，是因为你需要去思考更重要更具有全局性的事情，需要去制定新的关系到整体发展的计划。这些工作才是你的分内之事。有些领导者总是以自己是“最繁忙的人”而自傲，这实在是大错特错的想法，在有识者看来这种领导者无异于是在说自己是一个最不善长指挥他人工作的人，他没有驾驭属下的学识和能力，所以注定要失职。
《孙子兵法·谋攻篇》中说：“将能而君不彻有胜。”
意思是说，将领如果是有才能的，国君不要干预他的行动，保证其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这样才能求得战争的胜利。在现代社会的从政发展中，一个领导者所要负责的事是十分复杂繁琐的。经营与决策，组织与指挥都是其分内之事。假如一切事情都要由领导者来处理，而不是实现部分放权，交给下属去做，纵使领导者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应付。不要以为你把自己的权力分给下属些，下属就会认为你的才能低下，对你采取一种。阳奉阴违的态度。相反地，如果你多给他们一些能够充分展示自己才华和能力的机会，他们更会尊敬你，认为你有领导者的气魄与涵养，会更加心地无私地为你工作。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学清朝的康熙皇帝，据《清史》记载的“三藩之乱”时，占据台湾的郑经也趁机渡过台湾海峡，占领了泉州、漳州、温州等地。消息传来之时，康熙皇帝正领着诸位皇子在畅春园练习射箭。闻报，康熙无动于衷，战况接踵传来，连台州也失陷了。皇子和大臣们都急切地等待皇上降旨；可康熙皇帝仍一心射箭，大家都颇感疑虑。回宫之后，康熙方才说出自己的道理：福建离京城数千里，路途遥远，消息传报费时；而且反叛的不仅仅是兵力强大的三藩，同时还有盘踞台湾的郑经，虽然丢失了这么多的地盘，但当地的官员也一定尽心尽力了。如果我在此时传令去责罚他们，他们非但不会心存愧疚，而且还会认为我不通情理。反之。如果不去责罚他们，他们会慢慢明白自己的作用，这时我再派兵去支援，一定会有所收效的。
康熙皇帝八岁登基，权臣专政，而他则威信不存。后来，他用计杀权臣鳖拜，整顿吏治，巩固边防，成为清朝历史上一个颇有作为的皇帝。单从他统驭臣下的招术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治政与谋术的高明。历史上许多有作为的皇帝都是藉借充分发挥臣子们的才能而建立起自己的功业的。
集思广益，激发大臣们能力的发挥，这样才能把皇帝解放出来，更好地起到一个领导人的作用。领导应该能够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严以律己，作臣僚下属们的楷模，这样，才能产生巨大的统御力和凝聚力，有时甚至直陈自己的错误，下一道对自己痛加切责的诏书，并专有名称，叫“罪己沼”。
封建王朝是“家天下”，的确有的皇帝把国当“家”看待，兢兢业业，要治好这个“家”，不排除有的最高统御者是真心“罪己”的。汉武帝刘彻发布的“轮公罪己沼”似乎就出于真心。在这之前，汉武帝曾一度利欲熏心，声色犬马，四处猎枪，官观神仙，无所不好，搞得国衰民贫、把自己也折腾得面容憔翠，无精打采，朝政自然也就跟着荒废了。这时的酉汉王朝确有亡秦之迹，然而却最终幸运地末重蹈秦之辙。相反地，一度萧条衰败，风雨飘摇的西汉王朝又奇迹般地恢复了蓬勃生机，国家又迅速变得富强起来，而这一良性循环态势得以产生的关键就是汉武帝能够“晚司而改过”。他在深刻反思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自我检讨，说：“自我即位以来，行事狂悼。愁苦姓，悔犹不及，今后但凡伤害百姓，浪费资财的举动，一律禁绝。”与此同时，他还专门发布“罢轮台屯田罪己沼”，作自我批责说：轮台在京师以西一千多里，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屯田，必然又要扰民，使其不能更好地休养生息，我不忍心这么做。他宣布今后不再对外用兵j提出要“禁苛暴，止擅赋，务本劝劳”，要“思富养民。与民休息”。综观其一生，少时，雄才大略，文治武功，晚年又能以极大的勇气悔过罪己，痛改前非，自新不息，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古代把皇帝的脸面叫作“龙颜”，可见对其重视程度。同时，现在也有人认为领导者的面子比普通职员的面子更重要。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应该加以保护和维持的不是领导者的面子，却恰恰是下属的面子。对待下属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允许他们犯错误，并在他们出现失误之后设法保密以保全其面子。这样，他们就会认为你是一名坦诚无私，易于接近的领导者，认为你善于体查人意，同时也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会更加卖力地工作。对下属采取宽松的态度，并不意味着对自己也采取一种宽容忍让的态度，而应该求全苛责，认真发现自己的失误和错处，勇于承认，勇于向世人公布，不要总是顾惜着你自己的面子，这样才能心有所安。
★、崇祯的罪己诏
但是，也有的统治者的罪己，并不是真的严于律己，责己谨严，剖白自己，而是加强封建王朝统治的一种方法。“罪己诏”是用来给手下人看的，当他们看到皇上颁布这样“深刻地”检讨自己过失的文字时，就会更加坚定他们“皇上圣明”的信念，更加自觉地为皇上效忠。这样的罪己，并非真心；所说的一切，是否作为实事去办，也无人敢去督查，改与不改只有鬼才会知道。正因如此。“罪己诏”又何妨多下几道。据说明朝的崇帧皇帝自我批评的精神最为强烈，隔三岔五，就有一道“罪已调”公布于众，而且一次比一次“深刻”。然而诸种过失也只是说说而已，根本不去想着如何改进，结局是终于在李自成农民军逼近京城之际，下完了最后一道对自己严辞切责的诏书。怀揣着它，于公元1640年3月18日，爬上煤山，自溢而亡。两天以后，人们在其衣袖内发现沼文，上面写道：“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
【风云变幻的政坛】
★、波诡云谲下的“从容”
★、我不喜欢政治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曾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
但是，权力欲和野心都特别强烈的他怎肯在旧中国的政坛上默默无闻地作一个小字辈呢？不过，出身没皮无赖的他要想在当时军阀割据称雄。诸路豪强各显神通。的混乱时代里求得出人头地，其困难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这个难题却没难倒蒋介石。综观其一生政治沉浮的经历，实在没有什么可因可点的突出政绩。但其统御下属和打击竞争对手的方法和手段却令人叹为观止。他实在是无师灵通的高手。视政治与地位为生命的蒋介石，又转而信奉“政治的灵魂在于权谋”，其真正的能事全在于善长搞政治阴谋。
★、蒋介石丢面子
熟知旧中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在这次事变中，爱国将领张学度和杨虎城软禁了一直对日妥协退让的蒋介石，逼迫蒋介石通电抗比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与共产党联合。后来，经过中国共产党从中周旋，蒋介石答应举兵抗日，张、杨二人也放了他。但是，蒋介石怎肯把自己受迫之中发的誓言当作一回事。安全抵达南京后不久，他就又翻脸作色，对日且打且退，把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在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上。正义在流血，狰狞在狂笑，令蒋介石更加刻骨铭心的是自己在西安渡过的仿如牢狱般得被困生活，更加仇视自己这段很丢面子的经历的创造者——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学良是他的救命恩人，曾经和他八拜结交，对他自然不能太过分，否则会有失蒋介石这个国民主席的身份；而杨虎城既不是他的嫡亲，又对他屡加冒犯，触怒天颜，自然是不能饶恕，须严惩不怠。于是，蒋介石又展开其独具特色的手段，惩罚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对自己的“大不敬”，做到杀一撒百。
★、小人得罪不得
上天、杨虎城正和秘书夫妇二人及一群孩子在家中闲聊，忽然一群蒙面歹徒闯进屋来，举枪便射，屋中老幼顿时都倒在血泊之中，无一人生存下来。大家心照不宣，主谋者是谁已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付张学良，蒋介石又好好动了一番脑子。西安事变后不久，蒋介石电邀张学良飞抵南京共商抗日大计，张学良不顾众将官的阻拦，带着对蒋介石的幻想登上了飞机。当周恩来得知消息赶赴机场阻拦时，张学良乘坐的飞机已经升空而去，而张学良的悲剧便从此开始。一下飞机。蒋介石便把张学良软禁起来，不见天日，直到叨年代，身在台湾的张学良仍然未能获取全部的自由。昔日弛骋沙场的少帅变成了蒋介石政治权谋链条上的牺牲品。
张学良，1901年出生，其父为牵系军阀魁首张作霖，张学良为长子。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兵败往关外退回，因为没有满足狼子野心的月本人的全部侵略要求，被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张学良继承父业，统帅东北军。成为当时世人瞩目的焦点。年轻有为的张学良从此卷人了旧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漩涡之中。
张学良感到了从三个方面而来的强大压力：首先是日本人，他与日本人是国仇家恨合为一体，刻骨铭心。但日本人势力太盛，且对东北极欲鲸吞蚕食，不能当面对抗，只能巧与周旋；其次是苏联，张学良与其父一样，是反苏化的，在政治上与苏联对立，而苏联又在遗留的中东铁路问题上有利益，苏联有新锐之气，也是个大威胁；第三是南面的国民党，张作霖就是败在他们手上，下一步还不知道会怎样对讨他张学良。考虑再三，张学良决定不投靠日本人，那样会被人笑掉大牙的，更不能依附于苏联人，那样不但与自己的一贯宗旨不合拍，还会招致日本人和蒋介石等一大批反赤色苏联力量的群起围攻。三条路死两条，他只有与国民政府，与蒋介石联合。
1928年6月15日，张学良举行就职仪式，就任奉天督办。20日，张学良就奉天军备督办发表任职通电，提出五项举措：其一为罢兵言和，反对内战；其二为交邻亲善，讲求外交；其三为整饬戎政，实行兵农政策；其四为提倡实业，改革政治；其五为采取众意，归于公决。但此时的张学良基础本不牢固，他明智地末就东北的军政大权问题提出意见。6月21日，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上，张学良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省保安司令，但张作相坚辞不就，并推张学良就任此职。随后，张作相回锦州为母奔丧，从而使张学良拥有了主持东北大局的机会。
7月2日，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再度召开，张作相请求辞职并于会上通过，同时，他还极力推荐张学良。正午2时，联席选举表决，同意张学良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7月14日，张学良宣誓就职。7月19日，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成立，张学良为委员长，统理东北各省区所有内政外交的重大问题。至此，张学良完成了其父死后面临的权力过渡的困境，掌握了东三省的军政大权。接着便开始与蒋介石派去的代表接洽。
其实早在张作霖死讯刚外传不久，蒋介石便已着手展开拉拢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鉴于当时自己尚未掌握军政大权，而且风向也没有确定，所以就没有贸然答应。但是，他对劳民伤财的内战早已深恶痛绝，主张中国统一，实现富国强兵。他知道凭自己的兵力和智力恐怕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于是便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通过与蒋介石所派代表的短暂接触，张学良摆脱日本人的干扰，克服内部意见的不统一，于1928年12月29日实现改旗易帜。
★、蒋介石的难产日
1930年春，蒋介石借口消弱各个军阀的势力，结果引发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三派联手，与蒋介石展开的中原大战。双方力量均等，战况惨烈，死尸堆迭，血流成河。而旁观的张学良既不希望这场内战爆发，又不想成为战争的参战方。于是，装备精良的东北军便成了各派都要极力争取的机动力量。
在这方面，蒋介石又走在了各派的前面。他的代表首先到达沈阳，对张学良陈述利弊，并且给张学良以巨大的经济支持。而冯、阎派去的代表则两手空空，无话可说。风风光光的舞台完全让给了蒋介石派去的代表。
但是，张学良并不想如此早地介入其中，虽然蒋介石多次请求他出兵“勤政”。一直僵持了好几个月，犹豫不决的张学良才无奈地出兵关内，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对张学良感激涕零。
不过，感激归感激，蒋介石可不想让这笔人情债成为自己的绊脚石，该忘的就得忘，而且归依自己的张学良已经成为一个自己不得不时刻小心的政敌。
★、一箭双雕之计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侵略军发动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要求抵抗，但蒋介石却抱准不抵抗政策，票张学良遵照执行。于是，东北三省迅速陷落，东北军撤退关内，张学良虽对外界婉言解释，但仍然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他不得不引咎辞职，而主谋蒋介石则高枕无忧。张学良这个黑锅背得很有点无奈。
随后，在1935年夏天，蒋介石调张学良率东北军开赴西北去剿共，实际却是他思虑已久的阴谋。通过西北剿共，一方面可以消灭共产党的兵力；另一方面又可以消耗张学良东北军的实力；第三还能使东北军与原来驻守的扬虎城的西北军产生矛盾，张杨相争，而蒋介石则坐收渔人之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蒋介石甚至唆使人挑拨离间，指使西安的军统、中统特务摘破坏活动。但他的如意算盘却打错了。张、杨二人屡屡剿共失败，损失惨重，而蒋介石却丝毫不给给养，不准扩充兵力。共同的挫折，共同的利益，使得原先各存敌意的张、杨二人开始惺惺相惜。而后合作，消极剿共。蒋介石多次电令无效，送亲自飞往西安督战，结果自陷笼中，促成了西安事变的成功。
★、卿本佳人，无奈偏逢薄幸郎
身陷囹圄的蒋介石对于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张学良的背后行为颇为气恼，跳着脚地骂张学良忘恩负义。但当看到张、杨二人态度坚决时，狡猾的蒋介石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委屈求全，答应了二人的兵谏。脱逃西安之后不久，他便把自己的信誓旦旦忘得一干二净，先把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军队肢解得七零八落，四处分散，而后把张、杨二人分别囚禁起来。在逃往台湾之前，蒋介石声色俱厉地拒绝了一些人释放张学良的要求。风流惆傥的少帅张学良已经结束了能与蒋介石称兄道弟的时代，等待他的是绵延无期的软禁生活。
★、一人得势，几人遭殃
其实，伴随着蒋介石政治上春风得意、飞黄腾达而走向历史的没落舞台的又何止是张学良一个人，胡汉民、廖仲他、汪精卫等人都是国民党的元老，却悉数栽在了蒋介石手上。
胡汉民，字展堂，1879年生于广东番禹。1905年加入同盟会，随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办报宣传民主思想，筹措资金并参与策划大事，对于民主革命贡献颇多，尤其是在理论上对三民主义常有精辟独到的旨要阐发，是当时颇有影响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在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的论战中，胡与汪精卫被人合称为革命队伍中的“双壁”。时人把孙、胡、江三人关系称为“胡汪无先生（指孙中山）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也有人把胡、汪和廖仲恺誉为国民党的“三杰”。胡汉民深得孙中山的器重和信任，孙中山生前曾命胡汉民三次代行其职，而且多次赞赏胡汉民能力非凡，即使是位总统也绰绰有余。
与胡汉民相比，汪精卫的资历和能力似乎也毫不逊色。汪1905年参加成立同盟会的筹备工作，为会章起草人之一。同盟会成立之初，主持三部（评议、执行、司法）之一的评议部，任评议长。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时，汪精卫为主席团成员，参与了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兼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后兼实业部部长。同年，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成立，汪为其中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