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候，为避第二个皇帝叫“李世民”的讳，许多当时的人的名字，都给硬改了：如“王世充”，硬改为“王充”；如“李世责”，硬改为“李责”。你说被改名的人倒霉不倒霉？他们的名字，好好的拦腰被抽去了一块，真好像亚当被抽去肋骨一般。 唐朝的花样还多着呢！唐朝还有一种避讳的花样是：如果你要做官，而这官的名称，有一个字跟你老子或老子的老子一样，你就没希望了，你就不能干了。例如说：你爷爷的名字里若有一个“安”字，那么陕西长安县的县长，你就不能做了；
又如你爸爸的名字里若有一个“军”字，那么你这一辈子就不能做将军。如果你实在想做官，同时心里想：你们怎么知道我爸爸、我爷爷叫什么名字，干脆不告诉你们，我先把县长将军做了再说。如果你这样，可以，可是千万不能让别人查出来。若有一天被查出来，那你不但要从县长或将军宝座上被赶下来，还要捉到法院，判一年徒刑，教你知道厉害！ 唐朝又有一个人叫贾曾，他被派当了“中书舍人”一种官，他的父亲正好叫“贾忠”，他怕“忠”字踉“中”字一样，犯了忌讳，若徒刑一年，怎吃得消？所以他请求不做这个官算了。后来，经专家审定的结果，认为“忠”、“中”可不算是一个字，这个官可以做，于是贾曾才放心了。
唐朝又有一个人，是短命的诗人李贺，他的爸爸叫“李晋肃”。当时就有老夫子们指出，李贺这个小子，一辈子都不可考“进土”，因为“晋”、“进”同一个声音，李贺该避他父亲的讳！ 有一个古人叫田登，他做一个州官。他大概是一个老夫子，看到皇帝们的讳来讳去，怪过瘾的，因此他也想找个对象讳地一讳。正好正月十五号灯节到了，灯节时候习惯，是准点灯三天。可是田登认为“灯”字触犯了他的名字“登”，于是贴布告，只说“放火三日”而不说“点灯三日”。后来老百姓讽刺他，造7一句话，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清朝初年，一个“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将军吴三桂，他在中国西南称王，为了避讳，特地把西南的“桂林”，改为“建林”。又因为他那被李自成杀掉的父亲叫“吴襄”，所以也得找个地方来做避讳的对象。找来找去，找到个湖北的襄阳，于是就飞缀直奔襄阳，改名叫汉南府。
清朝因为是满洲人统治中国，满洲人在中国历史上，是所谓“夷”、“狄”、“胡虏”，这些称呼，都有轻视的意思的。到了满洲人做皇帝，这种轻视，自然不能再来了，所以古书的字，都一一改了。像“夷”字改成了“彝”字，“狄”字改成了“敌”字，“虏”字改成了“卤”字，都是避讳的例子。
此外，还有一些避讳的例子，也很有趣：、孔夫子是中国人最尊敬的大偶像，所以关于他的避讳，也就更精采。孔夫子的名字叫“孔丘”，宋朝时候，政府下命令，凡是读书读到“丘”字的时候，都不准念成“丘”字，该念成“某”字，才算尊敬，同时还得用红笔在“丘”字上圈一个圈（所以你看书的时候，要带一支红笔，才不违法）。又在清朝的时候，由政府会议决定：凡是天下姓“丘”的，从此以后，都要加个耳字旁，改姓“邱”字，并且不许发音为“邱”，要读成“七”字。于是，天下姓“丘”的，从此改姓“邱”了。到了今天，有姓“丘”的，又有姓“邱”的，原因就是有的改了，有的又改回原来的“丘”字了。
还有些避讳的原因，是因为家族的缘故。例如中国最有名的史学家，《史记》一书的作者司马迁，他因为他的父亲叫“司马谈”，所以在他写的《史记》里，把跟他父亲名字相同的人，都不得同意，一律改了个名儿。例如“张孟谈”，改为“张孟同”；“赵谈”，改为“赵同”。后来《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跟他学，因为范晔的父亲叫“范泰”，所以在（后汉书》里，叫“郭泰”的，竟人不知鬼不觉的变为“郭太”了；叫“郑秦”的，也变为“郑太”了。
又如唐朝的诗人杜甫，父亲的名字叫“杜闲”，为了避“闲”字的讳，杜甫写了一辈子的诗，却没在诗中用过“闲”字。
又如“宋朝”的老苏家讳“序”字，所以苏洵不写“序”字。碰到写“序”的地方，改成“引”字；苏转也跟着不用“序”字，他以“叙”字来代替。今天一本书中，在序的地方有人用“序”字，有人用“小引”、“引言”或“叙”字，就是由于被老苏家的家讳暗摆一道的缘故。
避讳有的也不全是为了尊敬，有的因为厌恶或怀恨，这是例外的讳，也构成了避一避的理由。例如唐朝的肃宗最恨叛变的将军安禄山，所以，凡是郡县中有“安”字的，他都给改了，比如“安定”改变“保定”；“安化”改为“顺化”；“安静”改为“保静”，都是由于同一个理由。
明朝的世宗最恨“夷狄”，竟恨到不愿意看“夷狄”这两个字的程度，你说恨得多厉害！所以凡是写到“夷狄”这两个字的时候，都要写得特别小，愈小愈好，因为写得小了，皇帝才高兴。
清朝时候一个人叫“王国钧”，考试成绩很好，正要被派个官儿做，可是被西太后见到了他的名字，不见到不要紧，一见到太后就气起来，太后说：“王国钧”三个字的音，正好是“亡国君”，是指亡国的皇帝，这种人，这种名字，还能要他做官吗？于是，可怜的“王国钧”，由于他爸爸没把他的名字起好，竟闹得断送了前程。
这些都是因为厌恶或怀恨的缘故，造成的心理忌讳。
避讳这套想起来实在没有什么道理的习惯，在世界上，可说是中国独有的坏习惯，自找麻烦的坏习惯。我们再反看外国，外国正好和中国相反，洋鬼子们觉得，尊敬一个人，最好的尊敬法子，不是不敢提他的名字，而是偏偏要提他。
洋鬼子尊敬华盛顿，特别把美国国都叫做“华盛顿”，大家你叫我叫老头子叫小孩子叫，丝毫没有觉得该“避”什么“讳”，同时觉得，这是对华盛顿最大的恭敬和纪念。
洋鬼子尊敬一个人，常常把自己儿子的名字，起名跟他所尊敬的人一样，在中国人看起来，这简直大逆不道！例如你姓张，你尊敬孔夫子、孔丘，而把自己的儿子叫“张丘”，你这样做，若在中国古代，不挨揍才怪；不但挨揍，并且还要坐牢呢！那时候的“张丘”，不但不能叫“张丘”，恐怕得叫“张囚”了，不，不对，也不能叫“张囚”，因为“囚”与“丘”同一个声音，要避讳！
中国在走入二十世纪以后，慢慢的，也学会了用一个尊敬的人的名字了，也慢慢知道这并不是不可以的事了。“中山县”、“立煌县”、“罗斯福路”、“麦克阿瑟公路”等等，都是这种转变的证明。时代毕竟是进步的，中国也不知不觉的在进步。在进步过程中，一切落伍的；日习惯，都必须被抛弃。在没有忌讳的新时代里，一切；日的忌讳，都将是历史的陈迹。让我们了解它，可是不要再复兴它。
谏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中国古代的政府是专制政府，专制政府的代表人是皇帝。
皇帝是被尊为“天子”的人，“天子”是上天的、老天爷的儿子，来头极大，大家都怕他。
皇帝的权力很大，大到有时候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有多大。因为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所以，他常常要试试看，看自己的权力到底有多大。所以，他要做很多事，要对付很多人，甚至要代表老百姓，跟“鬼神”和“自然”打交道。关于最后一项，皇帝的权力就显得很小很小，因为“鬼神”和“自然”并不买他的帐。比如说，天不下雨了，皇帝的表现就是向“鬼神”和“自然”求雨，求呀求的，碰到他运气好，雨来了，于是老百姓就说皇帝很行；若碰到运气不好，任凭你怎么求，雨还是不来，皇帝也无所谓，他还是照样做他的皇帝--绝不让你做。
所以，在历史上，很多人做了皇帝，很多人想做皇帝。因为做皇帝太过痛了，做皇帝权力很大。
皇帝由于权力很大，当他做一件对的事的时候，他会把一件事做得很好很好；当他做一件错的事的时候，他会把一件事做得很坏很坏。一般傻头傻脑的小百姓都以为：皇帝的身分，既是上天的儿子，一定有一种“天纵之圣”，有一种天才与聪明，可以把一切事都做得很对。 对这种情形，不但傻头傻脑的小百姓以为如此，就是一些皇帝自己，也以为如此。他们真的 以为他们是天才的化身，他们不会做错市。于是，做呀做的，结果许多错节竟做出来了！于是，为了使皇帝少做一点错事，一种制度便慢慢冒出来了，这种制度，叫做“谏官’制度。 －“谏”，是一种劝告，“谏官”，是一种专门管劝告皇帝的官。这种官劝告皇帝不要做错事，劝告皇帝在做一件节前多想想，再想想。他们整天跟在皇帝身边，到处找皇帝的错。找到错以后，便提醒皇帝。
这种谏宫，有许多种。有的叫“拾遗”，意思是把皇帝“遗”忘的东西“拾”起来，免得因遗忘而做错了事。
唐朝有一个大诗人，叫杜甫，他就做过这种“拾遗”的小官。
“拾遗”真是小官。为什么要把拾遗设计成小官呢？因为拾遗要给青年人做，青年人有火气，比较不老油条，看不惯的，就要说出来。一说出来，“谏官”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谏官一类的职务，本来就是有话就要说的官，本来就是张开嘴巴哇哇说话的官。为了使谏官肯说话、敢说话，不怕一切后果和损失，所以给他们的职位，便愈小愈好，一个人做了小官，便不在乎得失，大不了不干，不干就不干，一点也不会有恋栈惋惜的心情。官愈小，便愈敢说话，所以谏官都是小官。
除了“拾遗”以外，还有一种小官叫“补阙”，表示要替皇帝弥补过失；还有一种小官叫“司谏”，表示专门管谏净的事；还有一种小官叫“正言”，表示向皇帝说正确的话。总之，这～类的小官们，名目很多。不管什么名目，他们的使命，统统都是向皇帝进忠告；他们的做法，统统都是挑皇帝的错。
当然，古代傻瓜们挑皇帝的错，并不止于“谏官”、“拾遗”。“补网”、“司谏”、“正言”这一类小官，一般大臣们，他们也可以劝皇帝。劝得成功，大家都高兴；劝得不成功，他一个人倒霉。
就人之常情而论，没有人喜欢在他做一件事的时候，旁边插了个多嘴的人来捣蛋，何况这个多嘴的人还是要你给他薪水的。做皇帝的也不例外。做皇帝的有大权力，他本可以把向他多嘴的人杀掉或赶跑，或者按在地上打屁股，但他要忍耐着不这样做，这种忍耐，的确需要一点功夫。
古代皇帝中愈有忍耐功夫的，愈会被人称赞，他们接受臣子们劝告，或者虽不接受，但有耐心听听，就会被称为是好皇帝。他们这种作风，就被称为“纳谏”，翻成白话，是接“纳”“谏”言；如果皇帝不接受臣子们的劝告，也有～个名词，叫做“拒谏”，翻成白话，是“拒”绝“谏”言。谏言拒绝多了，或者因为谏言而发脾气、赶人、打人、杀人，这种皇帝，历史上就叫做“昏君”，是坏皇帝。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拒谏”传说，是殷朝的比干的故事，比干因为劝皇帝，皇帝气起来了，下命令挖掉他的心，当时的皇帝叫商纣，所以以后一提到“拒谏”的坏皇帝，大家就说商纣考第一（有一次，汉朝的高祖被大臣周昌骂做商纣，可是他没生气，他没生气，就表示他不是商纣）。 中国最有名的“纳谏”例子，是皇帝唐太宗和谏官魏征。魏征在唐太宗生气的时候，也不怕，也要劝他，在这种“紧要关头”（紧要关头是指有的皇帝就要因忍耐不住而赶人、打人、杀人的关头），唐太宗却常常把气按住，不生了。 唐太宗和魏征之间，常常有一些有味儿的故事：
有一次，唐太宗要到南山去，都准备好了，刚要出发，魏征来了，唐太宗立刻装做没事的样子，因为他知道魏征是反对他去南山的。但是魏征很直爽，他问：“听说皇上要去南山，怎么没走呢？”唐太宗说：“本来是要走的，因为怕你生气，所以决定不走了。”
又有一次，唐太宗正在玩一只鸟，正好魏征进来了，唐太宗怕给魏征看到他在玩，不好意思，赶忙把鸟藏在胸前的衣服里。魏征说了一大堆话才走，唐太宗赶紧把衣服解开，可是鸟已经闷死了。
关于魏征的故事，后代的人都很向往。有一天，元朝的英宗踉大臣拜住说：“我们这个时代，可还有像唐朝魏征那样敢说话的人吗？”拜住回答说：“什么样的皇帝，才有什么样的大臣。一个圆的盘子，水放进去，是圆的；一个方的杯子，水放进去，是方的。因为唐太宗有度量肯‘纳谏’，所以魏征才敢说真话、才肯说真话。”元英宗听了，报以为然。 所以，还是皇帝重要，碰到一个坏皇帝，你乱多嘴，脖子不挨刀，那才怪！
有一部古书，它是中国的（十三经）之一，叫机记），里面有一段话，是告诉做臣子该如何动皇帝的。（礼记）说：
对皇帝，你要劝他；他不听，再劝他，再劝不听，第三次劝他。第三次劝他他还不听，你就逃掉算了；但是对你的爸爸妈妈，你的态度就要不同了。对父母，你要劝他；他不听，再劝他；再劝不听，第三次劝他。第三次劝他他还不听，你不能逃掉，你要哭哭啼啼的跟着他，到他听了你的话为止。
《礼记》这一段指示，其实许多古人都没听它。古人中有的劝皇帝，劝一次皇帝不听，就吓得不敢再劝了；有的劝三次不听，他还是要劝，甚至要哭哭啼啼起来。
宋朝光宗的时候，他忽然不想上朝了。可是大臣们去请他，请得没法，他只好出来，走到门口，忽然皇后把他拦住，说：“天好冷啊！我们喝酒去嘛！”皇帝一听，就又不朝前走了。这时候，有一个大臣叫传良的，立刻跑上前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伸手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让他回去喝酒。皇后气起来了，大骂说：“你是不是要找死？”传良听了，立刻哭哭啼啼的说：“君臣如同父子，儿子劝父亲不听，一定要哭哭啼啼的跟着他！”
这个故事，说明了古代劝皇帝的人，并没有一定的中央标准局劝法，并不如机记晰要求的，劝三次不听，就逃掉。
有些古代的巨子们，他们劝皇帝，常常采取激烈的法子。有的拉皇帝衣服；有的拉皇帝的马；有的要表演自杀；有的拚命磕头，磕得满脸是血。有的皇帝对劝他的人很讨厌，为了怕人劝他做某件事，干脆在做某件事之前，先来个声明，声明的文字常常是--
有谏即死，无赦！（翻成白话是“不要劝我呀！谁劝我我就宰谁，绝不饶他！”）
敢有谏者，斩！（翻成白话是：“谁敢劝我，我砍谁的脑袋！”）
做皇帝的，本以为这样“有言在先”，应该不再有人多嘴了，应该把那些长舌头的男士们吓唬住了，这样一来，应该少去不少麻烦了。可是呀，没用，还是没用，还是有一些敢死队前来冲锋，来把脖子朝皇帝的刀下塞。例如楚国的庄王，说了谁谏就杀谁的，可是苏纵还是要去劝他；又如晋国的灵公，也说了谁谏就杀谁的，可是孙息还是要去劝他。做皇帝的，简直气得没法。
有些大臣看到皇帝做错事，劝他不听，常常要用无赖的方法去阻止。汉朝光武帝本来要出去玩玩的，刚上车，大臣申屠刚劝他不要去，申屠刚的理由是：天下还没平定，你皇帝大人怎么好去玩？光武帝不听，下令开车，申屠刚见皇帝不听，立刻趴在地上，把头塞在车轮子里，意思是说：“你要不听我的，我就不要活了！你干脆用车把我压死算了！你压呀！你压呀！”这么一来，光武皇帝服了，只好不去玩了。
宋朝徽宗的时候，有一次大臣陈禾向皇帝说话，皇帝听得不耐烦，气得站起来了，陈未立刻跑过去，拉住皇帝的衣服，说；“请听我讲完。”皇帝不听，硬是要走，陈示非要他听，硬是拉住不放，结果裂帛一声，皇帝的衣服被撕破了，皇帝大骂：“你看，你把我衣服弄破了！”陈木说：“你为了不听我的话，不在乎衣服；我为了使你听我的话，也不在乎脑袋！”
像这类当作纪念品，当作一种鼓励和象征的事，宋徽宗是有根据的。汉朝成帝的时候，一个叫朱云的，本是陕西地方的一个小官，但他要求见皇帝。在大庭广众之间，皇帝接见了他。朱云说：“现在朝廷的大臣，都是站着职位吃白饭、不管事的，都不能帮皇帝的忙，我请求皇帝给我一把剑，杀个坏大臣，好给这些人一点警告。”皇帝一听，气起来了，说：“这个小官，居然在朝廷上侮辱大臣，杀掉他！”于是左右的人跑来抓朱云，朱云用手攀住宫殿的栏杆，死不肯放，别人用力一拉，结果连坚固的栏杆都给弄断了。朱云大叫说：“我这回可跟比干等忠臣一起到地下去云游了，只不知道你们可怎么办！”这时候，将军叫辛庆忌的，立刻跑到皇帝前面，磕起头来，他说：“这个小官太直爽了，如果他的话说得对，不该杀他；如果说得不对，我们应该包容他。我愿意以一条老命，来为朱云争取他的命！”话说完了，辛庆忌就梆梆梆梆磕起头来，磕个没完，磕得满头是血。于是，皇帝气消了，说算了。后来木匠要来换栏杆，皇帝说：“不要换了，补一补就好了！就让它那个样子，作为一种鼓励、一种象征。”
还有一种情形，表面上，皇帝准许巨子可以有话直说，原因却不是由于皇帝度量大，而是伯外国人知道了，不好看。明朝仁宗时候，大臣戈谦劝他不听，旁边有人拍皇帝马屁，知道皇帝讨厌戈谦，特进马屁要求把戈谦赶走，皇帝同意了。这时候，一名叫杨士奇的，立刻劝皇帝说：“现在外国人来朝见皇帝的很多，这件事著传到外国去，洋鬼子们就要说我们没有度量、没有自由了，这是不好的。”于是皇帝就算了。
另外一种情形，皇帝宽大是为了怕历史，怕历史家记他的不好。宋朝的太祖赵匡风，喜欢打鸟（那时候没有猎枪，用的是弹引。有一天，玩得高兴，左右报告说，有大臣为了急事来求见，皇帝叫人把这个大臣叫进来听报告，听了半天，只是普通的事情。宋太祖气了，他问：“为什么这种普通的事现在来报告？”那大臣答说：“我认为这种事并不普通，至少比打鸟还重要！”’皇帝更气了，立刻拿家伙打这大臣的嘴，结果门牙两颗，打掉在地下。那个大臣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弯下腰来，把门牙捡起，往口袋里一放。皇帝奇怪了，问他说：“你检门牙，是不是要到法院告我？”那大臣说：“我怎么敢告皇帝？这件事，自然会有历史家去写！”皇帝一听，笑起来了，下令送这大臣许多钱，表示抱歉。
历史上关于臣子劝皇帝的故事，很多很多。为劝皇帝而挨刀流血的，也很多很多。可是一些不要命的臣子们，还是要一个接一个，劝个没完。宋朝一位做过谏官的，叫做范仲淹，他曾有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他还做过一篇《灵乌赋》，高叫作为知识分子的人，要--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
表示一个人只有为“鸣”不计一切，才算是一个人。一个人要宁肯为“鸣”而死，也不要因沉默而活。在中国历史上，向皇帝谏净的人，理由并不见得正确，目标也不见得远大，但是他们的基本精神则是一致的，那基本精神就是：
看到坏的，我要说；
不让我说，不可以！
（附记）有人拿谏诤事实与制度，来比拟言论自由的事实与制度，这是比拟不伦的。谏诤与言论自由是两回事。甚至谏诤的精神，和争取言论自由的精神比起来，也不相类。言论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谏诤就不一样，谏诤是我低一级，低好几级，以这种不平等的身分，小心翼翼地劝你。
传今--全国大跑马
古代皇帝常常向四方诸侯发命令，命令很多、很怪。
有时候，皇帝向四方堵侯要钱；有时候，叫四方诸侯挑选漂亮的女孩子；有时候，皇帝得了盲肠炎，躺在“龙床”上，哼呀哼的，叫四方诸侯从四面八方赶到京城来，来看他病，听他哼呀哼。
但是，四方诸侯有的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皇帝叫他，他听不到，皇帝没有麦克风，有也不行，太远了。他照样可以耍赖皮、装聋、装孙子。
当然皇帝也没有电报、电话、电视，不但没有，皇帝甚至不能想像这些玩艺是怎么一回事。 当时有些聪明人，整天把枕头垫得高高的，躺在床上想，想来想去，想他们的白日梦。
他们居然想出一种“千里眼”，可以看到一千里外，他的丈母娘；他们又想出一种“顺风耳”，可以听到一千里外，他的丈母娘在骂他。
可是这些只是“想”、只是“梦”，压根儿没实现过。
我们的老祖宗很容易满足，他们只想想就算了，他们懒得 花脑筋。他们不会用脑筋去发明望远镜或电视机，也不会发 明麦克风和电话，他们只会用脑筋去“神游四海”，用脑筋去歌颂“精神文明”、歌颂“形而上”的“道”。
可是聪明人这样做可以，皇帝这样做却不可以。 皇帝要统治全国，皇帝要发脾气，皇帝要教人知道他在发脾气，皇帝要得盲肠炎。
于是皇帝叫道：‘来人哪！你们各地的诸侯派代表来，站在我身边，替我传话给你们！”
于是，各地的诸侯都派了代表。
皇帝高兴了，他为代表们盖了官邪，整天朝他们下命令。
代表们一接到皇帝的命令，立刻忙得头昏眼花，大家赶忙把命令转出去，转给四方诸侯，这种来自京师官邪内含命令的报告，称做《邸报》。
这种《邸报》，就是四方诸侯专用的消息，很像是今天政府的“官报”。当时这种官报，读者非常有限，小百姓根本没得看，他们至多看看墙上的政府告示，或是听听传说和谣言，他们对政治没兴趣，他们的口号是--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种人生观，翻成白话，就是--
天亮就工作，
天黑就上床，
纳税又完粮，
皇帝管他娘！
可是，小百姓可以不管皇帝，四方诸侯却不能不管，因为他们有了专用的“官报”看，不能再装聋了。所以，“官报”一到，四方诸侯的眉毛就皱起来，皱得像老太婆的脸，非用熨斗来熨平不可。
唯一的好处是，四方诸侯虽不能装聋，却可以偷懒。因为“官报”来得很慢，一般情形，“官报”每天只能走三百里。往往一条命令，十天半月才能到四方诸侯手里，那时候，皇帝可能气消了，盲肠炎也好了。
所以，四方诸侯可以“拖死狗”，事情一来，就先给它一拖，不肯讲也不必讲办事效率，拖到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所以，历史中国官场中的一个大特色，就是不讲办事效率，不育讲也不必讲办事效率，办事总是馒腾腾的，好像没睡醒一样。
但有的时候是例外--那就是大家抢官做的时候。大家都想做官，做大官，再升官。
可是官太少了，人太多了，你做了这个官，我就做不成了，所以我要揭你的蛋。
汉昭帝时，一天诸侯燕王忽然派人来，向皇帝上书告了大臣霍光一状，说他检阅羽林军准备造反。霍光吓得躲在家里，不敢见皇帝。皇帝那时候才十四岁，可是很聪明，他把霍光找来说：“你不要怕，我知道你是冤枉的，你检阅羽林军的事还不到八天，燕王怎么会知道呢？可证明有人从中搞鬼。”于是霍光便无罪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时没有电报电话飞机火车，所以消息传得非常慢。
当时传送消息的工具是“驿”和“马”。“驿”就是今天的车站，站里养了很多“马”，一有消息，就骑马跑。跑了三十里有一个“驿”，于是连人带马都可以休息，或者换人换马再继续跑。这样跑，一天可跑十个驿（三百里）。不过遇到紧急和机密的公算，为了保密起见，往往把公事封在“邮差”背后，盖上大印，非到目的地，任何人不准碰，于是快马加鞭，限时专送，一天跑五百里。这时候，这个邮差就苦了，一驿一驿地跑过去，换马不换人，跑到后来，邮差支持不住了，于是驿站的人（邮政局长）干脆把他（邮差）绑在马背上，反正那条路马跑熟了，识途老马可以不由人操纵，而把昏倒的或死掉的邮差带到目的地。所以那时候，谁都怕做绿衣人，绝不像现在这样抢破头。
这些苦命的绿衣人，和今天的绿衣使者一样，不但送信，还可以送包裹。唐朝玄宗（明皇）的小心肝杨贵妃，住在京城（陕西长安）里，娇滴滴的，整天朝唐明皇要东西吃。可是她要的东西都在京城附近买不到，她喜欢吃荔枝，荔枝产在广东佛山，当时为了满足杨贵妃的口福，只好动用大量的快马与骑士，接力赛跑式的，日夜不停传送新鲜荔枝。一看远处的快马来了，尘土飞起来了，杨贵妃就笑了，所以荔枝又叫“妃子笑”，这个典故，起源在唐朝诗人杜牧的两句诗--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不错，没有人知道快马运来的是荔枝，但是没有人不知道人和马的血汗与辛酸。那时候的邮差，真他妈的太苦了！
上面说到古代的车站叫做“驿”，这是指一般的情形说的。这一类的名目，还有一些别的。例如有一种叫做“亭”的，是秦朝、汉朝最流行的“车站”。每个“亭”都有个“亭长”，亭长除了是邮政局局长以外，还是旅馆老板、警察局长、调查站站长。亭长有时候会因执行职务而杀人，有时候会利用职务而谋财害命，有时候也做好事，帮助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汉朝最有名的将军韩信，在年轻时候，就靠着南昌亭长吃过饭，后来亭长的老婆不给他饭吃了，他才跑掉。
汉朝的亭大概近三万个，和亭配合设立的，有一种叫做“邮”，“亭”是十里一个，“邮”是五里一个，当时习惯也连在一起，叫做“邮亭”。这“邮亭”两个字，直传到今天还在用，可是意思已经不同了。
“驿”在唐朝，有一千六百多个，有的驿很小，只有八匹马；有的驿就很大，有七十五匹马，多得可以开一家跑马厅。唐朝法律对驿的规定很多很多，多得很好玩，例如说：
一、从驿中骑马的，要凭“符券”才成，这等于现在的“先买票、后上车”。没票骑马的，处一年徒刑。
二、有“符券”了，还得在一定时间内骑马，过时不候。好像今天买票，“限当日有效”。
三、只用一匹马就行的，若多用了一匹，处一年徒刑。
四、多跑了路，跑了冤枉路的，多跑一里，多打一百下屁股。
五、该换马的时候不换马，打八十下屁股。这叫做“虐待动物”。
六、不该带的东西多带了，叫做“超载”，也是“虐待动物”，多带一斤，打六十下屁股。
七、犯上面各种错误，毛病都出在骑的是马；若骑的不是马而是驴，那么罪就轻一点，被处罚的时候，可打八折。
为什么要有这些严格的规定呢？这是由于古代的驿，本是为了行政上和军事上的原因而设的，有关国家大事，所以不能马马虎虎。谁要马虎，就打谁屁股，或者就把谁关起来。
宋朝时候，驿的情形有四种：
一、步递--用人走路来送消息。
二、马递--用马。
三、急脚递--用快马。
四、金字牌急脚递--用快马加木牌。
最后两种，要加以说明。所谓“急脚递”，是用快马来跑，每天可以跑四百里，本来已经很快了。可是，为了行政上和军事上的原因，有时候，还嫌“急脚递”不够快，因为“急脚递”常常在路上碰到一些挡路的，由于“交通拥挤”，难免耽误时间。这时候，就有人发明一种花样：用一块木牌，上面漆上金字，放在马背上，由于反光的缘故，老远便可以看到金光闪闪，这时候，路上的其他人员车辆就得赶快让开，因为人人都知道“金字牌急脚递”来了，还是赶快让开为妙。
现代的警察车、救火车、救护车，走在路上当当乱响或哇哇怪叫，就好像古人的“金字牌急脚递”，大家一听到一见到，就会让开。
现代的国宾护卫仪队，在马路左右两旁由摩托车呜呜开道，不许你先走而要你让他先走，也好像是古人的“金字牌急脚递”。大家一听到一见到，也就赶快自认倒霉，干脆让开。
历史上最有名的“金字牌急脚递”的故事，就是”十二道金牌”的故事。
宋朝的将军岳飞，本来在北方正和金人打仗，后来朝廷方面主张跟金人讲和，所以要用最迅速的方式，赶忙把岳飞弄回来。那时候用的最快的方法，就是挂着金牌的急脚递。当时宋朝政府一连用了“十二道金牌”来催岳飞，急得简直用快马跑成了一条线。于是，岳飞只好回来了。
用快马去跑，当然是一个很笨的法子，可是中国的古人们实在没有更好的法子，他们没有电报、电话、电视，也没有飞机和火车，也没有汽车和摩托车，他们若要办急事、急办事或事急办，只有倚靠快马加鞭。
像岳飞这种将军，现代处理起来就方便多了……（略--编者）科学真是了不起，也真可怕，它可以增加统治的效率，使命令传达得快快快……（略--编者）
到了元朝、明朝和清朝，驿站的情形更大规模的发展起来，一直发展到清朝后期，接受了近代科学的通讯设备为止，才慢慢淘汰了古老的驿站。
对增加传达命令的速度，中国古人曾有过美丽的幻想。旧小说（水讲传》中，曾说有一个叫戴宗的人，外号叫“神行太保”。因为他有一种秘密的魔术：他有一种叫做“甲马”的小东西，当把两个“甲马”绑在腿上，再做起“神行法”的法术，一天便能走五百里路；若把四个“甲马”绑在腿上，再做起“神行法”来，一天便能走八百里路。至于说把八个“甲马”绑在腿上是不是能走一千六百里路，（水讲传）中没有交代清楚，我们就不好乱猜了。就算是一天能走一千六百里路，又如何呢？在现代科学的高速进步下，一天一千六百里，已经是一个可笑的小数字了；但对我们善于幻想的古人说来，却已是一个不能想像的伟大速度。在制造速度一方面，我们的老祖宗留下一个落伍的纪录，在清朝末年的一件事情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清朝的大臣、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到俄国去，他的报告由电报打到上海，时间只花了一天；可是这个报告再由上海朝北京转，就要花十天的工夫，因为上海北京之间，没有电报，只有船和马。这件事，使当时大臣李鸿章起了大念头，他立刻要求政府赶快设立电报局。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的国家，才开始多了的的答答的电报声，少了答答答答的马蹄声。那个时候，已是公元一八七九年，距离发明电报的日子，已经晚了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是一个多么教人落伍的日子呵！
新闻--报纸像杂志
现代人早上一起来，就看报，一看报，就知道日本皇帝怎么了；下午 一睡醒，又看报，一看报，就知道日本皇帝的老婆（学名皇后）又怎么了。现代人所要知道的事，从报纸上，一看就知道了。昨天地球上北极发生的事，今天地球南极的人就知道了；早上美洲发生的事，下午 亚洲就知道了。消息的传达快极了。
古代人就不这样了。
古代人愈古愈没有报纸看，消息传得慢极了，慢得像老牛，甚至比老牛还慢。
古代人要知道消息，大都是用布告和嘴巴。布告和嘴巴太慢了，所以一件“新闻”传来传去，传到最后听到的，已经变成“历史”了。保”。因为他有一种秘密的魔术：他有一种叫做“甲马”的小东西，当把两个“甲马”绑在腿上，再做起“神行法”的法术，一天便能走五百里路；若把四个“甲马”绑在腿上，再做起“神行法”来，一天便能走八百里路。至于说把八个“甲马”绑在腿上是不是能走一千六百里路，（水浒传》中没有交代清楚，我们就不好乱猜了。就算是一天能走一千六百里路，又如何呢？在现代科学的高速进步下，一天一千六百里，已经是一个可笑的小数字了；但对我们善于幻想的古人说来，却已是一个不能想像的伟大速度。在制造速度一方面，我们的老祖宗留下一个落伍的纪录，在清朝末年的一件事情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清朝的大臣、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到俄国去，他的报告由电报打到上海，时间只花了一天；可是这个报告再由上海朝北京转，就要花十天的工夫，因为上海北京之间，没有电报，只有船和马。这件事，使当时大臣李鸿章起了大念头，他立刻要求政府赶快设立电报局。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的国家，才开始多了的的答答的电报声，少了答答答答的马蹄声。那个时候，已是公元一八七九年，距离发明电报的日子，已经晚了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是一个多么教人落伍的日子呵！
古代人最早有报纸一点模样的记载，是唐朝，当时的报纸，叫做《邸报》。
“邸”是什么呢？和现在一般常用的“官邸”字眼一样，就是“官邸”。不过这个官哪是专指四方诸侯在京城的办事处。四方诸侯进京来的时候，就住在这种官邪里；等到离京回去，官哪仍有人代为联络、传达，联络、传达的文件，都是朝廷里最新的消息，所以这种文件就叫做《邸报》。
这种《邸报》，产生的时间，大概在一干两百年前，在唐朝玄宗的时候。
除了《邸报》以外，还有一类名称像“杂报”、“报状”、“事状”、“朝报”等，也都可说是报纸的雏形。 到了宋朝以后，《邸报》愈来愈流行了。宋朝时候邪里办公的小职员们，整天打听政治行情，一打听到些捕风捉影，就赶忙写在一张小纸上。比如说张三被皇帝打了一个耳光、李四被皇帝踢了一脚、王五脑袋瓜子上挨了皇帝飞来的一个茶杯……总之，都是半真半假的马路新闻，这些小纸当时叫做小报，非常受人欢迎。小报一来，大家齐声欢呼，你抢我抢，就好像现在人们抢买“号外”一样。因为这种小报的新闻不是官方发布的，也不是新闻局长告诉记者的，所以难免不合当局的胃口，而要被查禁。
到了元朝，《邸报》中所记的范围渐渐宽了。王家着小了等社会新闻也出现了。再到明朝的时候，由于宦官汪直等的当政，为了怕他们的丑事外扬，曾经检查其中内容，禁止《邸报》的流传，这可说是邮电检查和新闻封锁的老祖宗了！ 到了明朝崇侦皇帝十一年，一件重大的改变发生了，《邸报》不再用手写了，《邸报》进了排字房，开始用活字板排印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改变，这一年是一六三八年，距离今天，报纸进排字房，足足有三百四十年了。
清朝初年，有一家纸店叫“荣禄堂”，店里的老板跟政府的要员有点关系，通过要员，把传出来的消息印成（京报）。这些京报在京城里，并不觉得稀奇，可是一带到西北各省去，销路就非常好。因为有利可图，于是，所谓“报房”纷纷成立了，就是今天的报馆或报社。当时的报纸不是一张或几张大纸，而是一本像杂志一样的书。长九英寸、宽三英寸半，封面黄色，最多有十九页，最少也有五六页，用的是竹纸或毛太纸，木刻活体字排印，很不清楚。 （京报）的内容，可分三大部分：
一、“宫门钞”--抄皇宫里头的消息。
二、“上谕”--皇帝的命令和告示。
三、“奏折”--大臣向皇帝说的话、报的告。
这些材料，一到报纸编辑的手里，就按照次序，一条条排将起来。报纸的编排很单调，没有标题，你一定得全部看完，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想偷懒是不行的。 出报的时间是每天黄昏或晚上，所以等于是晚报。这种晚报在京师当天虽可以看到，但是外省就麻烦了，比如说浙江，可能三四个月后才能转到，那时候，“新闻”可能早已变成“旧闻”了。；在清朝文宗咸丰元年（一八五一），一个有心人名叫张带的，看到（京报）内容既简陋，流传得又馒，卖得不但贵而且不容易买。于是，上书给皇帝，请政府来办报，结果被皇帝狠狠的骂了一顿，说这种意见“可笑之至”！
现在看来，真正“可笑之至”的，不是张带，而是西太后的丈夫。
可是，我们不能怪咸丰皇帝，因为他压根儿没有这种观念。 过了八年（一八五九），又一个有心人出来了，他的名字叫洪仁歼，他是太平天国的军师。他向天王洪秀全献了一部（资政新篇》，其中有一部分劝天王设立“新闻馆”，并在各省任命品行好的人做“新闻官”，职务要独立，别的官儿不能管他。他这个建议，很有眼光，他所以有这种眼光，乃是因为在他家里有几个洋鬼子传教士替他打派司。
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很觉得没面子，连小日本都打不过。大家研究打不过的原因是：中国太落伍了，在新世界中完全跟不上时代。要跟得上时代的法子，一定要宣传新思想，工具就是办报。在当时，北京维新派官绅像文廷式等，办了一家“强学会书局”，出版了一种《中外纪闻》的报纸，也叫做《中外公报）。这份报纸的最早赞助人，就是后来中华民国第一任想当皇帝的大总统袁世凯，他捐了五百块钱做基金。五百块钱在那时候，没有能力买印刷机，所以报纸是用木板刻的，每天出一张，内容以社论为主，新闻反倒次要。主持这个报纸的实际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 这个报，可说是有史以来，中国民间的第一份像样的报。
当时的中国人，根本没有订报的观念。所以这份仲外纪闻》，也不敢公开发行。它印了三千份，拜托并且买通送惊报》的报憧，每天随着（京报》，“分送诸官宅”。可是，当时大家弄不清这份报是怎么一回子事，老是疑心有什么阴谋送上门来。所以，即使白送，有人也不敢收。弄得根憧们也害怕了，觉得这个报一定不是什么好报，为了怕连累，最后也拒绝代送了。 （中外纪闻）发行了半年，正巧当时御史老爷杨崇伊攻击这个报，说它“诽议朝政”，请下令封它。于是皇帝就下令查封，并且把文廷式赶回家乡去，还说永远不再用他当官了。
（中外纪闻》被封门后，维新派的书局也被没收、改组，变成了“官书局”，由孙家鼐主持，正式出版一种官报，这可说是中国最正式的官报，大名叫（官书局报）。用黄土纸做封面，长九英寸，宽五英寸，内容除了也有“上谕”和“奏折”一类的东西外，还有一些世界新知识的翻译。这个报纸为了怕当政者不满意，特别声明凡是批评政治的和人物的文章，都不能登。虽然这个报如此委曲求全，可是到了“戊戌政变”发生，西太后还是把它看做传播新知识的眼中钉，还是停刊了。 西太后虽然不许别人办报，可是她却不得不承认：报纸这件东西也有它的好处。所以，在八国联军以后，她也想办报了。（甲午战争那一次，被日本一个国家打破，中国人气得想办报；这回八国联军，一次被八个国家打破，中国人当然更气得想办报了！）
西太后办的报叫《政治官报）（后来改名叫《内阁官报），这个报，还是杂志的形式，不过里面的花样多了：“上谕”、“奏折”、“电报”、“法制章程”、“条约合同”、“外事”、“广告”等，都是基本内容。它的宗旨是：“凡私家论说及风闻不实之事，一概不录。”显然是针对以前（中外纪闻狸“社论”而发的。这个《政治官报》只是要报道政治，并不是要谈政治，所以要议论的，免啦！
专制政府不欢迎办报，可是爱好自由的人却要办。他们办报，找到了一个好地方，就是租界。租界是专制政府管不到的地方，是大城里面一些由洋鬼子管辖的地区。专制政府欺负自己人很拿手，可是欺负老外却不行，手反被拿，只好同意洋鬼子在中国大城里划分势力范围，割据称雄。洋鬼子有新闻自由的传统，欢迎办报，中国知识分子就在租界大办特办起来，其中最有名的，是《苏报》。 《苏报》是章炳磷（太炎）、蔡元培、邹容这些老少革命党办的报，他们在上海租界里攻击专制政府，骂清廷皇帝是“小丑”等等，愈骂愈高兴。骂得专制政府吃不消了，秘电这个地区的封疆大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