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满纸是「告地状」程度，实在不足论，但家昌有一段话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家昌劈头就骂李庆华和我说：「跟华夏洽谈中，竞选开始，本人色彩分明，支持让我觉得安心安定的连战，华夏经办人是宋系人马，所有的合约、文件都是由他主导，我从未参与，连一个字都没看过，你们公布这份我没听过的报告，我才恍然大悟，六月份，国民党还不知能不能连宋配，宋帮就胸有成竹的开始为打击异己做准备，证明了宋一心一意想当总统的阴谋。」家昌这段话太有趣了，新党公布的华夏公司极机密文件上，日期是六月十七日，自然就是家昌指的「六月份……宋帮就胸有成竹的开始为打击异己做准备」的同一时间，有趣的是，极机密文件上只有四个人的名字，就是代经理丁玉成、博新公司刘大贝、华夏公司周康美，和最后批「可」字的刘泰英。家昌说「华夏经办人是宋系人马」，但最后批「可」有最后决定权的是刘泰英，「宋系人马」的签呈，竟由刘泰英批「可」，可见刘泰英也难逃同一票人马了，刘泰英会这样胡涂吗？何况文件上透露在国民党中央「政策指示」下，秘书长章孝严及党管会主委刘泰英，为了总统选举胜选考量，委托刘家昌「担任大选文宣之工作」。国民党和刘家昌达成协议：国民党「华夏」以现金增资方式投资刘家昌「欣和」公司四亿一千万元，然后，刘家昌用四亿一千万元中的二亿一千万元买断「博新」的全部股权（根据文件，刘家昌本人「并无现金可购买」博新），随后，国民党「华夏」、「光华」、「启圣」将出售博新股权的二亿一千万再投资刘家昌的「欣和」。总计国民党共投资刘家昌的「欣和」六亿二千万元。而刘家昌在七月取得博新公司主权后，两个月内（九月）立刻将卫星设备以五千万元的低价卖回给侑伟公司（华夏转投资事业）；其它器材以四千万元低价卖给非凡商业电台，并将「博新」所有股权出售给「侑伟」（价钱不详）。
此可知，刘泰英和刘家昌整个「二刘搬运」总金额高达七亿一千万元以上。家昌所说「当初购买博新的二亿一千万，完全是我自己的钱，没拿外人一毛钱」，及国民党所说「刘家昌买博新的动机与辅选无关」，证明全是谎言。
如今家昌在真相曝光铁证如山下，无以自圆，遂隐藏起党中央的「政策指示」，隐藏起刘泰英的名字，把所有「阴谋」，全推到「宋系人马」头上，这是什么逻辑呢？如果家昌坚持这种指摘，那我们就忍不住发现，原来刘泰英是「宋系人马」！这回戏可真好看了。
家昌前一阵子买下博新后，公开向我说：「敖之呀，你是我老朋友，我把博新分成五股，其中我太太占两股，我和我儿子各占一股，最后一股分给你、送给你，值四千二百万！」我公开谢绝了。如今想来，幸亏我李敖取财有道谢绝了，否则家昌告起地状来，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1999/12/17)
· 请李敖救宋楚瑜
在美国的胡之伟老同学来电说：「我接到至少一百个电话，叫我赶紧请李敖救宋楚瑜。」不久张慈让先生来电说：「大概只有你能救宋楚瑜了。你去劝劝许信良他们，叫他们秉着良知，承认民进党从宋楚瑜那边拿过钱吧。」我笑着说：「政治人物还有良知吗？」(1999/12/17)
991220
· 赵怡局长的「德政」
刚刚在传真机上收到十二月十六日的「行政院新闻局新闻稿」，全文如下： 新闻局今（十六）日召开卫星广播电视事业审议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会中特别邀请「环视多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子嘉先生与会，说明环球电视台经营权争议案，审议委员们并就该公司对电视台员工与观众权益之保障事宜表示关切。
新闻局表示，卫星广播电视事业审议委员会于听取环视公司董事长吴子嘉说明，经讨论后决议请该公司于三周内提出下列资料：
一、本次经营权纠纷始末书面报告。
二、自公司成立迄上（十一）月底之资产损益表、现金流量表、股东权益表及资产负债表等四种财务报告资料。
三、新闻部编辑公约及对员工、消费者保障之书面承诺。
新闻局又表示，委员会依据卫星广播电视法第六条负责审议许可、发照、定期营运评鉴等事宜，本次会议系依同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对营运不当、有损害订户权益情事或有损害之虞者，要求环视代表来局说明；委员会决议要求环视公司提出书面报告后，将持续观察其营运情形，俾为未来评鉴该电视台之参考依据。
新闻局指出，关于环球电视十月二十二日「挑战李敖」节目播出日本女星叶月里绪菜全裸写真集一事，该局原将该节目提列十一月十日召开之「第二次广播电视评鉴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之十个讨论议题中，惟是次会议仅评鉴六项议案，尚有「挑战李敖」节目等四个议案未及讨论；为此，该局特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加开第六次会议中评鉴讨论，评鉴会决议：限制级出版品内容不宜用做「普」级电视节目内容，且经重复播出，函请改进。该局已于日前依评鉴委员会决议函请该公司改进，并未核处罚锾。
这一新闻稿，就闹得满城风雨的「环球电视台」两大案（所谓「经营权争议案」和「露阴毛案」）都做了明确的官方立场，这两个案子，本来都被传言指为打压吴子嘉和李敖的言论自由的，现在既经新闻局悬崖勒马，温和处理了，可见新任的赵怡局长功不可没，俨然有点「德政」的味道而非「苛政」了，是亦可喜也，赵怡老弟勉之。(1999/12/20)
· Pubic 走向 Public
英文有一个形容词叫 pubic，是「阴部的」「阴毛的」的意思，例如 the pubic region，就是「阴部」的意思。英文又有一个形容词叫
public，是「大众的」「公开的」「为人民的」的意思，例如 a public man，就是「政府官员」的意思。把 pubic与 public两相比较，只为一个L字母的有无，完全有了不同的含义。
但我常发奇想，认为这两个字其实大可结合一下，方式就是由 pubic走向 public，也就是从「阴毛的」走向「公开的」。
我们欣赏人体美，在绘画作品中，尚勉强让全裸在艺术名下过关，但在摄影上和电影上，却仍不能完全以艺术认定，反倒色情随之，官方的新闻局且以「限制级」箝制之。本来官方的尺度是三点不露，近年来对上面两点多予放松，唯对下面的阴毛仍然戒慎恐惧，这是不好的，也太落伍、太保守了。十一月二十二日，我在环球电视台「挑战李敖」节目中公然亮出日本女明星叶月里绪菜的露毛写真集，群情大哗，现经新闻局「决议函请……改进，并未核处罚锾」，可算是一大进步。使
pubic走向 public，是心灵开放、视野开放、言论自由开放的重要过门，开放之道无他，新闻局去睡觉可也，古人说「大梦谁先觉」，今则是「大梦即先觉」，你睡觉，他开放，进步之道，集于是矣！(1999/12/20)
991221
· 邓小平论「一国两制」（续完）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发表了长篇谈话，这篇谈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二一五至二二二页，主题是「香港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后一次对「一国两制」的长篇表述，全文如下：
今天我想讲讲不变的问题。就是说，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来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世界上一百几十个国家，那时我们恐怕还是在五十名以下吧，但是我们国家的力量就不同了。那时人口是十二亿至十二亿五千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至一万二千亿美元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过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在世界上虽然还是在几十名以下，但是中国是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了。那时，十五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六万亿美元，这是以一九八０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计算的，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我们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不仅国家力量不同了，人民生活也好了。
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需要什么条件呢？第一条，需要政局稳定。为什么我们对学生闹事问题处理得这么严肃，这么迅速呢？因为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在动荡。一切要从大局出发。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
第二条，就是现行的政策不变。 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如果到下一个五十年，这个政策见效，达到预期目标，就更没有理由变了。所以我说，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还会不变。
当然，那时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们的接班人会懂得这个道理的。 还要讲一个不变。大家对于中国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开放政策不变，很高兴，但是一看到风吹草动，一看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说是不是在变了。他们忽略了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老早就确定了的，写在宪法上的。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你们看我这个讲法对不对？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来自人民的拥护，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忽略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也是带有片面性嘛！看中国的政策变不变，也要看这方面变不变。老实说，如果这方面变了，也就没有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荣和稳定，五十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它方面。所以请各位向香港的朋友解释这个道理。试想，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保证整个政策不变，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如果这些都变了，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像我们这样穷的国家要奋斗出来更不容易，没有开放政策、改革政策，竞争不过。这个你们比我们更清楚，确是很不容易。这个「不变」的问题，是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而且我相信，到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还要议论。我们要用事实证明这个「不变」。
现在有人议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收。我要说，我们的物价有点问题，对基本建设的投资也收紧了一点。但问题要从全局看。每走一步都必定会有的收，有的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总的是要开放。我们的开放政策肯定要继续下去，现在是开放得不够。我们的开放、改革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胆子要大，要坚决。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但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有些人看到我们在某些方面有些紧缩，就认为政策变了，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
「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是「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希望中国大陆变成资本主义，叫做「全盘西化」。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不能片面。不讲两个方面，「一国两制」几十年不变就行不通了。
美国记者华莱士曾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大陆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低于台湾，为什么台湾要同大陆统一？我回答说，主要有两条。第一条，中国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一百几十年的愿望，一个半世纪了嘛！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统一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不是哪个党哪个派，而是整个民族的愿望。第二条，台湾不实现同大陆的统一，台湾做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现在国际上有好多人都想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一旦台湾同大陆统一了，哪怕它实行的制度等等一切都不变，但是形势就稳定了。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海峡两岸的人都会认为是一件大好事，为我们国家、民族的统一做出了贡献。
还想讲点基本法的起草问题。过去我曾经讲过，基本法不宜太细。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对这个问题，请大家做到一块深思熟虑地想一下。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最近香港总督卫奕信讲过，要循序渐进，我看这个看法比较实际。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它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请诸位考虑，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总的来说，「一国两制」是个新事物，有很多我们预料不到的事情。基本法是个重要的文件，要非常认真地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我希望这是一个很好的法律，真正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使它能够行得通，能够成功。
在邓小平做了上述谈话后一个月，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六日，他对当时的「美国人」李远哲等人讲了一段话，那天他会见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李远哲、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和夫人时，以「中国不实现统一，台湾的地位是不稳定的」为主题，告诉他们说：
我们都是立足于振兴中华民族，口号是振兴中华。不管怎样，我们都是一个根，但如果光是根深柢固，不发扬光大，我们都是没有什么光彩的。我们人口这么多，地方这么大，要急起直追。
关于祖国统一问题，我们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不实现统一，台湾的地位是不稳定的。不知哪一天，就会被人拿走。看来，只有按「一国两制」的办法才能实现祖国的统一。
统一祖国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台湾现在尽管在经济上比大陆好，但差距在缩小。差距缩小在下个世纪五十年代会表现得更明显。那时，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大陆的实力将大大超过台湾。如果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话，按十四五亿人口计算，就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六万亿美元。那时大陆的科学肯定比现在强，人才也会比现在多得多。中国人脸上开始有光彩是什么时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祖国统一后，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孙就不仅是站起来了，而且飞起来了。
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香港、澳门、台湾的制度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香港、澳门、台湾在整个国家经济上的比重更小了，这就更没有变的必要。
以上谈话，登在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上。到了第二年，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日，「人民日报」又注销他以「『一国两制』的方针是不会改变的」为主题，对日本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的谈话，指出：「『一国两制』是我们的一个新发明，中国存在香港和台湾这样的问题，『一国两制』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一国两制』的方针是不会改变的。」又过了一年，一九九０年四月七日，他以「振兴中华民族」为主题，对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谈话，指出：「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台湾跟大陆争正统，不自量力。大家都应该想开点。我们已经想开了，提出『一国两制』。我们相信，最终将靠『一国两制』把我们国家统一起来。」同年九月十五日，他复以「共同努力，实现祖国统一」为主题，对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谈话，指出：「台湾方面最近开始有些松动。但是现在台湾有人想搞『一国两府』，连联合国的局面都想改变，实际上还是搞『两个中国』。现在联合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能把台湾当局称为中国政府呢？这不行。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一国两制』对台湾来说有什么损失呢？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以上两次谈话，分别收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三五八、三六二页里。
收集在上面的邓小平谈话，是我细读「邓小平文选」等相关文献后的总整理，我有意少加剪裁，宁失之冗赘，也要人们能从字里行间，掌握住邓小平一连几年中的真意所在。昨天澳门回归中国了，江泽民发表谈话说：「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是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完全统一的唯一正确方针。」他表示：「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希望台湾当局不要违逆历史潮流，不要再为两岸关系发展设置障碍，不要再做损害台湾同胞和整个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事。」足见他们以邓小平「一国两制」的发明为无限上纲，至今一以贯之，所以，忧虑邓小平死后「一国两制」路线松动或改变的人，显然是多虑了。(1999/12/21)
991222
· 李登辉的婚外情
日前我在「李敖电子报」上发表「徐渊涛『替李登辉卸妆』序」，谈到我的朋友徐渊涛先生即将出版的「替李登辉卸妆」一书，旋在网站上收到读者来信，询问何时出版，这书现正「付梓」中，不日即可出版。
徐渊涛先生的父亲徐庆钟是当年提拔李登辉的恩人，两家来往密切，正如我序里所说：「当年提拔李登辉的，让他在国民党官场大发特发的，是他就读台大时期的老师徐庆钟，如果不是徐庆钟向蒋经国推荐，凭李登辉这块材料要冒出头哪有这么容易？徐渊涛先生是徐庆钟先生的长子，早年徐家和李家，关系密切，李登辉发迹过程和个人过往，那能逃得过徐庆钟的眼睛，徐渊涛先生从小看在眼里，当然他很清楚李登辉一家子的底细。」如今，徐渊涛先生终于看穿了李登辉，写出专书，揭发李登辉见不得人的隐私，真令我们既感且佩。
书中第九章题为「李登辉的白色恐怖之恋」，其中揭发李登辉怎样有过跟一位「张女士」的长期婚外情。徐渊涛先生说：
对于李登辉先生与这位夫人的恋情，我本无心继续追查，甚或公开揭露它，但是，当今年五月间，我阅读了李登辉先生所着的「台湾的主张」一书，包括后记部分，一共有好几个段落的文章，皆在阐述他对夫人曾文惠女士的情深意重，还特别提出对曾文惠女士的感激，字里行间，不断展现他鹣鲽情深、恩爱不渝，李登辉不嫌词费、不断重复述说他「有情有义」的目的，无非是要塑造他在台湾人民心目中「好丈夫」、「好父亲」、「有情人」的「好男人」形象，以换取台湾民众的深切感动，企图永久巩固其不朽形象。
看到李登辉书中这几段文字，我不禁感慨系之。我也许可以体谅李登辉在晚年为了表达他对曾文惠女士的亏欠、愧疚及赎罪的意念，但李登辉不能诉诸文字，用这种误导、欺骗的手段，欺瞒台湾民众来讨好曾文惠女士。
因为事实真相并不是像李登辉形容的那样，真正的情况已经摆在眼前，李登辉先生曾经在感情生活上，背叛其夫人曾文惠长达二十余年。荒谬的是，甚至在所谓白色恐怖年代，曾文惠女士陪同李先生共患难，共同走过白色恐怖苦难岁月时，也正是李先生感情走私之际，李登辉竟然能眼睁睁地抹杀这段历史，如此欺世盗名，严重混淆视听，知情的我岂能不予揭发，并将所知的事实部分，公诸于众？这是我揭露真相的出发点。
徐渊涛先生又写道：
由于李登辉这宗「风流韵事」，发生的背景适值台湾白色恐怖最高潮的阶段，岛上多数的异议分子，不是已经被监禁，就是已被处决， 残存的异议菁英，也都是噤若寒蝉，保命犹恐不及。而李登辉却在这个节骨眼酝酿「风流韵事」，故而我姑名之为「李登辉的白色恐怖之恋」。
多年以来，埋藏在李登辉内心深处的秘密，不断在太平洋彼岸，一位年逾花甲的张女士心头荡漾，她细数逝去的岁月，回忆着自己大半生坎坷的道路，但是，一切的一切，都不及她和李登辉共同所保有的那个天大的机密令她值得珍惜。虽然，张女士和她的十七位儿孙，都清楚她和李登辉之间的「特殊关系」，也都清楚她和李登辉之间存在着一个近四十年幽渺飘忽的情感世界。只是基于对老人家的爱，大家都不忍心揭开原本遮覆在老人家脸上的这层面纱，情愿这个天大的秘密，有朝一日能随着生命的结束而结束，就像飘零的落花，在泥土中化为乌有一样。
「张女士」是光复前知名的台北第三高女（现为台北市市立中山女中）第二十一期毕业的高材生，婚后生活美满，可是不幸寡居。
就在张女士心灵深处最无依靠的关键时刻，一位男士闯进了她的世界。这位男士，就是李登辉先生。
李登辉论台北高校的辈份，比张女士的丈夫小。张女士的丈夫是台北高校第十匹届的毕业生。当年，台北高校的学生，是全台湾学业程度最好，学生出身背景也最富裕的一所明星高等学校。而张女士的丈夫也是那时台北高校表现十分突出的一位学生，家里又是万华的名门大户，既有钱又有势。而李登辉则是完全不同的典型，他既无赫赫有名的家族出身，功课也不挺好。李登辉毕业自淡水中学，淡水中学虽说也有悠久的创校历史，可是，一般袭染浓厚门第观念，又有几许阶级意识的台北高校学生，是绝对不会把淡水中学毕业的少年看在眼里的。李登辉是台北高校第十七届的学生，一九四三年卒业，比张女士的丈夫低三届。张女士的先生固然认识李登辉，但是，出身背景高，如何与出身平平之李登辉结交，后来甚而往来密切，不得而知，不过应与李登辉主动亲近巴结有关。
李登辉究竟是如何高攀进入张女士的夫家，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走进张女士的内心世界的呢？据我的深入了解，有两个主要的说法，一说是张女士第三高女一位交情很深的同班同学告诉我的；另说则是和张女士关系极亲近的张女士夫家家族成员透露的。
原来，张女士的先生过世后，家中事无大小，几乎都落在张女上一个人的肩头，这个年幼的孩子逐渐成长迈入学龄，并且开始识字读书，偏偏孩子的玩心重，对书本兴趣缺缺。夫家向来很重视门第观念，孩子的教育尤其受重视。夫家家大业大，丈夫年幼时代，公公沿习几代以来的老规矩，延请家教，到家里教大少爷读书。所以，如今孩子到了启蒙时期，自然不能免俗照例得请个家庭教师，到家里督促并教导孩子读书。但是，张女士镇日忙着家务，到底该请谁来担任家庭老师，确是一件令她烦心而难以拿定主意的事。很巧，有天一位曾经在淡水中学担任过李登辉老师之日本友人来访，无意中提及小孩家教事，日本老师告诉张女士，妳先生过去有一位学弟叫岩里政男，妳说不定也见过或者认识，他中国名字叫李登辉，妳应该也认识吧？此人台湾大学毕业，先前在台湾省政府农林厅服务，目前在合作金库做研究员，学问不错，如果你聘请他担任家庭教师，教导令公子，也是很适合的人选。
「LEE TOKI桑」--李登辉的日文译名，这个名字对张女士来说，并不陌生，她想起丈夫在世时，一些台北高校前后期的同窗契友，会聚集到蔡家宽阔的厅房里摆龙门阵，批判现状，嘲骂时政，大伙清谈半天谈饿了，张女士的丈夫就叫厨房准备几桌酒菜，大家饮酒作乐，醉罢而归；其中一位LEE
TOKI桑高大而斯文的身影，高亢而激越的言论，都在张女士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夫家有钱有势，先生的同窗好友知道跟着他，非但不愁吃喝，说不定日后还可大展鸿图。从台北高校时期，前后期的同窗，便自然围绕着蔡家大少爷，结合成一个小圈子。
丈夫过世之后，昔日称兄道弟的老同窗，较少出现在蔡府。大家想法里边都认为，毕竟张女士孀居其间，任何大男人上门，终归不便，更何况和张女士也不像她先生那么熟，再说人在人情在，人既然不在了，过往的情谊也就淡薄了；即使继续进出张女士夫家的人，又何尝不是基于过去和张女士丈夫的一点情面，或者说看在张女士夫家终归还是万华一大家族。因此，当多数同窗老友都避讳再到蔡家时，唯独LEE
TOKI桑逢年过节进出蔡家，对蔡家大小嘘寒问暖，问张女士有什么他可以帮忙的，叫他尽管讲别客气。张女士因而对李登辉的热忱留下极佳的印象。
更由于日本老师引介，张女士毫不考虑地延聘LEE TOKI桑，为蔡府「西席」，外边的亲友也都将李登辉进出张女士家门，视为寻常事情，不会将它和什么背离人伦的印象连络在一块儿。自此，李登辉每天从合作金库下班后，就到蔡家帮张女士的几个儿女教导功课，在他的严格教导下，蔡大少爷的这几位稚龄的少爷、小姐，课业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据张女士夫家一位家族成员告诉我另外一种说法，李登辉和张女士的先生已经是旧识，会在张女士的丈夫去世后仍继续出入其夫家，「担任家庭老师」仅仅是对外的一项托辞。事实上，LEE
TOKI桑在张女士丈夫过世不久，即经常出入张女士夫家，为争取家产权益问题，甚至在张女士的丈夫停棺在家期间，李登辉也尽了不少力，张女士甚为感激。后来又以代为照顾学长家族为借口，和张女士的夫家老小及张女士接近，以拉拢关系。当时，张女士的孩子们进入就学阶段，李登辉经常出入蔡家的缘故，经常教导张女士的儿女们读书，补习功课，所以，即使不经由日本老师的引介，李登辉仍然名正言顺会成为张女士夫家家庭老师的。
李登辉既然做了家庭老师，对张女士夫家家族内部错综复杂的朱门恩怨，当然了然于心。张女士委身夫家这种旧社会大家族里，又是孤苦无依的妇道人家，要拋头露面料理家族内外各种事务，有时候难免诸多不便。李登辉既然应聘为西席先生，和张女士的先生又是台北高校前后期的同窗旧识，除了好好管教好张女士和学长生的儿女们，李登辉不免使命感油然而生，自认有责任代替已过世的学长照料家小，所以，初入张女士夫家的李登辉，总是极尽细腻之能事地为张女士百般设想。日子一久，张女士似乎也在无形中对这位LEE
TOKI桑，产生了依赖的心理。张女士凡是遇到任何棘手难办的麻烦事，都会找LEE TOKI桑商量，请他动脑筋出个主意，甚至请他出面帮忙解决；而李登辉也尽量都能不负所托，圆满解决。他曾经不止一次告诉张女士，帮学长照顾学嫂，是天经地义的事，帮这点小忙实在不足挂齿。张女士对乐于助人的李登辉，始终心存感激，李登辉协助她渡过了漫长的凄寂岁月，更给予她撑持这个家族的勇气。
LEE TOKI桑的协助，对张女士这位弱女子，该是多大的一股助力啊!
李登辉和张女士都受过近二十年日本殖民教育，两人的家庭在日本统治时期，都是所谓的「国语家庭」（作者按：「国语家庭」通常是彻底屈服于日本统治者的「荣誉」表征，只要台湾人全家老小平日都讲日本话、冠日本姓氏、供奉祭拜日本神位，就可以得此「殊荣」，并享受较丰足的战时食物配给）出身，因此两人之间相处很容易就变得热络起来。李登辉的太太曾文惠，亦是张女士台北第三高女的前后期学姐学妹关系，曾文惠虽是张女士前期学姐，曾、张两人在学校时，彼此并不熟稔，两人逐渐熟识，还是因为李登辉担任张女士夫家家庭老师以后的事。
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张女士对心目中这位满腹学问的LEE TOKI桑，也由先前的依赖，不自觉地发展产生了敬爱的情愫。这厢，李登辉一方面甚是怜惜张女士的孤苦无依，另方面也颇为心仪张女士的秀外慧中。
有一次，一位张女士夫家家族成员亲口透露，李登辉曾经亲口很感叹地告诉她，张女士无论是气质、内涵和外貌，都是此生遇过最具代表性的杰出时代妇女，强过自己身边所有的女性，哪怕自己太太都远不如她哩！李登辉每讲到这儿，就不禁唉声叹气，意谓真可惜啊，这么好的时代女性，偏偏红颜薄命，天不从人愿啊!
尽管两人相互倾心，但毕竟张女士是新寡之身，固不论背后还有大家族的严峻门规，也无法罔顾社会的道德戒律；况且，李登辉本身也是有家室妻小的人，还曾经是省政府农林厅年轻的公务员、合作金库研究员、后来转任农复会技士，台湾大学为人师表的教职员，本身虽然尚谈不上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士绅阶级，也是个知书达礼的读书人，岂可在行为举止上稍有造次？门风规矩也好，道德戒律也罢，有似天罗地网，但是，人心终归是肉做的，人终究不是神，即使能坐怀不乱、四大皆空，三百六十五天里，难免会有动心忍性、意乱情迷的时候。此刻，不管是门风戒律，不论是道德规范，再圣洁的人都逃不过内心世界天人交战的挑衅。
张女士和LEE TOKI 桑之间，随着时间酝酿的情愫，慢慢在两人内心世界中发酵，两人关系的微妙转变，最后连张女士的尚未成年的子女都觉察到特异状况。民国四十年代末期，李登辉和张女士最密切的那段时期，李登辉中午下班后，时常不回自己家里，而直奔张女士家。张女士为他准备好菜饭，招待他用餐，再留他在家里休息，服侍他睡午觉。到接近上班时间，再由张女士叫醒他，赴农复会上班。
但是，基于LEE TOKI桑是他们的西席先生，是望之俨然的严师、长辈，怎可质疑他的人品和行为？所以，明知LEE TOKI桑和张女士相互依赖，眉目对望之间异乎寻常，大家也只有睁只眼、闭只眼了。
自称曾经吃过「白色恐怖」苦头的李登辉，从年轻时代以来，虽然放言高论，骄矜自持，眼睛经常放在头顶上，但平日行事风格向来十分谨慎，他自认即使中午和妻子曾文惠撒个谎，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兀自一人跑到张女士家里吃饭、小憩片刻，妻子纵使再怎么细微精明，明察秋毫，也不会察觉自己去了什么地方。
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女人也永远比男人多一分敏感，特别是当她的男人露出异状的蛛丝马迹的时候。 （待续）(1999/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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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源俊、张中训、许清云、叶海烟是四大可耻教授！
前一阵子，东吴大学文学系史学系哲学系联合由哲学系同学张小姐 (0935489522) 向我助理孙小姐接洽，邀我到东吴大学校本部演讲，讲题订的是「东吴没了我」，时间订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下午6:30-8:30，地点是士林东吴音乐馆，以上讯息，不但贴出海报，并且上了网。
前天上午，突然张小姐来电，内容经孙小姐记录如下：
据同学转述：十二月二十三日东吴演讲题目定案后，历史系主任张中训即对题目「东吴没了我」有意见（对学校不好），随即与中文系主任许清云、哲学系叶海烟主任向校长刘源俊反应此事。接着由学校向学生施压停办，上周五(12/17)海报即在校园张贴，本周一(12/20)即遭校方强制回收海报，并取消场地申请，迫使同学停办活动。
这太荒唐了，「东吴没了我」这题目，究竟犯了什么天条呢？没了我，可以表示希腊哲学家教人如何忘我，也可以表示李敖已不在东吴教书了，东吴没了李敖（第一人称「我」）了，有什么值得钻牛角尖呢？东吴历史系主任张中训、中文系主任许清云、哲学系主任叶海烟三位的大脑和国文程度，竟如此低下么？更荒唐的是，他们三人，竟找到东吴校长刘源俊，最后四人联手干下这么压迫校园民主的一票，这难道就是近年来伪君子李远哲提倡校园民主的效应么？宪法明文保障人民有言论、讲学的自由，如今刘源俊、张中训、许清云、叶海烟四个大学教授，却如此倒行逆施的公然视宪法如无物，视诚信如无物，真是士林之耻！我除了要求立法院教育委员会调查此案外，特写此文，公告天下，使刘源俊、张中训、许清云、叶海烟四人永垂臭史、遗臭万年，这种货色的东吴师表，不这样揭发他们，行吗？(1999/12/23)
· 李登辉的婚外情（续完）
在纸包不住火的情况下，终于引起李登辉的土老婆曾文惠的起疑，她跑去找她的好朋友「宝贝姐」讨论，「宝贝姐和曾文惠同样是受日本教育成长的老辈台湾妇女，日本式的家庭文化陶染下的传统妇女普遍有一种观念，先生在外面的事情，只要不影响家庭生活的正常运作，应该尽量大事化小为宜。」不过，事情并没有缓下来，徐渊涛先生回忆：
但是，事情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般单纯，一九六五年，李登辉赴美国康乃尔大学深造，李登辉离台后的某日，曾文惠突然跑到舍下，求见我家父母，家父母见她神情憔悴，似乎事态严重，故而和她辟室密谈良久。当天，我并不清楚曾文惠为何事来家里，毕竟曾文惠当时经常来舍下，我们年纪还轻，怎会凑近去听他们讲些什么话。事后，我才得知，曾文惠和家父母谈到激动处，曾经洒泪当场，数度哽咽。原来，曾文惠不知从那边打听来的消息，说张女士竟然也跟去美国，目的何在？她怀疑张女士远涉重洋是去找李登辉。家父母见曾文惠越讲越难过，越讲越激动，只好一边安慰曾文惠，一边替她出主意。父亲身为李登辉的老师，基于长者的身分，他当然只有苦口婆心地一旁劝解，讲了许多安慰她的话。父亲建议曾文惠，既然妳认为这位张女士有可能是去找李登辉，妳何不也跟随李登辉去美国，照顾他起居，这样妳就可以放心了！妳是他太太，去陪他是名正言顺的事啊！
事后，据一位张女士情同莫逆的台北第三高女同学，后来也和张女士同一时期移民海外的长辈亲口告诉我，李登辉一到美国就住进张女士在美国的家里，确如曾文惠向我父母亲哭诉的，「那个女人居然跟到了美国」。李登辉去美国念书时，张女士竟「凑巧」也飞往美国，并住在康乃尔大学校区附近。当时，李登辉名义上自己租了宿舍，但是，实际上经常出入张女士住处内，几几乎等于把张女士的家当成自己家，形同一家人似的。终于引起曾文惠进一步疑心，等曾文惠深入追查，查出真相时，才会打翻醋坛子，并求助我父母亲，寻求解决方法。
原本根本不会为外人知悉的一桩「隐密」，要不是曾文惠这么一闹，哪会演变成「隐密」外泄的结局呢？
父亲的建议，泪眼婆娑的曾文惠深感认同，她便决定出发去美国和李登辉会面，在她的想法里，是去千里寻夫，试图维护濒临破碎的婚姻。毕竟当时孩子都尚在就学阶段，临走前，曾文惠不放心家里，特意央托宝贝姐和自己的妹妹，就近照料李宪文、李安娜，李安妮三兄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