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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他的头脑太笨，以前是跟钱穆的。我对他的品德评价很坏，他投靠国民党。

PlayBoy：品德以外呢，学问怎么样？

李敖：他的头的根本不能做思想工作。我举个例来说明，他最近发表了一篇有关陈寅格的诗的文章，提出什么“新解释”，就好像在陈寅格的诗里面发现有什么密码似的，其实是胡说八道。

余英时是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的世好，他的太太陈淑平是我的同班同学。他和国民党有着我所谓的“生殖器关系”。他的表现真的很差劲。有一次他在花莲开会，蒋经国要见他，因为台风路坏，不能开汽车，他便召来一部警用机车，骑着车尾赶去台北。台语也有所谓“君命召，不俟驾”，余英时却有这样的表现，做读书人竟然没身份如此，行吗？

香港的金耀基我看也最一样的货色，学问可能更差。他们是搞公共关系的，不是做思想工作的。

PlayBoy：你说自己“德比才高”，不认识你的人，会喜欢看你的文章，但认识和了解你的人，会喜欢你这个人和听你讲话。你可以为读者“夫子自道”一番吗？

李敖；我做人的座右铭就是十一个字——

用大丈夫的气象，去面对吧！

我是个勇悍的大丈夫。大丈夫不但是智之大者，也是仁之大者、勇之大者，大智使自己不胡涂不昏乱，清楚判断怎样做最好、怎样做最明智的决定与选择：大仁使目自己有一种宗教的、信徒的心怀 ---- 悲悯的、殉道的、有信心的、不求回报的、自我牺牲的、默然无语或慷慨陈词的——“诚于中而形于外”；大勇使自己以果决的、刚毅的、不婆婆妈妈的、不拖泥带水的、快刀斩乱麻的霹雳手段，去把大智大仁的结论，立刻实行。

当我被不如意事包围的时候，当我被小人冒犯，被敌人陷害、被女人扰乱的时候，我就用“大丈夫的气象”这一种高的境界来鼓舞自己、提醒自己，结果我的反应立即不落俗套，我表现出来的奇情、气魄和作风，立即令俗人意想不到。

中国伟大的特立独行者、大丈夫王安石有一首七绝诗——《梦》，很能为我写照：

知世如梦无所求，

无所求心普空寂。

还似梦中随梦境，

成就河沙梦功德。

我觉得自己做人已到了这种境界。用佛家的术语说，我是看破了红尘，再回到红尘；出世以后，再回到人世。

PlayBoy：你和一般的知识分子真的不同吗？

李敖：他们虚伪而软弱。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勇气、滑头，对很多畸形的社会现象，不敢批评，他们都是在集体逃避现实。他们也不敢在知识上起义——在知识上做陈胜、吴广。他们只喜欢在这个社会抛头露硕、做秀（Show），但是他们的专家之见及书生之见就好像从象牙塔里朝外面抛绣球一样。他们个人特殊的心得及见解，真少得可怜，只有一页稿纸的分量。可是这一页东西却可以供他们卖一辈子，参加一百次座谈会。

虽然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在专家的部分也许相当有成就，可是他们所走的大方向错误，这是很可怕的。中国历来的知识分子都是走“得君正道”——得到皇帝的赏识而后施展抱负——的路线。至于行道的结果是否误了天下的苍生，这些知识分子都不会考虑。

PlayBoy：你反对“为重书k卖4－7

李敖：萨特曾说：“小孩子 都快饿死了，文学还有什么意义？”认为做学问很重要，学问高于一切，这是一种病态。知识分子应该发挥学问积极的一面一一一经世治用。

看书是我写文章、表达思想的准备工作，我绝对不相信什么“为读书而读书”的。尤其是读古书，除非你能读得很活，能够驾驭它们，否则的话，充其量只是个老学究，什么都没有。

PlayBoy：女人呢？你似乎对女人很有成见。你在早期的文章，经常挖苦女人，近年来你又不断向“新女性”揶揄奚落，但你一生似乎离开不了女人，你共爱过多少女人。究竟女人的可爱的地方在哪里？可恶的地方又在哪里？你是否大男人主义者？而中国女性不成气候的表现，其实又是中国文化的产品，你可否撇开私人的成见和喜好，为她们指出解放的道路？

李敖：女人可爱的地方不在真、不在善、不在美。真正够水准的女人，她聪明、柔美，清秀、妩媚、努力、有深度、善解人意、体贴自己心爱的人。她的可爱，毫不属于“新女性”那种嚣张型，但她的好条件，也不比她们少，只是有些条件是隐性的、蜜蜜柔柔的、浅出谈人的，但空谷幽兰，不容易被发现而已。

和女人只谈情，不能说理。和女人不能谈思想，女人一有思想，很可能既不女人，也不思想。过去傅斯年的史语所，便不用女人，他说女人不能研究历史。

PlayBoy：也不一定吧，人类学家玛嘉烈·米德（Margaret Mead）、萨特的情人西蒙·地·波娃（Simone De Bouvoire），不都是思想很有见地吗？

李敖：她们是特例。我说的是一般女人，她们是通例。况且西蒙·地·波娃也有她的挫折感，她也有上限过不去。总之，女人适合在情上与男人交往，他们应该以情挂帅，最近在台湾发生的轰动社会大案，警政署署长的私人保侵温锦隆，身为警察，竟然当了强盗，事发之后，他畏罪自杀，与他一起殉情的便有他的亲密女友冯丽萍。电影《雌雄大盗》的菲丹娜惠（费丹娜薇），亦与华伦比提死于枪战中。冯丽萍、菲丹娜惠之死，反映出女性狂飙、浪漫、悲壮的高贵情操，她们往往肯为爱情而牺牲，这是女人的优点。反之，男人便不会这样做，温莎公爵也许是一个例外。

PlayBoy：我知你是个有恩必报，有仇也必报的人，因此你对胡茵梦的“大义灭亲”，似乎至今恨意仍未全消，一有机会就要讽刺她一下。但你又说过同女人不必言真，无谓责善，光谈美和情好了，你为什么不可以发挥骑士精神，放她一马？

李敖：胡茵梦是“新女性”的典型，虚伪而美丽。我是个情理分得很清楚的人，我便跟胡茵梦开玩笑，说我和她的关系是“此情不渝，据理力争，依法解决”，情理法兼备。在这方面，我的做法和西方人一样，罗渣华汀（罗杰华汀）写回忆录，他的旧老婆便告他，胡茵梦串同萧孟能整我，我也要告她。中国人便不会这样做，会说什么“一场夫妻嘛”，这方面洋鬼子比我们高得多了。

PlayBoy：那你为什么和胡茵梦结婚？

李敖：我和胡芮核结婚的时候是孟祥柯、高信疆证婚的，我说会和她结婚一年，胡茵梦却说要白头偕老。胡茵梦很迷信，她听信“妖僧”林云的教唆，坚持要在床上的四角钉上铜板，那样便可保证和我一生厮守了。我坚持原则，不肯那样做，她便说我不管她了。后看来发生了萧孟能案，胡茵梦又哭诉我不会和地离婚，她会成为“唐宝云第二”，我看到报，下午便给她 离婚证书和玫瑰花，使她成为“胡茵梦第一”。我们结婚前后不到三个月，我的预测比“星相学家”林云更准确。

PlayBoy：你还会喜欢女明星吗？

李敖：不敢领教了。

PlayBoy：为什么？

李敖：她们与常人不同，为别人而活，太重视公众的看法。

PlayBoy：你也是文化明星啊？

李敖：她们缺乏自省的能力。

PlayBoy：请谈谈你对性的看法。

李敖：我认为争取性的自由也是争取一般自由的一个好起点。我在文章上喜欢涉及“性自由”，我在《千秋评论）、《万岁评论》中也喜欢以裸女参战，消极的目的固然在打破禁忌，从“性自由＂人手；但在积极的目的上，却是佛门中的以“淫女＂诱人，引起趣味，然后“令人佛智”。我一直欣赏棵女，因为裸女是战斗中第一流的武器，幸亏不解风情的国民党不知道，你可别告诉他们。

PlayBoy：谈到国民党，你怎样分析台湾的当前形势和未来的政策出路？

李敖：国民党可以有效的统治台湾，直到自己灭亡为止。就好像希特勒在死前，柏林被围，兵临城下，还可以有效的统治一样，虽然对外不行了，对内还可以作威作福。

台湾未来的政治出路？台湾未来将被中共取得，国民党会消失，台独空忙一场。

layBoy：那你怎样看中国统治的问题？又应怎样统一？

李敖：中国当然会统一，但方式可不知道。

PlayBoy：中共会用武力统一中国吗？

李敖：不站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中共用武力的话，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太笨了。

PlayBoy：但中共为了达到统一目标，可能会与国民交易，联手对付台湾人民。

李敖：到时再没有什么所谓“台湾人民”，中国已经统一了。

PlayBoy：党外呢？台湾的党外有前途吗？党外人士之中，又有哪个可以脱颖而出，成为台湾未来民主运动以至政治的领袖？

李敖：党外没有前途。他们都是一群杂碎，不成气候，不足论也。我举个例来，最近康宁样便公开说他目标是做高玉树，而高玉树就是最后投降国民党混了个部长做的人。党外的人目标如此出息，前途可知也。

PlayBoy：那你还为什么要支持党外？

李敖：我在《千秋评论》第三十期有一篇《我为什么支持三八蛋？》我说党外人士“因为是政治人士，他们的品德，即不能高估，（对搞政治的人，不论哪一派，都要严予注意，不可轻信。）我们支持他们，支持的，不是他们本人，而是支持反对党政治，我们为反对一党独大、一党独裁而支持他们，他们也就在这一‘反对’大方向上的正确，而值得我们支持。除了这一大方向正确外，其实由政客对政客观点对比，他们与国民党殊少不同，在习性上，且尤其相近，他们的个性极少比国民党中拔尖的个人好，简单说来，他们只是在大方向上胜过国民党而已，其他方面，跟国民党是半斤八两。但话又说回来，要完成两党以至多党政治，支持王八蛋打龟儿子就在所难免，否则全是龟儿子独大、龟儿子独裁，绝不是办法，在龟儿子的暴政下，只有支持王八蛋来取得平衡。”正因为真相不过如此，我对“‘搞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无所谓失望，对党外人士无所谓失望，他们不懂“信义”不足怪、不懂许多应有的道道品质也不足怪，只要他们在大方向不迷失，就不必苛求。古话说“贤者识其大者，

不贤者识其小者”，我今下一歪解，该说“不贤者识其大者”，唯有对不贤者能识其大，其他他们的小把戏，也就不足道了。

PlayBoy：马科斯（马可仕）倒台后，对亚洲不少独裁国家内的民上运动都起了刺激作用，台湾党外也终于走上了街头，最近在龙山寺搞了个“五·一九绿色行动”．要求国民党取消军法戒严令，你对他们表现有什么新评价？

李敖：他们不够凶悍。人家南韩学生纪念光州事件六周年，搞的那种群众运动“如狼似虎”，跟我们这儿就不一样。一九四八年，我在北京看到东北流亡学生搞的“七五运动”，也搞得“如狼似虎”。

PlayBoy：你一再谈及“如狼似虎”，难道你主张群众运动走暴力路线吗？

李敖：群众运动里头，没有暴力的话，我认为不大够味！当然，群众运动也有非暴力的，例如甘地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可是，他不抵抗，并不示弱啊，他带领群众，不理会英国政府的禁令，进行抢盐，他并不软弱。他跟暴力划清界限，但并不原地不动。

搞群众运动，就难免与官方冲突，要冲突就有牺牲。我们只有作战而死，怎能求情而死！

避免跟官方冲突这个大前提，根本就是不通的。争取自由的过程，怎么可能还免受伤、流血，陈水扁的妻子在行动中受伤，我便一直没有去慰问，我跟水扁讲，我的理由主要是把这种牺牲，视为理所当然。当时我举了毛泽东作例子。毛泽东的老婆杨开慧被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健枪毙，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九岁， 弟弟毛泽民被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枪毙；大儿子毛岸英朝战时战死沙场。小儿受重大刺激，得了精神病；女儿则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不知所终。毛泽东这种头头级人自，牺牲都如此重大，那么别人“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如今，你陈水扁在国民党的暴政之下，勇敢的争取民主自由，有牺牲也不是意外的事。至于像康宁样那种人，整天搞什么“呷紧弄破碗”，以不牺牲、不坐牢为得计，这种人又怎能搞反对运动？这种人怎能争取民主自由？

（不过，李敖对“五·一九绿色行动”却一直都是支持的，还捐了十万台币。五月一七至十九日，李敖且被国民党情治人在家门软禁三天。）

PlayBoy：那么，你对最近党外人士与国民党沟通，有什么看法？

李敖：他们参加跟国民党沟通沟通，其实通通掉在阴沟里！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提出沟通，基本上就是一场骗局，让你上当。你不参加，尚可自幸；你一参加，必定倒霉。搞沟通把戏，本是国民党的老套。

PlayBoy：台湾的问题，其实并不单是国民党独裁的问题，我看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也是个问题。现在台湾已迈进消费性的社会，或日后资本主义社会，很多问题都和社会商品化有关，例如公害，你可有注意到这方面？

李敖：理论派常常喜欢把简单的问题说得很复杂，虽然说得也对，但我的感觉像是看到女人唇膏的广告，式样太多了，其实我看不出那么细分的必要。爱因斯坦说在生活上不用两种肥皂，我也一样，生活已经太复杂了，我的耳朵水平已经听不到那么高了。

PlayBoy：我知道你不喜欢共产主义了，但难道你也看不出资本主义也是百病丛生、日落西山吗？

李敖：我认为这样大的分类太粗糙了，已经没有意思。共产主义在目标上、理论上无懈可击，但在实行上、可行度上，却问题太多。蔡元培说有坐怀不乱情操，可以语共妻；有一介不取情操，可以语共产。“一介不取”是圣人境界。只有圣人才能自动自觉，共产党要凡人做圣人，谈何容易。

PlayBoy：目前，台湾人都得以温饱，生活水平比大陆人高，难道这不就是国民党的德政？至少台湾的经济成果是世界公认的，你总不能说国民党一无是处吧？

李敖：台湾政府的办法，就是叫人民做凡人好了，国民党尽是满足你做凡人的标准，但其他的可就没有了。因此，台湾的社会是赫胥黎笔下的“美丽的新世界”，而大陆用社会的则欧威尔的“一九八四”。

PlayBoy：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软刀子了。

李敖：是的，台湾有的是所谓“精致文化”。国民党对人民说，晚上电视好看。你们看电视好了。他们理论家可能说我肤浅。

PlayBoy：最近的华航事件，国共终于打破了三十多年来的隔阂，走在一起解决问题。这次国共交锋，谁胜谁负，你有你的看法吗？

李敖：王锡爵事件是对国民党的报应。他们就是把人看得太小了，他们不明白人活着不仅是为了面包，不明白王锡爵每个月收人二十万台币，为什么还要跑，就像过去国民党问过我：“你住大房了，坐CADILAC，老婆又是台湾第一美人，为什么还要斗国民党？”他们就是不明白。

PlayBoy：香港有“评论家”说王锡爵是中共特务，是双重间谍呢？

李敖：他们真是胡说八道！

PlayBoy：请谈谈香港前途问题。你在《香港的机会，中国的机会》一文里，主张把香港变作中国的民主试验的特区，与香港部分民主人士不谋而合。

李敖：如果中共不民主，九七年以后，香港的民主会退化。

layBoyx：台湾的呢？

李敖：台湾的不会退化，因为台湾根本没有民主。事实上，中共得到台湾后，大陆有些民主自由，台湾赶不上。例如罢工、游行、抗议、搞学潮的自由、台湾便没有，大陆则有部分。此外，中共党内的民主和内部批评，都比国民党强。

PlayBoy：中共取得台湾后，你可没有言论自由。

李敖：写作不可以了。

PlayBoy：你还会写文章批评共产党吗？

李敖；不会了，我已去了美国，他们会放我。

PlayBoy：谈了那么多政治，还是谈回你个人，“未来的李敖”有什么大计？

李敖：我的余生不出写大书的范围，我要完成《中国思想史》《北京法源寺》等世界名著写作。

PlayBoy：很多人都对李敖能独斗国民党而又那么从容不迫感到出奇。听说你经济上很有办法，可以道出个中因由吗？

李敖：我很会赚钱，我不是书呆子。《千秋评论》被查禁前，可卖万多本，我每个月卖书便可赚钱，本来我也可以每个月赚二十万，收人和王锡爵差不多。你看，骂国民党的生计也不错啊！

PlayBoy：国民党的查禁政策对你打击得很大啊！

李敖：台湾的警察、特务和线民，比老百姓还要多，因此国民党抓人，常常连自己的人也抓到了。

PlayBoy：那你用什么办法避过他们？

李敖：我长期和国民党打游击战？

PlayBoy：你虽然独斗国民党，但得道多助，一定有不少人从旁帮助你，不然你不也不会那么神通广大．如果方便的话．可以透露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吗？

李敖：我有一个班子，他们是小鬼、敢死队。我们组织了一个地下发行网，对抗国民党特警的查禁。你现在看到的《千秋）、《万岁），由排字、完稿、晒片、印刷、装订、到发行，每个阶段都会被国民党突击，强行抢去，因此十本书出来，便有五本“阵亡”。

PlayBoy：你现在是独居吗？你一天的生活怎样过？

李敖：我的生活很简单，每天都是写作，休息的时候便看录影带，都是进口的。

PlayBoy：你的家那么大，却整齐清洁得很，谁替你做家务？

李敖；我自己做啊！我每天都花上一个小时做抹地板、打扫之类的工作。

PlayBoy：你曾经公开宣布过“隐而不退，谢绝一切应酬，全心全力作文字战斗”。但我来台两次，多次打电话都找你不到，显然是你到外面去活动。你在《千秋评沦）中发表的日记，也说明你的社交活动十分活跃，你是否放弃了过往的宣言？

李敖：我的退隐做得不够彻底，因为很多事都一定要我出来才能解决问题。我要亲自督军，措挥我的部队和国民党作战。

PlayBoy：在狱中，你吃了不少苦头，听说他们迫你吃粪，是真的吗？

李敖：没有。他们只是威胁要把粪给我吃而已。

PlayBoy：他们又说你有不少普通犯人得不到的优待，例如你的牢狱是很洁净的房问，可以有书架，你是怎办得到的？如果你看到电影《巴比龙》、《恶魔岛》，你该知道你的牢狱生活是多么的“优裕”。

李敖：洁净是说不上的，只是我用纸张把墙糊了，较为明亮一点。至于书架，则是我自己做的。《巴比龙》的囚犯逃狱，因此要吃苦头，他不犯规，待遇便比李敖好。

PlayBoy：你对目下台湾青年一代有什么看法和寄望？

李敖：希望他们不要太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人活着不要只为了面包，还要做一些理想的事情。他门当中也有些是有理想的，只是做不到独立，经济条件固然不许可，家庭关系也是一种负累。他们有些头脑很清醒，比我还好。

PlayBoy：最后，请你说说余下一生最大的愿望？

李敖：做 PlayBoy 。

PlayBoy：你现在不就是 PlayBoy 了吗？

李敖：（大笑）不行，太老了，跟 Hefner 一样，我们都太老了。

一九八六年十月号香港 PlayBoy 中文版，

有几处笔误，已代为更正，并函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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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在线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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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来世，我希望我是李敖第二

作者: 李敖 杨澜 (09/01/1999)　

谈起李敖，无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奇人，他一生口诛笔伐、特立独行，坐过六年的牢，打过几十场的官司，一共有九十六本书被禁，创下了历史记录。但是同时他又是千万人心目中的偶像，不久之前他举办“李敖祸台五十周年”的演讲会，原先只能容纳三千人的礼堂居然挤进了六千多人，这位被称为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批评家的李敖今年已经六十四岁了，当我们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他究竟是面目慈祥呢？还是一脸杀气。

李敖：你好。

杨澜：李先生，你好。我发现你特别喜欢用红颜色。

李敖：这是跟年纪大了有关系，喜欢鲜艳的颜色。

杨澜：你是不是这辈子经常在与人相斗，所以有一种红色的气焰。

李敖：也不一定，有时候心里面会灰色的。

杨澜：你觉得在自己的家族当中你这种有仇必报的性格跟你家族中谁会更相象呢？

李敖：跟我祖父很像。我祖父是清朝末年从山东到关东，打关东到东北的，所以他不认识字，可也活了八十岁了，他是非常强悍的一个人，我觉得我的性格跟他非常像。　　

杨澜：做过响马吗？

李敖：都做过，也做过响马，也打过响马。他是一个非常凶悍的人。

杨澜：你前不久举办“李敖祸台五十周年”的演讲会，并且说这会是你最后一次公开的演讲，是不是你觉得这一辈子已经斗争得差不多了，应该偃旗息鼓好好过一点退休的生活了？

李敖：那也不是，我是说如果再过五十年我可能再办一场演讲会，我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台湾对我太小了我最大的苦恼我觉得太小了。台湾，中国的一个省，太小了。

杨澜：那为什么叫“祸台”呢？

李敖：那是谦虚的说法，事实上我是造福台湾，可是为了反面的说法所以用祸害台湾，“祸台五十年”。

杨澜：不过现在像这种“台独”的论调不是也把台湾折腾得挺厉害吗？你不觉得你现在应该站出来讲一些话吗？

李敖：事实上我说的话都说完了，我写了六本书批评蒋介石，还跟汪荣祖教授合写了一本《蒋介石评传》，写了两本书批评蒋经国，写了两本书批李登辉，写了两本书批国民党，还写了一本书批民进党。所以这些杂碎的其实都被我…

杨澜：已经都反过了。

李敖：反复都讲过了。

杨澜：不过我觉得历史好像有点开玩笑，因为你第一次被捕入狱的时候，当时给您安全的一个“帽子”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你要“台独”，因为那个时候所谓党外只要反国民党，大家都在一起，当然现在这个队伍全都分化了。

李敖：国民党过去对任何异己分子就是“共匪”共产党，可那时候我们年纪比较轻，帽子就改扣成“台独”，就改成这样子。

杨澜：你现在觉得可笑吗？

李敖：当然可笑，历史上有很多的反讽，一定有这种现象，会有的。

杨澜：你写了差不多有一千五百万字的文章。

李敖：现在加上我后面的那些已经到了三千万字了。

杨澜：三千万字的文章，但是您为什么说你的“立德”比“立言”更为杰出呢？

李敖：因为台湾太小了，我们中国老的说法是“立德、立功、立言”。台湾，实在没有功，所以可能就是“立言”…我比别人“立”的“言”都多，我觉得“立言”真不是我的本领，我觉得我是“立德”，我觉得我真正在台湾做了一个走过从前，始终如一的一个人。我一个个体户，一个单干户，公开站出来跟国民党干，虽然坐牢，虽然受刑，可是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杨澜：你一生当中有没有自我怀疑的时候呢？

李敖：有过，当我被国民党刑囚的时候我曾经怀疑过，有一次，他们叫“斩指”，就是把我几个原子笔放在我的左手，然后他们抓住我的右手放在我左手上面，然后从外面掐我的右手，这个当然很疼了，“斩指”你看《儒林外史》的故事，那个女孩子吃不消。那种“斩指”是很疼的。当时他们放开我的手以后还跟我开玩笑，戏虐性地开玩笑，说是“李先生你不要怪我们，不是我们使你疼，是你的右手使你左手疼。”我也开玩笑，疼得要死还开玩笑，我说“我也不怪我右手”，他们说“那你怪什么？”我说“我怪原子笔”。你懂我的意思吧，可事实上那个时候，我怪我自己。

杨澜：那时候你才三十六岁吧？

李敖：确实是，三十五岁，那时候我会有一点点难过，就是说为什么你闯了祸要受这个皮肉之苦，因为你的肉体背叛了你的精神，你精神还是很稳定的，可是你的肉体开始痛苦，所以我知道，我们人的成长不是说一开始就很英雄豪杰的，你看圣女贞德，圣女贞德是在里面写了悔过书的，后来她才自己成功了。我也经过那个动摇的过程。

杨澜：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

李敖：可是我们熬过来了，应该这样说。

杨澜：我看您的回忆录，有一个细节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在牢房里，因为看不到太阳，所以只有每天中午很短的时间有一条缝的太阳进来，所以你就先晒这条胳膊，再晒这条胳膊，再把脑袋伸进去晒一晒。

李敖：像豆腐干一样，一块一块的。

杨澜：那六年的牢狱生活你觉得对你后来的性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使你觉得更加疾恶如仇吗？觉得这份仇一定要报回来。

李敖：应该是更强的，一般人坐牢两立，一半人坐牢把自己坐垮了，坐孬了，坐忪了，像柏杨就是这一类的，另外一类就是像我们这种人，越坐越凶，我们应该是属于这一类的。

杨澜：我发现你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你看你的…

李敖：应该四个字描写我，胆大心细。

杨澜：心细，又夸了自己。

杨澜：你斗的过程当中让你最得意的是哪一场呢？

李敖：我觉得只要跟国民党斗争很多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好比说我是在台湾第一个李登辉一接班的时候我就讲他是有问题的，大家说“怎么可能呢”，李登辉是台湾人，李登辉是教授，李登辉是基督教徒，李登辉是好人，为什么他有问题？我说你们都忘了，他是蒋介石、蒋经国精挑细选选出来的接班人，所以他有问题。”所以我很快就证明了，李登辉是共产党的叛徒，记不记得。

杨澜：这是你最先说出来的。

李敖：全世界我是最早发现这个证据的，讲出来的。现在证实了，他是叛徒。

（李敖演讲：这五十年之间，前半部分是大有为政府不让我离开，后半部分是我自己太老了，我不肯离开。）

杨澜：你觉得在你这种斗争当中有爱吗？

李敖：这是一种“大爱”的表现，所以就像清朝的彭玉麟讲的话，“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这里面，虽然他表现出来的是金刚怒目，可是他骨子里面是菩萨低眉，因为菩萨低眉才能表现出来金刚怒目，他的动力还是对人间大爱，可是手段是霹雳手段，是这样的。

李敖：你注意那种人，有仇不报的人就是忘恩负义。这种人，因为他感情太浅了，有仇都不报的人有恩就会忘，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有仇报仇，有恩报恩。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总有人把李敖与鲁迅相提并论，李敖却说“我和鲁迅不同，我是笑面虎”，

杨澜：像你这儿有一块几年牌，是当年义助慰安妇的时候，这是九七年还是九八年的事情。

李敖：就是前年的事情。

杨澜：九七年时候的事情，当时这个经过是什么样能不能够为我们谈一下？

李敖：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大家以为我喜欢报仇，事实上以为是我跟个人之间的仇恨，这样描写我是不完整的，我也讲到国家的这种深仇大恨。慰安妇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日本人，日本鬼子在二次大战期间用强迫的方法，包括骗，把台湾的女孩子、韩国的女孩子菲律宾的女孩子，中国大陆的女孩子强迫做军中的性奴隶，一天要接日本兵…接客，六十个，有六十个的记录。所以惨得不得了。这批人…后来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日本赖帐就不算了。现在日本要进联合国安理会，做会员国，联合国就查出来说你们过去有一些事情做坏事，屁股没有擦干净。

杨澜：到现在其实它都没有跟中国人正式道歉。

李敖：都没有，所以它现在就变成这么一个状态，日本人想个方法怎么办呢？他们搞了一个民间团体，凑了好多钱，然后跟全世界的慰安妇就说，台湾这部分的就是说，每个人给台币五十万，相当于不到两万美金，然后日本政府没关系，这是民间团体给你的钱，你签字等于就和解了。所以这时候台湾很多慰安妇还有五十几个人，她们就想要这个钱，因为这个钱对她们来讲是天文数字，这些老太太们有的根本没来过台北，住在乡下里面，一辈子被毁掉了，所以有的人生活很苦，老、病…都很惨。台湾有一个团体叫妇援会，妇女援助的基金会，王清峰律师他们主持的，他们就关心这些人，就劝她们说“这个钱不能要啊，日本人当年蹂躏你们，今天你们要这个钱，为了国家的尊严，为了民族大义，为了个人的立场，都不能要这个钱。”后来这件事情被我知道了，我说“你引起这些老太太们天天交战，她又想要钱，又觉得不想要，这个是不合乎人情的。”什么方法合乎人情呢？我说“我们找来五十万台币，每人给她们，就不要日本人的钱了。”用这个方法，李敖这个主意怎么来的呢？我是看到过去北洋时代，当时贿选总统叫曹锟，曹锟贿选，贿赂议员，当时我们东北的张大帅，张学良的爸爸，他反对贿选。他怎么反对呢？就是“他叫你贿选给你多少钱，我同样给你多少钱，你不要选他。”你懂我意思吧，“我给了你钱，你又做了道德的事情，可是你不要选他。”结果我就用了这个观念，就是“我给你五十万，你不要日本的钱。”

杨澜：按中国一句古话就是说晓之以理，还要动之以利。

李敖：不要日本人这个钱，可是我们怎么来搞这个钱呢？如果要别人捐钱又是不近人情。“你要我们捐钱，你去做好事，”，所以，我就自己牺牲，我把我收藏的艺术品全部拿出来，举办一个大的义卖活动，艺术品的定价可高可低，所以很多我们就卖掉了。马英九来帮忙主持的，我们卖了三千三百万。结果每个慰安妇都拿到五十万。所以日本人的钱我们就不要。

（李敖演讲：什么叫颠倒，颠倒有很多种，有黑白颠倒，有阴阳颠倒，有是非颠倒。民进党文宣部主任做的事情就是“是非颠倒”。）

杨澜：有很多人把你跟鲁迅相提并论，说你们“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这种犀利和文笔的毫不容情，非常地想象。你怎么样评价他呢？

李敖：我认为这样的类比是不太正确的，第一个，我从来不太“横眉冷对”其实我是笑嘻嘻的，我可能是个“笑面虎”。

杨澜：如果你不是这种“笑面虎”的性格，就是说没有顽童的性格在里面，我觉得你现在的身体包括精神的状况会有像现在这么好吗？可能早气死了。

李敖：那我早得了胃癌了，怄气怄死了，就因为我有这种开玩笑的性格，所以我也变得很快乐，没有这方面的病。

杨澜：无论是你白天经过怎么样激烈的…笔战也好，官司也好，你晚上也还是能够倒头就睡吗？

李敖：当然…我白天也很快乐，好比说我打官司打败了以后，法院寄判决书来，我打败了这个官司，我第一个反应不是生气，第一个反应赶紧坐下来整这个法官，你懂我的意思吗？不要花一分钟时间去生气，不要花一分钟的时间立刻展开报复。

杨澜：那别人觉得你打了这么多场官司，你的成功率应该有多少呢？我们大家都觉得你好像经常赢官司。

李敖：其实很低，不要搞错了，我打了三十年官司，以后我是一个有名的诉棍，其实打官司的失败率很高，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国民党当时的秘书长许水德，现在是国民党伪政府的考试院院长，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法院是我们国民党开的。”你想，他开的法院你怎么会赢呢？可是你会赢一段，哪一段呢，过程。

杨澜：跟你打交道得留点神，什么都留着。

李敖：是…黑资料都留着。最有趣的是我当年被抓的时候，台湾的警卫总部派了二十多个人来搜我的家，结果他们无从下手。

杨澜：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搜。

李敖：不晓得怎么下手，这怎么搜…

杨澜：如果现在不是你的话，谁还能够知道这些书是怎么摆的吗？

李敖：恐怕很难了。

杨澜：你为什么要选择写《戊戌变法》呢？因为我…应该是据我所知这是你写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了吧。

李敖：没有错，我觉得那个里面最好的背景就是说它代表一个性格，在危险跟逃亡之间他选择了危险。

杨澜：你是说谭嗣同。

李敖：谭嗣同。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内心的挣扎，他为什么要选择那条路。人都这样的，经过内心的挣扎的，经过天人交战的。人一开始不是很勇敢的，一开始不是很正确的，可是，慢慢经过选择、经过错误，最后成功了。我觉得这个，代表他一个人成长过程里面最精采的一部分，所以我把它发挥起来了。

杨澜：前几年当全美的…全美华人协会授予你一个成就奖是，你在感谢信里面好像也写了这样一段，就是说当一个国家面临为难的时候是选择走选择…

李敖：留。

杨澜：对，去留，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如果你在当年戊戌变法的时候你觉得你会选择跟谭嗣同一样的还是…

李敖：我会同梁启超，我会走的。

杨澜：你说，把死的…容易的交给别人，把难的交给我是吗？

李敖：因为梁启超最后走了以后他用《新民晚报》发挥那么大的力量，最后把坏政府推翻，他不要做烈士，他要做个成功的人，做成功的人比做烈士应该更正确。

（李敖演讲：有人会问我，说你李敖你不承认中华民国，你住在哪里？我说我住在中国，所以我的意思，我们要用健康的方法来看这个问题，不要那样子痛苦，痛苦使台湾变得很大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因为自大狂而带给我们的不了解现实的情况，我们是很痛苦的。）

杨澜：前几年你有一次曾经说，你说现在当代中国写白话文的第一名是李敖，第二名、第三名还是李敖。那个只是一时情绪的宣泄吗？你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李敖：我有一点要修整的，当时我说是五十年和五百年内，现在可能要讲一千年内。我当时这样说法是…

杨澜：那句话就是说“你们捧我，我很难过”，是吧？“因为你们还捧得不够。”所以你要自己捧。

李敖：因为当时…这就是我的文章表达方法，一般人说“我的文章最好，我的文章…千古独步”，可是我不是这样表达的，我是说“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我就这么推了一次“李敖”、“李敖”、“李敖”。所以看了以后你会很气，不服气，“你乱讲”，或者你觉得“你吹牛”，可是那些巨资你放不掉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这就是我。我觉得我在处理中文的能力，根据我写的这三千万字作为一个章本，我觉得我比鲁迅他们高明太多了。

杨澜：人家有字典、词典，你现在要编个句典，你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李敖：因为过去，大家有一个错误的思想，以为中文很难学，这是错误。其实中文现在跟电脑结合以后，中文很好学，第一个，中文的文法是全世界最简单的文法，可以直接把形容词当动词来用的，比如说“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红”跟“绿”是形容词，“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个“白”字，“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个“绿”字，中文的文法是全世界最简单的。还有方块字，方块字认为是很难的，可是当方块字跟电脑结合的时候方块字很容易了。所以我认为，中文需要给它重新定位，可是定位的话不要被这些洋鬼子、比尔盖茨他们来给我们定位，因为他们定位成功以后一个烂的中文出现了。我们现在看的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那些是烂的中文，怪怪的，念起来怪怪的，什么原因呢？因为它是外国的传教士翻译的，可是你无法消灭它了，什么原因呢？因为它已经有几千万本流传了。

杨澜：先入为主了。

李敖：所以我很怕烂的中文，被洋鬼子们确定，所以我才要抢救中文，所以才要编一部《李敖中文大句典》。有八百万字，由我来确定最好的中文是什么。

杨澜：那其中有多少句子是李敖的呢？

李敖：应该…绝大部分的好句子都是我的，有些烂句子，作为反面教材的那是别人的。

杨澜：你是怎么看书和搜集资料的？

李敖：我看书的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要先有一个脑，这个脑就是“末代人脑的，人家是“末代皇帝”，我是“末代人脑”，这个脑是胜过电脑的。

杨澜：什么叫“末代人脑”？

李敖：我这人脑是胜过电脑的，一般人…等我死了以后就都被电脑统治了，我认为最后一个人脑就在我作设定的时候，题目先设定好。好比说，一般人的设定根据图书馆的分类，好比说我们看到宗教类、天主教类，然后就没有了，我还会继续分类，天主教里面好比说，神甫同性恋这算一类，修女还俗这算一类，好比说中国的天主教情况算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