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我只看过几本书的第一章就不看了。有一次金庸到我家来，

　　李敖：我只看过几本书的第一章就不看了。有一次金庸到我家来，

说你怎么不看我的书，我说武侠小说下流。不是说它脏，而是不入流。

虽然它的故事性很强，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而我讲，你满口都是侠

气，本人弄不好是个小气鬼，说的和做的完全就是两极。所以我认为

批评金庸是正确的，只是批评的切入点好不好（的问题），我觉得武

侠小说不能代表文学，也不能代表思想。北京（有人）好像请他开什

么学术会议，我觉得学术何辜？上帝保佑学术！简直是胡闹。 　　

记者：王朔和金庸开战以后，我们发现拥金庸派和拥王派的比例

竟达到9∶1，你怎么看公众的这种评价？ 　　

李敖：当然是悲哀。挪威文学家易卜生曾说：多数人是错的，少

数人是对的。比例不对，我认为还是（因为）大家的文化水平不高。 　　

记者：现在大陆王朔等人的作品你是否读过？ 　　

李敖：我不太看。不太看的原因有两点：一，台湾管制得很厉害，

我没有机会看到。后来看到一些。二，我有一些就算是成见吧，大陆

的理科、科学方面的东西是很了不起的，突飞猛进，连台湾所谓的中

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都赞美不绝。可我觉得大陆在文科方面除了考古

和对古典的诠释以外，情况都不好。“文革”以后，有所谓“伤痕文

学”出现，我觉得邓小平的八个字评语很有趣：哭哭啼啼，没有出息。

我是个很凶悍的人，所以对伤痕我个人没有感觉。 　　

记者：中国现在文学上没有大家？ 　　

李敖：是。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参与诺贝尔文学奖角逐的原因。台

湾不足论，大陆这么多年的文学发展吃了亏，不是怪哪个人不努力的

问题，而是大气候影响了个人。 　　

记者：你怎么看网络文学的兴起，比如台湾痞子蔡的《第一次的

亲密接触》？ 　　

李敖：（网络）这种东西是一种很好的传播工具。它是突破言论

自由的很好的工具。言论自由（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对你讲的话要

负责任，可是网站使人变得不负责任。小时候我在参军时看到厕所，

大便时人们在墙上画图、写字，我把它叫厕所文学。现在我看到电脑

网站这个东西就像厕所文学，只不过是字写在电脑里。 　　

记者：对文学本身会有什么影响？ 　　

李敖：它基本上接近顺口溜或侃大山的这种调调。不是什么好格

调的、负责任的，只是发泄一些浅层的情绪。表达方法太浅了。　　

记者：大陆这几年像王朔小说、崔健摇滚、张艺谋电影等，算是

一种风景，你是否听过或看过他们的作品？ 　　

李敖：我告诉你我个人的看法：我的头脑极好，我不需要完整地

了解一些东西，我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我常常开玩笑：一个臭鸡蛋，

你不需要全部吃掉，就知道它是臭的。一闻就知道。在这方面我是很

自负的一个人，我觉得我的判断力是很好的。现在文艺工作者他最大

的苦恼就是又要考虑市场，又要考虑国际的压力，又要考虑政治尺度，

又要考虑自己的存在。考虑太多了，有时候他们未免会迁就。 　　

记者：有人觉得他们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叛逆？ 　　

李敖：我认为传统文化叛逆的东西并不多，因为环境不允许你叛

逆。像李卓吾（他们）后来都不得好死。你要有硬骨头，你要付出多

少代价。（第一），你要有点小钱，藏起来饿不死你，不看人家脸色，

不吃人家饭；第二，你能忍耐得住寂寞。以台湾（的情况）我告诉你，

跟住牛棚有什么不同呢？我在台湾办杂志，办书店，被蒋介石查封，

14年监禁，（当时）在台湾整个地区没有李敖的名字出现，提都不敢

提，虽然我的照片和名字都登在《纽约时报》，我的事件登在《时代》

杂志。第三，（个人）没有力量跟环境来抗衡。 　　

记者：在你眼里，现在的年轻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 　　

李敖：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现在人追求的，

不像我们那会儿谈理想主义，谈救国救民，谈牺牲我们这一代为了下

一代。现在年轻人比较务实，他们没有那么大的雄心壮志，也没有那

么大的抱负，只看眼前，只管今夜。今天台湾大陆都有这么一批怪物

出现。 　　

记者：这是为什么呢？ 　　

李敖：这很正常，（总）搞革命不行，大家吃不消；牺牲我（个

人）是为了别人也不近情理。所以大家这样做也不能算错。 　　

记者：历史和传统他们都不是太关心。 　　

李敖：他们太在意明白而立即的利益，眼前的利益，而不太想得

那么远。很多东西争不到一时，也争不到千秋了。很多东西被丢到历

史的垃圾堆里了。 　　

记者：新千年来了，一般对年轻人总有一些寄语，你想说点什么？ 　　

李敖：我认为年轻人追求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存在、自己的未来

是合理的，可是（在）现在所谓“经济挂帅”的情况下，（在）世界

WTO压力之下，个人的力量，个人的光芒都被消灭了。我认为人还要尽

其所能，个人的一些光芒要发射出来，当然这是很难的。我是个最好

的样本，我李敖在这个鬼岛上50年来和他们斗来斗去，被养在“牛棚”

一样，但始终不屈服。这里有技巧，不是蛮干的。口袋里（要）存点

钱，不是蛮干的。所以我说我是样本，大家可以考虑，为什么李敖这

种人（虽）不敢说出人头地，（却）可以说扬眉吐气了？是怎么形成

的？也许在成千上万人里面（就）冒出这么一个，可以代表人类的一

些光芒。 　　

记者：你认为李敖后无来者？ 　　

李敖：你要问我真话，我有这种感觉。后无来者，因为做李敖太

难了，难度很高。 　　

记者：过去的1999年里，大陆留学生回国创业掀起了一个高潮，

人数再创新高。大概在六七十年代，台湾学生到美国留学也是个很时

髦的事情。80年代以后，很多台湾留学生都愿意回台湾工作。你能结

合台湾的情况评价一下吗？ 　　

李敖：这是很正常的。他们当时跑到外国去，是为了有更好的机

会，更好的发展。当他们发现大陆或者台湾有更好的发展时，自然会

回来。这些人大部分是很优秀的，他们觉得自己能够将来发展出来，

可是在洋人的地区也不是那么好混的。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我的一个

同学叫李远哲，他得诺贝尔奖以后，学校停车场特别给他画出一个车

位，表示优待他。他停车时被警察干涉，说你是什么人可以在这里停

车？他都被歧视。在外国吃这碗饭不是好吃的。（当时）我常常奚落

他们，我觉得他们到外国去的人，你们能在台湾念大学，你们晓得你

们害了多少人不能在台湾上大学？你们跑了，跑到外国去了。你们有

没有回馈给我们？有没有捐点钱？有没有在海外关心我们？关心有个

屁用。我骂过这些人。 　　

记者：有人说你一生之中除了女人，最多的就是官司。你似乎是

这两方面的受益者。 　　

李敖：先讲女人。我和女人的关系都是很悲惨的。我们成长的过

程里，大学女生少，我们又穷，不信教，又不能去教堂，和女人根本

没什么机会。后来坐牢那么长时间，我35岁坐牢。在我（坐牢）最后

一年，国民党派了一个老师，吴俊才，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宣传部长，

到牢里看我，和我聊天说，我出狱以后，大家是不是还这样斗？然后

他说，国民党也很可怜，你李敖也要体谅我们，不要再恨国民党了。

我用日本话和他讲：我上头不恨国民党，但我下头恨。我这么年轻坐

牢你不是整我吗。那么长一段时间跟女人都没有关系。我跟女人的关

系并不像外面所说。

至于打官司，国民党一位秘书长公开说，法院是国民党开的。

（我）不过是好打（官司）而已，在过程里和他们开玩笑，结果常常

是失败者。我认为可能是高估了我这方面的威名。 　　

记者：你的童年是在大陆度过的，你还记得大陆是个什么样子吗？ 　　

李敖：我记得我是在北京的新鲜胡同小学度过的，现在北京还有

吗？对大陆的回忆是很古典的，像天桥的把式、城墙。现在北京只剩

下了城门楼子了。我上景山的时候，后面有棵树，明朝的（崇祯）皇

帝（吊死在那里）。现在这棵树是假的。（我）对北京还充满老式的

回忆。 　　

记者：现在香港澳门都回归祖国了，海峡两岸交流越来越方便，

你是不是有一天能回到出生的地方来看一看？ 　　

李敖：不会的。我现在不会了。古人讲，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

我母亲回到北京内务部街的那个老宅，过去我们10口人住在老宅里，

我母亲回去后发现里面住了10户人家，变成大杂院了。我母亲一去就

哭了。重温旧梦其实是一个错误。过去的就把它存在心里算了。　　

记者：人生百年，你想过将来的人会怎样评价你？你有没有想过

写遗嘱或墓志铭？ 　　

李敖：我如果死无葬身之地，哪来的墓志铭呀。我已经把我（将

来）的死尸捐给了台湾大学医学院。我死了以后，眼睛也挖出来，如

果能给别人用的，都移植给别人。如果不能用就作标本。最后剩下骨

头，就吊在台大医学院的骨科。你恨我入骨的话，你可以来看看。所

以我死无葬身之地，没有墓志铭。 　　

记者：是新千年了。西方有些人提出“中国威胁论”，也有人说

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你怎样看待这些说法？ 　　

李敖：我认为21世纪中国人抬头是没问题的。我们自己也表示了

不称霸，可是变成个强国应该是没问题的。中国地大物不博，我们以

为地大物博是错误的，实际上中国的整个物产赶不上美国的一个加州。

其实我们也蛮可怜的。现在发现水也不够喝了，祖国缺乏水源。所以

还是需要我们努力。基本面是好的，大气候是好的。政府和人民之间

的关系要重新来调整，前一段我写了篇文章在香港也谈到这一点：政

治领袖、政治家的眼光和人民的不一样。

举个例子：美国林肯时代的国务卿叫施华德，当时发生一件事情，

俄国皇帝没有钱了，想把阿拉斯加卖出来，一亩地7分美金。阿拉斯加

很大，当时需要720万美金，也是大钱，国务卿就把它买下来了。当时

美国人都骂他，说你干这蠢事干什么，买那个冰天雪地干什么。他说

我们的子孙也许未来有这块地会得到一些好处。什么好处他也搞不清

楚。后来发现，20世纪美国和苏联（要是发生）核战争，如果阿拉斯

加在苏联手里那可不得了，他打美国根本不需要长程飞弹，短程就可

以了。

他（施华德）有眼光，但群众不了解他。我觉得中国也是一样，

政治家的眼光应该让人民清楚地知道，免得大家有误会。一胎化就是

个例子，（如果）我是个小夫妻，我怎么愿意一胎化呢？我希望生儿

育女，两男两女，多子多孙。但这样搞下去，我们的进步就去掉了。

所以政府应该让群众清楚地了解困难，党中央也好，国家领导人也好，

应该在这方面要努力。 　　

记者：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李敖：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府说喜欢你们骂我的。台湾就这样，他

们查禁我的书，书被禁了96本，办的杂志被查封了多少种。我跟他们

干，坐牢就坐了两次。最后现在好了，他们输了，我赢了。他们对我

更友好了，再也不敢惹我了。他们的《出版法》都取消了。他们认了，

干不过我就算了。现在我还出来玩台湾的选举，把他们骂死，整天骂

他们。他们现在还和我捣蛋，我的电视节目前两天他们就是给你播不

出来，闹了一个星期。 　　

记者：你现在的发言还有弄不出来的？ 　　

李敖：他就是约束你，他的报纸不登你，他的电视台不报道你，

使你的力量不能够完整地扩散出来，等于你白费了半天劲。 　　

记者：看起来你总是非常年轻（李敖插话：可是你们有了“伟哥”

以后会更年轻），你对《中国青年报》的读者有什么希望？ 　　

李敖：第一要了解，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有很多委屈，受到很

多不公平。哭哭啼啼没出息，你生气呕气也没出息。真正的强者需要

埋头苦干。曾国藩有一副对联：“世事多因忙里错，好人半是苦中来。”

我认为苦干还是很重要的。苦干等待机会也是很重要的。机会是留给

那些苦干的人，苦干的人他有可能得到机会。大家要充实自己等待机

会，保持传统理想，当然也要务实，否则就要饿死了。 　　

记者：北京刚下了场一指深的大雪，路上堵车，差点耽误了电话

采访你的时间。这些年你去玉山看过雪吗？ 　　

李敖：我没有去。我已经50多年没看到过雪了。雪是在我的电影

里，在梦里。雪已经看不到了。台湾偶尔有雪，但我懒得去看。我跟

着挤车去看犯不上。我是哪儿都不去，也不游山，也不玩水，也不离

开鬼岛，哪儿都不去。除了浪费时间，有什么好的？看看照片就行了，

跑那么远干吗。

（据录音整理，未经被访者审阅，访谈内容有删剪。访谈时间：

2000年1月11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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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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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笑侃诺贝尔奖

李：李敖记：记者宋元

记：李先生，上个月你以长篇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成为我国台湾地区第一位获该奖提名的作家，现在心情如何？

李：出了小小一点恶气！（笑）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当今够资格的不止我一个，但放眼台湾，就我一个。我是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台湾当局查禁我的书，台湾文建会甚至不承认我是作家，我现在获得提名，对他们是个绝大的讽刺。我角逐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为了考验考验评委会，颁奖颁了100年了，还分不了一个给中国，太荒谬了。

记：你向来以愤世骂世著称，在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你有没有胆量骂骂诺贝尔奖？

李：我的心怀是救世的，但在方法上，却往往出自于愤世骂世，这是才气与性格使然，所以我当然敢骂诺贝尔奖！在历史上，诺贝尔奖的颁发经常不公正，托尔斯泰没有当选是遗憾，毫无资格的赛珍珠当选是错选；这倒还算了，最让我气不过的是评委会把和平奖颁发给罗斯福。在我眼里，罗斯福是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而且，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历来不给中国人文学奖，不承认语言隔阂的原因，只认定我们没有世界级的作品，这是有偏见的。文学奖强调的是作品中的理想主义成分，还有作者有没有和权势作斗争，这两点我都做得非常好，也可以说最好。

记：一旦真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你李先生特立独行的性格，是否会像当年法国的萨特一样，拒绝接受？

李：世人只知道萨特拒领诺贝尔文学奖，却不知道他为何拒绝。诺贝尔文学奖考虑萨特时，研究来研究去，有一段时间使萨特很难堪，感情上受到了伤害，最终他是为了报复，才拒绝接受的。我的情况和萨特无法类比。

记：你看中诺贝尔文学奖，是否也同时看中100万美元的奖项？除了卖文为生，你还有什么其它生财之道？

李：100万美元折合台币，大约有2亿5千万元，不多不少，也是一笔钱。但我申请诺贝尔文学奖，绝不是为了这笔钱。我的坐车很豪华，这表明我还有点钱，别人休想收买我。我也不靠写书赚钱，写书赚的钱其实很有限的；过去有过，后来发现写书赚的钱是比较少的。给人家排难解纷，我倒是赚了一点钱；在台湾有很多麻烦是黑道白道都解决不了的，这种案子我能够解决，我就赚这个钱。当然，我还是个精明的“个体户”，我办实业，当年我就曾经想卖牛肉面，但没有证，当局没有发营业执照。我讨厌穷酸潦倒，绝不使自己陷入穷酸潦倒，我早就脱离了“一钱难倒英雄汉”的窘境。

记：以前，曾传言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想竞选香港特首，结果没有成功，你觉得原因在哪里？

李：金庸肯定不会成功，因为他写的武侠小说实在太荒谬。胡适先生生前对我说，他是不看武侠小说的，用他的话来讲，武侠小说太“下流”。

这个“下流”的意思，就是不入流。我在“回忆录”里也提到，金庸跟我讲，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我当面就戳穿他：佛教里讲究“舍离一切，而无染着”，你如何解释你的财产？

记：对台湾问题怎么看？

李：台湾肯定是要回归大陆的，台湾的准确称呼应该是“中国台湾地区”。

记：你现在每天工作多少时间？有没有新作？

李：我现在一天睡四个半个小时，余下的时间几乎都是在工作。我是老当益壮，越老越激烈，越老越成工作狂。比起梁启超、胡适，我比他们写得多得多。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很单纯，我跟别人不来往，不喜欢婚丧喜庆，也不参加吃喝嫖赌，所以我很多时间都在写作，写得比他们多得多。最近我在从事中国思想史方面的写作，准备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进行一次大整理。

记：这次大整理有什么发现吗？

李：（笑）有。就一点而言，我发现，中国从古至今，几千年下来，重男轻女的思想太严重！

采访手记：约访李敖老顽童彬彬有礼

采访李敖先生的准备工作从去年底开始，春节期间，记者重新阅读了其自传体近作《李敖回忆录》和《李敖快意恩仇录》，从网上摘取了大量相关资料，并着手设计采访提纲。

年后，通过有关渠道，记者获得李敖先生寓所书房的电话号码。当时脑子中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台湾警备总部曾在他的书架上安装过窃听器，无形中就有了点“反特片”的味道。书房是李敖读书、写作、会客、思考问题的“重地”，除了外出参加活动，李敖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这里。

第一次越洋电话打过去，是李敖朋友接的电话，答曰：李先生当天的日程已经排满。第二次是李敖自己接的，他正在会客，旁边人声嘈杂；他说，他马上要出门，嘱记者明日与他秘书约采访时间。他嗓音低沉、沙哑，听上去十分疲惫，语言谦逊、有礼，又急促，并不显得张狂。第三次电话即与其女秘书约了时间。

几次电话联系中，记者得知，李敖忙得焦头烂额，时间非常宝贵。当下，记者即调整采访提纲，进行了浓缩。2月1 7日下午3点整，记者与李敖先生通话，开始采访。记者宋元

《北京法源寺》是怎么写出来的 　　自1971年起，我被国民党政府关过两次，其中住得最久的是军法处的八号房，我一人住了二年半之久。八号房不到两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水槽和四分之一的我用破门板架起的“书桌”，所余空间，已经不多。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门虽设而常关，高高的窗户倒可开启，可是通过窗上的铁栏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墙与肃杀，纵在晴天的时候，也令人有阴霾之感。在那种年复一年的阴霾里，我构想出几部小说，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

由于在黑狱里禁止写作，我只好粗略的构想书中情节，以备出狱时追写。1976年我出狱，在料理劫后之余，开始断断续续写了前几章。1979年我复出文坛，在其他写作方面，一写十二年，出书一百二十种，被查禁九十六种，被查扣十一万七千六百册。这十二年间，几乎全部主力，都投在其他写作方面了，《北京法源寺》就被耽误了。十二年中，只断续写了万把字，始终没法完成。

国民党在台湾三十七年之久的报禁解除后，我决定创办《求是报》，一方面跟这个伪政权周旋，打倒它，为它送葬；一方面要用这种报纸媒体，造成时势，深入人心，为中国造前途。我深知报纸一办，我的时间就被困住，《北京法源寺》将不知何年何月问世了。因此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写两个多小时，终于在去年底，快速完成了它。 　　写历史小说，自然发生“写实的真”和“艺术的真”的问题，两种真的表达，小说理论头头是道。《北京法源寺》在小说理论上，有些地方是有意“破格”的。有些地方，它不重视过去的小说理论，也不重视现代的，因为它根本就不要成为“ 清宫秘史”式的无聊小说、也不愿成为新潮派的技巧小说，所以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该赶快“过桥”的，也就不多费笔墨；该大力发挥的，也不避萧伯纳剧本《一人演说》之谶。

摘编自李敖1991年《我写〈北京法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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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李敖

华声报讯：台湾作家李敖8月11日将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四套《海峡两岸》节目中亮相。据悉，这是李敖首次出现在中国大陆的电视节目中。

李敖其人：

1935年4月25日生于哈尔滨，1949年随父赴台。1954年入台大法律系，自动休学后次年又考入台大历史系。1961年挑起中西文化论争，从此成为文化界的风云人物。1970年、1982年两次入狱，前后达十年之久。

李敖是台湾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特立独行，傲世无羁；学富五车，才华横溢。斗国民党，拒见蒋经国；战民进党，掘出党魁根。中西文化论争、他更是单英战群雄。 记者专访：

“我为什么接受CCTV采访”

李敖在节目中回答的问题非常宽泛，如他是如何解读爱台湾和爱中国的；一国两制对台湾同胞有什么好处；美国是否用自己纳税人的金钱和美国青年的鲜血保卫所谓“台湾独立”；两岸一旦发生统一和独立性质的战争，台湾军队会不会有士气；维持现状与一国两制哪一种情况对台湾同胞更有利；李敖为什么要起诉已经下台的李登辉，起诉的前景又会怎样；台湾地区的新领导人会怎样处理两岸关系等等。 记者：你为什么要在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系节目中开讲？

李敖：甲午战争之后，台湾被日本占了50年；后来又被国民党占了50年。这样，使得100多年同祖国内地分开，而且许多政客在挑拨着台湾与祖国内地的关系。现在，海峡两岸在不断地进行接触，进行三通，但这往往是物质层面的，我很想在精神层面对两岸关系进行沟通，通过它交流思想，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很好。

“台湾要发展，必须以祖国内地为腹地”

记者：你怎样看台湾的发展？

李敖：祖国内地的发展也需要台湾，内地与台湾应该相互补充，密不可分。所谓“台湾独立”，实际上完全没有可行性，完全没有应该实现的条件。我反对也是这个意思。我认为台湾如果没有祖国内地作为它的腹地，台湾根本没有发展的条件。它必须要靠祖国内地。我讲的话还是纯粹从台湾的利益来讲。在1949年的时候，蒋介石把全中国国库的黄金，有92万两的黄金，全部运到了台湾。然后用92万两中的85万两，做了台湾的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额、准备金。然后台湾就开始所谓经济起飞，这么多年来台湾就变成了暴发户。可是，这是用全中国的钱，建设了中国的一个省。这等于劫贫济富。这是很对不起祖国内地的，用会计学的说法就是耽误了内地发展的机会成本。我觉得这是很混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当时台湾抢走了祖国内地国库的黄金，现在自己发了财，就想逃掉，哪有这么简单。

“我不会来祖国内地，总归中国永远是我的故土”

中央电视台同时向李敖发出来内地的邀请。但李敖表示：我不会来内地。因为，内地也好、台湾也好，对我都一样，总归中国是我的故土。

李敖说，我现在懒得动，我想最后只能“魂归故里”了。

记者：你离开故土这么多年了，难道不想去哈尔滨和北京看看吗？

李敖：我想起一句名言，我自己认为名言就是：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这个旧梦最好不要重温。旧时的朋友、环境都不是当年了，你那些美好的回忆还在过去。可身上的过去已经不是那个过去了。近乡情怯，你会觉得有必要吗？我母亲回去了，回到我们北京的老宅，内务部街甲44号，我母亲回去以后，一进门就哭了，什么原因呢？当年我们那个老宅里面住着我们10口人，一家10口，这一次回去时她一个人回去的，回去一看里面住着10户人家，像个大杂院，心里很难过。那是我的老宅，连大门都换了，我请两个朋友去照相。我的两个姐姐在内地，一个在昆明，一个在上海。二姐是工程师，退休了。大姐在昆明医学院，姐夫是当年的昆明医学院的院长，后来都退了。他们经常到台湾来探亲。

“我不要全尸观念，我死后要做成骨骼标本”

记者：你在《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最后一页写道：最后附告：我已跟台大医学院骨科主任韩意雄医师、法医学科主任陈耀昌医师初步谈好，我死以后，将捐出遗体，做成完整骨骼标本，永远悬挂于台大骨科。请问，你定了吗？为什么这样做？

李敖：没有改变。主要目的就是给大家一个示范。能表现我观念新嘛，我不要全尸的观念。因为中国全尸观念很重要，所以，很多古代人被砍头后，还花钱让头跟尸体连在一起。

“我认为李登辉在品德上面是很糟的”

记者：你对李登辉有什么新的举动？

李敖：他一下台，我就将他告上法庭。我是全世界当然包括全中国最早写了一本书拆穿李登辉的人。李登辉做了蒋介石、蒋经国的接班人，我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李登辉的真面目》，我谈到了李登辉这个人有问题。我的书出版后，人家说你李敖不厚道，说李登辉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呀？李登辉是台湾人，李登辉是教授，李登辉是学者，李登辉是基督教徒，李登辉是好人，他有什么问题呀？我说，他有问题的一点是蒋经国精挑细选选出来的接班人。这个人就是有问题。后来我根据资料，揭发了李登辉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在台大的一个案子里，他出卖了叶城松、杨平椅等人。这些人都是他拉去参加共产党的，然后李登辉投降了国民党。害得这些台大同学都被枪毙了。所以我认为李登辉品德上面是很糟糕的。

“最近打赢了一场官司，获赔30万新台币”

大家都非常关心李敖状告李登辉的事。但李敖根本不当一回事，他说，这种事每年都要遇上几十起。7月26日，李敖又打赢了一场官司，是诉伪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的侵犯名誉伤害的，李敖获赔30万新台币。

李敖非常得意地说：“30万新台币值一万美元。”

记者：你打算如何花这笔钱？

李敖：要把这笔钱用于购买大量的散失在民间的资料。 记者：你打官司，屡败屡战，输的总比赢得多，但你总是乐此不疲。

李敖：现在台湾很不景气，他们所谓淡季，我的被告也不景气，比较淡季。所以我现在官司很少了，剩下十多个。连李登辉都被我告过。那个官司根本不判，那个官司告到地方检察处，检察机关根本就不敢碰他，所以，你告他，他们不敢碰他。我不是只告计程车司机的。

记者：那么，从你打过的官司看，打赢打输的比例是多少呢？

李敖：其实官司常常打输的，并不是打赢的，因为现在有个前任秘书长叫许水德，他公开讲，“法院是我们国民党的”———所以这个法院你怎么打得赢官司？可是有一点，你注意到，一般人以为打官司是看的打赢打输，我认为是错的。打官司打过程，看打的过程，就好像我们看球赛一样。我说你不要去看球赛了，明天我告诉你哪一队赢了，行不行？你喜欢这个结果吗？你不喜欢，为什么呢？看球赛的过程很过瘾，所以打官司打过程。前一阵子我告那个伪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最后判他无罪，官司前后打了4年，你注意到没有，这4年间把他困扰得痛苦不堪。现在判我赢了，当然更高兴。这过程里面你会胜利。打拳击赛有个术语叫TKO，叫技术击倒。比拳时，张三可能打不过李四，可是张三忽然一拳，先打了李四的眼睛，李四的眼睛流血了，旁边的医生说，你不能再打了。等于你在技术方面赢了对方。所以我认为，打官司是一个技术击倒的问题，而不是一定要在胜败上面能够怎么样公正。如果这样子，你就会很失望。

“角逐诺贝尔文学奖属于半真半假”

最近，人们对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情节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在美国的华人海外团体提名巴金角逐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李敖指出，巴金不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如果巴金要获得，50年前就获得了。可李敖自己却要角逐，但他明确表示，这是半真半假。

记者：中国谁能获诺贝尔文学奖？

李敖：老舍不错。

记者：有人说，你的观点是，说来说去还是你最够资格。

李敖：我本来就是个自大狂。

记者：你对台湾有感情吗？

李敖：那个孤岛吗？我曾经住过50年，从青春到老年，我都在那儿。那儿是一个奇怪的岛，不论我住多久，不论我有多少快意恩仇，总觉得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虽然如此孤寂，我还是忘不了它。

李敖“快速问答”

问：你的一生是否可以用“特立独行，快意恩仇”8个字来概括，或者如果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傲”，是吗？

答：（大笑）台湾流行一个“爽”字，这个字在国语里大陆没有台湾用得广。“爽”就是很痛快的样子，其实“爽”字也蛮能涵盖的。先解释“特立独行”，因为按照现在时代的变化，个人的力量越来越小了。在古代，个人的力量还很大，像法国的伏尔泰，个人的力量可以影响一个时代，现在个人的力量很渺小。我认为这个时代把人变得张三跟李四一样，李四又跟王五一样，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我认为要使他有不同、有个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生方向。所以我认为，有个性表现出来就是特立独行。可是特立独行又不是关著门自己照镜子，还要你的力量能够发挥出去，这个劲儿能够使得动才算。所以，特立独行要表现出来，实践出来，实践是检验特立独行的唯一标准（大笑）。“快意恩仇”也是，很多人受到教条影响，耶稣说，爱你的敌人啦，可以原谅你的敌人啦，可我认为，恩和仇是一件事，有仇不报的人，就是忘恩负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感情太浅，有仇他可以不报，有恩他也会忘掉。这种人是一类人。所以“快意恩仇”是我这种把恩仇都看得很重要的人的表达方式.

问：内地有大量崇拜你的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北京有一个研究生还自称“大陆李敖”，因为他出版了几本针砭时弊的书。你想对这些崇拜者说些什？

答：哦，我认为他们第一应该确定要超过李敖，应该有这个抱负。第二要认清：李敖是很难超过的（笑）。 问：对于他们以后的人生言行、选择，你能够给他们一点指点吗？

答：不敢。我所了解的是这样子，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选择。你选择什么？有的人重视爸爸妈妈的意见去选择，很多人重视利害不想自己受到伤害，有的人把个人关系变得很和谐。我个人的选择是，什对我是最重要的呢，是谈真理，我所相信的真理，是最重要的，所以谈真理是彻底判断是非。谈是非比感情、利害关系都重要。谈是非就要用很多方法来证明研究这个是非，所以要做很多的研究。一个人首先要确定选择什么。

问：能介绍一下你的藏书情况吗？

答：我其实并不是一个藏书家，我觉得藏书家没有意思，应该是一个用书家。懂得用比较重要。很烂的书我也收，原因是它可以做反面教材，所以我有10万多册书。可能一般中国人很少有人有这多的书。

问：那，这多的书中，你有没有觉得哪一本书对你影响最大呢？

答：没有。常常影响你的很少是全面性的，可能某本书的一句话，或者某本书的一个故事，它会影响你的一生。其他对你没有意义。所以你很难确定你是受了哪一个个人或者单一的著作的影响。读书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你的博学，能够把很多问题看到窍门那个地方去。多读书是很重要的。不过头脑要好，如果不好的话被书困住，变成书呆子了，因此我很自负地讲过一句话，任何人读我李敖读过的书的1／10，这个人可能就是书呆子，被书给骗了（大笑）。会读书应该是，这本书打开以后，那些关键的字，它会跳出来，跳到你的眼前。能掌握了这些，才是会读书的人。

问：你一生中官司挺多的，你有没有统计过，一共打了多少个官司？

答：（大笑）没有统计，几十场是有的。现在台湾很不景气，是所谓的淡季，我的被告也不景气，处于“淡季”。所以我现在官司很少了，剩下13个。请注意我的动词，“剩下”13个。上次连那个所谓的“总统”李登辉，都被我告过。（记者问：判了吗？）那个官司根本不判，那个官司告到地方检察处，检察机关根本就不敢碰他，所以，你告他，他们不敢碰他。我不是只告计程车司机的。我是从那个国民党伪总统一路告起。

问：那，从你打过的官司看，打赢打输的比例是多少呢？

答：其实官司是常常打输的，并不是常打赢。有个前任秘书长叫许水德，他公开讲，“法院是我们国民党的”所以你怎打得赢官司？可是有一点，你要注意，一般人以为打官司是看打赢打输，我认为是错的。打官司更重要的在于打的过程，就好像我们看球赛一样，我说你不要去看球赛了，明天我告诉你哪一队赢了，好不好？你喜欢这个结果吗？你不喜欢，为什呢？看球赛的过程很过瘾，所以打官司打过程。前一阵子我告那个伪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最后虽然判他无罪，但官司前后打了四年，这四年间把他困扰得痛苦不堪（笑）。打拳击赛有个术语，叫ＴＫＯ，叫技术击倒，比拳时，张三可能打不过李四，可是张三忽然一拳，先打了李四的眼睛，李四的眼睛流血了，旁边的医生说，你不能再打了，等于你在技术方面赢了对方。所以我认为，打官司是一个技术击倒的问题，如果很看重胜负，你就会很失望。

问：你现在已经花甲之年（李敖答：超过花甲，我64岁），那有没有感到随著年龄的增长已经开始变得宽容了呢？

答：我没有，我现在正好像一种人，是越老越激烈，不是越老越保守。最典型的例子，美国的那个富兰克林，富兰克林一共活了84岁，他在42岁以前，是个商人，是个办报的，老老实实的一个人。可是42岁以后，他开始去放风筝，去做科学家，最后变成革命党。我倒越老越激进，我倒不是越老越保守，而是越老越激进（大笑），反常。

问：几十年来你一直反对台独，为此也吃了不少苦。

答：台独完全没有实现的条件。我反对也是这个意思。我认为台湾如果没有中国大陆作为他的腹地，台湾根本没有发展的条件。它必须要靠中国大陆。我讲的话还是纯粹从台湾的利益来讲，没有中国大陆做腹地，是没有前途的。还有一点也是我一再讲过的，就是在1949年的时候，蒋介石把全中国的黄金，有92万两黄金，全部运到了台湾。然后其中的82万两，做了台湾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额、准备金。然后台湾才开始所谓经济起飞，这多年来台湾就变成了暴发户。可是这是用全中国的钱，建设了中国的一个省。这等于劫贫济富。这是很对不起大陆的，用会计学的说法是耽误了大陆发展的机会成本。我觉得这是很混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当时台湾抢走了中国大陆国库的黄金，现在自己发了财，就想逃掉，哪有这简单。

问：你个人对李登辉作过什样的调查？

答：我是全世界当然包括全中国最早写了一本书拆穿李登辉的人。李登辉做了蒋介石蒋经国的接班人，我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李登辉的真面目》，我谈到了李登辉这个人有问题。我的书出版后，人家说你李敖不厚道，说李登辉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呀？李登辉是台湾人，李登辉是教授，李登辉是学者，李登辉是基督教徒，李登辉是好人，他有什么问题呀？我说，他有问题的一点就是，他是蒋经国精挑细选选出来的接班人。后来我根据资料，揭发了李登辉在品德上面是很糟糕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