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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李敖先生认为，爱台湾也就是爱中国，这二者是密不可分的，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节目，听听他在节目当中对于一国两制的阐述，以及对一国两制好处的看法。

李敖：关于这个题目，我先用美国的一个故事跟大家描写一下，当年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他请威尔逊做国防部长的时候，威尔逊是美国的通用公司的董事长，他有很多股票，参议员在审查他这个任命案的时候，就要求他把股票卖掉，否则的话，美国的国防工业那么大，如果有什么利益，你要做什么国防工业跟你的自己的公司有关系，那你不就是利益输送吗？你把你的股票卖掉，威尔逊就卖掉了，很干脆，全部卖掉，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后，参议员还不放过他，就问他，说你做国防部长，你自己那个公司，虽然你卖掉了股票，就是通用公司，如果你做国家国防部长的时候，搞的这个事情，涉及了美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又涉及了通用公司的利益，即使你不再是通用公司的股东了，请问你怎么处理，当这两个利益冲突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威尔逊讲得好，他说凡是有利于美国的，就有利于通用公司，反过来说也一样，就是说，凡是有利于通用公司的，就有利于美国，意思就是说，美国的利益跟通用公司的利益是休戚相关，是一致的。

你们问我这个问题，说是你李敖说你热爱中国，热爱台湾，这个爱能够分开吗，你怎么解读这个爱呢？

我可以告诉你，我爱中国就是爱台湾，爱台湾就是爱中国。就是刚才我所引证的威尔逊的这个理由，就是爱台湾所以爱中国，爱中国所以爱台湾，为什么呢？这两个利益是一致的，为什么过去闹了很多不愉快呢？就是有的人把这个利益要拆开，就是台湾过去的国民党的“总统”李登辉他就拆开，他说我们不要往西去，我们要往南下，要南进政策，南进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资源要往南投，而不要向西投，向西投嘛，那个地方就是共产党的地区，往南投，好比投到印尼，台湾的资本到了印尼，印尼一次民变，好，台湾的男人被杀掉，女人被轮奸，财产被没收，台湾人吃了亏了，怎么得了啊，大陆是我们的同文同种，有话好说啊，就因为有这种情况出现，所以我们才知道，台湾如果想活下去，必须要有一个腹地，肚子啊，腹地，台湾太小了，而这个腹地不在南部，而在西部，在中国，所以台湾跟中国的利益，其实是一个利益，有利于中国的就有利于台湾，反过来说也一样，这样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发生了紧密的关系以后，拥抱的关系以后，这个时候，还会打架吗？还会吵嘴吗？还会兵戈相见吗？还会飞弹飞过来吗？就没有这些问题了，所以我认为两岸的关系，就常常的这样子会紧张地制造出来。

至于台湾这方面是怎么制造的呢，大家想不到，是蒋介石制造的。蒋介石在五十一年以前兵败山倒，被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打到台湾来的时候，蒋介石痛定思痛，就为了安抚台湾的群众，就发明了一个理论，他的口号叫做“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意思就是说，我们经过一年准备，两年的反攻，三年的扫荡，五年以后我们就成功了。在这个理论之下，后来退了票，为什么呢，一年也没有准备，两年也没有反攻，三年也没有扫荡，五年也没有成功，不但五年没有成功，蒋介石有生之年，在台湾前后二十六年在台湾他没有成功，他死了以后，他儿子继承他，蒋经国又经过十三年，也没有成功，父子两人，反共，反共，反共了三十九年，接近四十年，最后失败了，可是他们留下了一个重要的观念，留给了台湾人。这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表示我们不要被对方打败，为了表示我们是很厉害的，他们宣传两个理论，第一个共产党是坏人，共产党永远不会变好，第二个共产党是小的，共产党是会被我们打败的。这个观念流传到现在，所以一谈到共产党，台湾一谈到共产党，一下子一个坏印象，谈到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共产党是小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跟他打，勇敢的台湾人，我们不是被吓倒的，我们要站起来，我们要搞义勇军，我们不惜与他们决一死战，这种话从民进党的口里到建国党的口里，都有一再叫嚣的这种话。

那么台湾真的自己不怕也就好了，台湾人自己抱住美国人的大腿，美国人给他撑腰，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这个事不是台湾问题，而是中美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问题，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美国的问题能够解决的时候，台湾问题，台湾的大腿被抽走的时候，台湾人就老实了，就这么简单。

当时一国两制的条件，比对香港什么全好，不是吗？一国两制邓小平公开说，我们可以有军队，台湾可以有军队，香港有军队吗？可是台湾在李登辉这些人的教育之下，在蒋介石、蒋经国的多年的反共的错误的影响之下，使台湾对一国两制完全采取不许进门的态度。是否认的态度，直到这一次，所谓台湾“总统”选举，我站出来，勇敢地站出来，清楚地把“一国两制”解释清楚，大家才正式地面对了这个问题。

主持人：感谢周女士今天能够到我们的演播室，欢迎以后有更多的机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关于李敖先生讲话的内容，我们将在今后的《海峡两岸》节目中陆续播出，欢迎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快意放言，狂傲不减|夏洛特

——李敖访谈录

李敖个人档案：

李敖，1935年生于哈尔滨，现执教于东吴大学。李敖文笔自成一家，自喻

为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发表著作上百余种，以评论性文章最脍

炙人口，《胡适评传》、《蒋介石研究集》为其代表作。西方传媒将其称

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

采访时间：1999年3月

采访背景：继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李敖回忆录》之后，最近该公

司又出版了《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再次引起人们关注。事实上，对台

湾这位横睨一世卓而不群的狂傲文人，人们一直充满兴趣。为此，作者拨

通了李敖台湾家中的电话……

记者：为什么您在《李敖回忆录》之后又出版了《李敖快意恩仇录》？

李敖：原因很简单，为什么马克思在写了《资本论》第一卷之后还要

写第二卷、第三卷。理由就这么简单。因为第一本写得不够，所以要接着

写，就这样子。

记者：您现在写什么？

李敖：现在我在写我的另一本小说。我除了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了一本《北京法源寺》这样的小说，我现在在写另外一本小说。

记者：能透露一点吗？这部小说是什么内容？

李敖：写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写其中一个烈士没死，他叫第七十三

烈士，是以这个为背景。

记者：这部小说大约什么时侯能写出来？

李敖：恐怕还有一两年时间。可能没那么快。

记者：您的作品在大陆已经出了多少本？

李敖：也搞不清楚了。最主要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一些，还有就

是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的一些。其他的就是盗印本，还有二渠道版本。我

搞不清楚了。

记者：您被（海外媒体）认为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也被

认为是“中国第一狂傲文人”。当然您作品中还认为自己是个顽童、战士、

英雄、文化基督山、社会罗宾汉，对此，您自己认为您最能够带给人们

的是什么？

李敖：我觉得我最能带给人们的是对一个不合理的现状——像在国民

党伪政府统治之下不合理现状的一个合理反抗。我觉得我最能够做到这一

点。虽然我坐过两次牢，可是我这方面做得很不错。虽然国民党伪政府查

禁了我96本书，我一共写了一百多本，结果96本被查禁，可是我还是能够

继续写个不停，他们也禁个没完。最后在蒋介石死了之后，蒋经国死了以

后，他们的势力、查禁的势力衰退下来了，所以……我觉得我变成了胜利

者。就好象过去的马克思也是一样，他的书也是被查禁，对不对？办的报

纸也被查禁。马克思没能被关起来，我被关起来了。年纪也差不多了，马

克思65岁就死了，我已经64岁了。

记者：对于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和欧洲现代文明，您的价值取向是什

么？或者说对于中华民族应该怎样来认识和发展自己的文化？

李敖：我们对文化的本质要有所了解。一般我们希望只要人家好的，

不要人家坏的，实际上很难。就好象哥伦布发现美洲，可是他还把美洲的

梅毒带到全世界，烟草也带到全世界。哥伦布不能说我只要好的不要坏的。

同样的，现在世界文化交融的状态下，我们很难阻拦世界或其他地方不

好的文化侵略过来，我们挡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发扬我们一些好的文化。

我的另外一本书《中国思想史》也是就这个观点发挥出来。

记者：读者很关心您的近况，想知道您除了写作之外，您还在做些什

么？

李敖：除了写作之外，偶尔还在做一些活动。比如过去为了日本人欺

负中国人，二战时强迫女孩子去做军中慰安妇、性奴隶，日本人要进联合

国（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说你要进来，但你过去的记录太坏，

要把屁股擦干净。所以日本人就预备贿赂，给慰安妇钱，政府不道歉，

想私了。我就看不下去，我搞义卖活动，把我的收藏品都卖掉，捐出钱来

（据说是30万），给慰安妇。这个钱就是说同样的我给你们，可是不要要

日本人的钱，因为日本人的钱太脏了，我们为了尊严不要日本人的钱。我

会做这样的活动。除此之外，我是个基本不和别人来往的人。我是六亲不

认的，我也是吃喝嫖赌都不来。我也不喝咖啡，也不喝茶，也不喝冷水，

是个很简单的清教徒。在这个地方我变成了工作狂，所以我哪儿都不去。

大陆呢，我从49年离开北京以后，今年正好50年，所以我等于离开大陆50

年了。

记者：您的北京话说得非常标准。

李敖：我的小学是在北京上的，新鲜胡同小学（这所小学出了不少名

人），后来又念了北京四中，四中念了几个月，我就颠儿了，由天津到上

海，由上海就跟着爸爸到台湾，我刚14岁。情况就这么简单。我在台湾一

糗（北京话，呆着的意思）就糗了50年，我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去国民党

伪政府不让我走，现在让我走我也不走了，我就呆在这儿，跟他们泡上了。

（笑）我讲的都是北京话。

记者：您最近会来北京吗？

李敖：我想我不会。我讲了一句名言：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我的

意思是我不会回来了。我没有别的意思，中国有句老话叫“近乡情怯”，

不回来也好吧。我很多在新鲜胡同小学的同学在北京也蛮好的。像中央交

响乐团首席双簧管演奏家章棣和先生，王铁成也是我的同学。 　　记者：是演周恩来的王铁成吗？

李敖：是。两岁时我从哈尔滨来到北京，住了11年，所以我在北京念

到初一才离开。

记者：14岁离开就再也没回来？

李敖：13岁离开，后来到天津、上海，14岁到台湾。所以我对北京的

印象还很深，我对北京的印象是有着城门楼子的，有城墙的。

记者：现在很多都没有了。

李敖：看图片我都还知道，什么城门楼子在，什么墙给拆了，我还保

持最新的理解。

记者：我还是希望您有机会到北京来看一看。

李敖：也是啊。我基本主张“卧游”“神游”的。我没有去过十三陵

的明朝皇帝坟，我买过两大本的定陵报告。我看了书，看了万历皇帝棺材

打开后的骷髅。皇帝的骷髅，全世界都没见过这种场面，因为看不到。

“故一世之雄也，如今安在哉”。如果你真的到了定陵，冷飕飕的下去看，

已经看不到骷髅了，因为已经被毁掉了。所以我喜欢在书本上看东西，因

为书上看的比实际上更多。有人说“你在书里看没有临场感，不是亲临其

境，感觉不一样。”也未必。所以苏东坡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此山中。到了庐山里面你何能不了解庐山了？我的意思是保持距离也不错。

记者：那您还想北京的小吃吗？

李敖：想到了。我想到我们吃的那个驴打滚、凉粉、冰糖葫芦都记得，

恍然如昨。

记者：您在台湾能吃到吗？

李敖：台湾可以吃到一些北京小吃。不过材料不同，所以味道也就不

一样。比方说山楂酪，山楂不好，味道也就差一点。羊肉火锅，羊肉不好

就差一点。

记者：您现在的身体好吗？

李敖：我只能说跟我同年龄的人，在台湾我身体是最好的，因为我生

活非常正常。我讲过，没有什么暴饮暴食，跟别人也不来往，也不参加婚

丧喜庆，生活很有节制，并且夜里八点半就睡了，半夜两点半、三点就起

来了，所以我生活非常单纯。 　　记者：您听京剧吗？

李敖：小时候听过。小时侯在北京大栅栏听京戏，我还见过马连良、

李万春，大了就不听了。

记者：那您最怀念北京的什么？

李敖：厂甸。过年的时侯到厂甸逛书摊，那是我最怀念的，我可以在

厂甸看到很多书。过年的时侯逛的，平常也去过隆福寺、天桥看杂耍。

记者：现在这些地方全变样了。

李敖：这也是我不回去的原因。回去梦就碎了，这是人老的原因。人

老了就有了这种感觉。（笑）

记者：很多读者还是希望您回来。在台湾很多作家中，您是这边读者

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李敖：谢谢。可能大陆读者有错觉，不要看成是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应该看成是唯一，不要看成是之一。台湾也有很多烂作家到大陆招摇撞骗。

我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没有什么象样作家。它这种环境，不太允许

产生特例、独行的第一流的作家。

记者：大陆作家您比较喜欢谁？

李敖：大陆作家……我觉得很难过，因为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

大陆作品。后来我觉得两岸隔得太久了，可能有点距离。我觉得大陆有很

多地方和我意见不一样，比如说鲁迅，我佩服鲁迅写的《中国小说史略》、

写《阿Q正传》都不错的，可是事实上鲁迅的大部分杂文写得并不好……

记者：希望您多保重身体，多看到您的作品，最希望再来北京。

李敖：钱钟书有句话很有趣：“吃鸡蛋就好了，不要看老母鸡。”事

实上英国作家罗斯汀也讲：“你最好看作家的作品，不要认识他这个人。

认识人你就会觉得很失望。”虽然我个人不会使人失望，但我觉得还是保

持些距离为好。

记者：中国作家从古到今，谁对您影响最大？

李敖：我很少被单一的作家影响，因为我看书是多方的。可能某一个

人在某一点上或者某一句子上影响到我。像苏东坡就抱怨好的句子都被唐

朝的杜甫写完了，意思是说很多好的句子我也想到了，可别人写出来之后

我再写，人家说我抄人家的。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不太受单一作家影响。

如果说我真佩服哪一个人的话，我只要照照镜子就知道了。

记者：您如果想念北京的什么，可以和我们联系。

李敖：谢谢。事实上我有许多管道可以取得大陆的资料。我买到很多

大陆的东西，有些大陆都不太容易买到。中国哲学家老子说：“不出户知

天下”，我不出门可以知道世界大事。我希望我不回去，也知道祖国的一

切。●

（原载1999年4月3日《长江日报》）

中国青年报访问李敖

去年11月底，在北京一家饭馆的餐桌上，记者邂逅从美国回来经商的一位老先生，得知他曾是著名作家李敖的校友。老先生当即问：“是否有兴趣与李敖对话？”记者说：“当然！”老先生遂拿出手机， 拨通李敖，李敖欣然允诺，乃有如下独家访谈。

记者：大家都知道李敖是个作家，这回怎么竞选起“总统”来了？ 　　

李敖：有这种看法的人文化水平不高，他完全不了解我。我一辈子没搞过政治，现在在台湾的活动也不是搞政治。我记得有个大学者叫胡适，他不做官。但在抗战时期，他做了驻美大使，后来到了台湾，做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相当于中国科学院院长。问他说是否在做官，他说以我的身份和地位，不能以做官的眼光来看我。意思是说把我看得太小了。我是做这种官的人吗？

我在香港写了篇文章：国家定义与总统定义。表达了两点：第一，李登辉讲了半天“两国论”，但台湾这个地区根本不是一个国家；第二，由于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台湾选什么都不能以政治学上的定义来确定，台湾选“总统”，不是一般政治定义上的总统。我把它定义为中国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做这个选举，我是在做一个思想教育的活动。我告诉你，（台湾的）候选人逢庙必拜（因为很多台湾人信佛）。这是迷信，不过你一骂迷信，那些善男信女、愚夫愚妇，就都不投你的票，（因为）你不认同他们的神嘛。我就不干这种事情。如果你选举，得罪这些选民，是故意跟自己过不去。（所以），这是思想教育，根本不是选举。 　　

记者：人们一直认为，李敖是台湾当局的敌人，从蒋介石一直骂到李登辉。假如你竞选成功，你是不是也会成为自己的敌人，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

李敖：我当他们是敌人，因为他们过去有一些坏记录，黑资料。我个人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我凭什么骂自己呀。一个完人不会骂自己不完整。孔子会骂孔子吗？ 　　

记者：文人参政一般没有什么好处。有人说你这次竞选不过是“搅局”：李敖讲话很牛，一到投票就很少有人举手。　　

李敖：什么是搅局？我出来做件事就叫搅局？我和你讲，很多事情是叫好不叫座。叫好但门票卖不掉。什么原因呢？台湾的政治我讲过，比如有个宋楚瑜，他竞选“省长”的时候，全省309个乡镇不只跑了一遍，他跟每一个人都握过手。台湾选民就喜欢这个。你跟我握手，抱我小孩，亲我小孩，他们就喜欢。而你本身是个什么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是用理念来教育别人和我认同的，不是靠和你拉交情的，所以我当选的可能性就很低。

举个例子：1912年，孙中山从海外回来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最后这个职务要让给袁世凯。袁世凯就是孙中山要革命的对象，就是满洲政府的旧官僚，为什么要让给他呢？（因为），客观的情形，你孙中山叫好不叫座，你为了祖国的统一，所以就让给他嘛。不能说孙中山在搅局。所以，说我搅局，这个人头脑不清，文化水平不好，是个混蛋。 　　

记者：你已经到了花甲之年（李敖插话：超过花甲之年了，我已经65岁了），你是不是正在从原来的批评、破坏者的角色，渐渐变成扮演一个温和的角色呢？ 　　

李敖：没有。我跟你讲，有的人（的确）是越老越温和。（所以），美国一个诗人叫罗伯特·弗罗斯特，他讲了一个事很有趣，他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激进派，（因为）怕年老时变成一个保守派。我正好相反，年轻时是个激进派，年老时更激进。 　　

记者：前些时候，有个日本东京都的知事来台湾指手画脚。台湾的一些政要和日本人有一些共同的思维，你认为这些人会把台湾的未来引到哪里？ 　　

李敖：台湾有一批人是亲日派。我前年做了一次慰安妇的活动。二次大战时，日本人在中国大陆及台湾，在韩国、菲律宾强暴了一些女孩子做军中性奴隶。后来这批性奴隶在台湾剩下54人，后来都老了，有的死了。日本人要进联合国做安理会理事，联合国说你们过去做了很多坏事，慰安妇就是个例子，你们要把屁股擦干净。日本人民间就出了一个团体，到处送钱，大概给台湾每个慰安妇送50万台币，相当于1．6或1．7万美金，然后就说我和你们和解了，当初是商业行为，你自认的，不能怪我们日本政府。

这些慰安妇觉得你日本政府这是羞辱我们，但1．6万美金又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数字，因为她们这些人都很可怜。后来我就出面，这些日本人的狗钱怎么能要呢？可是叫她们不要又不近人情。所以我来义卖我所有的收藏品，像胡适写给我的这些字，我都卖掉了。卖了3300万（台币），相当于100万美金。然后每个人都分了钱。剩下的钱还到日本去和他们打官司。我这样做，一方面是恨日本人，另一方面是给李登辉这些利欲的人点颜色看，给他们难堪。台湾确实有一些人是媚日的。 　　

记者：你说过500年来白话文写作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你这是调侃自己呢，还是认为中国人根本就不会写东西？ 　　

李敖：我是在陈述事实。我为什么这样子写这篇文章，因为这个文章你一看觉得震撼，觉得你这个家伙在吹牛了，可是你忘不了这个句子。这就是文字效果。 　　

记者：是否有刺激同行，让他们奋起直追的意思？ 　　

李敖：台湾的同行其实是不足论，他们已经被包办了。过去包办他们的是台湾国民党的中国文艺协会。你要是进入他们的帮口，就好办；不进入，他们理都不理你。所以你看台湾那些年出的作品，从来没有一篇是李敖的，原因就是我和他们作对，他们就否认我，否认我的地位。可是我这个人从来都是自己创造品牌，所以我写了1500万字的《李敖大全集》。这个书在大陆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我比胡适、鲁迅、梁启超写得都多，现在还在写。今年在诺贝尔文学奖方面我也会参与，当然能否得奖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去年得奖的是前后搞了20年才当选的。诺贝尔文学奖成立了100年，在东方给过印度人，给过日本人，可从来没有给过中国人。我们觉得不服气，所以我也想给他们展示一下。这也是大陆作家的一块心病。

他们评估的方法很奇怪：第一，要是理想主义者；第二，它要计算里边的政治背景和抗衡的态度。第三，要看你有多少著作，不是出一两本书就能干这行。这里有很多基本条件。人家都承认我是历史家、思想家，都不承认我是文学家，不承认我是诗人。那些人该死，因为我的确是多方面的。 　　

记者：你的《李敖大全集》在祖国大陆这边的版本要卖超过500元人民币，相当于1500元新台币，对于这边的消费水平，这个价钱好像卖得有点不人道。 　　

李敖：是是。当时我讲，你们可以出单行本，不要出那么大一箱子。当时有一个条款，他们可以删，不可以改。大陆版跟我在台湾的版不一样，有的被删掉了。所以是件挺遗憾的事情。　　

记者：你曾说过中国文学是“小脚文学”，那么中国文化中有没有让你敬仰的人物呢？ 　　

李敖：比如像文天祥，是了不起的人物。他那种殉国的目标，现在看起来那些理由都不能称其为理由，可是精神是万古长青的。我们了解就从精神方面去了解，从思想方面可圈可点的并不是很多。我们看朱熹，很了不起的思想家，但现在我们打开朱文公集，很多是很迷信的。比如说打雷是受壁虎的影响，那不是混蛋吗？你看《苏东坡全集》，一会儿给皇帝写祭文，一会儿给老天爷烧烧香，你下点雨吧，写祈雨的文章。这些从思想方面来看，不怎么样，（但）从美学的观点或精神层面看，他们是很了不起的。 　　

记者：前不久，王朔和金庸在我们报上过招，闹得文坛沸沸扬扬。您是否觉得这是文坛寂寞折腾出的一个喜剧？ 　　

李敖：金庸是个莫名其妙的人，只有在香港社会下才能出现这种人。当然他写武侠写得很好。 　　

记者：你看过他的全集吗？ 　　

李敖：我只看过几本书的第一章就不看了。有一次金庸到我家来，说你怎么不看我的书，我说武侠小说下流。不是说它脏，而是不入流。虽然它的故事性很强，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而我讲，你满口都是侠气，本人弄不好是个小气鬼，说的和做的完全就是两极。所以我认为批评金庸是正确的，只是批评的切入点好不好（的问题），我觉得武侠小说不能代表文学，也不能代表思想。北京（有人）好像请他开什么学术会议，我觉得学术何辜？上帝保佑学术！简直是胡闹。 　　

记者：王朔和金庸开战以后，我们发现拥金庸派和拥王派的比例竟达到9∶1，你怎么看公众的这种评价？ 　　

李敖：当然是悲哀。挪威文学家易卜生曾说：多数人是错的，少数人是对的。比例不对，我认为还是（因为）大家的文化水平不高。 　　

记者：现在大陆王朔等人的作品你是否读过？ 　　

李敖：我不太看。不太看的原因有两点：一，台湾管制得很厉害，我没有机会看到。后来看到一些。二，我有一些就算是成见吧，大陆的理科、科学方面的东西是很了不起的，突飞猛进，连台湾所谓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都赞美不绝。可我觉得大陆在文科方面除了考古和对古典的诠释以外，情况都不好。“文革”以后，有所谓“伤痕文学”出现，我觉得邓小平的八个字评语很有趣：哭哭啼啼，没有出息。我是个很凶悍的人，所以对伤痕我个人没有感觉。 　　

记者：中国现在文学上没有大家？ 　　

李敖：是。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参与诺贝尔文学奖角逐的原因。台湾不足论，大陆这么多年的文学发展吃了亏，不是怪哪个人不努力的问题，而是大气候影响了个人。 　　

记者：你怎么看网络文学的兴起，比如台湾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李敖：（网络）这种东西是一种很好的传播工具。它是突破言论自由的很好的工具。言论自由（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对你讲的话要负责任，可是网站使人变得不负责任。小时候我在参军时看到厕所，大便时人们在墙上画图、写字，我把它叫厕所文学。现在我看到电脑网站这个东西就像厕所文学，只不过是字写在电脑里。 　　

记者：对文学本身会有什么影响？ 　　

李敖：它基本上接近顺口溜或侃大山的这种调调。不是什么好格调的、负责任的，只是发泄一些浅层的情绪。表达方法太浅了。　　

记者：大陆这几年像王朔小说、崔健摇滚、张艺谋电影等，算是一种风景，你是否听过或看过他们的作品？ 　　

李敖：我告诉你我个人的看法：我的头脑极好，我不需要完整地了解一些东西，我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我常常开玩笑：一个臭鸡蛋，你不需要全部吃掉，就知道它是臭的。一闻就知道。在这方面我是很自负的一个人，我觉得我的判断力是很好的。现在文艺工作者他最大的苦恼就是又要考虑市场，又要考虑国际的压力，又要考虑政治尺度，又要考虑自己的存在。考虑太多了，有时候他们未免会迁就。 　　

记者：有人觉得他们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叛逆？ 　　

李敖：我认为传统文化叛逆的东西并不多，因为环境不允许你叛逆。像李卓吾（他们）后来都不得好死。你要有硬骨头，你要付出多少代价。（第一），你要有点小钱，藏起来饿不死你，不看人家脸色，不吃人家饭；第二，你能忍耐得住寂寞。以台湾（的情况）我告诉你，跟住牛棚有什么不同呢？我在台湾办杂志，办书店，被蒋介石查封，14年监禁，（当时）在台湾整个地区没有李敖的名字出现，提都不敢提，虽然我的照片和名字都登在《纽约时报》，我的事件登在《时代》杂志。第三，（个人）没有力量跟环境来抗衡。 　　

记者：在你眼里，现在的年轻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 　　

李敖：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现在人追求的，不像我们那会儿谈理想主义，谈救国救民，谈牺牲我们这一代为了下一代。现在年轻人比较务实，他们没有那么大的雄心壮志，也没有那么大的抱负，只看眼前，只管今夜。今天台湾大陆都有这么一批怪物出现。 　　

记者：这是为什么呢？ 　　

李敖：这很正常，（总）搞革命不行，大家吃不消；牺牲我（个人）是为了别人也不近情理。所以大家这样做也不能算错。 　　

记者：历史和传统他们都不是太关心。 　　

李敖：他们太在意明白而立即的利益，眼前的利益，而不太想得那么远。很多东西争不到一时，也争不到千秋了。很多东西被丢到历史的垃圾堆里了。 　　

记者：新千年来了，一般对年轻人总有一些寄语，你想说点什么？ 　　

李敖：我认为年轻人追求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存在、自己的未来是合理的，可是（在）现在“经济挂帅”的情况下，（在）世界WTO压力之下，个人的力量，个人的光芒都被消灭了。我认为人还要尽其所能，个人的一些光芒要发射出来，当然这是很难的。我是个最好的样本，我李敖在这个鬼岛上50年来和他们斗来斗去，被养在“牛棚”一样，但始终不屈服。这里有技巧，不是蛮干的。口袋里（要）存点钱，不是蛮干的。所以我说我是样本，大家可以考虑，为什么李敖这种人（虽）不敢说出人头地，（却）可以说扬眉吐气了？是怎么形成的？也许在成千上万人里面（就）冒出这么一个，可以代表人类的一些光芒。 　　

记者：你认为李敖后无来者？ 　　

李敖：你要问我真话，我有这种感觉。后无来者，因为做李敖太难了，难度很高。 　　

记者：过去的1999年里，大陆留学生回国创业掀起了一个高潮，人数再创新高。大概在六七十年代，台湾学生到美国留学也是个很时髦的事情。80年代以后，很多台湾留学生都愿意回台湾工作。你能结合台湾的情况评价一下吗？ 　　

李敖：这是很正常的。他们当时跑到外国去，是为了有更好的机会，更好的发展。当他们发现大陆或者台湾有更好的发展时，自然会回来。这些人大部分是很优秀的，他们觉得自己能够将来发展出来，可是在洋人的地区也不是那么好混的。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我的一个同学叫李远哲，他得诺贝尔奖以后，学校停车场特别给他画出一个车位，表示优待他。他停车时被警察干涉，说你是什么人可以在这里停车？他都被歧视。在外国吃这碗饭不是好吃的。（当时）我常常奚落他们，我觉得他们到外国去的人，你们能在台湾念大学，你们晓得你们害了多少人不能在台湾上大学？你们跑了，跑到外国去了。你们有没有回馈给我们？有没有捐点钱？有没有在海外关心我们？关心有个屁用。我骂过这些人。 　　

记者：有人说你一生之中除了女人，最多的就是官司。你似乎是这两方面的受益者。 　　

李敖：先讲女人。我和女人的关系都是很悲惨的。我们成长的过程里，大学女生少，我们又穷，不信教，又不能去教堂，和女人根本没什么机会。后来坐牢那么长时间，我35岁坐牢。在我（坐牢）最后一年，国民党派了一个老师，吴俊才，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宣传部长，到牢里看我，和我聊天说，我出狱以后，大家是不是还这样斗？然后他说，国民党也很可怜，你李敖也要体谅我们，不要再恨国民党了。我用日本话和他讲：我上头不恨国民党，但我下头恨。我这么年轻坐牢你不是整我吗。那么长一段时间跟女人都没有关系。我跟女人的关系并不像外面所说。

至于打官司，国民党一位秘书长公开说，法院是国民党开的。（我）不过是好打（官司）而已，在过程里和他们开玩笑，结果常常是失败者。我认为可能是高估了我这方面的威名。 　　

记者：你的童年是在大陆度过的，你还记得大陆是个什么样子吗？ 　　

李敖：我记得我是在北京的新鲜胡同小学度过的，现在北京还有吗？对大陆的回忆是很古典的，像天桥的把式、城墙。现在北京只剩下了城门楼子了。我上景山的时候，后面有棵树，明朝的（崇祯）皇帝（吊死在那里）。现在这棵树是假的。（我）对北京还充满老式的回忆。 　　

记者：现在香港澳门都回归祖国了，海峡两岸交流越来越方便，你是不是有一天能回到出生的地方来看一看？ 　　

李敖：不会的。我现在不会了。古人讲，重温旧梦就是破坏旧梦。我母亲回到北京内务部街的那个老宅，过去我们10口人住在老宅里，我母亲回去后发现里面住了10户人家，变成大杂院了。我母亲一去就哭了。重温旧梦其实是一个错误。过去的就把它存在心里算了。　　

记者：人生百年，你想过将来的人会怎样评价你？你有没有想过写遗嘱或墓志铭？ 　　

李敖：我如果死无葬身之地，哪来的墓志铭呀。我已经把我（将来）的死尸捐给了台湾大学医学院。我死了以后，眼睛也挖出来，如果能给别人用的，都移植给别人。如果不能用就作标本。最后剩下骨头，就吊在台大医学院的骨科。你恨我入骨的话，你可以来看看。所以我死无葬身之地，没有墓志铭。 　　

记者：是新千年了。西方有些人提出“中国威胁论”，也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你怎样看待这些说法？ 　　

李敖：我认为21世纪中国人抬头是没问题的。我们自己也表示了不称霸，可是变成个强国应该是没问题的。中国地大物不博，我们以为地大物博是错误的，实际上中国的整个物产赶不上美国的一个加州。其实我们也蛮可怜的。现在发现水也不够喝了，祖国缺乏水源。所以还是需要我们努力。基本面是好的，大气候是好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要重新来调整，前一段我写了篇文章在香港也谈到这一点：政治领袖、政治家的眼光和人民的不一样。

举个例子：美国林肯时代的国务卿叫施华德，当时发生一件事情，俄国皇帝没有钱了，想把阿拉斯加卖出来，一亩地7分美金。阿拉斯加很大，当时需要720万美金，也是大钱，国务卿就把它买下来了。当时美国人都骂他，说你干这蠢事干什么，买那个冰天雪地干什么。他说我们的子孙也许未来有这块地会得到一些好处。什么好处他也搞不清楚。后来发现，20世纪美国和苏联（要是发生）核战争，如果阿拉斯加在苏联手里那可不得了，他打美国根本不需要长程飞弹，短程就可以了。

他（施华德）有眼光，但群众不了解他。我觉得中国也是一样，政治家的眼光应该让人民清楚地知道，免得大家有误会。一胎化就是个例子，（如果）我是个小夫妻，我怎么愿意一胎化呢？我希望生儿育女，两男两女，多子多孙。但这样搞下去，我们的进步就去掉了。所以政府应该让群众清楚地了解困难，党中央也好，国家领导人也好，应该在这方面要努力。 　　

记者：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李敖：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府说喜欢你们骂我的。台湾就这样，他们查禁我的书，书被禁了96本，办的杂志被查封了多少种。我跟他们干，坐牢就坐了两次。最后现在好了，他们输了，我赢了。他们对我更友好了，再也不敢惹我了。他们的《出版法》都取消了。他们认了，干不过我就算了。现在我还出来玩台湾的选举，把他们骂死，整天骂他们。他们现在还和我捣蛋，我的电视节目前两天他们就是给你播不出来，闹了一个星期。 　　

记者：你现在的发言还有弄不出来的？ 　　

李敖：他就是约束你，他的报纸不登你，他的电视台不报道你，使你的力量不能够完整地扩散出来，等于你白费了半天劲。 　　

记者：看起来你总是非常年轻（李敖插话：可是你们有了“伟哥”以后会更年轻），你对《中国青年报》的读者有什么希望？ 　　

李敖：第一要了解，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有很多委屈，受到很多不公平。哭哭啼啼没出息，你生气呕气也没出息。真正的强者需要埋头苦干。曾国藩有一副对联：“世事多因忙里错，好人半是苦中来。”我认为苦干还是很重要的。苦干等待机会也是很重要的。机会是留给那些苦干的人，苦干的人他有可能得到机会。大家要充实自己等待机会，保持传统理想，当然也要务实，否则就要饿死了。 　　

记者：北京刚下了场一指深的大雪，路上堵车，差点耽误了电话采访你的时间。这些年你去玉山看过雪吗？ 　　

李敖：我没有去。我已经50多年没看到过雪了。雪是在我的电影里，在梦里。雪已经看不到了。台湾偶尔有雪，但我懒得去看。我跟着挤车去看犯不上。我是哪儿都不去，也不游山，也不玩水，也不离开鬼岛，哪儿都不去。除了浪费时间，有什么好的？看看照片就行了，跑那么远干吗。

（据录音整理，未经被访者审阅，访谈内容有删剪。访谈时间：2000年1月11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