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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17日

著名作家李敖采访学习专家戴维思

李敖(以下简称李)：今天，请来一个特别的嘉宾。他就是戴维思先生。

他小的时候生活在香港，后来到了美国。现在在台湾。他有一个公司特别提倡如何用有效率的方法，来训练你的语言能力和训练你的思考方法。

我李敖呢，坦白说感到怀疑。原因就是说我自己从来没有经过这种方法训练而变成一个土法炼钢式的人物。当然，我也会很注意这方面的发展。

譬如说，我是反对速读的，原因就是速读———我认为———读的结果就是那句老话：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他们读得很快，可是真正的精髓反倒不能掌握。

像我读书，从来不用速读的。我读书的效果超过了一目十行，甚至一目二十行，可是方法不是速读的方法。所以，我很感兴趣，看看戴维思先生，他们怎么样地来推动他们这种新的方法。欢迎你！

戴维思(以下简称戴)：Thank you。李先生！首先，很多人误会我们所做的工作。我提一提我的看法。其实我们都知道学习是全面性的，学习不能说你念的速度很快就OK。一直以来，我都蛮佩服李敖先生、基辛格、李光耀，或者戈尔巴乔夫，因为你们都是出名的念书念得多的。

我听过戈尔巴乔夫是20万本左右。如果每一个字停顿一下，我们做个测算，一个句子有十几个字，一页二十几个句子，一本书300页。就算看得比较快，也得十几个小时。如果这样做，我们永远都不能接近你的水准。

当然，你可能有你的天分，但是，在没有的情况下必须要有教练，来带他进入一个系统，改变他的习惯。坦白地讲，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我希望追求一个不平凡的效果。我体谅很多学生的学习困难，因为我也死背过书本。

但是，我有决心通过不一样的专家，包括希望通过李敖先生，学习一点东西。回到前面我们所讲的，速读就是一个工具来帮我们打破看一个字停一下的习惯。但是如果浏览很快，重点很容易忘光光，或者不能整理重点，那么这个速读的作用也是有限。所以，学习应该是整体。

你怎么看资料，是不是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还是浏览、发问、疑问，互动性地做复述朗诵、修改、复习；怎么听课、抓重点，怎么思考，过滤你要的资料变成摘要，怎么做记录、分类，最后临门一脚，避免死记硬背。

或许再搭配其他的系统：右脑、左脑、图像联想的系统，来把你的摘要重点放在脑子里面，让你无论是考试、谈判、辩论，都可以像李敖先生很快拿资料出来应用它，而且滚瓜烂熟。所以我的概念是整体的学习方法，不是一方面的。

李：你觉得直接教授，要直接来教，是不是？

戴：你要标准的系统教导，不是说聘请一个老师教授就很权威。你听得懂、听不懂，他不管。不是这样的。不是被动写笔记。有的就说我们慢慢回家学，这也不行，一定要跟老师来搭配。英文有句话就是try and……

李：and error。

戴：OK。你一定会做错哦。老师帮你改那个错，你的头脑才可以接受新的做法。但是很多学生，特别是亚洲学生会很怕犯错误。所以，坐在那边很少参与。问他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比较被动。

所以，我们就是给他个系统，然后，直接教导。然后，我们给他一些时间来做他该做的功课。当然，我们知道人的惰性，知道很多人不会打开课本来做功课，我们教他怎么把这个东西变成日常生活。

在刷牙的时候，会想到今天的point，一点、三点、五点要做什么。让他可以通过这个过程，了解他的挫折在哪里？但是同时让他看到，噢，什么地方非常有用，提高他的自信心，最后我们给他一个所谓的会员期，在半年或者一年以内，他有什么问题、不懂的部分可以问，可以通过个别或者团体教导。

李：你们主要的训练是训练快速而有效的记忆力是不是？还有这个……

戴：我们是让人家如何有效地整理资料information management。整理资料首先要了解资料从哪里来的？一，我们用眼睛看的，你的书房的书、报纸等等；还有要听，要听李敖教授讲的话，要听新闻报导、演讲。 通过这两个来源，我们要考虑用什么的技巧来提高阅读跟学习能力。念书快或者慢是一个水准的差别，所以刚才讲过，在念书当中有技巧，是不是朗读默读，是不是弹性阅读，是不是抓重点。

那些过程当中，是从第一个字到最后呢，还是首先做一些浏览？首先发现疑问，来抓住我们要的资料。怎么做复述？看一个标题问问自己。老师问我们之前，我们问我们自己，这个标题代表什么？因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学很多东西之后，不会把它复述出来。

然后，要怎么抓重点？我们的记忆能力———暂存记忆跟长存记忆，记数字跟文字跟图画有不一样的保持性，我们要了解这个。我们了解这个之后，再写一条聆听的策略。弄完这个之后我要思考。 我同意，学习要理解，不需要死背。你通过思考，通过逻辑或者分析，知道什么资料是重要、不重要，不要全部记，之后，做笔记、排列、分类、抓重点，最后临门一脚。

你问的问题是什么是记忆？临门一脚才是记忆。但是这只是全部字句的20%～30%，前面的部分做得好，做得完美，就使很多东西的记忆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李：我觉得大概的范围里面还不超过学习心理学的那些基本的方法。

戴：心理学的书本我看了蛮多。我大概八九岁的时候，原来的学校，稍微教了我们一些这方面的技巧，比如说要用联想。 他说，你想得到飞机，飞机上面有一个大象，我们要想这个图画，这个大象的鼻子，有一个宝宝抓住这个鼻子，晃来晃去，这个宝宝是外国人，金头发，有笑容，这个宝宝就是万分恐怖，他会喷火，像恐龙一样，这个火烧到很多书，烧到火就感觉到很热，等等。

OK，所以我们听一听，大概十几二三十个，他问我们想到什么，噢，飞机上面有什么？大象。然后大象———宝宝———宝宝喷火，火———书本，我们可以讲十几个东西出来，20个都可以。

因为这个避免了死背，而且按顺序大概都能说出来，大部分人听到之后觉得，哇，理所当然都是平凡的东西，问题就是，我回家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操纵的时候，我该用什么规则？ 我是不是要看到这个图案呢？还是我只不过给他创造很夸张的故事？我是不是要闻到这个烟的味道呢？我是不是想到这个宝宝跟大象有没有动作？我不知道这个操作的过程，所以我没办法举一反三。

没有很多的用途，除非有老师来带我，所以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了老师，有教练，就会超越一个理论。你们没有习惯来做联想图像。除了背，这些要记的东西是不是可以找相关性？但是，我来告诉你怎么找相关性。

如果这个桌面，没有自然的相关性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可以操作我们manipulate the mind来达成这个所谓的头脑的记录？我们会带他做。

举一个例子，联想有很多种，意大利地图像马靴子是个联想，但是讲来讲去大部分人只讲的一个地图，其他地图怎么办呢？如果无法找到一个相关的形象，他可以把它切断，或许这是个很平凡的建议，但是，我们发现很多人都是不会从平凡中追求不平凡的。

我常讲一个谚语，如果讲得不标准，你帮我改一改：江湖一点诀，说破不值一文钱。很多时候我们告诉大家，他说，噢，我懂，串故事。我说对，故事是一方面，但是有些时候如果没有记全部的资料，或者拿诺贝尔奖来说，二三十年的获奖人，我们没办法用故事，因为会太乱了，甚至会断。

我们必须要用的方法叫连锁法，chain method，这个连锁法要很明确，把第一个讯息钩第二个讯息钩第三个、第四个……让我们一字不漏，讯息不断。

这个连锁法有些规则，譬如说两两相连，一定要接触，一定要用档案的存档，加上其他的联想，所以在教授这个规则时我们会一步步地带动他来用。这个是好几十个系统中的一个。

我再重复这个重点。如果我们在念书时前面的过程理解得好，找到兴趣，找到观点，做复述做得好，记得并不是太多。所以，我当然不希望，特别跟李敖教授讲话，不希望强调一个投机取巧来快速记之类的没有什么意思的东西。

我真正地赞成好的学习是一个过程，让我们每一位学到的东西，是有内涵而且是自己喜欢的。但是我们这些平凡的人，需要多一些工具跟训练。

李：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戴：Thank you！

戴维思简介：学习素质培养专家、《这样学习最有效》的作者，现任戴维思国际学习机构总裁、思达迪学习法亚洲首席顾问，被誉为“新时代学习教练”、“记忆大师”。

对是非绝对是不让步的

—— 李敖上下古今谈

内有恶犬，但不咬人

问：能不能对现阶段的你来个自我介绍？

答：仍然是老话：

不认识我的人，喜欢看我文章。

认识我的人，喜欢听我讲话。

了解我的人，喜欢我这个人。

我李敖的做人比我的讲话好，我的讲话比我的文章好。光看我的文章，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家伙，可是听到我的讲话，你便会觉得我比我的文章可爱，等你对我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你更会惊讶--在李敖那张能说善道的刻薄的嘴下三十二厘米处，还有一颗多情而善良的心。

我李敖只是会叫，其实人不坏。所以在我家门口应该钉一块牌子，上面写--“内有恶犬，但不咬人。”

与柏杨不同

问：一般人喜欢把柏杨先生和你相提并论，你认为你们两人有何相似之处？

答：我觉得我们两人相似的地方只有两点：

一、我们都是靠写文章出名的人。

二、我们都是为了写文章而坐牢的人。

其实我的坐牢和我把拍杨的东西流传至海外很有关系，只是有关当局不肯承认这一点。至于我和相杨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将来我会在文章中说明。

监狱是锻练一个男子汉最好的地方

问：坐牢对你有什么影响？

答：我认为训练一个男子汉有两个最好的地方，一个是在军队（战场上），另外一个就是监狱。

如果在这两个地方你能够应付得好的话，你会更坚强、更壮大；应付得不好的话，就会受尽折磨，痛苦万分。

监狱的生活其实可以说有一百种，有的人可以过得很舒服，有的人则过得很苦，要看你个人用怎样的态度去过。当然监狱的环境也很重要，例如你单独住在一个牢房里是一种过法，两个人住在一起则是另一种过法，如果一间牢房有十几个人则又是另一种过法，你要求安静都不可得。

我坐牢的时候和别人合住的时间只有几个月，其他的时间都是独住一个牢房，这次坐牢也是一个人独住。一个人独住所要面对的首先就是寂寞。在囚犯的眼中，让我一个人独住是“虐待”我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是“优待”我。一般的囚犯都怕一个人独住，因为寂寞是非常难挨而且痛苦的。在寂寞中情绪能够不变坏并且还要有工作成绩，这就不简单了。

监狱可以说是人间最苦的地方，在这种“苦其心志”（虽然没有“劳其筋骨”）的状态下，会使你觉得人生需要面临很多的独立作战。在孤独无助的状况下，大多数的人都会产生自怜的情结，但是我就没有产生这种情结。

坐牢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先调整自己的心境，我认为坐牢是非常唯心的。我显然不属于多愁善感的那一类人，而是属于比较强悍的人。因此，坐牢时我能放开心境，非常干脆的和外界隔绝，不必靠外力的支援，避免自己成为外界的函数。

我在牢房里始终维持着规律而平静的生活。而坐牢更坚定了我对一些事物原先的见解。

在狱中思考上下古今

问：在漫长而平静的坐牢时间中，你在思考些什么？

答：可以说上下古今每一个主题，甚至每一个谚语我都去思考，有时甚至是长考，以求得我自己的一个结论。如果我现在要写文章的话，这些东西随时可以应用得上，因为我已经有了思考的结论。

在第一次坐牢的后期，我可以看书及读报，于是我恢复了以前搜集资料及把资料分类的工作。我在狱中的工作量 丝毫不比以前少，有时甚至更重。

不相信“为读书而读书”

问：从你的文章中可以觉得你不认为“为读书而读书”是对的。

答：南宋偏安时，有一位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叫陈同甫，不但批评当时的政治，并且指摘当时的所谓读书人说：“今世之儒世，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

沙特曾说：“小孩子都快饿死了，文学还有什么意义？”

认为做学问很重要，学问高于一切，这是一种病态。知识分子应该发挥学问积极的一面--经世治用。

看书是我写文章、表达思想的准备工作，我绝对不相信什么“为读书而读书”的。尤其是读古书，除非你能读得很活，能够驾御它们，否则的话，充其量只是个老学究，什么都没有。

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勇气、滑头

问：你为什么瞧不起当今台湾的知识分子？

答：我认为现今台湾的知识分子都是在集体逃避现实。虽然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在专家的部分也许相当有成就，可是他们所走的大方向错误，这是很可怕的。中国历来的知识分子都是走“得君行道”--得到皇帝的赏识而后施展抱负--的路线，至于行道的结果是否误了天下的苍生，这些知识分子都不考虑的。

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勇气、滑头，对很多畸形的现象不敢批评。他们也不敢在知识上起义--在知识上做陈胜、吴广。他们也很喜欢抛头露面、做秀，但是他们的专家之见及书生之见就好像是象牙塔里朝外面抛绣球一样。他们个人特殊的心得及见解真是少得可怜，只有一页稿纸的分量。可是这一页东西却可以供他们卖一辈子，参加一百次座谈会。

好比说，现在大家大谈改良狱政，知识分子真正要做的，就像我李敖一样对监狱加以深入的探讨及了解，然后才谈得上要如何改革。

岛上有的知识分子拿谏净事实与制度，来比拟言论自由的事实与制度，这种比拟是不伦的。谏净与言论自由是两码子事，甚至谏译的精神，和争取言论自由的精神比起来，也不相类。言论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谏净就不一样。谏净是我低一级，低好几级，以这种不平等的身分，小心翼翼的劝你。今天我们的知识分子处理事情时总是小心翼翼、躲躲闪闪的。

学习李敖

问：那么你认为台湾的知识分子们应该怎么做？

答：很简单，他们可以展开一个“学习李敖运动”，学习我李敖的骨气，以及我李敖的博大精深。

问：以前被你“修理”过的人，你似乎就不再肯定他们了。

答：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人他们没有改变，还是那么“浑’”，如果 他们有所改变的话，我会肯定他们的。

问：你和党外的一些新生代蛮熟的，你对他们的印象怎么样？

答：国民党当局三十三年来在教育方面可以说是成功的--他们把青年人教育成小绵羊及小表哥型的，党外新生代则是属于比较不驯服的一群。

我觉得党外的新生代很不错，他们都非常用心地在摸索。以前同盟会的一批人，他们晚上九点钟以后就不革命了，逛窑子去了。今天党外新生代的生活比起他们是好多了。

当然党外新生代还需要很多的磨练，他们仍然会犯错，可是这些都是很正常的，路走多了就会好些。

党外的老前辈

问：有人认为你在政治上偏向党外是一种投机的行为。

答：我肯定党外是因为他们在大方向所走的是正确的，没有其 他的原因。

今天党外资格最老而仍然健在、仍然在自由状态的有两女一男--许世贤、黄玉娇和我李敖，康宁样都比我晚十年。我一个人当党外的时候，我要投谁的机？对一个党外的老前辈有这种批评的人，真是数典忘祖的王八蛋。

曾干苦力谋生

问：关于你贪财的讲法，你有什么意见。

答：有人认为我现在贪财，这大概是受了大众传播媒体有意丑化我的影响。问题是什么叫贪财，贪财的定义由谁来订？如果我贪财的话，请问：为什么只要我挂个名，“国立政治大学”要送我副教授的待遇我拒绝了？为什么朋友危难时我会毫不犹疑的解囊相助？

我曾经很坦白的表示过我重视金钱的力量，因为金钱可以保护我的自由，可以使我有抗衡的力量，可以使我能不为五斗米而折腰。

当我在文坛上被封杀时，我还是想法子、干苦力来谋生，我并没有偷鸡摸狗。如果说我贪财，那么请证明我金钱的来源有问题。

中国文学是“小脚文学”

问：请你谈谈中国的文学。

答：对中国文学，我个人早已从压根上失望。我看来看去，在我眼中的中国文学，只是可怜的“小脚文学”。中国文学的集体悲剧，乃是在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什么，它们所遭遇的 共同命运，都是“被层层桂措”的命运--被传统的水平观念缠住、被传统的社会背景缠住、被传统的意识形态缠住。被传统的文学词汇缠住、被传统的形式语法缠住、被传统的陈陈相因缠住、被传统的粗糙肤浅缠住……这样一缠再缠，中国的文学便一直在“裹脚市”中行走，不论十个脚趾如何伸缩动静，都无助于它在一出世就被扭折了的重要骨头！

这样子的悲惨命运，使五千年的庞大文学遗产，只表露了庞大的繁琐与悲哀。我们五千年文学史中，没有大气魄的诗、没有大气魄的剧、没有大气魄的小说、也没有大气魄的作品。我们没有好的表达法，没有像样的结构、没有不贫乏的新境界、也没有震撼世界的文艺思潮。我们的“文学”，至多只是在一首小诗、一阙小词、一段小令、一篇作品、一个小故事里打滚，我们“足以自豪”的任何作品，在新世界的文学尺度下，都要打问：票。我们的表达力，至多只是表达一点粗浅的浮情，忧国也好、非战也好、田园也好、香直也好、铁板高唱也好、儿女私情也好……我们除了在最低浅的层面上，吟咏低唱一阵或乘兴挥毫一阵外，便不能再深入，或因深入而浅出。我们是集体失败的，集体铸造了历史的纵线失败。我常常想：一部（儒林外史）的部分好题材，在任何二流三流的西方文人手里，都不会有吴敬样那样糟糕的处理、那么可怕的结构！而吴敬样已算得上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特级文豪！我们真失败！治好民主的毛病，是更民主一点问：能不能谈谈你对民主的见解？答：民主这条路绝对是正确的，虽然在过程中必然会有许多的流弊。但是我坚信前美国民主党的掌门人、前纽约州长史密斯的一句话--“治好民主的所有毛病是更多民主一点。”我认为看民主，不在堂皇的宪法；找民主，不在庄严的议会；测量民主，不在磨拳擦掌的斗争。民主的真髓表现得不应该这么复杂。民主本身，不仪是一种制度，而是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普遍的方向与目标。从这种博大的观点看，我认为检验一个地区的民主成分，单刀直入，只有一个妙法，就是看它有没有“开玩笑的自由”。上上下下，大家都有这种自由，才证明了这个地方把民主信仰化、生活化、普遍化。大家能互相开玩笑，才证明了这个地区有幽默感、有民主气质。民主纯粹是西方的东西，中国所谓的民主思想其实都只是民本思想，例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只是民本思想而不是民主思想。历来中国的传统都只是把人民当作羊，人君为政者。民主思想在中国历代是绝对无法找到的。三十多年来，台湾提供了中国人学习民主的一个大好机会和环境，可是却被国民党耽误掉了……

做出来才算数

问：不少人认为国民党有实行民主的诚意？

答：这一点牵涉到我谈过的“动机观点”。我认为动机、诚意是一回事，而事实及实际上的表现又是另一回事。事实及实际上的表现才是最重要的，“想”、“准备”、“计划”都是没用的，做出来才算数。

主张全盘西化

问：关于“西化”，最近好像你谈得比较少，在这里能不能详细的谈一下？

答：今天台湾的公民，他们平均所涉猎的古书不会超过四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对古典的东西花下很大的工夫的人，简直是太少了。对固有文化了解的这么少，却天天在高喊复兴中华文化，这是十分可笑的。

我李敖在深入探讨中国浩瀚的古书，拿来和西方的事物经过一番观察和比较后，我觉得中国古代的东西实在不行了，因此我主张“全盘西化”。中国固有的东西只是个烂包袱，背着烂包袱想要来个“超越前进”，这无异是痴人说梦话。

最具体的例子是现在一些国家的国富民强、兵坚炮利，和中国的古书根本没有丝毫的关系。不用中国古时候的那一套，照样是一等强国。例如里根、基辛格，他们都没看过半本中国古书，可是在国家大计的运筹帷幄上，他们毫不逊色。又如瑞典，他们社会福利制做得那么好，和中国固有的文化又有什么关系？

文化是没有选择性的，因此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根本是不成立的。我们一方面想学别人的东西，另一方面对固有的东西又舍不得丢掉，硬要挤进去，结果很多东西都搞得不伦不类的，与其说是复兴固有文化，不如说是贩卖固有文化。

所谓的“国情不同”也只是抽象名词，进步就是进步，现代化就是现代化，没什么国情同不同的。中国古代的东西如果管用的话，在清朝以前早就国富民强了。

不错，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现在是在提倡儒家那一套，但是他们是在别的地方已经先成功了。等于是一栋房子先盖好了，然后才找块牌子来当装饰品，儒家的东西对李光耀来说就等于是那块牌子。

以色列他们也宣传传统的那一部分，也花了点时间在这方面，这样无非是增加人民的向心力，这也是不错的。但是如果花上很大的精力，例如要全国的学生写毛笔字、读文化基本教材等则大可不必。中国古代的东西大可由专家来做，例如考古学家发掘到秦始皇的陵，可以增加研究的趣味、可以增加思古的幽情、可以增加对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向心力等。有一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师张之洞发现一位幕僚的签呈上有“经济”两个字，于是他批了评语说，“经济”两个字是“日本名词”，不要用‘旧本名词”。这位幕僚反驳说，“日本名词”其中的“名词”两个字也是日本文。由这个小故事可以知道文化的感染是不知不觉的。今天我们社会有很多反对西化的人，其实他们西化的程度绝对是我李敖甘拜下风的，可是他们却嘴硬，死不承认。因此，将来我谈全盘西化的时候，我会列出清单--逐条讨论，说明大家西化的程度，让那些嘴巴上不肯西化可是实际上已十足的西化的人赖都赖不掉。

写文章，资料扣得紧．

问：能不能剖析一下你的文章？

答：短文章虽然短，实际上并不好写，通常我都需要一段时间的 酝酿及准备，然后才长话短说。

很多人写不了长文章，因为他们的文章一长就显得松懈，让人看不下去。我写长文章的独到之处是资料扣得紧，主题不会因为文章长而被淹没，要做到这些相当不容易。每篇文章我在动笔前都有过冷静的思考以及广泛的搜集资料，动笔时我可能用很情绪化、很粗俗、很惹眼的字句，这就好像炒东西的时候，把肉、菜、葱等东西准备好了以后，我把它炒得很火爆。任何人只要把我的文章中的一些sensa-tional的字句过滤后，都会发现其中理智思考以及有资料处理的层面。

谈自己，不是在吹牛

问：在你一些谈传奇人物、一流人才、大人格等的文章中，你是不是有意无意的都谈到了自己？

答：让我自己在文章中进场、现身说法，这点好重要喔！因为我找不到更好的例子。大文豪萧伯纳曾说：“别人夸奖我的时候，我总觉得很不安，因为他们夸奖得不够。”因此，萧伯纳常常夸奖自己。在文章中我谈到自己，其实都只是描述事实而已，别人或许会觉得我在吹牛，其实我不是在吹牛。我说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别人大概都会觉得我是在吹牛，其实我并不觉得我是在吹牛，我真的觉得如此。

面对群众，绝不讨好他们

问：你在文章中曾提到“多少年来，赞美的眼睛、挖苦的眼睛、嫉妒的眼睛、仇恨的眼睛、看好戏的眼睛……多少种眼睛在看着我……”不知道你对群众的了解是怎么样的？

答：群众是像小孩子一样的，他们是不可知的。他们会崇拜你。打击你、嫉妒你……你凯旋的时候，他们向你欢呼；你上断头台的时候，他们也都会去看热闹。

现在一般人尤其是政客，常常为了目的（选票）只知道一味的取悦群众，更谈不上教训群众了。就我所知，好像只有黄顺兴曾有一两次对群众表示了不满。

面对群众，我李敖绝对坚持真理，对是非绝对是不让步的。

早生五十年，注定悲剧

问：从你的文章中可以嗅出很浓厚的悲剧的味道，这种感觉对不对？

答：我早说过我是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人--我早生了五十年，这件事实注定了要有悲剧的结局。

我觉我的运气还算不错，没有一开始就是绿岛十五年或者无期徒刑。我已经做到了一个很大的突破，那就是在台湾，纯粹一个个人，没有人比我无业游民李敖更有名了。

胡适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容忍与自由），劝雷震及殷海光身为知识分子要有容忍别人的气量。当时殷海光很不高兴，反问胡适为什么不劝那些有权有势的当权派容忍“我们”，为什么反而劝我们要容忍别人。胡适回答说，我们也是有势力的，只是我们的势力不建筑在世俗上、不建筑在刀枪上、不建筑在金钱上。我们可以代表社会的正义、我们可以留下历史的记录、我们写文章可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我们不是弱者，我们也是强者。我李敖觉得做与不做的确是不一样的，努力与不努力也的确是不一样的，虽然结果可能我们看不到，可能在眼前我们是受害者，可是也许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地方，我们的努力会生根、发叶、开花、结果的。

致力于“中国思想史”

问：最后能不能请你谈谈你将来的著作--“中国思想史”？

答：“中国思想史”将会把中国人的思想做个总整理。这部思想史是真正以中国人的思想来作为中国的思想史，而不是以 中国所谓的思想家--像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等人的思想作为中国的思想。例如孔子的思想在中国被接受的只是在上层的社会，局限于知识分子，下层的社会他们信的是关公、财神爷、土地公等。至于思想的分类，不以人为单位，也不以时代为单位，而是以项目为单位，并且是以整个中华民族摊开为本位的。

陈敏访问，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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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大;在法庭

知名度最高

问：有人统计过，台大历史系二十几年来出过的人物，就数你李敖的知名度最高，你认为呢？答：哈！哈！不止历史系吧！我的知名度不止于历史系吧！

问：台大的学院生活改变了你多少？

答：我对台大历史系很失望，因为那时候他们走的纯粹是“考据”的路子，我觉得应该还有更宽广的路可以走。所以，几乎可以这么说，台大的学院经验我完全是自修得来的，从来没有老师有能力给我影响，如果勉强算，段海光大概可以算半个。但是这样也不能说台大的生活对我半点好处都没有，也许他们也给了我很大的负面作用，比方说，他们那些人的榜样随时提醒我不要像他们那么笨、那么老化。哈！这也算是好处吧！

受到罗素的影响

问：如你所说的，除了胡适和半个殷海光给你影响之外，有没有哪些外国学者对你有影响？

答：有，罗素对我的影响不小。罗素让我对每个问题有深入思考的兴趣和能力，这思考的结果可能和别人思考的一样，可是在过程中可能经过“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境界，最后又归于“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结论。我想我最可贵的一点就是，我对很多

问：题独立思考过，我独立思考的时间比别人多，因为我跟别人“隔离”的时间比较多--除了坐牢以外，我不太跟别人来往，所以我用于思考的时间比别人多--这样会慢慢训练出我个人独立的看法。我这个特点，徐复观也发现了。他说过一句话很好玩，那时候我们一起打着官司，对簿公堂，在法庭里吵得很凶，出了法院又高高兴兴一起去喝咖啡，所以法官就很生气，以为我们存心整他。那时候徐复观就说过：“李敖的古书比我们谁都读得多。”“如果让李敖来主持宣扬中华文化工作，一定做得最好！”我之所以常常开中国文化的玩笑，就是因为我太了解了，中国文化有多少斤两，我是亲自探过底的。

林小鱼访问，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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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答问之一

——今推出“大秘密”

● 《政治家》开“李敖答问”，你说你有“大学问”、“大头脑”、“大文章”、 “大气魄”、“大人格”，以上五点“出言无状”，是你成为巨灵的主要特色，基于这五点主要特色，愿在你的“昆山之困”中，以每周答问的轻松方式，让读者看看你的“囗琳琅(王干)”。我们知道你的“囗琳琅(王干)”中，有很多“大秘密”，希望你顺便多提供一点你知道的“大秘密”，好不好？

○ 好（这是我开“李敖答问”专栏对第一个问题的答复，只有一个字，简明可喜，不是吗？”只是这样简明可喜下去，邓维贤会把我毒死了）。

能五四，就不错

● 五四运动后的香火，在国民党丢掉大陆后，只靠胡适在延续了（国民党虽然吸收了一些五四健将，可是他们都卖身投靠国民党了），后来有段海光。你在十多岁的中学时候，就见了胡适；你二十多岁的时候，胡适就特别看重你、写信给你、送书给你、寄钱给你。显然你是中国大陆以外唯一一个上承五四人物的人物了。你可说是思想界的明星，天王巨星，无人可望项背。但在你的思想中，有些五四气息的，是不是有点落伍了？

○ 胡适晚年，很喜欢引用清朝学者李(王恭)《恕谷》的一段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意思是说，交朋友的目的在造成自己生前的势力；但是寻找知己与接班人的目的却在造成自己身后的势力。胡适引用这段话的心意，我想和他个人的遭遇不无关系。胡适名满天下，又喜欢交朋友，所以一直活在热闹的气氛里，但是这种车水马龙的热闹，是虚荣的。虚幻的，聪明如胡适，不会不知道。所以他在热闹之余，未尝不存“求士”之心。我想，在这种心意里，我是胡适特别另眼看待的一位，我想我也是唯一不负他期许的一位。其他的人呢？他们只是 “胡适合会”的‘标会”者，他们在胡适倒下以后，就什么也不是了。当然在五四精神方面，他们更一点也没有了。二十年前，五四健将罗家伦对我大夸我的文章多 sharp（罗家伦声带有异，发音沙沙作响，好像公大鸭似的，他念Sharp这个字。因有sh的音，更是沙沙，非常好笑，我至今不能忘记）。其实他也可以Sharp啊！可惜他整天做官（国史馆馆长）、办党、写毛笔字，所以一点也没当年五四的影子了。至于五四气息，如果你仔细查看一下五四运动的历史，你会惊讶的发现，许多方面，我们今天其实比不上五四，我们今天能五四，就不错。今天台湾这些曲学阿世，没有脊梁的知识分子，他们侈言超越五四，“下五四的半旗”（此分光中之言）！其实这些只对李敖适用，他们又有什么资格？所以，五四对落伍的台湾而言，一点也不落伍——台湾需要五四！

多揭发黑暗，少追踪黑屁

● 最近国民党安排二中全会、国民大会、内阁改组、接班人等等，你有何看法？

○ 我觉得大家都犯了“追新闻屁”的毛病。“追新闻屁”是当政者制造新闻，让大家去追、去挖、去猜、去透视权力核心、去探讨接班动向……结果把那么多的时力与贯注，都放在国民党那些宫廷内斗上、家族政治上、你来我往上，这多不值得！其实国民党是一丘之貉，谁得宠上台，谁失宠下台，还不他妈的一样？从这方向看，根本早就有了结论，那个结论就是屁。对结论明知是屁，大家又跟着费什么神？做什么跟屁虫？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国民党年复一年，不准我看报，可是重大的消息，我一件也没漏掉：尼克松宣布访问中国大陆，是我在浴室边的一块碎报上得知的；国民党被赶出联合国，是一位好心肠的老士官卫兵告诉我的；日本承认中共，是看守所牙医替我看牙时在耳边说的……我年复一年不看报，最后一年，可以看报了。我把几年报纸，找来一翻，以看大事记一般的浏览一过，只花几个小时，就把几年的大事一览无余了，这样岂不也很好？何必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按日追踪新闻的流程呢？留下这些时间，做有意义的、读有意义的、写有意义的，岂不更好吗？美国以前的国务卿杜勒斯，就对新闻报章不多花时间，我觉得他真发现了好习惯。我认为党外人士与党外刊物，在国民党的新闻局上，不要花太多时间去追；除非你能追出个名堂，否则千篇一律，人云亦云，跟国民党变成了函数关系，那多没出息啊！所以你问我对最近国民党人事动态有何看法，我的答复就是屁屁屁，不值得花时间的。我们要多揭发黑暗、少追踪黑屁。多揭发案件上的黑暗，少追踪人事上的黑屁。

尤清辞职？

● 最近尤清在监察院难以施展，声言要辞职，二月八日下午和他选举人省议员傅文政协商后，认为目前尚未至“最后关头”，已暂时打消辞意，将“勉为其难” 的继续留在监察院，“以更大的智慧突破当前的困境”了。你有什么看法？

○ 去年六月十六日《民主人》第十期上有李宁访问尤清的对话。李宁问：“李敖认为你应该利用监委的声望去做监委以外的事。因为你应该知道你在监案院是无能为力的，你连一个附署提案的人数都凑不足。”当时尤清答复说：“外边的人是很难了解监察院内部细节的，我认为我既然担任了监委这个角色，我就应该在这个位置上尽可能去发挥作用。”我想尤清和我，究竟谁的判断正确，到了今天，完全证实了。尤清实在不该在监察院里摸索这么久才摸清楚，才感到对这个院和院中的老混蛋失望，他早就该虚心接受比他高明的意见。尤清有很好的造型，但我总觉得他辜负了我们对他的期许和寄望。美丽岛律师们是优秀的辩护群，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付出的代价，不是甘地式的（甘地最初是为战士辩护的律师，后来弃律师不做，自己也去做了战士）；相对的，在许多方面，他们换得的收获，名实之间与收支之间，难免有不相称之处，结果暴得大名有之、傥来奇利有之，应有的牺牲与回馈，却有待多加努力。我盼望尤清多加努力，给我们像样的成绩。如果太久下来，老是这样，那就不是尤清了（尤清是我的小学弟，又是有雅量的人，我说他几句重话，他不会见怪。尤清的太太曾子勤正义感极为明确，又勇敢、爽快，没有政治人物的习气，我总觉得她比尤清更适合、做监察委员。所以、合理的“玩笑”是：尤清该大干一票后去坐牢，改由太太出来表率，这才是天作之合）。

言论自由进步了吗？

● 看了你和一些党外刊物的大胆言论，是不是可证明国民党的言论自由比以前进步了？有人在这方面给国民党打了较好的分数。

○ 非也。别忘了二十多年前的《自由中国》杂志吧！《自由中国》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出刊，到一九六○年九月一日最后一期，前后连续出版了十一年，一期也没到装订厂抢过、从来也没罚停刊过，今天我们有这种福气吗？今天国民党会允许一个反对它的刊物这样长寿、这样安全上垒吗？一九七九年八月《八十年代》出版《反对党问题》，只是就《自由中国》的老文章，加以选集而已，可是国民党都不放过，要迎头查禁，和二十年前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一九七九年的言论自由，其实赶不上一九五九年的。替国民党打分数，可以，不过得查查事实与证据，否则这好分数，就是假的。至于说我和一些党外刊物为什么言论那样大胆，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我们不要命的缘故。尤其我李敖，有李敖的例子，充分显示了你国民党抓李敖、关李敖、刑求李敖、管训李敖、感化李敖、斗倒李敖、斗臭李敖……忙了一二十年，最后的结果是：李敖还是李敖，你国民党的一套，全都无效，李敖不怕你，李敖还是跟你干！所以，李敖今天的一点点言论自由，绝非国民党宽大的结果，而是李敖不要命的结果。你总不能把一个人的不要命，说成是言论自由吧？

你们不必奇怪

● 为什么一般人以为是怎样怎样的观点，经你一说，就三言两语，说出了另一种新观点，而使一般的观点破碎动摇，你为什么有这种本领？我们很奇怪。

○ 因为我午夜梦回，——长考或细查过人间每一个大问题和小问题，我的博学、用功与好头脑，使它们深入；我的文笔、口才与幽默感，使它们浅出。我又独居，不抽烟、不喝酒、不喝咖啡、不喝茶、不打牌、不跳舞、不看电影……我全无嗜好，只有专注的工作、工作、工作，我像一个清教徒似的律己甚严也责人甚严，所以我有是非、有成绩。我的本领非偶然可得，也非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可得。所以，你们不必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