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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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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答问之二

媚骨症候群

问：台湾省议会议长高育仁、副议长黄镇岳，在二月十一日早上，带着省议会七十七名省议员的签名册，前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吁请二中全会顺应“舆情”，提名蒋经国竞选连任。这份签名册中，不但国民党省议员全部上榜，党外省议员十四人也一网兜收，他们的大名是周沧渊、游锡囗、陈金德、林清松、简锦益、苏洪月娇。黄玉娇、傅文政、谢三升、蔡介雄、金玲雅、陈启吉、廖枝源、苏贞昌。二月十六日《台湾年代》社论说：“党外省议员签下此种向国民党表态的文件，真是愚昧失身。犹有进者，党外省议员插足国民党家务事，放弃反对运动者起码的抗议与争衡的原则，更是屈节夫格。”“国民党统治台湾三、四十年以来，多少前辈的民权运动者，为抗衡国民党的高压，不惜流血、坐牢、放逐生涯，如今在广大有志气、不屈挠的台湾选民护卫下，被送进省议会的党外省议员，竞然如此愚昧失身，更屈节夫格！不知他们如何上对先烈前辈，又如何向台湾人民交代？”又在《每周短评》中说：“只可惜这一群“卖身’签名的‘党外’议员，不知他们的‘党’性何在，也难怪许多人比较美丽岛前、后两届省议员，要暗叹本届‘无党外’了。”对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答：我上下古今、博极群书，但是从来没有看到一些台湾人玩政治，玩得这么没水准的！一些台湾人玩政治，玩到最后，全不上路。全没规格。这些人的基本特色是“媚骨症候群”，其中包括两派，一派是海外派、一派是岛上派。以海外派为例，自来政治异己，反对当政者而流亡在外，如不能阿基诺式赴难，也要朱舜水式“老死他乡”，这是起码的玩政治的规格。可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台湾人，却是一个个回来叩头的廖文毅、郑万福、邱永汉、辜宽敏……廖文毅一下飞机就向飞机场中的蒋中正照片打拱作揖，这种高速的前倨后恭，真是古今所无（唯一堪与伦比的，大概只有谢东闵。谢东闵在蒋中正死后，停灵国父纪念馆期间，率同台湾人全体县市长去下跪——外省大员自严家淦以下，虽然也个个无耻，但都不好意思下跪，谢东闵却优为之，其膝功之软，有如此跪！一些台湾人的马屁，在国民党的调教之下，可真青出于蓝呢！）。以岛上派为例，一些以党外人士标榜的台湾人，其对国民党媚骨不绝，我们已屡见不鲜，这次党外省议员的集体大手笔，就是这种媚骨的逻辑发展，我们痛心极了！黄天福说得好：“依照政党政治的原则，党外不应该签署这份提案，蒋经国连任不连任，毕竟是国民党本身的事情，而且这份名册是送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而不是总统府，更加显得党外签署的不当”。我看这次党外省议员的“媚骨症候群”发作，并非偶然事件，而是一些台湾人所受政治教育不足的缘故。几十年来，台湾人从日本人而国民党，所受的，都不是硬骨头的政治教育，难怪如此不争气。但是，在日本人以前，在清朝西太后“六旬万寿”时候，全国大拍马、大 “报效”，其中考第一的是台湾“板桥林家”林维源，就是国民党财阀林柏寿的爸爸，独捐经费三万两！一些台湾人会拍马屁，原来是有传统的！总之，《台湾年代》上对党外省议员的批评，是有骨气的台湾人的正义之声，我一百分支持这一批评。我觉得这十四位党外省议员，应该集体向选民谢罪！他们犯错犯得太不像话了！（他们之中，有人说签名是别人代办的。即使如此，请读一下《明史》顾宪成传吧！《明史》说：“顾宪成，字叔时，无锡人。万历四年举乡试第一。八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大学士张居正病，朝士群为之祷，宪成不可。同官代之署名，宪成手削去之。”顾宪成有这种气派拒绝集体拍马屁，不让人强奸他，这件四百年前的小故事，岂不值得大家学学吗？）

情理之间

问：你的千秋评论是我最爱看的书，你的胆识学养是我素所敬仰的，可是最近在你的言行中，却颇有令我不解之处。你说过：“我对朋友一向是很宽大的，仅次于女人”，在李筱峰身上，我实在看不到你对朋友的宽大……我与李筱峰素昧平生。此次，他行事或嫌莽撞，求证不够深入，但为求真理，六亲不认的执著，倒十足是你老李的徒弟，对这样一个“灵光偶蔽”（未必是灵光已逝）的晚辈，“挥泪打四十大板”也就够了，但在“雁行折翼”那一段里，行文是如此的优美，寓意却是那样的不“宽大”，到“我们怀念这位小兄弟”戛然而止。让人觉得你是持着真理的棒子，不留余地把他打入友谊的“博物馆”。“让他失落，是明智之举”，你这位党外的“导师”、“祖师爷”，对晚辈未免太严苛了，难怪党外不敢“选修”你的课（纵使是“必修”也只好做一个“跷课”的坏学生了）。以上是我常人的愚见，谨是智者，你一向特立独行，想必有“非常人”的看法，愿闻其详，以启茅塞。

答：从你熟知我的文章的情形来看，你当然读过我那篇《什么叫“理来情无存”？》（《李敖全集》第六册），你记不记得我说过——

拉斯基（Laski）下笔为文，议坛雄辩，总是气势凌人；可是笔杆以外，议场以外，其待人接物，温柔敦厚，使“世俗间”觉得他“和他们差不多”，这是很有人味儿的态度！

沈休文的诗说“理来情无存”，我蛮喜欢这句子。行文公论之时，应当“理来情无存”；行文公论以外，即使政敌，又何妨把酒言欢？

中国人最大的毛病也许是情理之际分不明白，往往因情断送了理，往往因理 “得罪了人”（情）所以搞得是非难分，其实这根本是两回子事。

我们该提倡提倡“理来情无存”的态度。

所以，在“理来”的时候，一切辈分、情谊、面子等等，我都尽量不考虑，我是一个青抓破脸皮的人，我不太怕得罪人，重要的是，在这种“无忌”的心情下，我究竞能够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做多少？在“剃刀边缘”做多少？

以上这些话，是我二十年前写的。二十年过去了，我在文海里兴风作浪，在风浪当时或过后，我检讨起来，如果有真正令我有浮云世变之感的，则莫过于情理之间的冲突，为了维护真理与是非，我乐于据理力争，但是，当你发现，你力争的对象不是敌人，而是你亲近的人的时候，你就争得无乐可言了。虽然如此，你争呢，还是不争呢？这就有两种选择法：照保守一点。乡愿一点的选择法，是不争的；但是真正第一流的真理执著者，却必争无误。故东方的圣人要“当仁不让于师”；西文的圣人要“爱真理过于爱朋友”，我是属于这种执著者，所以我和敌人固然冲突不断，和朋友也争执不绝。按说纯理之争，大家在情上，不该因争而有过节，可是中国人最犯情理不分的毛病，结果一争之下，大家连朋友都好像做不成了。因为我深知中国人这种毛病，所以我总是以黑社会老大似的，把叛帮的小老么屁股狠揍一顿再说，以收棒喝之效。当然我这样一来，就难免有下手过重之失，曾心仪就一再埋怨我对李筱峰打得太重，我觉得曾心仪有理。前些日子，我托曾心仪送了一本书给李筱峰，表示我对他没有过节。这件事，当然过去就过去了，但李筱峰也该为他的错误，对我有以表示才好。东方的圣人说：“某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我很高兴你指出我对李筱峰“未免太严苛了”的过失，我觉得我真犯了圣人的过失。

谁要他们平反！

问：赖和在一九五一年为国民党内政部明令表扬，说是抗日民族英雄，入祀忠烈祠。不料到了一九五八年，国民党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又“据报”，查明赖和“反日思想激烈，属子左派”。于是又下令撤除赖和在忠烈祠的牌位。今年一月二十二日，赖和又要被迎回忠烈词了，为庆贺赖和平反，《中华杂志》、《夏潮论坛》、《文季》、《台湾文艺》、文学界》等杂志，二月十二日在台北耕宰文教院举行演讲会，好热闹一阵，你有何感想？

答：我感到好滑稽。据我所知，运动给赖和脱下红帽子的人，其实就是十多年前整天给党外人士戴红帽子的人。他们是和国民党情治、政战系统有深厚关系的一些所谓学者、教授、专家。他们如今把赖和搬弄，真的目的在用这一步棋，来统战岛上的统一派和乡土派，给国民党利用。我的朋友陈映真、王晓波他们，都是很天真的书呆子，他们当然不会察出他们连同死人，一起被人利用，所以会一再和那些人扯在一起，真是不够明智。二月十九日《台湾年代》有小风写的一段话，小风说：

余死后，如果有人忽然“头壳相拍电”，乱发怪想，要为我“平反”，把我送进国民党经营的“忠烈祠”去，这是我期期以为不可的，希望我的亲朋至友们千万不要这样做，尤其更不要因为我的所谓“平反”而到耕莘文教院去开什么演讲会。最近有一些人，忙着为抗日文学前辈赖和先生“平反”，听到赖和被国民党送回 “忠烈词”之后，高兴得“忘了我是谁”，还举办什么演讲会大肆喧腾。这是对赖和的人道精神、自由精神和抗议精神，最大的侮辱。我死后，大家可不要给我耍这一套。

这是很明智的认识。总之，我们千万要记住：我们的忠奸之判，自有标准，绝不是国民党的标准，我们绝不让国民党来检定志士仁人的忠奸，绝不该也不屑让国民党来介入，而由国民党来侮辱赖和和我们，我们务必要警觉到这一点。

为什么我不被抓起来？

问：在台湾批评国民党，论深度、广度、密度，你李敖第一、第一、第一，我们奇怪，为什么国民党对你不动手？不把你抓起来？

答：奇什么怪？会抓起来的，只是俗话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来到”而已。何况，也不是没抓过，别忘了我已经坐过两次牢了。国民党对我这种人，的确很头痛，因为他们从来没碰到过像李敖这种敌人；别的敌人成群结队，可是李敖独来独往；别的敌人动刀动枪，可是李敖笔胜于枪；别的敌人一关就完，可是李敖关了又来；别的敌人想抢或分他们的政权，可是李敖把他们政权弃如破鞋…… 国民党一开始实在搞不清李敖是不是要在政治上颠覆他们，经过这一二十年的试验 ——关李敖试验、惹火李敖试验，他们似乎发现李敖不是政治人物，因此他们愿意慢一点动手。国民党是顽固如驴的党，从来迷信枪杆，不怕笔杆（他们只是讨厌笔杆），他们从来不知道笔杆的厉害，因此他们只知道李敖厉害，却不知道李敖多厉害，当他们试验结果，似乎知道李敖这家伙真难缠的时候，一切都太迟了，李敖已经天下闻名，当他们发现《纽约时报》上李赦的照片不比蒋经国的小的时候，他们头疼不已。但是，他们的确苦于再找什么冤案、错案、假案来关李敖，因为天下没人肯信，他们弄出个吴泰安来整余登发，说初次见面就劈头策划叛乱，已是天下笑柄，但吴泰安毕竟见过一次余登发，但是，吴泰安绝对见不到李敖，这种苦肉计对李敖无所施其技。至于美人计嘛，也是难难难，因为李敖只爱林黛玉，不爱花木兰，哪个女人有问题，李敖一眼就看得出来。所以，到目前为止，李敖还是在“台风眼” 里逍遥。国民党会第三次抓李敖的，第三次是什么时候，很难说，用中国俗话，是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令国民党心焦的是，国民党已经不再年轻了，外既不强，中也干了，所以色厉内荏的情况，日益严重。他们抓了日本人前田光枝，判了感化三年又不敢感化，只好把她请回日本，临走前还送她许多名贵礼物，这是十足色厉内茬的心态。国民党的悲剧是，他们永远没有觉悟到有些敌人是他们打不到的，可是他们却驴一样的拼命还大量制造敌人，结果制造出李敖这种特大号的，就完全不可收拾。我说过有李敖的例子，充分显示了你国民党抓李敖、关李敖、刑求李敖、管训李敖、感化李敖、斗臭李敖……忙了一二十年，最后的结果是：李敖还是李敖，你国民党的一套，全都无效，李敖不怕你，李敖还是跟你干！如今一二十年下来，除了被枪毙或被陈文成两项，是我没有的经验外，国民党对我的一切，我全不新鲜、全一一领教过，国民党对我的驴功，也只是黔驴之技而已。你的本领不过是关人，可是，谁怕你关呢？甚至，有了李敖修理土城看守所的经验《天下没有白坐的黑字》），恐怕台湾的任何监狱都不敢关我了。所以，想来想去，目前这种相持局面，国民党其实求之不得才好；让李敖每周。每半月、每月祖宗三代的骂个痛快，国民党“龟缩”而不“驴技”，还算是较为明智之举。第三次抓李敖，对国民党之害，绝对大于整天被“小李飞刀”之害，李敖是没那么好抓的、好关的，国民党还没领教吗？

把它欺负回来！

问：北方歇后语有一句：“寿星老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看了你李敖做 “文化空中飞人”，整天惹国民党，玩命，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答：前年黄玉娇到我家，对我说：“李先生，过去国民党欺负我们，太可恨！现在我们要把它欺负回来！”我听了阿娇姐这句话，笑得好开心，阿娇姐真是聪明人，她深得我心。我现在四十八岁，已经活过了文天祥的年纪，似乎已是“只欠一死” 了，也似乎活得不耐烦了。所以大可玩命一下，活得痛快一下。“把它欺负回来！” 是我的痛快项目之一。斯大林说人生至乐是把政敌一个个细细消灭，我比斯大林慈悲，我不要消灭任何人，我只是顽童式的细细漏坏人的气而已。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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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答问之三

李登辉应先移送警总啊！

问：二月二十五日《前进时代》透露国民党副总统李登辉当年曾是共产党，说据李登辉的老同学回忆，“就读台大农业经济系时，李登辉和六、七个同校同学在外租屋。当时，正值台湾光复前后，政局混乱，社会主义在中国逐渐抬头，学习农经的李登辉，为了献身中国的改造，和几位同学二起加入台共秘密小组组织”。“他们说，李登辉当时的动机是单纯的，他希望走学者的路线，以学术上的钻研，贡献给中国农民。然而，当时台共的主要工作却是策动农民运动，同时明列于党纲之内。这使得李登辉身不由己；要服从党纲则有违自已的心愿，要坚持自己学术救国的主张，则与党的要求难以配合。经过了多次的激辩，李登辉终子毅然决定退党”。 “秘密小组接受了李登辉的申请，开会商议，由于李登辉甚为坚持，为顾全大局，上级只得准许他退党，但双方立下条件，王守秘密”。“国民党政府近台后，大力清除台共，许多李登辉往昔的同志被捕、系狱、枪毙。而李登辉由于早已脱党，未被波及”。“李登辉果然是‘硬气’的李登辉尽管脱党，但不改其志，民国三十六年台大农经系毕业后，先留校任教，接着前往美国深造，在爱达荷州立大学做短期研究，回台后，先后在台湾省农林厅及农复会工作，由于他踏实负责、用功，一篇篇论文相继问世，深获上级赏识”。“这段期间，当局在重审旧案中，发现李登辉曾是台共分子。由于李登辉确曾脱党，再加上有力人士为保，李登辉，总算幸免于难”。对这一报道，你有何看法？

答：《前进时代》很会发掘新闻，但是不太会解释新闻，这条新闻，一解释起来，便有趣了。按照国民党御用大法官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释字第六十八号解释”，明说：“凡曾参加叛乱组织者，在未经自首或有其他事实证明其确已脱离组织以前，自应认为系继续参加。如其于民国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惩治叛乱条例施行后仍在继续状态中，则因法律之变更并不在行为之后，自无刑法第二条之适用。至罪犯赦免减刑令原以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之犯罪为限，如在以后仍在继续犯罪中，即不能援用。”这条解释是根荒唐的，因为它明显违背了法律上罪刑法定不溯既往的重要原则。国民党御用大法官曲学阿世，通过这一条解释，目的只有一个，就在使“凡曾参加叛乱组织者”，纵使时过境迁，也要“千刀万里追”，把你追到。御用大法官在通过这一解释的时候，是配合国民党情治机关作业的。国民党情治机关抓“匪谍”，抓到的大多是两种“匪谍”，一种是“假匪谍”，一种是“阿公阿婆匪谍”。“假匪谍”根本与共产党八竿子打不到，只是十足的假案，不去说他；“阿公阿婆匪谍”却非常麻烦，这种y匪谍”只是他们年轻时代“偶一失足”，加入过共产党或共产党外围组织，不久即行脱离（也许是正式一刀两断，也许是开小差，反正绝非共产党就是了）。因为当年加入，是秘密的；事后退出，也是秘密的，一切来去，都是私订终身或私下解约，自然也就没什么了。可是这种情形传到国民党耳朵里，却绝对不是没什么而是有什么，国民党是绝对不承认这种私相授受式的退出共产党的，国民党要抓人。于是，一波又一波的“阿公阿婆匪谍”，便人笼了。国民党把这些阿公阿婆“认为系继续参加”共产党，坚持他们交出纵横关系和活动情形，但是不论怎么敲打，他们实在也无关系可交、无“资匪”活动可报告、也无自甘为“匪”之资——他们早都断线了、落伍了、老掉牙了。可是国民党不管，捡到篮子里就是菜，于是，只要是“未经自首或有其他事实证明其确已脱离组织以前”，一律“自应认为系继续参加”共产党，而此所谓“自首”、所谓 “其确已脱离组织”之“其他事实”，也都以向官方报备、由官方先行认定为条件，不是你说退出共产党就完事了的，你说退出了共产党，那是不算的，要老子说你退出了才算，否则你永远是共产党，即使大陆上的共产党不承认，我国民党也承认你，一口咬住，看你往哪逃！几十年来“匪谍”越抓越多，究其原因，国民党“匪谍” 铨叙标准过人耳！由此可见，我们试把“匪谍李登辉案”一检查，就知道当年李登辉之退出共产党，是私相授受式的退出的，绝对不合乎国民党御用大法官的解释、更不合乎国民党情治单位认定“匪谍”的习惯。所以，除非国民党又祭起双重标准来放自己人一马，李登辉实在该因《前进时代》的揭发，而以“匪谍”视同继续。《前进时代》大可到警备总部去领检举奖金，把奖金买个细姨送李敖，感谢李敖为《前进》打天下没拿一毛稿费的辛苦。一想到《前进》对李敖过河拆桥，我就感到党外新生代的现实与无情，我就有点气，这点气，除了细姨以外，无法弥补的了。

我不会说台湾话

问：听说你不会说台湾话，也听不懂台湾话，可是你却是国民党认定在案的台独分子，这不很奇怪吗？

答：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一九四九年我不到十四岁的年纪，就到了台湾，念台中一中。全班都是说台湾话的，可是我很顽固，实在懒得学。懒的原因是台湾人很聪明，都会说国语，同学都同我说国语，所以我就省事了。这样看来，我不会说台湾话，该怪台湾人，别怪我。大家毕业后，我这些台湾人老同学后来开同学会，每次都邀我参加，我是唯一被邀的外省同学，其他的外省同学，不在被邀之列。外省同学也开同学会，也邀我，但不邀台湾同学，我是唯一两头吃的（直到这十几年来，大家都老了，同学会才合并，每月不分台湾人大陆人，一起聚餐一年可是我概不参加了，两头都不吃了）。因为我至诚感人，所以虽不会说台湾话，却一直得到台湾人的拥护。国民党以台独罪名抓我的时候，发现我不会说台湾话也听不懂台湾话，很是奇怪。我开玩笑说：没什么好奇怪的。英国皇帝乔治第一（Georgel），做了英国人的皇帝，还不会说英文呢（乔治第一是从德国过去的）！后来，每当台湾人怪我不会说台湾话的时候，我就喜欢讲乔治第一的故事来打趣。因朝明医师坚持台语发音的精神，是很同仇敌汽的，但他对李敖不会说台湾话一定很头痛，必须“乌鲁木齐”（马马虎虎）。所以，我愿意同回医师“博缴”（赌）一次，田医师输了，就要为我改说北京话。（至于我，我是不会输的。国民党曾在党报上说我是老干，老千者，郎中也，郎中还会输吗？）田医师如宁死不说北京话，那就一切以细姨折抵可也，田医师可继续“前进”之后，买个细姨送我。

细姨学

问：你和洪通一样口口声声“细姨”、“细姨”，“细姨”就是你不会说的台湾话啊！

答：我不会说台湾话，可是我比你懂台湾话，因为台湾话可从中国语言学得到它的“根”。台湾话中大小的“小”字，都出之以“细”字，例如小嘴巴叫“细”嘴、小个儿叫“细”汉、小儿子叫“细”仔、一家大小叫一家大“细”，小老婆姨太太被叫“细”姨，也就同其造型。但是“细”了半天，殊不知“细”字本就是“小” 字，在唐朝时候，“小”字的发音就是sei的韵母，白居易《忏悔偈》里说“无始劫来，所造诸罪。若轻若重，无大无小。了不可得，是名忏悔”。其中“罪”字“小” 字“悔”字同韵，“罪”字在台湾话发音是tsei，“悔”字在台湾话发音是bei，同韵之下，“小”子正是发“细”的音，故“细”者“小”也。再看姨字，“姨”是老婆的姐妹，不是小老婆，小老婆实在该是“姬”字，但“姬”在唐朝末年，发音是“姨”，所以就弄混了（《广韵》、《集韵》中，“‘姬”字都有“基”、“怡” 两个发音）。张大千遗嘱中给“姬人”一份遗产，“姬人”即是《燕丹子》等古书中的“姬人”之意，就是小老婆的学名，故“姨”者“姬”也。综合说来，“细姨” 者，“小姬”也；不“小姬”而“细姨”者，台湾人（闽南人）之错也。我亮这段 “细姨学”给大家看，无非证明，大学问是多么重要。人有了大学问，看什么都能看到深处，当然包括“细姨”的深处在内。

……（略——编者）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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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笑英雄‘有’好手，一江春水走曹瞒”

问：去年的选举结果，使许多人对党外前途深怀隐忧，为什么你倒认为党外是成功的呢？

答：那些立场犹豫的、不明确的、放水的，都被淘汰了，怎么能算失败？当然成功啦！等于党外做了一个很明确的过滤。虽然也有一些党外，像苏秋镇失败了，但他的失败与康系的失败不属于一类。

问：但他们同样都被选民抛弃了。

答：那不一样，他们一个是作战失败，一个是放水失败。

问：然而过滤后的党外也未必都是不放水的。

答：你说的对，谁再放水，我们就过滤谁。

在许世贤时代，她用的主任秘书是党外人士，但到了许世贤女儿时代，她用的就是国民党人士，这显示他们已开始过分跟国民党合作了。上次我在《上县太爷书》一文里，就告诉黄石城他跟国民党过度合作了，譬如国民党开县党部大会时，都请他列席致词，我说你这个党外未免太跟国民党会作了。

我举阿登纳做例子，阿登纳在纳粹势如中天时，担任科隆市长，他反对纳粹党在政府机关胡闹，结果纳粹一火大，干脆把他拉下马，逼他住到修道院，把他太太弄出来诬告他，还找了一个职员在法院说他贪污。但德国垮掉以后，英美联军要找一个没有跟纳粹合作过的，但是，竟然找不到这样的人，因为全都跟纳粹合作过，最后只找到一个，就是阿登纳，他已经老掉了。

这次国民党开代表大会，黄石城他们这些县太爷都表示拥护，这与张博雅用国民党籍主任秘书和党外省议员的全体劝进，如出一辙，都证明这些人有问题，都可能放水。怎么办呢？都批啊！谁放水就批准。

问：如果这样，那最后可能一个党外都没有了。

答：没有就没有。过去我出道时也没有啊！《自由中国》垮掉，我出来稿《文星》时有几个党外？当年《自由中国》的英雄，我们今天看到还剩几个了？我现在只承认一个——胡虚一。他还在作战。其他的像聂华苓跑到美国去了，金承艺跑到澳洲去了，傅正在和稀泥了，夏道平老得不能动了……

问：也许他们只是转到另一个战场作战。

答：不要自欺了。只有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并且唯有现实的战斗是检验的唯一标准。如果说过去战过斗了，现在吃利息，这也不行，像××去还写杂文，现在连杂文也不敢写了，他在吃利息。还有人说等未来，谁要相信未来？今天就是未来，在这个每人都朝不保夕的时代，谁能够控制未来？国民党一九四九年逃到台湾时，他们也没想到三十年后还要继续在这里统治。

过去我老师姚从吾要做一个研究计划，我告诉他那计划要做完，他要活八百岁。钱歌川本来想做文学家，可是他说做文学家要先通语文才行，所以必须先做语文学家，于是他开始研究英文，做了文法学家，现在他七、八十岁了，还是文法学家。你告诉我，钱歌川要什么时候才开始做文学家呢？

对年轻人而言，也许还有一点未来可言，但对我们这种快五十岁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未来？今天就是未来。

问：你愈来愈感到年龄的恐慌吗？。

答：嗯。至少知道到某个年龄以后，什么事就不能做了。

问：你写作的心情也受到年龄的影响吗？

答：过去觉得有很多青春可以浪费，很多东西可以慢慢写。譬如五年或者十年。现在我不太等了，觉得就要在几个月内写完这些东西。因为没有时间等了，能写的就写了，还等什么？

问：可是我们等了很久，还没看到你的文学名著。

答：我正在写，明年以前至少会先出版一册。

问：不少人认为你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太强，若不把你从党外清除，党外的发展很难健全。也有人觉得你给新生代带来了坏影响，他们从你那里学来了动辄批判的习气，但又没有你治学的工夫。

答：如果我的罪名是给新生代立下写文章批判的榜样，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榜样，证明大家对是非感明确。

问：但我们如何知道那的确是“是非感明确”的批判？党外的批判也时常发生错误。

答：那不怪我，那要怪《前进》。他们常常事情没弄清楚就乱写，譬如讲国民党生殖器串连的关系，有的明明没有，它硬给人家串连；有的明明有，它硬给人家解开。新生代在采证上时常不够细腻。除了《前进》以外，《深耕》、《政治家》都发生这种问题，这不能叫我负责，就好像我没给他们做打麻将的示范，为什么他们打麻将？大家不必用很复杂的手段反对国民党，只要跟我学戒烟戒酒就行了。戒烟戒酒以后，我们来抵制烟酒公卖，烟酒公卖的收入没有了，国民党连公教人员的薪水都发不出，这不是足可置国民党于死命吗？何必搞党外活动呢？大家去宣传戒烟戒酒好了嘛！可是谁有那个决心？为什么他们不跟我学？我认为我树立的都是好榜样，譬如我很有正义感，我很有生气、活力，我主张写文章要有技巧，文章要写得有人看，不要像费希平、傅正之流办。那种没人看的杂志。如果说我这种中古代给新生代立的是坏榜样，那老一代的不全都该死了吗？他们给立了什么榜样？像费希平，他立的是什么榜样？我们为了接纳费希平，党外牺牲重要原则，也就是承认了他们这万年国会的法统。我们欢迎费希平加入党外的标准是他辞职或重新竞选。不然你费希平现在是什么身份呢？是万年国会法统的身份，这样身份的人在党外带头，请问这是什么榜样？

问：你的著作如此之多，生产速度又这么惊人，你估量过你的影响力吗？

答：十年以后当知我，二十年以后当知我，五百年以后更当知我。这问题就像你问耶稣他的影响力何在一样。当时耶稣影响力不强，在他临死前，他的十二个门徒还有人出卖他，还有人在天亮鸡叫前三次不认他，可是多少年以后，他的作用会发生。我的情况也是如此，我的影响力在今天也许不大，但若干年后会发生。

问：你想读者在看你的书时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

答：看热闹，看好戏。我想，很少人是以信徒的心情来读的，如果是的话，他们会跟我一样，会有同样的奋斗或牺牲，但他们显然不是。

问：他们的心情不严肃，是否是因为你的写作形式不够严肃？

答：用语不严肃，并不是我的真意不严肃，我奇怪为什么不严肃的用语不能用？这是文字技巧嘛！最好的中文就是这样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中文呢？如果党外也像国民党一样变成八股套子，讲那种没有个性的话，那叫什么党外？我们党外就是要讲有个性的语言。

问：忙碌的读者也许会问，读李敖的书真是有用的吗？读他的书，既不能使我们的荷包增大，也不可能使我们在谋职时方便一点，你想你为读者带来什么？

答：这问题不应由我答复，应该让马太、马可、路加去答复。他们写福音时是要给众人什么呢？当然我们不能拿福音去谋职嘛！除非你要做周联华！

问：那是宗教——

答：我们也相当于是宗教，我们给人家一种心灵上的信念。

问：什么信念？

答：反抗国民党就是一种信念，叫老百姓不要做羊就是一种信念，不要相信张晓风那种羊，不要相信三毛那种羊，也是一种信念。政府德政没什么好感谢，就是一种信念。不要轻易相信女人，也是一种信念。

问：但反抗国民党也是要讲求手段的，你认为党外在手段上表现得如何呢？

答： 现在党外跟国民党都斗得太粗糙了，批的不够细腻，挖他们的根也挖的不深。为什么我李敖厉害？因为我细腻。我每一次出拳都是重拳，这你们都看到的。以前我打胡秋原打得他不能动弹，他就吵说：“这哪里是一个人干得了的事情？一定是一个集团搞出来的。”后来人家看到了我的书房，才相信是我一个人干的事。

问：拳击手出拳以后总希望有反应，不然老打空拳有什么意思？像你常出重拳是没错，可是出了拳，对方不反应，不是也很累吗？

答：他不反应也是输，反应也是输，只是输的方式不同而已。其实，又要什么反应呢？我们对国民党的警告也好、劝告也好、他都是不可能改变的，改变就不是国民党了。大家以为舆论可以影响国民党，这完全错误，国民党根本不看你的，也不听你的，国民党的压力团体在美国参议院、众议院，根本不在台湾。以为国民党听人劝的人，完全高估了自己，国民党哪里会采纳民意呢？国民党的民意渠道绝不来自舆论，甚至也不来自他们自己包办的舆论，他们的渠道完全来自贴身那几个宦竖意见而已。

我承认国民党不能改变，我写文章的目的也绝不是要国民党改变。而是让我们知道国民党怎么错，我们不要这样子再错。你国民党也不要以为你干的坏事别人不知道，我们给你写出来，给你追臭万年。

问：如果是留下历史记录，你以为共产党挖国民党根的工夫还会不如你吗？

答：各有千秋……（略——编者）

问：你已说过国民党是不会改变的。如果国民党继续不改变，读者也继续沉默，我们很怀疑你所说的，若干年后你的影响力会发挥。

答：读者不是这样的。耶稣死时有十二个人不沉默，胡适、殷海光死时，他们也没想到有李敖这样一个人把他们继绝学而开“战争与和平”。清朝有个学者叫崔述，他生平只收一个学生，这学生只跟他见面两个月，后来他死了，学生就把他所有著作出版，倾家荡产不说，最后连自己儿子都不要了，但老师的著作一定要流。传。这样一个薪火相传，就是这么单线的、微妙的，没有那么复杂，这不需要一堆人，也许就是那么一个半个。若干年后，台湾整个岛枯人亡了，可是历史会写下某年某月某日，在这个岛上有一个活人，有一个英雄好汉，这人就是李敖。我们现在看南宋、南明的历史，那么一个小朝廷，什么都没留下，历史上只那么一句南宋偏安、南明偏安，就带过了。那些孤臣孽子，我们只记得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其他还知道谁呢？发现新大陆，我们只知道哥伦布，哥伦布的大剧是谁，就没人晓得了。我李敖就是那一个拔尖的，我会流传下来。

问：这是支持你生存、战斗的理由吗？

答：不，那是副产品，那是我死后的事。如果我完全为了我死后的声名，那我去司马光，花十九年时间去写《资治通鉴》好了，我绝对写得比他好。我可以留那种安全的名嘛！但我是战斗的人，不是滑头的人，我在有生之年就是战斗嘛！至于完全牺牲眼前、为了死后的声名的人，那是和尚嘛！有人说和尚是没有欲望的人，错了！和尚是最有欲望的，他们牺牲了现世，是为了来世能够成佛，他们认为现世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死后那些才是真的，但我是那样的人吗？我当然不是。 ……（略——编者）

问：也没看见你出来做点破的事啊？

答： 我李敖大才，哪里做这些琐事？但我等于已经点破了，因为我对整个中国文化的东西已表示了基本的态度。我帮远流编《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时，也选了《资治通鉴》，但我的前提说的很清楚，读中国书，要会读。不会读，对你就有害；会读，这里面会找到一些好东西。我反反复复不是一直都这么说吗？哪里能叫别人一网兜收，还告诉你收不下去我翻成白话给你吃？

至于司马光这本书为什么这么坏，那是另一个层面，属于整个“通鉴学”的问题了。在史学方法里有门课叫“通鉴学”，专门研究《资治通鉴》。如果你跟我谈这个，那我就跟你讲行话了，只有讲行话才能谈，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共同设定的名词和语言，行家一说就懂，否则怎么谈？这没有小看你的意思，譬如你要我跟

爱因斯坦谈相对论，我怎么谈呢？除非我有基本的数学训练和物理基础，因为他不能逐条跟我解释行话啊！

……（略——编者）

问：历史学家们责备柏杨不是行家硬充行家，可是也没看见我们的历史学家在做这工作啊！

答： 那不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啊！你不能对爱因斯坦说，为什么你的相对论我们不懂。当年爱因斯坦推出相对论时，全世界只有十人以下懂，但那不是爱因斯坦的责任，他本人是属于高阶层的人嘛！他不必做那种通俗性、流传性的工作。所以，写 “相对论ABC”的人是谁呢？是罗素，罗素给爱因斯坦做阐释的工作，爱因斯坦不必自己阐释。

有人问爱因斯坦老婆懂不懂相对论？他老婆说我不懂，但我懂爱因斯坦，所以我相信相对论。你看大史学家陈寅恪，他从来不翻译什么《资治通鉴》或写什么中国通史，他都是写小题目，像《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像《柳如是别传》之类。但从这样“小”的题目里，你看到整个朝代的全面，真是做到了从一粒砂里看世界，一朵花里看天国的境界。这么大的历史学家他做这种事给你看，小题大作给你看，可是你不能说他没翻译《资治通鉴》或没写中国通史就不是大史学家。

问：柏杨即使在翻译《资治通鉴》上犯了那么多错误，但也总有一点可取之处吧？

答：没有完全抹煞他啊！问题是得不偿失，功不补患。例如《资治通鉴》开头第一段的“臣光曰”，麻烦就来了，他的历史哲学出现了，你懂我意思吧？这是司马光专门写给帝王看的教科书，因为那时皇帝是新派人物，相信王安石，相信变法，司马光就花了十九年时间，做一份宣传品，准备给新皇帝看。你想他用心多么深远。为了给后代皇帝看，他当然是精心制造了一套帝王应该怎么想、帝王应该怎么做的东西。

王安石变法时，守旧派大臣统统反对，王安石就讲了一段话，说圣贤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当时的反对派都是好人，但他们守旧。司马光就曾写一封信给王安石，说你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王安石回信说，你说我跟着皇帝这么久，没有劝皇帝做出什么事，我对皇帝的影响力不够，这是我的错；但你认为什么都不改变，只要维持现状就能把国家治好，这我可不敢领教。司马光看了信后就没再回信，回头跑去写他的《资治通鉴》去了。文彦博在当时也跟皇帝说，王安石这样搞，把土大夫都给得罪了，天下怎么治呢？他告诉皇帝说，陛下与士大夫共天下，非与百姓共天下也。意思说你是跟着我们这些中产阶级一齐治理国家，不是跟百姓来治理国家的。这显示了新旧两派人物基本前提的不同，王安石是要把利益加惠到百姓身上，可是这批中产不肯。我们看到这点，就可以知道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同时为什么他变法是对的，因为他要加惠百姓。

王安石下台，司马光上台以后，下令凡是新法全部废除。大家认为司马光未免太意气用事了，起码有些法是好的嘛！至少有些应该留着，可是司马光不管，一概废除。为什么？因为这跟他的历史哲学有关，他就是这么一个泽东西。

司马光是好人没错，然而正因为他是好人，又是有学问的人，他宣传他那些呆板的东西，对我们是好影响还是坏影响呢？当然是坏影响了。除非我们对历史背景有深刻了解，我们才能论断一部古书的正确价值。换句话说，你一定要先给它“定位”、“定性”才行，否则乱翻译一通，那是胡闹，我们是不敢领教的。

问：你和柏杨的书在市场上都相当受欢迎，这反映出什么现象？（注：李敖的书每月销到一万六，柏杨销到八千）

答：我与柏杨只有两点相同，我们都坐过牢，都是耍笔杆的，而且对抓读者很有经验，绝非目前党内外这些新手所能望其项背的。你看柏杨会炒陈饭给大家吃，就表示他是懂文字技巧的……

问：党外新生代在掌握读者方面不如你们敏锐，原因是什么？

答：这强他们所难了。他们不是干这行的，他们是搞选举、搞政治活动的，但因为国民党严密控制，使他们不能搞下去，只能定期做选举拜拜，害得他们精力无处发泄，当然搞起办杂志的路。

问：党外杂志现在这么多，竞争这么激烈，有时也挺伤感情的。

伤什么感情？国民党现在就是因为臭虫多了、跳蚤多了，所以没办法。如果只有一只臭虫一只跳蚤，那国民党高兴死了，干脆把你陈文成了事，杀了干净。现在他敢吗？

我认为这个功劳是我们多少年来前仆后继的结果。最后到了美丽岛事件集大成。过去《自由中国》时代，抓了人查禁杂志以后，大家就噤若寒蝉，不敢讲话，国民党可以得到几年的安宁。所以他对美丽岛事件也用这个办法，禁杂志、抓人，可是美丽岛事件以后，证明你国民党抓人没用，大家不怕，还是继续来，杂志查一本，另一本再来；丈夫坐牢了，太太上阵。国民党的悲哀是在美丽岛事件以后，耍老套没用了。

你想想看，有我李敖这样的人出来，这是多么好的榜样？这人坐了两次牢，受了这么多打击，居然他还不怕。国民党对他的一切全都无效，除了把他枪毙或把他陈文成外，国民党什么花样都用过了，全无效。你知道这是多么伟大的榜样？他们竟然都不了解——这些瞎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