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RNING THE TABLES
∥A critic of Taiwan's politicians, talk-show host Li has now become one colorful candidates.∥
Taiwan's tiny pro-unification New Party may be an unlikely victor in next spring's presidential election, but its candidate, Li Ao, promises to liven up the race. The controversial writer, talk-show host and activist has built his career around lambasting politicians. And he shows no signs of letting up just because he has now been nominated to become one himself. He's already declared himself the only "real man" in the race, dismissing the others as mere "male animals." The outspoken Li has a long history of political attacks, targeting such notables as Sun Yat-sen and Chiang Kai-shek. His anti-government tirades landed him in prison twice during the 1970s and 1980s, making him an underground hero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ause. In recent years, TV shows like the current Li Ao's Proud Smiling World have put him back in the spotlight, allowing him to voice his political diatribes to millions of viewers.
这就是李敖。事实上，国民党政府只是首当其冲而已，李敖的威力半径，把一切人间的错误与不义，都统统加以扫荡，因此他得罪的，不止国民党。他树敌之多，史所罕见，并且每周以几何级数增加中，但他毫不在乎，他绝不怕得罪人。他说敌人不分大小，他都有耐心一个个解决，他绝不做烂好人，不做没是非的乡愿。多少年来，他一直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独行其是，而无惧小人们争言其非。为了真理与信念，他绝不怕孤立。因此，这个工作狂，整天把自己埋在十万本藏书中，东征西讨，使人血压高。
李敖有他独特的做人方式。他性好扶弱抑强，主持正义，霹雳手段，菩萨心肠。他在穷困时候，一顿顿饿饭帮助老师；他在富有时候，一把把钞票支持难友；他在坐牢时候，一篇篇文章抢救奇冤异惨的死魂灵。李敖自诩他是顽童、是战士、是善霸、是文化基度山、是社会罗宾汉、是侠骨柔情的大作家兼大坐牢家；另一方面，他是坦白的思想家、挖黑的历史家、同时还是黑白分明的文章大家。一九一八年，美国理想主义者关在牢里得到一百万总统选票的戴布兹 (Eugene Victor Debs) 的句子，也正是李敖的画像：
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俦；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流；
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While there is a lower class I am in it.
While there is a criminal elements I am of it.
While there is a soul in prison I am not free.
这就是李敖，中国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1999/12/31李敖电子报)
不要只摸李敖一条腿
你以为你知道李敖是谁，你错了。你不知道李敖是谁，就如同瞎子不知道象是谁。瞎子摸象，只摸到一条腿，就以为那是象，其实象是完整的，不只一条腿。
你以为你不必知道李敖是谁，那正是国民党伪政府所希望的。几十年来，这个伪政府查禁了李敖九十六本书，超过金氏世界纪录，伪行政院出版「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收有国民党文人柏杨等七百零三个作家，可是不见李敖之名。伪政府曾动用所有媒体不报导李敖，媒体不敢出现李敖二字，长达十四年之久。直到今天，跟国民党同路的媒体如民视、如自由时报、如天下杂志，还这样视而不见呢！虽然李敖的真面目被封锁、被扭曲，但在高人眼中、在海外报导中，对李敖的肯定之言，随着李敖的成长，仍屡见不鲜：
■钱穆说十八岁的李敖：「知君努力学问，与日俱进，……将来必有成就。」
■胡适说二十七岁的李敖：「他（李敖）喜欢借题发挥」、「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
■英国伦敦「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说：二十八岁的李敖是「一个得人心的英雄」（a popular hero）。
■美国「圣路易邮讯报」（St. Louis Post Dispatch）说：三十三岁的李敖是「著名的中国传统批评家」（Well known critic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写的书多被查禁。
■美国「今日台湾」（Formosa Today）说：三十四岁的李敖带领「文星」成为台湾知识界「唯一生命的火花」（The only spark of life in Taiwan's intellectual world），而李敖则是火花的「点火者」（firebrand ）。
■「太平洋星条旗报」（Pacific Stars & Stripes）说：三十六岁的李敖是「台湾知名的历史家和作家」（a well known Taiwan historian and writer）。
■「纽约时报」（TheNewYorkTimes）刊出李敖照片并专文报导：三十六岁的李敖是「孚众望的年轻作家」（a popular young writer）、「以写讽世文章知名于世」（well known for his satirical essays）。
■香港「远东经济评论」（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说：三十七岁的李敖是大部分著作都被查禁的「著名的散文家和编者」（the well known essayist and editor），被判十年徒刑。
■美国「时代周刊」（Time）说：三十九岁的李敖是「最著名的」（the most notable）作家，自一九七一年迄今，犹在狱中。
■英国「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刊出李敖照片，提醒世人，李敖自一九七一年迄今，犹在狱中，该组织选出全世界三位良心犯，四十一岁的李敖是三位之一。
■彭明敏说：五十四岁的李敖「是华人史上罕有的奇才。惟因如此，当权者视之如背刺，非把他连根拔掉不休」。「他（李敖）所以反对国民党，不是出于狭窄的政治利益，而是发自历史和文化的深厚哲学，也是出于对民主自由的信念和人权人道的大精神。他的思索是广泛、深刻、清晰、严密而良知的。」
■美国「全美华人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颁发最佳成就奖给五十五岁的李敖。
■美国「花花公子杂志」（PLAYBOY）「一九九０年企业年报」（PLAYBOY Enterprises, Inc. 1990 Annual Report）一九九０年十二月刊出李敖照片，指出五十五岁的李敖曾接受该年六月份外语版访问，该外语版共十五国、每年十二位，李敖是全世界一百八十位名人中选出的三位之一。……此外，日本NHK及香港等电视台，也一再报导李敖的处境。这些世界级的地位，国民党伪政府和它同路人是封锁不到的、也是消灭不了的。
(李敖自撰宣传词)
李敖给胡适的一封信
适之先生：
老年人总爱把青年人当毛头小孩子，所以我们心眼儿的话都不跟他们说。你在这方面非常开明，所以「李敖先生」愿意请你听听他的故事。
我不喜欢假惺惺地谦虚，我自觉我个人的身世很有代表性，我觉得我个人的历史很可以代表现代中国的某一些青年人，--他们怎样在长成、在选择、在迷乱，最后怎样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这一段辛苦的过程中，多少青年人倒下去了，我是运气较好的一个，因此我还能自由地活着，活着讲我的故事。
我的祖父十几岁起就在山东做叫化子，后来替人赶马车，流浪到关外去，三百六十行中至少干过十分之一，还有「外一章」--做过土匪，一次负了伤，躺在土坑里穷哼哼，一位大姑娘救了他，他就讨了她做老婆。我爷爷也是个ＰＴＴ，从此洗手从良，几十年后，居然被他熬出一家银楼。我奶奶真能生，独力生了十二个（六男六女，成双成对），她是热河人，我爷爷一生气就骂她「穷山恶水，丑妇刁民」。可是「丑妇」颇有眼光，至少她说动了我那目不识丁的土匪爷爷，叫他送「老二」（我老子）上了京师大学堂。
「老二」在民国九年入了北大国文系，他的同班陆侃如魏建功都有了成就，可是他没有，一毕业，十几口的家就累了他，使他放弃了吉林送他留学的公费，使他在抗战时逃不到大后方，他逃到北平，就逃不动了（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全家到北平，我父亲到处找事都没头绪，他去找过你帮忙，可是你没见他，他很失望，所以后来一提胡适之，他总是唔呀唔的）。后来他总算在法部找到一件小差使，一次办移交的表现，居然使一位朱九爷赏识了他，此后一直保荐他，直做到王克敏手下的太原禁烟局的局长（他在胜利后从书堆里掏出一张马占山开给他担任敌后工作的证明，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
日本华谷中将（？）为了打击王克敏，说我父亲贪污，一年监狱审问竟找不出证据，出狱后王克敏为了酬劳他的「尽职」，给他做华北禁烟总局的局长，可是他似乎知道日本快垮了，不能再干了，急流勇退，是他聪明的地方。胜利后北平大抓汉奸的当儿，他却安然化名在东北营城煤矿做他的总务处长！
抗战时没逃到后方，他颇以为憾，所以共产党一来，他决定先跑，跑到台湾来，箱里的老底子全折腾光了，知道他的人不相信他没钱，按说我也不相信，但我发现早上起来必须要用盐水代替牙膏的时候，我开始相信了。
我父亲有意埋葬他过去的历史，重新检起他在北大刚毕业时的行业，在中学教起书来，他的文章和人格是我怀疑的，可是他的口才与办事能力我还看不到有谁比他好，他看到他旧日的老同学，凡是不为家累逃到后方去的，如今都做了省主席、立监委，他的学生也做了次长了，他似乎不无感慨。他是一块做政客的好材料，他不能在这方面继续发挥所长，所以就安心做了一个好老师。
他死的时候居然落得台中市市长以下两三千人送丧的场面，那时候似乎人人都痛失师表，人人歌颂他，同时痛骂那「不磕头、不烧纸、不流一滴眼泪、主张丧礼改革的儿子」！
那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次经验，是我独自一人在传统与群众面前表现「吾往矣」的勇敢，如果你要找寻一个「我对于丧礼的改革」那篇文章的试验人，你一定无法阻止我的自荐。但是当我反抗我的长辈们逼我磕头的时候，在我脑袋里打转的还不是那篇文章，而是那首诗--「礼」！
那是我大学一年级的事，那时我刚二十岁零二天，可是我觉得我已长成了。
二十年间，我那三姑六婆化的家庭与颇识时务的父亲并不能给我什么脱俗的影响与身教，正如一般中产阶级的中国家庭一样，在这种环境里按说一个从未出过家门的男孩子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叛徒，可是我毕竟以这种身分出现，当我父亲眼睁睁地看我退还他的压岁钱宣布「不过旧历年」的时候，他的表情是我不能形容的。
如果我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我自己，那太麻烦了，因为我的形成很简单，我该感谢我父亲的，就是他老先生从来允许我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在别的小男孩还在玩泥巴的时候，我已经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图书馆，我父亲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向他要钱买书，从来不干涉我想要看的书，逃难到上海的时候，学费太贵，我的姊妹们都失学在家，他却叫我去读缉规中学（就是你教过书的华童公学），不让战乱耽误我的学业。二十年与他相处，他似乎充分发挥了「北大精神」。看到周德伟不管他儿子，我向他笑着说：「所谓北大精神就是『老子不管儿子的精神』，你们北大毕业的老子们都有这种精神。」
从一九三五年以后，尽管世局天翻地覆，一个小男孩却能安坐在他的小象牙塔里，慢慢地成长，家庭、父母、姊妹、外人都不能「引导」他，因为书本早已取代了他们的影响，而把我带入一个新境界。在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的书架上，客人们可以看到「中山全书」，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我的奋斗」，和大量左派的书报：从「观察」、「新华日报」，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这些早慧的成绩虽然带给我那小头脑不少的骄傲，可是也带给我不少的迷乱。
整个的初中我都陷在迷乱里，直到我进了高中，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老师严侨（以侨），我的生命才起了突变。
严侨是严复的长孙，初到学校的时候，立刻使我们倾倒，他的热情与犀利，文理科的知识，英日文的熟练，都不是那些混饭吃的教员比得上的。很快的，我跟严侨建立了友谊；很快的，我知道了他为什么整天买醉--原来他是共产党！
他到台湾来就被发现，他的妹夫叶明勋保了他，他没被捕，也不能活动，很苦闷。住了几年，读了些书，居然也有点自由主义的倾向，所以更加苦闷。一天夜里他又喝醉了酒，竟向他的小知己大哭，他对我说：「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么改造，也是无可救药，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我的精神好象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党锁住，被另外一个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我是始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多像丁文江！）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
那时候，我答应了跟他走，我当时梦想我会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梦想毕竟是梦想，半夜里五个大汉惊破了他的梦和我的梦，他被捕了，叶明勋也为这事丢了官，两年以后，严侨竟死在火烧岛。在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六十八岁条下写着：
元旦，长孙以侨生，字曰彦国。先生有诗云：「神州需健者，勿止大吾门。」又云：「震旦方沈陆，何年得解悬？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重泉。
可是神州的「健者」那儿去了呢？在「重泉」底下，他能告诉他祖父什么「象」呢？严侨死了，在他原来的神到自由主义的神的路中间，他倒下了。
「严侨事件」是我生命里第一次受震撼的事件，他的离去使我有很长一阵子心灰意懒，「严侨事件」对我是一个总结，它刺激我，使我重新给我自己结一次帐。那时候的「李敖思想」是一个大杂烩，那时候的我，做过全台湾三民主义论文比赛的得奖人、台中市祝寿论文的冠军以及钱穆的忠实读者。一个中学生，收到钱穆写的信、送的书，竟没有变成钱穆的徒弟，竟在几年后放弃了「钱穆的路线」，这不能不说是怪事吧？
如果我没有看过右派的左派的或是国粹派的书，而只看过你的书，而受你深刻的影响，那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可是当我在右派的书堆里打过滚、在左派的远景里作过梦、又在国粹派的本位论底下受过欢迎以后，转而拿起「胡适文选」，这该是一件很有味儿的事。就老一辈的人说，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能带给我这么大的变化，使我在迷乱里面，放弃了旧有道路--那些使我着迷了好多年的老路。
不久，你的著作慢慢引起我很大的狂热，四十一年十月一日，我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你，那时我才十七岁，对你免不了多少有点「人身崇拜」。从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我在「中副」发表文章驳太希的「胡适旧诗词」起，我陆续写了不少介绍你的思想的文字，那些文字现在看起来虽然太糟太滥，但是动机却很单纯，--为了我深受过你的影响，我也愿意别的青年人认识一下胡适之。
当时许多人笑我，奇怪我为什么不写点别的？为什么专门写关于胡适之的？甚至有的朋友开玩笑说：「李敖是吃胡适饭的。」
对别人的误会我很难解释，他们不晓得我「宣传」胡适思想，是因为我在右派左派国粹派中有过很长一段的矛盾，他们不晓得我对胡适之有着一种莫可名状的感情，这种感情使我不能容忍别人乱骂你或乱捧你，因此我很费力地写了一阵子文章，希望人们看看胡适的真面目，虽然我那一阵子的表现可能费力不讨好。
等我又大了几岁，对你的看法已很少「人身崇拜」的痕迹了，我觉得我比较能够更清楚的认识你、了解你，你有许多使我失望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非常可爱，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象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我这种感觉只是感觉而已，我把它们多少表示在我给你的信和诗里，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我没有用看「太老师」的眼光来看你，我支持你，向别人为你辩诬，使我在军队中得到「思想游移，态度媚外」的纪录（我想你不知道军队中有着很盛行的「枪毙雷震，赶走胡适」的革命理论，这种理论同时还有蔓延成「枪毙胡适」的趋势）。同时我也批评你，我不忌讳，如果我远远站在一旁，诚惶诚恐地「执弟子礼」，或是满纸「道席」、「钧鉴」，那未免太俗气。我喜欢你，为了你是一个「人」，有尊严、有味儿，我受你影响和期望自己的，也无非是在权威和群众底下努力做一个「人」，不出卖自己、不低三下四，我喜欢麝，为了牠们在必要时会毁掉自己，为了换取不妥协。有一次我向殷海光开玩笑，我说：「殷先生，你在台大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几个自由主义者，一受军训，全都变成国民党了，据我所知，他们有几个还是自愿的。凭这一点，你应该佩服我。」
也许我值得骄傲，为了我始终未曾放弃我的信仰，虽然受了不少苦、得了不少不方便，可是我不在乎，如果我有点才干而不能照我的意思来「行道」，我会毫不费劲地背起我的「自毁主义」下乡去。
我像不相信权威那样不相信传统，我是一个小人物，我不相信我能打倒什么，但是他们除非很费劲，否则也很难打倒我。我像一个王八，他们不理我，我可能冷不防咬他们几口，使他们气得血压高一高，如果他们勃然大怒操刀而来，那我就只好缩头不出，任他们花言巧语，我也是不妥协，我可能是一个最没出息的Cynic，在青龙偃月之下，自信不能做文文山或史可法，只好选择罗素的泄气论，不过套一句蒋总统的话即「不到最后毁灭关头绝不轻言屈服」，这一点总可得「最佳勇气奖」。好在我对自己目前的韧性还算满意，我从军队里走回来，还是无党无派无宗教，还可以很神气地写这封长信告诉你，我还坚守我们的岗位，在你大博士的领导之下，一同长期发展、一同宣传自由主义、一同歌颂马维君的美丽。唯一不同的是你是头儿，我却不过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助理，想想「宁下勿高」的哲学，也许我比你还痛快。收到你限时寄来的一千元，开心之至，温源宁、朱文长他们都记述过你慷慨解囊的故事，今天我竟身受其惠。裤子既赎回，可说句大话，就是钱本是身外之物，你对人的体贴该考第一，你用你收下我送的书的事来「诱」我收下这钱，其实这是不能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钱是可爱的，可是我若收了，我不能找理由说这是不「苟取」，老祖宗们鼓吹「一介不苟取」，何况一千元乎？所以在这件事上，我要坚守固有道德--不能收。你既然这么好心帮我一个大忙，那么就让我把它做为一项借款，用它救一下急，周转一下，缓一口气。我决定在明年三月十二日还你，「你千万不要推辞」，这样办，又不过分贪财、又不过分狷介、又没有利息、又穿上裤子，真是再好没有了！
如果「谢谢」两个字能表达我的感动，我一定毫不迟疑地用它来表达；如果我不用这种字眼，请你允许我寻找另一种表达的方式。
李 敖 五十、十、十夜深。
「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
--回想姚从吾老师
我早在中学时代，就知道姚从吾老师了。原因是庄严一家的关系 。庄严是我爸爸在北京大学的学长，庄严太太申佩芬是我妈妈在吉林女子师范的学姊，我爸爸又是申佩芬的老师。庄严有四个儿子：庄申、庄因、庄吉吉、庄灵，一父四子，都与我熟。我在中学时代，庄严、庄申写给我不少的信，其中庄申尤多。庄申为我开列台大历史系、考古系教授和所授课目的清单，其中就有「姚从吾辽金元史」一项。庄严、庄申常向我讲述儒林内史，如蒋复璁欲投共，在船上与共特搭线，后来发觉根本不是共特乃是国特，大吃一惊，吓得生了一场大病之类，我听了满感兴趣。所以我在中学时代，对儒林内史就颇知一二。一九五五年我进台大历史系，在迎新会上，大放厥辞，在座师友全体惊叹，其中有一位中间秃顶、两边白发、身材矮胖、长得结结实实的老教授，不是别人，就是姚从吾老师。
姚从吾老师
姚从吾老师原名士鳌，字占卿，别号从吾，后来即以别号为名。他生在一八九四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他是河南襄城县人。一九一四年毕业于河南省立二中，一九一七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史学门，一九二０年（五四运动后一年）毕业。他原在头一年（一九一九年）考取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分发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见习，于是就留部工作。又应中国地理学会主持人张相文之聘，编辑「地学杂志」。同时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一九二二年毕业参加北京大学选拔学生赴德深造考试，入柏林大学研究。一九二九年应德国莱茵省波恩大学东方学研究所聘，任汉文讲师。一九三一年任柏林大学研究所讲师。一九三四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一九三六年兼系主任。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他随校西行，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一九四六年任河南大学校长。一九四八年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一九四九年，护送故宫第三批文物来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一九五八年，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从姚从吾老师直到一九五八年才当上中央研究院院士一点上看，反证他在这方面的学术地位，是很晚并且是在台湾才被肯定的。姚从吾老师虽是胡适大弟子、胡适虽是「学阀」，但在大陆时代，当中央研究院院士，胡适还不能把这位学生「带进场」。--当时胡派的院士，早被胡适的另一学生傅斯年把风光抢尽。傅斯年是何等霸气人物！他虽然与姚从吾老师同在北大做学生、同去德国做留学生，但从没把姚某人看在眼里（我听说姚从吾老师在德国还被欺负，有被扣公费之事）。大家都知道姚从吾流亡到台湾后做台大教授，却很少人知道他在进台大前沦落彰化靠老婆吃饭。
靠老婆吃饭
吴相湘老师在「姚从吾师尽瘁史学」（「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五期）中回忆：
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下旬，从吾师全家及相湘家属均寄居台中梅月旅社，从吾师全家四口住六叠小房，相湘一家六口住六叠房。每日以人计房租及购米菜，师母与内子每周均以金饰换钱度日，始体认米珠薪桂滋味。时值腊冬见居住合作旅社之故宫博物院先来同仁砍切大块猪肉，真有久不知肉味之感。幸师母得彰化中学聘，每月有收入，从吾师曾多次以布袋盛米自彰化来台中送相湘。其后从吾师应台大聘，每周仍往来台北彰化间。一年后才举家迁台北。
据方豪老师跟我说：他是经过胡适写介绍信，才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到台大教书的。那时姚从吾老师还在彰化。可见他到台大，甚至比方豪老师还晚。方豪老师不是北大系，有一次在姚从吾老师研究室中聊天，他告辞后，姚从吾老师忽然冒出一句，说：「有些人在这里做教授，若在当年我们北大，连助教他都不及格！」一派北大优越感溢于言表。但这种北大优越感，我想在傅斯年面前就吃瘪了，因为在傅斯年眼中，我老傅才是真北大。我猜姚从吾老师进台大，还是得力于胡适的面子，若光靠他自己，傅斯年才不要他呢！那时因为人浮于事，且有门户之见，大陆时代的教授沦落教中学，大有人在。心理学家艾伟就是一例。他在新竹中学混饭吃，连大学都进不了，何况台大！
「辽金元史」课堂上
开始选姚从吾老师的课，是一九五六年的事。那时我升入大学二年级。姚从吾老师开的课是「辽金元史」，上下两学期，共六个学分。上课的情形，老学长张伯敏在「往事忆趣」（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中央日报」）曾有回忆：
教我们「辽金元史」及「史学方法论」的是姚从吾教授，他最亲切和蔼，年纪一大把，总是谦称「兄弟」如何如何，搞得我们这一批小伙子发毛，不知如何是好。他挺着一个大肚皮，讲课时最喜用手去揉搓，揉着揉着，那话就从肚皮里「揉」出来了。祇是谈肚子，那还比教三民主义的黄季陆教授差一皮，黄教授进教室，先见肚子，那身体还有大半天才进得来呢！
张伯敏说姚从吾老师年纪一大把却满口自称「兄弟」，的确是此老的习惯。记得第一堂课下来，班上女生众口纷纷，笑谓他怎么跟我们称兄道弟呀？他那么老，被他称「兄弟」，多倒霉呀！张伯敏说手揉大肚皮而讲课事，但他忘了说姚从吾老师的牙。姚从吾老师有满口乱牙我从没见过一个人有那样乱的牙。他的牙，每颗都很大，并且Ｎ多，我始终怀疑他不是「重瞳」而是「重牙」，牙齿比一般人要多。当然我这样说，毫无根据，但从亚理士多德把他老婆的牙齿数目搞错一点上看，这种牙多之感，可见也不唯我独有也！
姚从吾老师拙于口才，讲话时先是张开奇厚的嘴唇，下颚乱动，满口乱牙翻滚，然后发音，我心想物理学上光比声快，此之谓也1。他的声音中气十足，道地是河南男低音，配合上他那厚实朴拙的造型，俨然一副中原老农相。他冬天穿两种衣服，一件是灰色西装上衣，衣奇大，是从估衣市场买来的旧货；一件是阴丹士林长袍，长袍下有白衫裤，白衫裤与短袜子间，永远露出一截小腿。这种露一截小腿的造型，今天大概只有郎静山硕果仅存了2！
何须化装？
我说姚从吾老师一副中原老农相，这副相其实救了他。他在河南大学校长任上，共产党陷开封，他在乱军之中能够逃走，吉人农夫相之故也！吴相湘老师在「姚从吾师尽瘁史学」中回忆：
从吾师此次能脱离虎口，实其平日习于刻苦有以致之。从吾师到京后面告：开封沦陷后即思脱身之计，先将面粉十余斤炒熟盛于一布袋，另购王瓜若干，并将在德国购置之金挂表及安全剃须刀分藏于二大馒头内混于十余馒头中，化装为一老农，然后与三五河大学生乘夜混出城外，向东步行，遇难民甚众。从吾师虽居留北平及旅德多年，而乡音未改，头发斑白，随行学生均以老公公称呼，未引起他人注意。沿途以王瓜解渴，面粉馒头充饥。当时决心如被共匪发现身分，即用安全剃刀割颈以免受辱。开封归德途中，历经战火，十室九空，夜宿破屋，蚊虫丛集，白昼夏日高照，困苦可以想见，幸从吾师以最大勇毅精神度过此一长程，终安抵归德，询知国军周碞所部驻守，即往拜访，遂获护送至徐州。从吾师原有每日刮须习惯，今自开封沦陷即未用剃刀，到徐州时照镜见满腮于思，曾摄影留作纪念，剩余炒熟面粉也曾携至南京存纪念。
吴相湘老师这一叙述至为动人，但说「化装为一老农」一点，却引起我暗笑。--姚从吾老师根本就是一老农的造型，又何须化装啊！
姚从吾老师虽然厚实朴拙，但在生活经验上并非笨伯。傅乐成跟我说：「我伯父（傅斯年）说老姚愚而诈，他们河南人都愚而诈。」我听了大笑。我说姚老跟我说，他从开封逃难出来第一天，他走得很慢，并且很早就休息、不走了。同行的河南大学学生们都埋怨他。他说你们不读「水浒传」，逃难一开始不能走得太猛，平常不走这么多路，第一天就猛走，第三四天就走不动了。所以一开始要慢走少走，以后加快加多，才能走完。我说姚老在生活经验上，既不愚也不诈，虽然他实在不是做学问的料子，--他在做学问上太不聪明了。
人非狗熊，学乃狗熊
我在「千秋评论」第四十三期「五十．五十．易」里，收有我应「台湾时报」之邀，与一些青年朋友的谈话，其中有这样一段：
读书当然很重要，但读书的方法更重要，这方法就是要不死读书。很多人书念多了，就从呆子变成了书呆子，像我从前有位老师叫姚从吾，是辽金元史专家，非常用功，最后死在书桌上。但是他太笨了，他是辽金元史专家，而元史却没有看过一遍，多令人惊讶！就好象一只狗熊进到玉米园里，折一根玉米挟在腋窝下，左摘右丢，弄了一夜，出园来时腋下还是只剩那一根。他们看过的东西随时扔掉了！我看过太多这一类的人，我只能说他们选错了职业！
这里所谓「元史却没有看过一遍」的话，其实是萧启庆在聊天中偷偷告诉我的。萧启庆在「辽金元史」上，得姚从吾老师真传，也深知深通元史之难，他的悄悄话谅非虚语。虽然如此，姚从吾老师勤能补拙，在「发凡」上面，也自有他自己的成绩。吴相湘老师写「姚从吾译注蒙古秘史」（「民国百人传」第一册），说他「先后完成论文约五十余篇，均有关契丹、女真、蒙古史实之研究，特着此三大边族对中原汉化态度之演变。其所论述博洽精审。比较柯绍忞、屠奇、陈垣等诸氏著作有过之无不及。尤以对元代汉文化史之发掘，将元好问、李冶、张德辉、许衡诸人之苦心孤诣维护华夏文化史实表露特详，使今人了解中国文化学术在蒙元时代断而复续的关键所在」。用字虽不无溢美，但也有事实在。总之，姚从吾老师一生的学术成绩，我总觉得与他际遇和努力不太相称，这是很可叹的！
「我公赏识足以服众也。」
说来也许奇怪，姚从吾老师在我大二教我「辽金元史」（上学期他给我八十六分、下学期八十八分）；大三教我「史学方法」（上学期九十四分，下学期八十六分）；大四指导我写「论文」（九十四分），但我总觉得，在学问上，他对我的影响极为有限。尤其大四写论文，他对我实在没有什么指导可说（为了跑图书馆，他倒给我写了不少名片）。我敢说，他对我的论文--「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全无研究。他只能给我改一处笔误而已。我在论文第二章第四节「外姻而尊卑为婚」内，徽宗「政和八年」条下原注说：「政和只七年，洪迈此处乃重和元年之误，是年为1118年。姚从吾老师看了，加注说：「政和共八年短两月。」「重和改元在戊戌十一月己酉朔（宋史卷21）。」他又拿给赵铁寒看，赵铁寒也加了一注，说：「……政和八年戊戌，是年十一月一日改元重和，见李伋『宋朝事实』卷二及『宋史』徽宗纪，洪〔迈〕氏不误。」写到这里，就看出姚从吾老师的伟大处。他对我的论文不在行，但他与人为善、不耻下问，拿去给赵铁寒看。赵铁寒是师大教授兼办「大陆杂志」，回信给他说：「『李君天分很高，能放大找材料，更长于组织与剪裁。剖析问题，如剥笋如抽蕉，有探骊得珠之妙。至偶有荒疏之处，青年人常情，不足为病。』我公赏识足以服众也。」其实，赵铁寒也未必对我的论文在行，也只是改笔误而已。。
事实上，我的成绩，在台大已经极为突出，识货的教授们早已寒我。这由后来考研究所的一幕上可知。考研究所口试，众教授（姚从吾老师在内）环坐，但没人「敢」提问题考我，最后主试者文学院长沈刚伯问了一句：「--你以后还穿长袍吗？」遂在大家一笑状态下，考取了。这个故事，使我想起科学奇才欧本海默。欧本海默在哈佛读书，三年时间，就修完四年功课。二十三岁到德国哥丁根大学，三星期就得到博士。他的量子力学论文，使主考教授甘拜下风。主考教授詹姆斯．法兰克在口试后说：「幸亏我趁早开溜，他已经反过来向我发问了！」
赵铁寒说姚从吾老师赏识李敖「足以服众」，这倒是真的呢！
不想当国民党了
姚从吾老师在学问上，虽然与他的际遇和努力不太相称，但他在学问以外方面，对我倒启迪颇多、帮助颇多，令我一生感恩难忘。
姚从吾老师在抗战期间，被国民党「拉夫」，本来已是国民党的大将，吴相湘「姚从吾译注蒙古秘史」中说：
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九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翌年，姚奉命在西南联合大学设立支团部，旋又奉令组织中国国民党西南联合大学党部。从此，日以澄清左派职业学生之蛊惑、鼓励大多数青年勤学报国为目的。经常举行演讲会座谈会，沟通全校同仁及学生对国是意见。正气凛然，无所顾忌。左派分子唯有暗施攻讦而已。
可见他当年在国民党中的重要地位，虽然他在三青团中这一地位，最后已被陈雪屏取代，但他与国民党的渊源却其来有自，固不简单也。他最后能当上河南大学校长，跟这一其来有自，自有关系。
姚从吾老师到台湾后，他跟国民党的关系，据他告诉我，已经疏远，他说国民党办党员归队时，他已拒绝办归队登记，他不再是国民党了。我一直以为这是真的。但他死后，国民党「中央日报」上赫然有「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头衔，我才恍然大悟他不做国民党，是树欲静而风不息的。 虽然如此，但在我与他多年的交往中，他的党性却全然不见。我想他到台湾后，内心里一定有某种程度的觉悟：他不想当国民党了，虽然他没有公开反对它。蒋介石要他做中央评议委员，他也没有拒绝。--从大陆时代大学里党部的负责人，到台湾时代大学里的全无党性，这一觉悟，不是很明显的吗？
胡适--姚从吾--李敖
姚从吾老师跟我的关系，一直与一个人有牵连，这人就是他的老师胡适。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我大二的时候，就在「自由中国」第十六卷第五期发表我中学旧作「从读『胡适文存』说起」，文章颇有功力，引起海外的胡适和台湾的北大系教授的侧目。一年一个月后，胡适来台，主动安排我和胡适见面的，就是姚从吾老师。我在「大学后期日记乙集」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有追记如下： 地质系讲师张凤栖托启庆送我胡适演说稿「历史科学的方法」抽印本一册。这是胡适在四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台北中国地质学会四十七年度年会的演说纪录，也是我在大学第一次听胡适演说。演说后，姚从吾特别为我介绍，胡适立约我去聊聊。当天我们就在钱思亮家里，大聊一阵。
此后胡适一直把姚从吾老师视为「胡适--姚从吾--李敖」的关系，姚从吾老师也有视一同。我相信胡适以下，显然把我看做北大系的一个传人，姚从吾老师跟我的交情，也是在这一基线上发展的。这些发展，在我「大学后期日记」甲集乙集中，可以看到不少：
一、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四日--赴松山机场迎胡适，十二时飞机抵北，我站在机梯旁，人潮拥挤中胡适叫我一声「李敖」，即被人海卷去，我先把玄伯先生接出，后姚先生言及我论文事，谓想请胡先生协助，问萧启庆是否告诉我？（萧启庆翌晨告我谓姚先生欲退居助教地位，想请胡适为我出题，指导作论文，姚谓他对此类题目无研究，且胡有兴趣于此种题目。）并鼓励我「好好干」，其意甚殷。胡适在候机楼对记者谈话时，答复他太太没来的事说：「女人家的事做丈夫也搞不清、管不了！」后与我握手，称「李先生」。胡适气色比半年前好多了。
二、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萧启庆言姚老抄下我地址，准备找我，恰于傍晚与之同返家。姚老言与胡适论及我，胡适记忆我很清楚，问及我已否毕业事，并言其二三十年前一英文论文论及中国之婚姻现象，姚老谓吾是题若能写五千字至一万字以上，即可做之，他担心材料恐怕不太好找。他意思希望我换题，专搞一家之言，一人一书深入之。他与毛子水主张我研究元遗山之思想与著作。后同赴其家，以「国风」中缪钺之遗山年谱相假，谓此题可与胡适之研究计画配合起来，并谓他们提掖后进之意。后进者，启庆、曾才及我三人也。我意姚老不明吾于宋代婚姻，已有相当之研究及材料之搜集，其担心乃因不明吾乃「奇才」所致，他说他仍愿尊重我的意思，我则仍不想变题而作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