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在文学院草地上小坐，见胡适车来，因过与胡适谈天于文学院的拱门之下，他说：「李先生，你那长信我收到了，因为忙着搬家，所以没来得及回。」并问我府上，说我「说的是北平话，还有一点山东口音」。我告诉他我没去过山东，一直住在北平。又谈及敦煌卷中宋太宗三七００多号离婚状等。他谈他刚写完给赵元任的祝寿论文，又加了一条补记，「昨晚三点才睡。」并约我星期天去他那儿，晚一点最好。并说吴相湘、姚先生已告诉他我正在研究贞操观念。他手中拿两本伪组织时期杂志（「中和」杂志）。我说：「您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四、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赴姚先生处登记论文，姚不明吾题意，最后商量结果，订名为「宋代婚姻解消及其社会约制的初探」。并谓再写一份目次，他将送给胡适，问问胡先生的意见。言及故宫监守自盗事，「一笑缘」与欧美变相之妾（私通之盛）。姚先生手勤甚可佩，他劝我入研究院，并去中研院做事。 五、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姚先生信来，打电话给陈淑平。写限时信给启庆（按：信是二月二十二日写给我的，约我们去听二月二十四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的演讲，讲题是「真的历史和假的历史」）。
六、一九五九年四月一日--午前与姚老谈，姚老多鼓励，并说胡适向他问我：「你们那『胡适迷』怎样了？」
七、一九五九年四月八日--与姚先生谈。姚又要我去看胡适，并写一介绍信如下：胡颂平先生（中央研究院秘书）颂平兄：兹介绍台大历史系四年级同学李敖谒见，祈赐接谈。李君素钦敬适之先生，收集胡先生著作亦最全。胡先生待之如罗尔纲，唯尚未念完大学耳。彼欲谒见适之先生，请兄代为安排为感！祝近好！弟姚从吾敬上四月八日。 八、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晨与姚老谈，又劝我看胡适，意谓胡颇欲使关系深切也！
九、一九五九年四月三十日--上午十时后在台大医院四楼特别病房与胡适谈，先经与胡颂平秘书谈，时胡适正有客人，胡适之见我大呼「李先生」，请我坐，我说等一下，遂再与胡颂平谈。胡适头大而清●、蓝袍、褐袜、拖鞋。他的客人走后，我们大聊一阵，他颇怀疑「名公书判清明集」的时代，我却不以为然。 十、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三日--晨与姚老谈文人性情，姚先生言增才（王曾才）等言我个性之强，一决定，任何人的话皆不听，此北方之强。个性强者皆易过度而流于不听人言。又言文人方能治史。姚老似有延我为胡适秘书之意。
「叹众老之中，竟无一可为吾师者！」
虽然在这方面，我在日记中留有这些纪录；但在另一方面，日记中却也留有我对「胡适--姚从吾」他们的失望：
一、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四日--赴南港，听胡适讲演「真历史与假历史」--用四百年的水经注研究史做例子。与启庆晚饭于铁路饭店，并同逛街，赴植物园夜游甚快乐，又赴中央图书馆谈天。叹众老之中，竟无一可为吾师者！ 二、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傍晚覆徐高阮一长信攻击胡适以下的老朽们。我对胡适那种「好话说三遍」的态度愈来愈不满意。
三、一九五九年五月九日--读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合着「人权论集」，深感吾之方向在此不在史也。
这些日记表示的是：我显然不以「胡适--姚从吾」他们的水平为已足，也不以做学者、终老于史学学术研究为已足，我的目的是超越他们，是我经世致用、为人权战斗的方向。虽然做学者我也满在行，可是，这又怎么够呢？
到了一九五九年七月七日，我把「『宋代婚姻』研究计画」送给姚从吾老师后，第二天与他长谈四十多分钟，那时我又有感情上的其它原因，就决定去当兵算了、不考研究所了。七月十日有日记如下： 晨启庆携来姚先生信，力劝我不可放弃研究所。姚先生昨晚请其来舍找我，适我不在。姚先生今晨言赴校与我面谈，我却不欲见之。
就这样的，我就决定南下了。八月一日，我向姚从吾老师辞了行；二日就上了火车。当天送行的有周弘、景新汉、马宏祥、白绍康、华昌平、李华俊、陈又亮、陈鼓应、祝庭生、张克斌、袁祝泰、朱广诚、黄锡昌、施启扬、佟耀勋、阙至正、孙英善、林淑美、杨祖燕、杨世彭、袁天中、萧启庆、王尚义、陈良●、王曾才、李耀祖等。我在台北的五年大学风光，就此告一段落。
送钱
一九六０年二月十二日，我在部队里收到十日萧启庆的信，有这样一段：
日前与姚老谈，他认为在我们班上，在各方面，您都是最成熟的一人。又说您不轻易写东西，而写出来的东西一定「很象样」。我很赞同他的看法。
到了九月，我北上一次。九月二十一日有日记如下：
上午与姚老头谈，老头又欲给我钱，并劝我明年考研究所，三月至七月他准备每月给我五百元，我当然不肯要他的钱，他又送我大陆杂志合刊。 九月三十日，我收到萧启庆二十八日的信，有这样一段：
二十二日上午，到第一宿舍访您未遇，据他们说，您宿在老景家未回来。十点多回到研究室，章铨告诉我，我出去时您曾来过。我再四出寻您时又寻不着了。我们很久未曾长谈了，这次您北来，又阴错阳差地失去了和您长谈的机会，实在很遗憾。二十四日上午，姚老又命我送两百块钱给您「济急」，我知道您已经走了，而且，即使还在也不会收他的两百元，虽然如此，还是走了一趟，果真您已在前一天南归了，再回去向姚老报命，并把款子还给他，并代您谢了他的好意。
我在日记上说：「姚老头儿实太热情。」十月三十日，我又收到萧启庆二十六日的信：
昨日和姚老闲谈，据他说，胡大博士仍有意「栽培」您，但希望您读完台大历史研究所。姚老也为您想到解甲后的职业问题，他想聘您为国家讲座的研究助教，虽然规程仍未决定，但他认为不会有太大问题。如此，您便可以安心读几个月的书，而不必为酱爆肉担心了。他叫我现在不必向您透露，所以您去信也不必提起。
「师儒之席，不拒曲士。」
十一月七日，我在营房里，借老士官刘云的灯光，写了一封信给姚从吾老师，这是我在他两次给我写信后，第一次给他写信，全文如下：
从吾师：
启庆来信道及老师托他送钱给我的事，非常感激您的关怀，四年来，老师对我的照顾实在很多，不论在治学上做人上乃至经济上，我都经常沾到您的教泽与鼓励。我不敢自诩您特别爱护我，因为您的热心使许多人都受到奖掖与实惠，但我又经常感觉到在您年轻一辈的学生中，以我受之于老师的最厚，而老师也关切我最深。在我五年大学生活中，没有第二位老师能这样热心指导我帮助我，也没有第二位老师肯这样不倦地一再照顾这个好立异、不大安分的学生，可是您却做得使我简直当不起，使我除了心中默默的感动外，不知如何答谢您的好意。 柳子厚在他「与太学诸生书」中写道：
绳墨之侧，不拒曲木；
师儒之席，不拒曲士。
这真可说是老师对我的风度了！
读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在第二十章中，有这么一段话
A teacher affects eternity; he can never tell where his influence stops.
我抄这段送给老师，谢谢老师！
李 敖 敬上
四十九年、十一月七日夜
明年二月可退伍，最近又有提前于下月退伍之说，退伍后定将北上，面候起居。
马戈来信
因为那时候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尚在草创阶段，姚从吾老师为我出路打算，倒也不限于助理一职，他也想过推荐我去大陆杂志社。十一月十八日，我收到马戈十六日的信，向我透露：
日前姚老来杂志社将兄论文持交主编赵先生，适赵不在，谆谆嘱我转告：努力表现，工作可以想办法，渠有意荐兄于敝社，弟当然欢迎，此事虽不理想，但以之待机，似仍差强人意耳。而赵先生看胡博士金面当不成问题--至于大作之精采处，渠定与姚先生一斑不解也。
马戈就是马宏祥，他在历史系比我高一班。他和我在知识上都是前进人物，对「姚老」、「赵先生」（赵铁寒）诸公，我们都嫌他们太迂了。
萧启庆来信
十二月十一日，我有日记如下：「启庆来信，知『研究助理』差使大概无问题，可谓好消息。」启庆信如下：
敖之：
很久未接到您的来信，谅是军务繁忙所致；大演习已竣，您可以好好休养一下了，有无北游的计画？
姚老昨和我谈挽您出任他助理的事，他要我告诉您，正式的名义是：「国家讲座研究助理」，每月可支一千元，外无配给，他想借重您，不知您是否愿意？工作不会太忙，不致妨碍您原定的计画，不必犹疑。助理有两名，另一名已内定为陶晋生。王德毅兄亦托姚老觅职，姚老想把他介绍入中央图书馆或大陆杂志（接老马事）。
近来情绪周期又届低潮，甚落寞，昨夜外出访友，找了四个人，竟然都落空，更觉难过。
兵役法将修改，学校中人心惶惶；首当其冲的是我，本来是第八期预备军官，现在可能要变为第×期国民兵了，想做硕士，结果竟连上士也做不到，祇有徒呼负负了。
下面有首油诗，是我们尊敬的一位长者的「文学」作品，写在他的日记前面，算是他的座右铭，作者是谁？我不必道其名，您看看诗便会猜出，而且您一向最「佩服」他的「文才」的。吾且慷他人之慨，抄在下面，当可供您解颐，诗云：
吃饭要吃饱，
午晚都睡好，
工作依时进，
余随自然了！
如何？猜出是出于谁人的手笔？
盼来信！
启庆
听孙英善说，您曾有作品在联合报发表，我可惜未看到，可否将「拔刷」掷下，让我拜读。
当晚「人静后」，我回信给启庆：
前几天曾返中谋教席，铩羽而归，若走投无路，只好就「助理」之职，此事并非不欲为，盖我恐辜负老头儿一片好心，我耽心我的耐心与能力是否可与之共事？是否可有助于他？否则拿干薪太不好意思，设想老头儿若聘了我，我工作不力，他一定不好意思解聘，只好暗中叫苦，那该多伤感情？除非我再花两三百元另请个「助理的助理」，专门代我捉刀，料理本师托我之事，我则从中净赚七八百元，亦一好生意也！哈哈！姚老既考虑至再，终托你问我之意，我「当然欣然同意」，烦你暇时可回复之，新年我将北上一次，届时可与之面商尺码，尊意云何？ 至于启庆信中提到的诗，我一看即知「油诗似出自士鳌老兄手笔」，后来证实，我的判断不差，那的确是姚从吾老师的「文学」杰作。这一杰作，似乎修改本颇多，据方豪「我所认识的姚从吾先生」（「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五期），说：「姚先生有一首通俗的养生之道的五言诗，常喜为人念诵，我即取为上联，另撰下联，不计工拙，凑成挽联如下：吃饭八成饱，觉睡十分好；按部就班去，听其自然老。书读万卷勤，文写百篇精；循规蹈矩来，看你平安归。」可见真有不同的版本呢！
「十三年和十三月」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联合报」刊出「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五十年度研究讲座教授助理研究人员已正式聘定四十二人」。我名列其中，助理一事遂告确定。
我在「十三年和十三月」（「文星」第六十三期）里，对我这段助理生涯，有过「不安于位」的描述：
历史系毕业后，我开始做预备军官。一年半的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个人的思想与悍气，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快退伍的时候，姚从吾老师正好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研究讲座教授，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做助理研究人员，我那时正愁走投无路，当然表示愿意。五十年二月六日，我坐上回程的军舰，九天以后，又回到了台大。 台大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走回来，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飞远扬。我徘徊了一阵，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小房，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我订名为「四席小屋」，颇得俯仰之乐。晚上从研究室走出来，整个的文学院大楼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要叹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我的「四席小屋」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环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了一卡车的书，开始搬家。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七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我该走那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
﹡ ﹡ ﹡
我从小在北平长大，文化古城与幼时环境使我在智力上趋向早熟，我在六岁时已能背「三字经」，十岁时已遍读「水浒传」等旧小说，十一岁时已看过「黑奴魂」（「黑奴吁天录」）等翻译小说，小学六年级时我已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并做了全校图书馆馆长。
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三十八年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其中有许多东北史地的材料，因为那时候我不自量力，竟想着一部「东北志」！藏书中还有李玄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是我初一时买的，我万万没想到在七年以后，我竟在李先生的课堂上，用这书做了教本！另外还有一册郑学稼先生的「东北的工业」，是我小学六年级时买的，我也万万没想到在十四年后，我竟被这书的著者大骂，直骂到我的「令尊堂」！）这些早熟的成绩，使我很早就对教科书以外的事务发生极大的兴趣，使我很早就有了「忧宗周之陨」的孤愤。 初二以后我就读台中一中，我的大部分时间全部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那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在teen-age中，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平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平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ＩＱ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在十年前高一的时候就给「学生」杂志写过一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它」，在那篇文章里，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
以「在野」之身，我开始向往台大，向往大学教育会带给我一点补偿或安慰，一年以后我走进这个学校的校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
可是，很快的，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尤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William Saroyan是谁；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却连Hugo La 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
我都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能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说是失败的。今天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下降，他们不会用脑筋！
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我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间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
「教育好象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成愈冷淡。太多的理智恰像泰格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
﹡ ﹡ ﹡
不论我怎么苦恼，我毕竟是学院出身的人，学院的影响在我身上留下了巨大的烙印，使我的职业与方向不能有原则性的修改。所以在一年半的民间生活之后，我又回到学院里，翻开了「大藏经」，摊开了「宋会要」，找出了「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想用坐拥百城的丹铅方法，掩埋我内心的波澜与寂寞。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问我自己：「也许有更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帷』的事业对我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 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有月色，也没有星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象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桥下的溪水，不停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拿起笔，写成了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文中一开始，就提到姚从吾老师：
王洪钧先生在二十五卷第七期「自由青年」里写了一篇「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政大外交系主任李其泰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很感动，特地剪下来，寄给他的老师姚从吾先生，还附了一封推荐这篇文章的信。姚先生坐在研究室里，笑嘻嘻地连文带信拿给我看，向一个比他小四十三岁的学生征求意见，我把它们匆匆看过，然后抬起头来，望着姚先生那稀疏的白发，很诚恳地答他道： 「王先生在文章里说得很明白，他说『首先不必谈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倒要看看如何使老年们交出这一棒』。站在一个青年人的立场，我所关心的是：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交出这一棒？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交出这一棒？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交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棒？我耽心的是，老年抔不不肯把棒交出来，反倒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 姚先生听了我的话不禁大笑，我也感到好笑，但在我们两个人的笑脸背后，我似乎看到果戈里（Nikolai Vasilievitch Gogol）的句子，我感到我们两个人的笑都该是「含着泪水的」！
不准时发薪，活不下去了
「老年人和棒子」投给「文星」，在第四十九期（十一月一日）发出。写作期间，我正给姚从吾老师做研究讲座教授助理。当时做助理的最大苦恼，是不准兼差，又不准时发薪。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们不同，他们有教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唯一的一千元，它是本薪，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自是一种讽刺。在这种情况下，我颇有改专任助理为兼任助理的意思。八月二十七日，我写信给姚从吾老师： 老师：
有一件事我一定得听听您的意见。
马宏祥在大陆杂志社的事他想让给我，业务不忙，同时可增加点编辑经验。
生活方面，如果兼任助理五百元和〔研究生〕研究费四百元没有变化，杂志社六百多元的薪水，可以帮助我改变一些现状：可以买几本书（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大量买书了），同时还可以还还我几笔数目不算小的债务。 此事即使赵先生同意，我也一定先取得您的赞同，您如果觉得不合适，我就决定不做，您能费神替我定夺吗？
学生 李 敖敬上
五十、八、二七。
一、严复像徐高阮已替赵先生找到。
二、岭北纪行我正赶阅，周六前可交卷。
五天以后，姚从吾老师回信如下：
李敖同学：
多日未见，为念。礼拜六来，亦未值，甚怅！ 岭北纪行校正各点，均佳，备见用心，识卓。您再拿去，仔细的加添标点，使成完璧若何？可即日来取（除礼拜四外，上午均在研究室）；因若送登香港大学五十年纪念特刊，本月中旬前即须寄去，不能再迟。
王德毅应留在台北，慢慢想办法。他去新亚恐无书可读呢！大陆事颇不简单，须多次畅谈，方能定。我倒想约赵先生到您那里消暇半日，但不知他有无工夫耳！吾弟应志其大者、远者：「不受三年苦，难得人上人。」幸多加自审，大原则能守得着，自可听从，唯不能太随便耳。一切面谈后，再说。专此即问
近好！
从 吾
五十年，九月三日晚。
胡适寄钱赎当
到了十月六日，我忍不住了，决定不使姚从吾老师为难，直接「通天」了。--我写信给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负责人胡适。说你们这个不准时给助理钱的制度，已「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胡适收信后，在七日就限时信寄到我新店乡居，他写道：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七月四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祝你好。 胡 适
五十、十、七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副本给姚从吾老师
我在十月十日回信给胡适，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信中细述了「李敖先生」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我跟我中学的共产党老师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我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这封信写得很长，有五千字，写得很动人。我听说胡适收到信后，深受感动。他拿给几个人看，其中真巧，在十月二十八日叶明勋、华严夫妇去南港看他的时候，他把信又拿出来，因而从这对夫妇口中，得知了一个惊人的大消息--严侨并没有死，他还在世，不但在世，并且已经出狱了！十一月一日的早上，姚从吾老师在研究室中，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当面交给了我。信是胡适十月二十九日写的，告诉我严侨没死的事。胡适在信封上写「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他不把这封信付邮，显然是怕被国民党邮政检查，对我不便。他真是细心的人，细心得不露痕迹，真是老到感人！
在我十月十日写长信给胡适后三天，我做了一个副本，给姚从吾老师，并附了一信：
从吾老师：
这是我给胡先生的一封长信，详述我个人的历史演变，我特地做了一份副本，呈给老师看。
五年来，老师对我的赏识、指导与帮助，不论是无形的或有形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也不知有多少，最使我感谢的，乃是老师对我那一些「使老年人看来不顺眼」的行径能够容忍，我所认识的许多老先生们、老长辈们，他们似乎缺乏这种胸襟，所以一当青年人的行为与他们的看法有出入时，他们便感到不耐烦、感到头痛。
我怀疑我的许多想法与作法是否全能合乎老师的尺度，但我只是尽量尊重老师的意见，也许老师偶尔可以发现（例如对我毕业论文的是否发表，大陆杂志社的去与不去，一旦我发现老师的意见在「无可无不可」的状态的时候，我就宁愿采取那否定的一端，换句话说，凡是老师不太积极支持我去做的事，我未尝不想尽量不去做）。
如果老师看了我给胡先生的长信，也许更能了解您的一个不太争气的学生和他那段坦白的历史，也许更能对我的畸行与怪论做容忍的笑容，我期待着、我相信着。
李 敖敬上
五十、十、十三上午十一时
眼睛望着「高楼」
胡适虽然寄了钱来，但是，这种太老师救急、老师救穷的办法，我总感到不是办法，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我终于又给姚从吾老师写了信：
老师：
昨天午后就开始不舒服，头痛、发烧，今天上午打了一针，稍好。上午的课也歉未能来。
这一阵子您为了帮助我们几个青年人，伤了不少脑筋，从周礼以来，咱们中国好象是被死板的制度与条文迷昏了头，总爱把许多个别的（singular）事件活活用「文字障」拴住，无怪乎任何新的机构与用意都变成了过河之枳！(胡先生筹办长期会的本意绝没想到被人这样不灵活地运用！)
他们几位我不好代言，就我个人说，我诚恳地请您不要再为我的事伤脑筋了，对那些迷信制度与条文的官场中人，我觉得犯不上跟他们苦口婆心。我只相信骂他们才有用，--有效则未必，不过可以泄愤。
大陆杂志事正如您那封信所说，「颇不简单」，且从俞雨娣去后，我早就断了念，现在至少她用心在那儿做，我更不好背挤人的恶名。说句笑话，若不是那六八０元和每天一顿吃得还不坏的午饭吸引我这个穷光蛋，我对那副差使和环境，实在打不起多大兴趣来。对该社事，窃以吾人此后不宜再表示意见，免得赵先生暗怪咱们故意在「敲边鼓」，反正这年头，涉嫌「思出其位」的热心是使不得的！ 助理事既好事多磨，对我个人的「出处」我还一点也没决定，如果说我内心深处在倚赖您替我决定，我一点也不否认我有这种倾向。几年来，犬儒（Cynic）式的多疑与尖刻，已使我不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除您之外，还有肯支持我的老年人！（我要特别指出我用的是「支持」，不是「赏识」，「赏识」我的老先生也颇有一二，可是这对我这爱花钱的穷小字却爱莫能助。）
王静安自沉前几天曾给谢国桢写了一把扇子，他写的是陈宝琛的前落花诗，中间有两句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每当您刚走后，我关上研究室的灯和门，准备让夜色吞蚀我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在「高楼」中有点黯然，「大难」随时可以当头，可是由于您的支持，我总算觅得一块「净土」来安置我的肉体，我不是一个用功的人，我的身世与气质都使我怀疑我能否走纯学术的路，我的许多朋友是年轻人，年轻人自然有许多被老年人「奇怪」的苦恼，可是比起他们来，我的苦恼似乎更「错综复杂」，我用这四个字，并没有什么自豪的意思，摸索了这么多年，我毕竟发现我愈来愈渺小，而且糟糕的是，我又自甘于渺小，自知我不能不渺小，我用我那渺小的眼睛望着「高楼」，在我那渺小的头脑里，我是多么不愿浮现出陈子昂那首登幽州台歌呵！
李 敖敬上
五十、十一、二五傍晚。
「我像水面上的浮萍」
十二月十三日，我又有长信：
从吾老师：
东亚奖学金我没有申请，为的是系中只有四个名额，四位千金一申请，我的成绩单就拿不出了。不根据成绩单来衡量我的「成绩」，那恐怕是几十年以后的事。 跟兢兢业业的女人争这几百块钱，又何苦来？
我决心去教书，用真正的汗珠来换取我应得的酬报。也许那些钞票才是真
正属于我的。
我想起一件往事：今年二月我刚就任助理事的时候，本来是可以从去年十一月起薪的，可是您为了不让青年人领干薪，宁愿晋生和我每人少拿一期（三千元），您从未把这件事告诉我，我表面没说话，可是我心里很佩服您这种做法。
考取研究所前，我每月拿一千元助理费，我时常想，我的工作成绩值这一千元吗？拿这一千元我不惭愧吗？我的努力与一千元相当吗？我是一个领干薪的人吗？ 坦白说，我无法正面面对这些问题。
长期会的本意在安定学人生活，在长期经援的安抚下，我这个小「学人」也分到一千元（配济、房子、图书费、车马费兼而有之）。这个数目，仅够维持一个学生的最低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
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一间安静的小房（不是十人一间的宿舍），深夜可看书（不是在宿舍偷点蜡烛），每月可以买几百元的书，看两场电影，吃一次老爷饭店（虽然我从来没去过）3。
如果这个标准达不到，我们不能苛求他的治学成绩。「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个余字太重要了，余就是不朝不保夕，不寅支卯粮，不欠一屁股债。
乍看我穿的衣服，我花钱的豪气，我乡居的舒适，没有人相信我是一个节俭的人。如同没有人相信我对生活标准的看法一样。
我对生活标准看法是，一个敏感的青年人，他精神已经痛苦太多，我们没有理由再要求他在肉体上、生活上，再吃更多的苦，没有理由说他租一间小房，逃开城市和俗人的喧嚣，每月花光一万个一毛钱是奢侈！
五年的宿舍生活，一年的军中生活，使我深深感觉到群众是独立思考与做学问的敌人。
房中有另外一个人，就看不了书，这是徐高阮的坏毛病，糟糕的是，我也有。
如果有人用租房理由来说我不能吃苦，而归咎于我闹穷的原因，我一定俯首无言。
没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老子的余荫，没有相信我要筹还大学时代的零星旧债，没有人知道我为买书而存下半年吃早饭的钱。
我想起「东轩笔录」中的那个故事。范仲淹奇怪那个孙秀才为什么年轻有为却「汲汲于道路」，当他知道孙秀才志在「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的时候，他决定做此人「日可得三千」，为了使其人能「安于为学」。十五年后听到孙秀才变成一代大儒孙明复了，他忍不住感慨说：「贫之为累大矣，倘索米至老，则才如明复，犹将汨没而不见也！」
也许我真该后悔我念这个研究所，每月四百元公费，能专心研究什么？如果为生活不得已去「汲汲于道路」，把青春的兴趣浪费在穿衣吃饭上，那倒不如干脆去近史所或国史馆来得好！（我不觉得我不够资格，至少「成绩单」不如我的同班同学都在那里受着「高酬」。）因为那些地方至少把我的学力、兴趣与谋生打成一片，学问即在饭碗中，饭碗即在学问中，不必靠偷改作文或乱写稿子来赚外快。
我并不是计画告别学问，可是我知道学问对于我，目前简直是一件奢侈品，做学问需要大量的安定与气质，至少对我这种「内多欲而外好学问」的人是如此。顾翊群是安定的代表，萧启庆是气质的化身，而我却什么也不是。基于这种自觉，我觉得我不能再恋栈了，我觉得我不配做您的助手，您的研究室里也不该收容这么一个文化浪人，我的个性也不适合做学人的材料，我好对偏锋、我不扎实、我没耐心、我不满现状，我在各方面都没有根，我像水面上的浮萍。
象是一朵小蓓蕾，花匠辛辛苦苦培植它，为了使它有朝一日开花结果，达到赏心悦目的目的，花匠绝没想到这朵小蓓蕾竟会桀骜不驯地乱开一气，于是花匠灰心了，一任它去自毁、去夭折。也许相当的时日过后，花匠会发现，小蓓蕾的根性虽然顽劣，可是那坏泥土也有问题。于是他用痛苦的笔调，写一篇「伤仲永」，为那早凋了的小生物叹几口气。
看到我这样任性，您一定要叹几口气的，您未尝不热心地盼我有所憬悟，因此您在上次给我的信里，很坦白地写出「唯不可太随便耳」的话，我一点也不否认我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我也不否认我做事有一点拆滥污的习惯，这种人和这种习惯若想投身社会，三两个月就会被人解职的。我像一只玻璃窗上的苍蝇，前途光明，可是没有出路。古道热肠的老师未尝不给我一点点化，但我的性格似乎又不是安贫守素派，贫使我不安，素使我乏味，我知道我冲不出这层玻璃，不但冲不出，早晚还被苍蝇拍子打下来，在我眼中，我的前程不过如此，既然这样，我何不干脆倒行逆施，落个痛快？
十个月来，您对我的奖掖，对我生活的安定，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还会永远感激，在我解甲归来刚要涉世的时候，您给了我这么漫长的一段轻松而有益的生活，使我不致做那些纯为了生活而做的与个人兴趣毫不相干的事，使我有限的青春不会掷诸虚牝。更可贵的是，您并不因我的工作不力而说一句责备我的话；也不因我的懒惰和立异说一句责备我的话，让我「行有余力，则以跑野马」。十个月的日子不可谓不长、十个月的包容不可谓不大、十个月的麻烦与操心不可谓不多，十个月了，我如何还能再老下脸皮累您呢？看到您为助理事烦心，我就觉得不安，我觉得现在正是我「请去」的时候了，所以后来当您把每人每月送三百元的计画一提出来，我就一口谢绝，我不愿我继续这样累人。
十个月来我不相信穷不能为学，现在我相信了，至少我相信它使我的学问的成绩大打折扣，过去我奋斗、我挣扎，为了不让米缸和当票困扰我做学问的情绪，现在我不奋斗了、不挣扎了，我决心去做一个中学教员，把我的青春与活力埋葬在另一代的愚昧底下。疏远学问虽然痛苦，可是当我发现胃口和帐单使我不得不接受现实的时候，我只好安慰自己说：「这是暂时的！」虽然我明知道，青春也不是永久的！
北商事如有眉目，请您随时通知我，我不必套用感谢的词汇，因为您对我的支持，绝不是任何抽象的字眼所能表达的。
我知道我使您失望，我知道我对不住您。我倚恃着您的大度与好意太久了，在我即将离去的前夕，我不能不向您详陈始末，用眼泪来结束我这十个月的助理生涯，那是我对您的最好交代了。
李敖敬上
五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在碧潭
沈刚伯做手脚
写上面这封详陈始末的信，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原因，就是我考取了研究所。按任用助理的规定，助理是专任，研究生不能做，所以专任助理的一千元薪水没有了，只能拿研究生的研究费四百元，四百元对我，显然无法做研究。当时姚从吾老师打算由杨培桂接替我的助理职，由杨培桂把北商（台北商职）的教员职务让给我，算做私下交换。可是北商那边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坑要填校长自己人，不同意杨走李来，所以最后也泡汤了（施珂大哥出国前，想把成功中学的教员职务让给我，也被校长拒绝，理由同上。）。
当时我所以考研究所，自信考取后虽然丢了专任助理职务，但因为研究生可兼助教，所以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料考取后，沈刚伯为了抵制我，突然废除了研究生兼助教的规定，硬定另聘助教，所聘者王德毅等人，却都是考不取研究所的！这种措施，当然使我不服气。后来我弃研究所不念了，沈刚伯见我走了，又恢复研究生可兼助教了。
在我十三日给姚从吾老师长信后，十五日他就写了这样的信：
李敖同学：
函悉。今天下午研究教授薪金发放了，特提出一千元，送供需用。杨培桂事，本校行政会议已通过，长期科学会当亦无问题。但等他正式来任职，您到北商上课，恐怕要到明年一月以后了。这两个月中，尚请加以格外注意为要！这是事实问题，应有安排才好。凡所触及各点，均有同感，然一时弟亦无其它善法也。诸维
善自宽解为嘱！
祝近好！
姚从吾
五十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
一天三封信
姚从吾老师十五日写这信后，他很焦急，在十六日一天，连写三封信给萧启庆： 启庆兄：
李敖兄这些日子怕是够苦的了！一切意外的不凑巧，让他陷于困境，颇不应该。我昨天下午方领到研究讲座的补助费，特提出一千元，请您给他送去，稍济眉急，如何？（并可便中劝劝他，研究一个办法。我想：明年一月间，大致均可好转了。）
他昨天又写一长信给我，很引起我的同情。但我已把款备好了，预备今天（礼拜六有课）给他，他又没有来，祇有请您多跑一趟了。我很抱歉的是：1.兼任助理遭到意外的挫折。2.北商分校教书，也须等明年一月内或二月初方可确定。3.李兄个性强，又不随便接受他人的帮助，您又不在，无人劝解。4.我在北平时颇有办法。现在，往往自己陷于困境，一筹莫展。奈何！这一千块钱请他收下，以供急用。希望转年一月内，将北商分校兼课事有个决定。杨培桂事早日发表后，也许对整个的小局面会好一点！余面谈。--这一礼拜天（十七日），忙急了。上午开校务会议，午间北大同学会在静心乐园聚餐，为胡校长过生日。晚间河南大学同乐会。我将款交付我的厨子老李，他终天在家，随时可取，取出，即刻与李敖送去，并可以同他谈一谈。匆匆即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