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套加身——看你还闹(2)
这使我们想到什么一个故事呢？就是《庄子》里面的故事。大家看，《庄子•齐物》里面有一个故事：狙公 (养猴子的老先生) 要给猴子东西吃，就跟猴子说：早上给你三个，晚上给你们四个果子，干不干？所有的猴子都生气了，不干。然后，这个老头子说：早上给四个，晚给三个，干不干？所有的猴子都高兴。我们今天讲的词汇“朝三暮四”，大家觉得这个人反复无常，叫“朝三暮四”，这个词汇在变的。像美国大法官霍姆斯讲，美国宪法是在改变的。不但宪法在改变，语言也在改变。我曾经举过例子，好比说，这个人很风流，“风流”两个字在今天有点挖苦人的意思，可是古代是好的——“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风流”是好的字眼。还有，你今天说：“小姐，你请坐。”“小姐，你好吗?” 可在宋朝“小姐”就是骂人的，因为这个词儿啊在宋朝是指妓女，所以你称呼“小姐”就是骂人。词汇本身在改变，有的由好变坏，好比说“风流”两个字，有的呢由坏变好，好比说“小姐”两个字。同样的，可以看到“朝三暮四”这个成语啊，根本变得不是原来的意思了。今天的朝三暮四，是我们说这个人反复无常，可是古代的“朝三暮四”的意思就是养猴子，一天一共给你七个果子，早上给四个，晚上给三个，大家都干，它就高兴，为什么呢？猴子不会算这个帐，它不晓得加在一起还是七个。
今天我们看到没有？就是美国的猴子陈水扁，来耍他陈水扁的猴子——这些所谓的台独派的大佬们，耍他们。你看到没有，我没有讲这五个字，可是我跟美国人说得很清楚，这个原则跟承诺，我四年来一直遵守，未来四年也遵守。所以，独派大佬很高兴，你高兴个屁啊？他承诺给老美的摆在那里的，可是因为改变了说法，“朝三暮四”改成“朝四暮三”，好，问题解决了。所以，我们看，整个就是一场猴戏，根本就是猴戏。
猴戏演给谁看呢？演给跟他一起玩假的这些所谓独派大佬看的。好比说这个独派大佬姚嘉文，他在“美丽岛”事件时是在坐牢的，当时是个律师。各位知道吗？他比别人出狱出得早。为什么？因为他在里面先投降，所以先放出来。这是什么独派大佬？! 还有个叫辜宽敏也是啊，他说：陈水扁，你要是宣布“四不一没有”，在这个观礼台上面，我从木椅子上站起来就走，抗议。辜宽敏什么人呢？辜宽敏以前搞“台独”的，后来投降回来的。你们这些货色，从姚嘉文到辜宽敏，你们都是投降，对国民党政府投降的这些孬种，今天忽然变成了独派大佬，你们不是莫名其妙吗？岂只莫名奇妙啊，还是混蛋。那个姚嘉文是个律师，在“美丽岛”在审的时候啊，他的笔录做得最慢。为什么呢？他是律师，这个笔录对他很重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咬文嚼字，要改这个字，要修那个字，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笔录对他重要。其实你想想看，你的案件是个政治判决，你讲什么话，要怎么判你，早就确定了。可是他会在这里咬文嚼字，是个混蛋。美丽岛事件发生前一个礼拜，我李敖就说国民党要抓人了，他还说：有什么理由抓我们？国民党要抓你还需要理由吗？所以，这么混蛋的一群人，今天居然变成了所谓的台独大佬，而变成了给陈水扁构成压力的人，我认为根本就是一个骗局。这些人呢，根本是自己在骗自己，觉得他们是大佬。刚才我讲过，都是孬种。明明你们应该知道陈水扁在骗你们，“四不一没有”明明是对美国人变相地说了，可是，能够变相地骗你们。你们觉得很高兴——阿扁没有说出来“四不一没有”，其实就跟猴子高兴一样，朝三暮四的情况一样，就是这种的高兴，完全是这种的笑话。
狗套加身——看你还闹(3)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结论就出在这里，就是陈水扁在5月20号所谓中华民国的所谓总统的就职典礼，来传达一个讯息。什么讯息呢？就是用朝三暮四的方法来表达他认为面面俱到的意思，事实上呢骗不了人。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北京方面的这个看法说得很清楚啊，过去是听其言观其行，今天不一样了，今天要听我言观你行——你做什么事情我来看，你说什么话我都不信，要我说算，要听我来鉴定。美国也火了，说破坏了台湾海峡两岸的现状——你觉得现状你没破坏，可是我认为你破坏了，按照我美国的定义来处理。
陈水扁的这个文告里面所宣达的意思，叫做文告统战法。我前面加个“主义统战法”。什么叫做主义统战法？当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国民党叫联俄容共(容纳你共产党)，共产党的解释是联俄联共(联合共产党)。国民党的解释里面，孙中山当时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发表了一个完整一点的三民主义的演讲，讲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讲民生主义的时候，他就说得很清楚，什么是民生主义啊？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三民主义)还有一个民族主义、一个民权主义，换句话说呢，我把你共产主义涵盖在里面。你没有错，可是我比你还有，我把你包在里面，就是我用我的主义把你统战，你有什么我就把你包括在内。
今天陈水扁的文告统战法就是这种方法，就是我的公告出来以后，对你美国人表示什么，对所谓的台独分子表示什么，对台湾人表示什么，对外省人表示什么，对北京表示什么，他以为他全国的统战一网都收。其实，总是有明眼人看得很清楚，看到你在骗我。所以，至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京政府看得很清楚，就是这回不要再上当了。我李敖早就说了，李登辉有问题，在他当所谓总统的十二年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告诉了你们有问题。今天陈水扁出来，你们比较小心，所以你们定位在听其言、观其行，可是这一次四年下来以后，你们觉悟了，不是听其言、观其行了，而是听我言、观你行了。为什么呢？就是听他讲什么话都是不可靠的。为什么不可靠呢？因为他用的是文告统战法，用讲漂亮的话来统战一切，就好像孙中山当年用三民主义来统战共产主义一样。可是你想想看，当你说的话里面，你以为面面俱到的时候，事实上面面都不到，你以为你的统一主义里面统战了一切的时候，事实上什么都没有统战。
孙中山就讲了三民主义：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年轻人讲，什么是三民主义啊？三民主义就是自由、民主、科学；对美国人而讲，什么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对法国怎么样？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结果，你三民主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什么都是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是，乱七八糟了。
今天，陈水扁以为他的智慧可以骗美国人，骗台湾人，骗北京人，我认为他错了。今天他用这种文告统战法，我认为他谁也骗不了——当然，他可能骗了一部分台湾人，可是又怎样呢？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批人也会觉悟，知道他们被骗了。
用贿选反贿选(1)
5月20号是所谓中华民国所谓总统的就职典礼，所谓总统陈水扁发表了所谓的文告。在这篇文告里面，他除了讲到了各位来宾以外，感谢以外，第一句话就是谎话，并且也是错的话。
大家看看他第一句话：“各位友邦元首、使节及代表团，各位贵宾，亲爱的国人同胞，感谢来自海内外的各位贵宾，共同参与‘中华民国’第十一任‘总统’‘副总统’的就职大典。”点明了以感谢了以后，他说你们来参加了第十一任“中华民国总统”的就职大典，就是谎话和错话。为什么？“中华民国”有“总统”的话，只有十一任吗？十一任往前算，陈水扁两任，李登辉两任，蒋经国两任，然后都是蒋介石，不就是吗？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啊？那是从1947年开始的。可是，所谓中华民国是1912年成立的，中间这么多年的时间总统哪里去了？统统不见了。
我给大家排排看，这里有什么总统呢？大家看看，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是孙文，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是袁世凯，第三任总统是袁世凯，第四任总统是黎元洪，第五任代总统是冯国璋，第六任总统是徐世昌，第七任总统是黎元洪，第八任总统是曹锟，然后相当于总统的临时执政有段祺瑞，相当于总统的大元帅是张作霖。请问，这前后十任的人哪儿去了？都不见了。照陈水扁的说法，照蒋介石的说法，说我们总统是中华民国行宪以后的。可是，我们整个查查看，从来你没有说行宪以后哪，难道你现在所谓中华民国今天是九十二年，是行宪以后的九十二年吗？不是啊，你中华民国是从1912年从头算起来的，难道说袁世凯不算吗？当然是总统啊。袁世凯不算，孙中山就不要算，最开始的临时大总统就不能算；孙中山算，袁世凯就算。因为袁世凯那个临时大总统是你们说你们的总理孙中山让给袁世凯的，怎么能不算？所以，我们知道，整个一开始，第一句话就是谎话和错话，变成什么呢？变成了历史愈长国祚愈短。就是你这个国家的寿命越来越短——如果是国家的话。可是，历史呢就越拉越长。真是个不要脸!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把这个情况点清楚。
台湾报上和民间的舆论里面，有人说“中华民国”有三个有问题的大总统：一个就是第一任的袁世凯，他要做皇帝啊；然后就是曹锟，因为他贿选啊；第三个就是陈水扁。我的意思啊，有这种舆论固然是发泄了一些愤恨，可是，我认为他们太对不起袁世凯和曹锟了，因为：袁世凯和曹锟地下有知啊，都觉得把他们跟陈水扁摆在一起啊，他们觉得不服气。
今天，我们大家谈谈曹锟当年贿选的时候一个有趣的现象。他收买国会议员选他做总统，可当时有人看不惯，就是我们东北的所谓军阀张作霖。张作霖他就说：怎么可以这样的胡闹？你怎么可以收买国会议员选你做总统？好，你收买我也收买。他跟国会议员说：他贿选，我呢反贿选。什么叫反贿选？就是他给你一万块大头(银元)，我也给你一万块银元。我这一万块钱可有意义了，因为请你做一件好事，请你做一件正确的事，请你做一件正义的事情，请你做一个该做事情，可是做了这些事以后，你并没有少拿一万块钱。他那钱你不要要，可是要我这一万块钱。我这一万块钱是帮着维持你的形象、你的道德、你的原则，和你国会议员应该有的风骨，我帮你维持。所以，他给你钱，我也给你钱，我给你钱的意思是反贿选。这很有趣。
大家会奇怪，国会议员不该选这个总统，不该选曹锟，是他天职，可是，他尽了这个天职以后，附和了这个正义以后，他没有收入，他失掉了一万块钱的收入。为了他的道德牺牲了他的收入，好吗？不尽人情。所以，东北的这位大帅张作霖呢，他就是说做好事不应该有损失，合乎道德的标准不应该也有金钱的损失，这个钱哪我补给你，反贿选。
请大家注意了，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这个张作霖多么了解人的心理。就是告诉大家，我不是主张要你不选他，我提出办法来使你怎么绝对地不选他，因为你心里很服气，一万块钱拿到了，虽然没有选他。
这个故事深深地影响了我，后来就发生了所谓慰安妇的事件。慰安妇是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从台湾、菲律宾、朝鲜、中国大陆用绑票的方法、欺骗的方法、诱拐的方法，把很多女人送到他们的军队里面，做军中的性奴隶。每个部队里面有个妓院，妓院用这些女孩子，强迫她们做妓女，为日本鬼子提供性服务。这件事情一直扯不清，扯不清的原因呢，就是日本说我们进入联合国了，也跟美国、中国订了条约了，表示这问题解决了。可是，联合国说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们把它扯清楚比较好一些，你才可以进安全理事会。日本人就想个花样，由民间团体搞了笔钱。当年的慰安妇，几十年折磨下来都变成老太太了，有的死掉了，台湾就剩下来五十几个人。日本人就跟她们商量，说：我们给你们每个人五十万台币，你们跟我们和解，和解的内容就是说当年你们到日本军队做性服务的时候，不是我们强迫你的，是你自愿的。至少不是我们日本政府强迫你的，是民间的什么机构骗你们都可以，跟我们日本政府没有关系。
用贿选反贿选(2)
这五十万块钱撒到台湾来的时候，这些老太太们好可怜。慰安妇当年被蹂躏，现在或是一身是病，或者没有家庭，或者有了家庭也破碎，现在流落在台湾各地。这些老太太们，有的从来一辈子没有来过台北。当时，台湾负责妇女救助这种机构的，就是伟大的王清峰律师，他就跟这些老阿妈们讲：“这个钱为了个人的尊严，为了国家立场，都不能要。”日本人太欺负人了，当年逼迫着你们接客，然后今天花五十万来收买你们的尊严，绝对不能要。这老太太们也说：“我们不要，不要。”可是，这五十万现金呢，当然还是够吸引，因为对她们太重要了，她们不但没有五十万，连五万块钱都没有，甚至连五千块钱都没有。我就跟王清峰律师说：“你这个办法，用道德的标准，用个人尊严、国家立场的标准，来要求这些凄惨的老人家，是不尽人情的。”王清峰问我：“你说怎么办呢？”我说：“我们要搞到这些钱给她们，我给你五十万，你就不要日本鬼子的五十万，就好了嘛，这才尽人情，这种方式才能解决问题。”王清峰律师说：“好，我们去募捐。”我说：“又不尽人情。”他说：“为什么不尽人情？”我说：“募捐是说，你做好事让我捐钱。为什么我捐钱让你去做好事呢？这个不尽人情。”王清峰律师说：“怎么办？”我说：“照我李敖的办法，我拿出一百件我所收藏的艺术品或者纪念品，像胡适写给我的字这类的艺术品，我们义卖。义卖了以后，搞得这些钱来给她们，她们自然就不要日本人的钱了。”
果然，我拿出一百件艺术品，大家搞义卖，由王清峰、李庆华、马英九，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卖了三千三百万，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卖了一百万美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解决以后，王清峰律师跟慰安妇这些老太太们谈的时候，我还附加一个条款，就是说，如果你拿了李敖这些人的五十万以后，日本人还愿意给你这个钱，可不可以收？我说不可以，如果你要拿日本人的那五十万的时候，我给你的五十万你就要退还给我。就定了这么一个口头的协议，隐含了这样的意思：当你耍赖的时候啊，我这个钱 (五十万)要还给我， 你拿日本人的五十万，那你划不来啊，所以，就防止她黄鱼两吃，领两个五十万。
请大家注意我的方法。就是我把问题解决了，可是不是用那抽象的方法。为了个人的尊严，为了国家的尊严不要这个钱，这个不尽人情。也不是说我们募捐搞来钱给你们，这个也不尽人情。我们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法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你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可是你没有吃亏，你还是拿到了五十万。我这个主意的基础就是张作霖当时抵制曹锟贿选的这个方式，就是我们有主张，可是我们提出办法来，这个办法是可行，是合乎人情的，这是非常重要一点。所以，大家看到，我把钱垫出来给慰安妇代表。看到这支票看到没有？彭苏寅娇女士的，我给她五十万，看到没有？我开的支票，“中华民国八十六年”，就是1997年8月23号。 黄阿厚女士的五十万元，也是我李敖开的支票，都可以看到。同时，我给她们每个人都写了一幅字：“他们作孽，你们倒霉，你们我们，众目睽睽，聊表心意，没人自肥，打败日本，尊严永垂。”这是我写的字，送给她们的。
我举以上例子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只是有主张没办法是不对的。很多人都陷入这个苦恼里面，做很多事情有主张没办法。“我们要自由”，有办法才有自由，没有；“我们要民主”，有办法才能民主，没有办法；“我们要平等”，有办法才能平等，没有办法。我认为，有办法比有主张还重要。如果你只有主张没办法，那就陷入我们中国古人的那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何“天下为公”啊？“天下为公”是高难度的一个事情，这个技术问题怎么样做得到呢？
当1932年美国的首都被群众包围的时候，群众要你政府提供什么条件，群众就没有考虑到办法。中央政府跟你谈，谈不拢。为什么呢？群众没有底价，它是浮动的，你答应这个了，忽然它价码又高起来了。我曾经用四个字来描写这个情况，大家知道吗？有一种情况叫做“浮动汇率”，就是汇率是浮动的，这个是“民意浮动”。当民众聚集在首都的广场的时候，你政府谈判是谈不拢的，他在变。怎么办呀？美国人在1932年开枪啊，政府没办法，开枪打群众啊。所以，有主张没办法，这种群众是笨的。有主张没办法的古人是笨的，有主张没办法的外国人是笨的，我们真正做聪明的人，要有主张有办法。
刚才我举例，张作霖用这个办法来打倒所谓中华民国的总统贿选，日本人要用花钱来收买全世界的慰安妇，我李敖用这个办法来使他失败了——至少在中国台湾的这个地区他失败了，他做不到。为什么呢？每个人拿到五十万，我们问题解决了。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一定要有办法，才能够解决问题，没有办法只是唱高调。所以，我们告诉大家，不要空谈口号，不要空谈我的愿望，要有办法。
所以，我们要提出办法来，有主张没办法是错误的，要有主张也有办法。不但有办法，这个办法还是个具体可行的办法，合乎人情的办法，这才是真的办法。否则，那个勉勉强强的办法，强人所难的办法，都不是好办法。我今天用这个故事给大家举例，告诉大家，看起来是很粗浅的，是很没有味道的啊，是很赤裸裸的金钱的关系，可是，当你能够找到一些正义的钱来驱逐和打败邪恶的时候，正义的钱还是可以赚的。
原来台湾在大陆肚皮上(1)
在上一次节目里面，我曾经谈到，我们很多人反对全盘西化。这个事基本上是好的，站在我们中国的本位，可是，如果我们开个清单，看看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会发现，事实上，我们就在全盘西化而不自觉。好比说，我们说资本主义是西方的，我们要避免全盘西化，可是我们常常忘记了，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的，这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这也是外来的。我上次节目里面，曾谈到我们带的眼镜。这个眼镜就不是中国东西，是明朝的时候才到中国的，所以，明朝的皇帝喜欢哪个大臣，赏一副老花眼镜，也不管度数对不对，哎哟，这带起来就好高兴，觉得好光荣、好难得。今天有人反对全盘西化，你抽不抽香烟？你不要抽烟嘛，香烟就是西化嘛。香烟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从美洲带回来的宝贝呀，香烟就这样子慢慢传到了中国。
在国民党的所谓中华民国副总统、国民党的副总裁陈诚将军临死那一年，他忽然心血来潮，要约我聊个天。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敬我香烟，我戒烟不抽，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戒了烟是好人，可是不是好公民。”我说：“为什么？”他说：“戒了烟是好人没错，可是不抽烟，就是政府拿不到因为卖烟而抽的税。”台湾的烟和酒是跟着日本人的制度走的，叫烟酒公卖，政府来卖烟，政府来卖酒，不许别人来卖。这个由烟和酒所抽的税，可以发整个台湾地区工教人员的薪水，所以，是相当大的一笔收入。所以，国民党政府就有一个机构，就叫做烟酒公卖局。我还记得他跟我讲的一段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我们国民党现在才觉悟，共产党的失败并不就是国民党的胜利。”这句话说得很沉痛。终于，他们国民党的这些大员们知道，整天你反共反共，整天喊“暴政必亡”，可是即使是共产党的失败，并不代表你国民党的胜利。你国民党要垮台要完蛋，照样垮台照样完蛋。
我在节目里提到过，美国的总统，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做过欧洲联军的统帅，就是艾森豪威尔将军，这个将军呢后来是五星上将，他是个老烟枪。有一次，他宣布他戒烟了，说不抽就不抽了。不抽了以后，有一次，记者们问他：“在一个房间里面，大家都在抽烟，都在吞云吐雾的时候，而你一个人没有抽烟，你是不是觉得很难过？”艾森豪威尔不愧为将军，不愧为军人，他说：“我不觉得难过，我只觉得我有毅力戒烟，他们没有。”
台湾有一个会，叫做董氏基金会啊，今天庆祝二十岁。这个会在干什么？就是专门千方百计地教别人戒烟，劝别人戒烟。我看这个会啊，我一直觉得好笑，戒烟那么麻烦吗？我李敖就戒了烟，一戒三十年，说戒就戒，一句话嘛，就这么简单。人家问我：“为什么戒烟？”我爱开玩笑，我说：“不愿意让国民党那个坏政府抽到我的税，我不愿意被烟酒公卖，所以我戒烟。”人家说：“那你可以抽洋烟。”我说：“洋烟也不能抽，因为我反对帝国主义，所以外国烟我也不抽。”可见一个人要不做一件事情，可以找到多么好的一个理由。
大家看这个照片，毛主席那么悠然自得地拿了一支烟，看到没有？后面跟着林彪，后面这些将军们，每人拿着毛语录小红书，在赞美他。可是，我觉得这个照片里面做了一个坏的示范，就是毛主席公开这样子抽烟。
我们再看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看到没有？跟这么多人接见，手里拿了一支烟啊。我认为这是一个坏的示范。
看一下统计，大陆人每年抽掉全世界的三分之二的烟，看到没有啊？可是从事烟草种植、加工生产、批发零售等相关行业的人超过一亿人。现在发生了挑战。因为全球有三分之二的烟草是大陆烟民消耗掉的，看到没有？外国的烟叶关税由现在的百分之四十，在2004年调降为百分之十，卷烟则由百分之七十调降成百分之二十。换句话说，会遭遇洋烟的挑战。我们承认，跟抽烟有关的这些工农业企业会跟一亿人的生活有关系，跟他们的生计有关系，可是我必须说，这是中国共产党过去的领导人所带来的一个坏的习惯，就是公开抽烟。我认为，他们应该给予全民健康的标准，而不要做这种坏的示范比较好。
大家看这个外国艺术品里面对香烟的这种恐怖的描绘，看到没有？一个骷髅叼了一根烟，就这样子死掉了。你李敖谈这些事情干什么? 就是告诉大家：第一，香烟就是全盘西化的产品，香烟是外国来的；第二，我们戒烟不是很难的事情，我们有毅力的人一句话就戒掉了；第三，国家领导人带头抽烟，过去的领导人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那李敖信教吗？也不是。我在三四十年前也抽烟也喝酒，还打个小牌，我都会。我的好朋友居浩然先生，他是清华大学毕业，后来念了中央军校，能文能武，他等于是现在台湾淡江大学前身的校长。当时，他打麻将还印了一个规则，我念给大家听啊：“同好守则十二条：一、不迟到；二、不早退；三、不怨天；四、不尤人；五、不念念有词；六、不用力摔牌；七、不推翻他人之牌；八、不故意示人所扣之牌；九、落地生根，叫碰必碰；十、八圈如厕，连庄不动；十一、赢不先走，输不延长；十二、输赢现款，决不欠帐。”后边还有印的八个字“版权所无，欢迎翻印”。
原来台湾在大陆肚皮上(2)
为什么我把他这个卡片保留呢？就是它告诉我们，如果你戒不掉麻将。你要按照规则来打你的麻将，就好像我们要劝毛主席一样，因为你戒不掉香烟，跟香烟有关的规则你要带头来实现。也就是说，你不可以公开抽烟给大家来看，做一个坏的示范是不好的。
我也赌过钱。我最喜欢看的一部书，也拍成了电影，叫做《辛辛娜提》。一个小赌徒，跟一个老赌徒对赌，最后一把牌，两个人都拿了好牌。老头子跟年轻人讲，现在除了台面上的钱以外，你还可以另外找来钱加码。你要觉得你可以赢我，另外搬钱来，不以台面上的钱为限。意思就是说我敢跟你对赌。结果，牌一翻开，老头子赢了。老头子对年轻人讲一句话：小孩子，你永远记住，有我在你就不要称王，姜是老的辣。我赢了。凭真牌赢了，不是假牌。
后来我为什么不赌钱了？就是那个时候，我跟一个有名的导演李翰祥赌钱，赌了钱以后呢，他欠了赌债不还我。不还我以后呢，还把我告到法院，说我跟一个叫做蒋光超的电影明星诈赌，晚上骗他钱。到了法院以后呢，我就问他：“你有什么证据说我诈赌？”他说：“你跟蒋光超一起诈赌。”我说：“传蒋光超来。”蒋光超到现场，说：“对不起，我当天晚上才认识李敖先生。我跟他不认识，我怎么跟他串通起来呢？串通起来是两个熟人串通，骗张三李四，我跟你当天晚上认识怎么串通？”所以，不合情理。然后又问他：“你怎么说我诈赌呢？”李翰祥说他回家以后写的日记里说我李敖这样骗他。我说：“你的日记怎么算呢？你日记说我是小偷我就是小偷吗？这个不算。”法官也觉得很好笑，那当然无法整我。法官最后问我一句话说：“李先生，到底你会不会做假牌？”我跟法官讲一句话，后来发现这句话呢，就是我无意中所表达出来的我的人生观。我跟法官说：“我真牌打得这么好，告我的人牌打得这么烂，我凭真牌就可以赢他，法官先生，我为什么要做假牌？”这法官听了以后就笑了。
后来，我才发现，我李敖在无意之间把我的人生观说出来了。我这一辈子笑傲江湖，快行己意，有恩必报，有仇必报，我打的都是真牌。真牌可以赢你，我为什么打假牌？我可以真面目来表示给你，为什么要戴假面具？这就是我觉得我活得很快乐的一点。可是，从那个事件以后，我才发现，原来，国民党政府是要用一个赌博案来整我，来斗臭我。可是，那一次我运气很好，因为碰到了有名的电影明星，就是说我跟他一起做假牌的蒋光超。如果用那个案来整我，就会整到蒋光超，所以，法官就算了，就没有用那个案子来把我斗倒斗臭。可是，从那次以后，我就金盆洗手，从此不赌钱了。
我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就是抽烟喝酒赌钱我也来过，可是对我而言，一句话就不玩了。这些说起来都是三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觉得人有意志的时候，说不玩就不玩了。何来这种意志呢？跟我们的眼光有关系，跟我们的视野有关系，视野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看埃及的人面狮身像，过去埃及人所盖的时候，或者19世纪以前的人看到的时候，他看不到空中照相。为什么呢？他们没有这么好的视野，没有飞机。我们再看看李白的诗《蜀道难》，他说“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在峨眉山上，李白看得到空中景色吗？爬到峨眉山上他也看不到。为什么呢？他没有到天空，他没有这个视野。同样的，南京的所谓中山陵，大家过去也看不到全景是这样子的。可是，由于空中照相，使我们的视野变得就不一样了，不是吗？现在陈水扁的“政府”忽然出来一个所谓的教育部长，叫做杜正胜，他是个荒谬的人。他忽然在媒体上面发表言论，说：看地图不能这样看，要这样看地图。本来地图是这样子的，以后地图要这样看，中国大陆在这里，台湾在这里，台湾就可以在中国大陆的上面。这是什么头脑？这也是一种视野。
大家知道我李敖是跟什么人住一个岛上的吗？就跟这种混蛋住在一个岛上面，他们觉得地球要转九十度来看。所以，李庆安立法委员就说：“我问你的时候，你这个教育部长是不是也要转九十度来答复我的问题呢？”所以，地球转九十度，所谓教育部长换角度看台湾。什么角度？换一个幼稚的、无知的、自大的、自我中心的角度。
有什么稀奇呢？他们不看看历史，在1949年、1950年，蒋介石手下的文胆张其昀，他是学地理出身的，画的那个地图，以台湾为中心来看世界，这种不要脸早就开始了。所以，我说陈水扁是蒋介石的好学生。为什么呢？学得惟妙惟肖。
我们有一个成语“名落孙山”，孙山是什么人哪？孙山是中国一个古人。他看榜的时候呢，他的朋友就托他去看看他儿子有没有考取。回来以后，这孙山就讲给他邻居听。他说，看了榜以后啊，最后看到了孙山这个名字了，你儿子更在孙山外——我是最后一名考上去的，别人在我以后，叫名落孙山。这是个典故啊，可是另外一个对联更有趣地描写这个情况，就是问他考取没有，他说：“至矣尽矣(看榜看到头了)，方知小子之名 (才知道我的名字考到最后一名)”，可是“颠之倒之(反过来看这个榜)，反在诸公之上(我就考了第一)”。今天陈水扁“政府”这种不要脸，以台湾为中心，并且把地图侧过九十度来看，表示台湾在大陆上面，跟这种“颠之倒之，反在诸公之上”，有什么不同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这种笑话，幼稚的笑话，而制造这种笑话的人居然就是陈水扁“政府”的所谓教育部部长。我们能不觉得好笑吗？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岛，原来它在大陆的肚皮上。
为什么总在警局自杀?(1)
英国有一个有名的作家，叫做乔治•欧威尔，他写过一部书，叫做《动物农庄》。这个书的故事大概是说：农庄里面的一群动物，它们开始革命。革谁的命呢？革人类的命。把人类赶走了，这些动物统治了这个农庄。然后，猪搞了小组织，怎么样地欺负马，怎么样欺负这个欺负那个。然后，这个农庄被猪统治了，它们的做法跟人完全一样。整个故事就是讽刺在政权变化里面，人类跑了，猪来统治这个世界。
我曾经在我的节目里面谈到过，我说蒋介石的这群走狗长的是人面兽心，可是陈水扁这群走狗啊，长的是兽面兽心。由人面兽心变成兽面兽心，换句话说，长得更丑陋。
乔治•欧威尔还写过一本有名的书，叫做《1984》。《1984》是他在1948年所写的书，这个书最大的特色，就是他在1948年告诉人类，当1984年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变成我们人类都被集权制统治了，每个房间里面都有个老大哥集权者的照片来看着你，你的一举一动都被集权者所控制。1984年终于到来了，1984年也过去，这个作者乔治•欧威尔也死了。可是，他绝对没有想到，虽然1984年这个世界没有发生他所想像的集权统治的那种样子，可是在1984年以后，这个世界由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使那种集权统治者的统治本领大到不得了了，已经超出1948年乔治•欧威尔的想像，想像不出来了。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我们在报上常常看到一些人犯罪了，给关到警察局去，忽然在里面自杀了，然后警察局就报告说这个人畏罪自杀。我们觉得很奇怪啊，自杀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自杀的地点怎么这么怪呀？怎么他老是死在警察局啊？我李敖就把这些你们在看报时候不注意的消息，一条一条地收集起来，凡是死在警察局的新闻我就把它存下来，存了很多以后才发现，噢，原来有个原因。他为什么好死不死，(非要)死在警察局呢？——他没有在警察局自杀，也没有上吊，都不是的，他被警察修理，他被警察刑求，被警察打，不小心给打死了。打死以后就往上报说他自杀了。所以，这些人好死不死，专门死在警察局的原因是，他被刑求死掉了。
像我李敖被蒋介石伪政权抓起来的时候，我也被刑求啊，可是，刑求的时候，他们对我比较优待。怎么优待呢？派一个医生在旁边。这个医生拿了个听筒，在你的心脏上面这样听。对你刑求的时候，同时医生在旁边听你的心脏状况，什么意思啊？绝对不要刑求过度，咚，你死掉了，他不要这个结果。可是，你也不要假装晕倒，没有这事儿，医生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换句话来说啊，他可以叫你肉体遭受最大的痛苦，精神遭到最大的折磨，可是，你不会被刑求致死，你也不可能畏罪自杀。原因是，医生用听筒这样最简单的科学技术的产品来随时检查你的身体。刑求的时候，有种电，给你插上去以后，要摇电话的时候，你的鼻涕、眼泪、小便都会流出来，浑身会崩溃。请问，如果是文天祥，如果是史可法，碰到了这种东西，会不会屈服啊？文天祥那时候人类还没有发现有电的事情，所以，这种科学技术没到这个水准，也不会打一针，像德国的那种盖世太保，一针打下去，他不但会叫你把话说出来，甚至把你不知道的话都说出来。所以，现代科技对人类的统治会摧毁到什么程度啊！
最近台湾正在闹，闹什么？很多个人的资料，好比我到银行开户的个人资料，我的健康资料，都因为进入电脑被卖出来了。现在，台湾“政府”还要做就是说所谓全体的公民指纹的大指模，用指模来确定你人在哪里，确定你犯没犯罪。大家知道吗？这种现代科技可以把人类控制得这么紧密。所以，大家现在才知道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世界，个人的自由相对起来越来越渺小。如我所说，即使是文天祥、史可法都未必挡得住现代的刑求，所以《1984》给我引发这种感想啊。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情况出现了，美国总统布什说，伊拉克的阿布格莱伯监狱将铲平另外盖。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在这个监狱里面虐待了伊拉克的囚犯，认为这是美国人的耻辱啊，是死亡与刑求的象征啊，贬低了美国的价值，所以，这个不要脸的美国帝国主义的布什总统说我们要把监狱拆掉重盖。其实，美国该拆的不是这个监狱。美国该拆的是纽约市的这个象征——自由女神像。美国对不起这个自由女神，美国的自由是假的，该拆的是这个像啊。看看美国人怎么样虐待这些伊拉克的囚犯，看到没有？脱完衣服坐到你身上啊，变成人肉的一团肉，美国女兵在一边笑。你看，好好的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变成这么坏? 对不对？怎么这么坏!就是人类最劣根性的一面，最坏的一面给展示出来了。
《世界人权宣言》里面第五条说得很清楚，任何人不容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不人道或污辱之待遇或处罚。美国人做到了没有？美国人还首创了联合国，联合国还在他们家里，美国人公开地虐待伊拉克的战俘，羞侮他们的人权。
这次台湾所谓的总统就职典礼，当陈水扁做了所谓第十一届的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怕被行刺，在学校的学生那天也没放假，没带证件的被拦下来，上班族大骂，看到没有啊？学生书包、便当打开看，饭菜也淋了雨。小学生带来的水，警察、治安人员叫小学生打开喝给他看，看看这里面是不是汽油，是不是爆炸物品。这么坏的“政府”，这么样的不相信人民的“政府”，这么混蛋的陈水扁政权就发生在台湾哪，难怪联合国把你赶出去，你们根本不尊重人权嘛，你们跟美国人一样嘛。
为什么总在警局自杀?(2)
我们来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看到没有啊？1954年公布的，1975年公布的，1978年公布的，1982年公布的，最近公布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条文，大家看到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人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构执行，不受逮捕。”我们再看看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的宪法，也有这种类似规定啊 (全世界都有这种规定)： 人民身体自由应予保障，除现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审判处罚，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得拒绝之。所谓中华民国的宪法这一条的四个字最有趣了，“得拒绝之”。怎么拒绝法？“咚咚咚”敲你门，门打开看，外面站了三个彪形大汉，来抓你了，不合法也来抓你了，“得拒绝之”，你怎么拒绝？你怎么能拒绝这三个彪形大汉？做不到啊，被抓走了，不是吗? 所以，所谓中华民国的这种宪法，说得漂亮，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很多问题，我们必须要了解这种现象，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处理。
我再讲个例子给大家听。大家看看这个人，这个人就是所谓中华民国民社党当年的党主席，叫做张君劢。他的名字也叫张嘉森，可是，他写的书啊印出来叫张士林，为什么呢？“士”字怎么来的？“士”字是“嘉”字保留上面的这个头。“林”怎么来的？是“森”字只去掉那个“木”，就叫做“林”。为什么叫张士林啊？国民党把他绑票，不许你成立民主社会党，书出版社不敢给他出，说：要出可以，要改名字，不能用张君劢，不能用张嘉森，只能用张士林。可以遭到这个迫害啊。换句话说，如果换作我李敖出书，李敖的“敖”字就是一个“士”字，一个“方”字，一个“文”字，是吧？那要改名字，变成李放，但是李放不行啊，因为我的弟弟叫李放。要叫李文，那李文也不行哪，我的女儿叫李文。那好了，直接叫李方，用这个“方”字，我李敖要改名叫李方才能出书，国民党当年是这么样的整人的。这张君劢就去跟国民党理论，当时国民党的“行政院长”汪精卫讲了一句话，他说：国民党的天下是打出来的，不服气你们去革命嘛。说得很坦白，说得很干脆——你们去革命嘛。可是，在现代的统治之下，人民哪有那么多的机会、那么多的武器、那么多的环境去革命呢？所以，不可能革命。汪精卫当年是革命党，去行刺宣统皇帝的爸爸，去刺摄政王，被抓到以后，汪精卫写一首诗，叫《慷慨歌燕市》。当时清朝政府已经胆寒了，这种行刺摄政王的人一定要砍头的，可是不敢判他死刑，把他判了无期徒刑。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当然汪精卫就放出来了，后来做了汉奸是另外一回事情。这诗还是有生气的，就是老子革命：
慷慨歌燕市，
从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我把话题说得轻松一点，这次我得了前列腺癌(摄护腺癌)，我就先写了一幅对联，引的汪精卫的诗：
引刀成一快，人心大快，仇者先快，亲者后快；
不负少年头，浪子回头，为了大头，苦了小头。
我讲到这个有趣的故事，就是告诉大家，汪精卫的话是有道理的——你去革命嘛。可是，今天我们忍不住要问：如果人民不用革命的方法来争取他应该有的权利，政府不需要人民用这种方法，而释放出人民本来有的权利，不也是很好吗？难道不可以吗？所以，我觉得要想出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过去，一个有名的老报人叫龚德柏，他说别人没有言论自由，他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怕死啊。写了抓起来，前后坐了七次监狱，就这样子。他的方法很简单——敢写，所以我有言论自由，后果如何，言论以后有没有自由在所不问。所以，不但是言论方面，很多人民的权利也是这样子啊，你要不要争取你的权利？
今年5月27号报纸，台湾有一个八十岁老头子进行抗议活动，在士林公所前面“上班”十个月啊，怀疑课税不公。你课税不公我就去跟你闹，反正哪个机关跟他不和，给他闹到哪个机关。你把老子怎样？老子八十岁了，我干的事情也不是革命，也不是造反，只是争取这些基本的权利而已。精神可嘉，看到没有？
所以，我认为很多权利在合法的范围里面还是可以争取的，不是不能争取的，争取成功以后，对政府也是一件好事。政府发现有些衙门，他们乱搞，他们胡搞，幸亏有这些人出来锲而不舍地争取这些权利，替法律说话。法律本身也不会说话的，要人民努力争取它，使法律这个美梦成真，这才是好的人民，好的政府啊。所以，我认为这种争取是应该的，不是动辄说“你革命好了”，不是这样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