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政府所允许的规则，跟政府对干，我认为是好的。因为表面上是政府，实际上是政府中的一些官吏，一些公务员，可能做了很多错的事，这些错事需要这些人出来闹。所以，我认为我的女儿李文博士，这样子做法是对的。我叫她去告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叫她去写信给北京市的市长。她已经写了两封信，要求北京市长要注意市民的安全。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我赞成在这个范围以内大家去闹一闹，我觉得是好的。要革命吗？留给李敖这批人吧，别人不要再革命了。
六一情结旧时浓
土法炼钢，大家听到这四个字可能心里怕怕的。我现在就是土法炼钢，我对我的节目的制作过程就是土法炼钢。这个节目的成立和每集内容的形成是很奇怪的，事实上是我一个人的手工艺品，我自己找资料，剪剪贴贴，然后就把它推出来，能够知道多少就算多少。有的时候，我会向我的两位制作人榨取资料，我的一位制作人就是游本嘉先生。他是凤凰卫视台台湾分公司的首席记者，也是当家小生，我有时候会向他榨取一点资料，来供给我土法炼钢。前一次，我向他榨取资料，他说：“我带你看个东西。”我到他办公室里，他就给我放出来，6月1号，儿童节，凤凰网和网友给我做出来的一连串的这种卡片，把我当儿童一样的一个友善的卡片，使我回想到我的儿童时代。我可以特别锁定我的小学时代，这段时间和我在祖国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从十四岁就到台湾来了，十四岁以前的回忆对我是非常深情的。所以，我用了几个字来描写它，叫做“深情哪比旧时浓”。
想到十四岁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我，首先请大家看一张照片，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注意啊，这是我的大姐，我的三姐，我的二姐，我的四姐和我。大家注意，为什么我的四姐秃着个男生的头呢？因为生了大姐、二姐、三姐、四姐这四个女儿以后呢，家里面希望能够生个儿子，所以把老四女扮男装。在中国旧的风俗里面就是招弟——把弟弟招来。她先女扮男装，结果就招来我这个弟弟。我小的时候看起来精神萎靡不振，可是我的姐姐神气饱满。
我二姐跟大姐一直留在大陆没有出来，几十年以后我们见了面，二姐说她手里留了我当年在她那个纪念册上面写的一些字，原来就是这几个字。当年我写的字就是伟大惊人，写给二姐的，下面还写“愚弟小敖”。这就是现在所能流传下来我最早的书法了，就是伟大惊人。这是那时候我在北京中山公园跟我三姐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小时候，儿童时代的李敖，看起来有点其貌不扬，不怎么样。从这个照片可以看出来，这是我，我的三姐，我的妈妈，我的爸爸，站在北京的中山公园。当时，我家里面有钱，也穿过这种西装照照片。大家看，这是我小的时候，穿短裤、西装，这种很神气的照片。当然，我也会有戎装照片——骑马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我小的时候骑马的照片，注意啊，现在还有这个布景的。我小的时候在老北京喜欢听戏，这戏院地区叫大栅栏。这是我小的时候，自己演戏的时候，带了一根枪。
明朝的大宦官魏忠贤，他怎么变成宦官的？一般的宦官啊，从小就把小鸡鸡切掉送到宫里面。为什么？为了小孩子进了城，进了皇宫，将来不会被饿死，所以，很多农家的小孩子就被切掉小鸡鸡送到宫里去。可是，魏忠贤不是。魏忠贤是流氓，跟人家赌钱，赌输了以后，把自己大鸡鸡切下来跟你对赌，如果你庄家输了赔钱不行哦，庄家要赔鸡鸡，这是耍无赖了。庄家不敢跟他对赌，就送钱给他。那个时候把自己的大鸡鸡割下来，进了宫，变成魏忠贤，以后就是权倾一时的大宦官，全国给他盖生祠——活着的时候就给他盖祠堂。
我在北京念的新鲜胡同小学的校舍就是魏忠贤的生祠。我还保留了在学校里面得的奖状。大家看到，模范儿童，六丙 (六年丙班)。 请注意这个毛笔字，大家看到这个毛笔字写得多么好，李敖奖状，三十七年，四月四号，儿童节。大家注意，这个毛笔字写得多么好! 谁写的？我们的校长写的。这就是我们当时校长的照片。校长是谁呢？就是张瑞珂。这是我的小学文凭，初小的文凭，分两次，小学四年级念完了一个文凭，小学六年级念完了又一个文凭。这是我的初小的文凭：“学生李敖，山东省潍县人，现年十二岁，在本校初级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北平市立新鲜胡同小学，三十五年，七月。”请注意啊，当时我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造型有一点现在的模样了，就是那种很神气的样子开始出现了。
大家请看，我收到了这样一个封信，很神密，里面有字，大家看到：“李敖学兄把兄如晤。”把兄弟，跟我拜过把子的。下面写：“契阔四十五载，常思念，但愿有朝一日重相见。弟，永杰， 1993年3月21号，于北京。”这是我把哥(把兄弟)詹永杰，四十五年以后，转了礼物跟这封信给我。他是我念北京新鲜胡同小学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朋友，他是神童。我们两个拜过把兄弟。后来詹永杰在祖国做了中国安全事务的重要负责人。有人说你李敖如果在大陆你被整死了，大家怎么会不想想看，我如果在祖国大陆，我可能追随我的把哥(把兄弟)做了别的事情，不但不会被整死，并且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表达我们对国家的贡献。
我跟詹永杰拜把子，是结义性的兄弟。什么叫做拜小把？你坐公共汽车，车里很挤，忽然有人喊，说钱丢了。你亲眼看到那个扒手在偷一个人的钱，如果下车以后，你走在扒手的背后，拍拍他的肩膀，说：“老兄，我看到你刚才扒人家钱，请你见者有份，分我一半。”他怎么样？他就要打你。如果你跟他说：“老兄，我们两个人拜个小把好不好？”拜个小把，他就会把钱分给你，不会打你。为什么呢？拜小把是黑社会的黑话，就是我跟你见者有份，分一半。可是，他看到你讲的这黑话，知道你是自己人，就会分你一半，这叫拜小把。当然啦，我跟詹永杰拜的是大把。
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资料，我的同班同学章棣和，他是有头有脸的，是北京中央交响乐团的首席双簧管，所以，他也是很有成就的，到台湾来跟我见了面。这时候，我们才看到，我们级任老师鲁老师还健在，我们才看到同班的詹永杰，还有王铁成 (演周恩来的电影皇帝)、 章棣和。这封信是比我们晚一辈的周盛和夏莹，他们小两口在1992年写给我的，他们是清华大学的教授。这时候我们才看到这个照片。他告诉我这个就是詹永杰，我的把哥；这个就是潘彦声；这个就是王洪瑾，跟我同班的女生；这个就是张棣和；这个就是王铁成，他演周恩来演得是神龙活现，他长得样也像周恩来；这个呢，就是周盛跟夏莹，我们的小学弟跟小学妹，清华大学教授。这个就是我在北京新鲜胡同小学念过书的教室。
涮你总统没商量(1)
美国有很多总统，可是历来的总统里面只有两个人不领总统薪水。什么原因呢？老子有钱，老子要免费为民服务，所以他们不领薪水。一个就是肯尼迪总统，另外一位就是胡佛总统。
大家想不到，胡佛总统是在中国发迹的。他是一个采矿的工程师，在中国河北的煤矿里面采矿，并且赶上了1900年义和团的事件，所以，义和团起来的时候，他被困在天津。这个人呢非常的有趣，他说：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赚到人生第一个一百万。人生最难赚的钱是人生第一个一百万。他这一百万是指一百万美金，是1900年的一百万美金，相当大的一笔钱哪，但是他是在中国赚到这个钱。他出生时也是挺穷苦。他在年轻的时候，礼拜三去应征，发现有一个条件——会打字。那个老板就说：“你会打字吗？”他说：“我会。”老板说：“你会打字，好，那你就下个礼拜一来上班。”他说：“可不可以礼拜三来?” 老板问他：“你为什么礼拜三来?”他说：“我可以多一点时间学会打字。”他可以那么样苦干，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就把这个东西学会。他是美国一个很有特色的总统。他有另外一个特色啊，就是他的老婆会说中国话。一般人很难想像，美国总统的老婆怎么会讲中国话?可是他的老婆会，不但会讲中国话，还会讲好几种的话。
我自己也学过日文。以前我在北京的新鲜胡同小学，在抗战胜利前一年，我还学过一年的日文。后来，我在台大毕业以后，到补习班里面希望能够特别学好法文和德文，每星期我一、三、五学法文，二、四、六学德文，这样发神经地在学这两种文字。朋友们问我：你是法文好呢，还是德文好？我说要看星期几 (礼拜几)来问我。
在胡佛总统任内发生了一件事情，我节目里面提过这件事情，就是美国的这种叫bonal army，什么事件呢？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的美国军人，回来以后，美国政府答应他们：你们老了以后，我们对你们照顾一下，1945年给你们钱。可是，到了1932年，发生经济大恐慌，这些退伍军人就跑到美国的首都华盛顿要这笔钱。胡佛总统就不肯给，众议院通过了，可是参议院否决了，闹得不可开交。这时候，就发生了这个事件，结果，胡佛总统就派人动粗，就是派麦克阿瑟将军、艾森豪威尔少校这些人出来动粗。有老兵被打死了，有在现场的小孩子被催泪瓦斯给整死了，美国发生了这一事件。这证明什么？证明美国这个国家，它的首都的广场上面即使被自己的同胞盘距在那里不肯离开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要开枪。为什么不用水冲他？他衣服晒干了又回来了。为什么不用催泪瓦斯? 他眼泪流完了又回来了。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现代的人类对抗政府，用这种方式是错误的。为什么？最后会吃亏的。逼着政府没路可走的时候，为了安定，为了不垮台，它就和你硬干。那人民该怎么办？人民有一个本领，就是现在的科技使我们发现，有很多东西拦不住了。
最近美国人虐待伊拉克囚犯的这个事情，有人就搞了数码相机，上网传播出来了。美国有些人争取新闻自由，他能证明了给我们看，给全世界看，美国根本不是什么自由民主的国家，而是黑暗重重。我引证一段话，美国总统卡特到中国的时候，邓小平讲了一段话：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都干不成。邓小平说：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所以，不能以你们的角度，就是你们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问题，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这是当时邓小平跟卡特说的。
美国是个可恶的国家，可是美国它做到了一点，就是它的新闻的力量、言论自由的力量变得很大。好比说，卡特在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人家问他：看到女人有没有什么歪念头？他说他有，他喜欢看美国《花花公子》(play boy)那个照片。这时候，你看美国的媒体怎么处理他：就把《花花公子》的这个兔女郎坐在他腿上，然后就把这个卡特画成乌龟，然后卡特看到美国的这个自由女神像的时候，就认为是裸体的，认为他可以达到意淫的效果。他们对他们的总统候选人，对他们的总统是这个样子的。大家看这个照片，里根当了总统他们说里根的老婆有奶，现在里根有奶跟她比较。这个白纸条是我贴的，因为女人的奶不好露，可是男人奶尽管露，好像得了女乳症一样。里根总统可以被他们这么样羞辱的。我们再看，这是美国最有名的艺术品，在山上的刻石啊，这是华盛顿、杰斐逊、老罗斯福、林肯。注意啊，这林肯上面变成漫画，看到没有？又变成大奶。美国这个漫画家又把他变成大奶。那我们看起来这还得了吗？
美国这个国家虽然可恶，可是它的人民有相当的幽默感，他们的言论自由的确有点宽。可是我们看看我们中国，有没有言论自由? 也有，可是用什么方法来表达呢？我们看看清朝，清朝有一个人很有言论自由，他是个演戏的，叫做刘赶三。刘赶三会唱戏会说话，整天惹得西太后 (慈禧太后) 哈哈笑。有一次，他在戏台上扮皇帝，西太后坐在那里，旁边站的是光绪皇帝。这刘赶三就开玩笑，指着光绪皇帝讲：别看我这个在台上的假皇帝，我还有个座位可以坐，你这个真皇帝啊连个座位都没有。弄得大家很窘。可是西太后呢，听了以后又不便发作，就讲了一句话说：那好，就给皇帝摆个椅子好了。就这样子，光绪皇帝才有了一个座位。所以，我们想不到言论自由反倒发生在刘赶三身上。这就是因为西太后相信他，知道你没有恶意，你是跟我开玩笑。可是开玩笑里面肯定有真话，那么就算了，就这样子光绪皇帝就可以争到一个椅子来坐。
涮你总统没商量(2)
所以我说，讲言论自由要有技巧。比如说，我李敖拼命骂台湾所谓的总统，他们说：你怎么可以污辱元首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报纸的反应，好比说，必须建立负责的言论，说祸国邪说应依法惩处，损害元首尊严在法不容。我说：总统为什么不能骂？当然可以骂，连袁世凯做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都容忍了别人来骂他，为什么不能骂？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出了一本书《蒋经国研究》，标题是“蒋经国死了”。那时候蒋经国是所谓总统啊，他也没死，那李敖这样来对吗？我要用方法堵住别人的嘴。什么方法呢？就是我在法院里面告别人骂我，说我李敖死了，说我李敖是水蛭，是蚂蝗，我说这是诽谤我啊，我去告，法院判骂我的无罪。我们大家看，你判无罪以后我李敖就拿个条子贴到这里，看到没有？蒋经国死了。根据司法院院长黄少谷管辖下台北地方法院院长吴树立属下的法官杨丰卿的判决书，又根据司法院院长林洋港管辖下的台湾高等法院院长罗萃儒属下的法官杨力行、许增男、胡森田的判决书，这样以“死了”宣传活人，骂人，并说这种人是水蛭，是蚂蝗，一点也没关系，不算诽谤人。用你们的规则出你们的洋相，用你们的规则整你们的主子。
请注意哦，蒋经国还没有死，我在台湾就这样干上了。请看我这本书出版的时间，1987年7月21日初版，蒋经国是第二年(1988年)1月13号死的，李敖就会出这种书来臭他。什么原因呢？就是为了你们国民党的法院对我有这种判决，我拿着这种判例使你们没话说，我就污辱你们的元首给你们看，就这样子。
所以，我说这里面需要很多的技巧。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现代人类对抗政府的本领完全失掉了。过去你是秦始皇，我是陈胜，我就起义了，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你有的武器可能是一把刀，我们有的武器是个木棍子，我跟你的武器相差得很有限，所以革命容易。现在你要抗暴、要革命谈何容易？他坦克车开出来了。过去坦克车结构还不好，所以一个有名的战术就是把瓶子里面装了煤油，跑到坦克车上面硬塞，把它炸掉了。现在这种坦克车你根本爬不上去了，你也没有机会往里面塞东西了，连这种方法都没有。换句话说，政府控制人民的力量强大得不得了，人民想革命门都没有。所以，现在的科技对比之下，人民不能走这种路。看美国1932年开枪啊，就这样子，你只要霸占了中央政府广场，不肯离开，他除了开枪以外，没有办法。但是反过来说，他开枪对不对呢？他不对。可是，你把逼到墙角上之后，他只好开枪，就变成这样了。所以，我认为作为争取自由的人，也要反省，如果不把他逼到墙角，而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这才是本领。如果硬干的话，只能是两败俱伤，不算本领啊。
我有一个痛苦的经验。过去被国民党伪政府疲劳审问，几天几夜下来以后，所有审问我的人都不见了，这房间里面净空，进来一个高高大大的老头子。他说：“我是调查局的刘科长。”他跟我聊天，讲了一句话：“李敖啊，你学历史的，台大历史系毕业的，你怎么历史没有学通啊？”我很好奇，说：“我怎么历史没学通?”他说：“现在是什么时代啦?现在是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了，政党对政党的时代，团体对团体的时代。你怎么要个人来对抗我们组织，对抗政党，对抗团体？我们国民党再垮，垮到台湾来，我们也是有组织的，也是有政党的，也是有团体的，我们是多数人，我们有刀有枪有钱，你是一个人，你想跟我们斗，你行得通吗？”我就跟他讲：“我知道，你们这些力量我知道，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世界里面，难道一个人就是必定失败吗？一个人就不能做什么事情吗？”我说我不这样想，我说我这里面有很多的机会。我就举了法国的思想家伏尔泰的例子。伏尔泰就这样子啊，一路跟政府斗斗斗，斗到八十四岁，他生在巴黎，死在巴黎。最后八十多岁回国的时候啊，法国举国欢迎他。为什么？他是非常有技巧地跟你斗。比如说你查禁他的书，他自己在外面赚了钱，把书免费送给别人，都是禁书，另外还有很多花样儿。他住在法国旁边瑞士的一个小镇上面，你法国人来抓他，他就跑掉了，就是这种有很多技巧。
说到技巧，使我想起来美国那种推销员，背个大包袱，什么都卖，锅碗瓢盆都卖。那个家庭主妇说我什么都不买，他就卖这个卖那个。那个家庭主妇烦了，说：“你再这样卖东西给我，我就叫警察了。”他说：“你要叫警察，这个你买不买? 这个你要不要买?”他就是(这样一个)好的推销员。
真正好的言论自由的散布者，就是说，我跟你没完的，我就是要你放松，要你放松尺度。我找出证据来说服你，使你用弯曲的方法、曲折的方法、迂回的方法、哈哈一笑的方法，把问题解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整个的过程里面，需要时间、需要技巧、需要机会、需要我和你。不要以为我们个人一定是没有希望的，我觉得我们用点努力啊，能够化解很多的事情，而不是蛮干。
打击经济，杀一儆百遏“台独”(1)
谈谈现在祖国大陆对台湾的态度，我可以把它归纳成三段话，就是：政治上太慢，军事上太快，经济上太少。
怎么样说政治上太慢？就是国家领导人对台湾地区的领导人的了解太慢了。比如说，蒋经国死的时候，李登辉上台，我李敖立刻写文章，拿出证据来证明李登辉这个人是不能够与虎谋皮的，或者说不能够与老鼠谋皮的，他根本不是个东西，他的真面目我立刻揭发。可是，在祖国的国家领导人，他们没有好好看我的书，以为李登辉这个人可以跟他与虎谋皮，或者与老鼠谋皮，浪费了好多年的时间。后来证明了那个努力是失败的。现在陈水扁又上台了，我也告诉他们，这个家伙也是一样的，可是，我们必须说，这四年来北京的国家领导人对陈水扁的了解还是非常的不完整，非常的慢。政治上的了解太慢了，所以，我说政治上太慢。
军事上太快。在网站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说法，就是台湾这批人软硬都不吃，好的说尽都没有用，只有打他。有一个网站的人讲得很激烈，说把台湾人都杀光，来解决我们大陆的问题。这么凶悍的“文革”性的语言，还会在网站上出现。说到军事解决这个问题，我在台湾也被人家不谅解，说：“听说你在大陆做节目，你给大陆做建议，要大陆飞弹打过来，打台湾高压电的电塔，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我告诉你什么意思，打坏一个电塔使台湾停电好，使台湾瘫痪好，还是飞弹打下来炸死一千个人好？当然不死人好嘛，死人有什么好?” 所以，我认为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因为死的是我们的同胞，不是好的方法。可是，我必须承认，有一种人主张军事上的这种冒进主义，军事上太快了。
第三个就经济上太少了。事实上，台湾问题严格说起来，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从经济上下手。
我先给大家看一本书。这本书翻成中文就是《失败的神》(《失落的神》、《破灭了信心的一个神》)。由法国六位文学家合出的一本书，这六个人都是曾经左倾的，都相信共产党，甚至有的人曾经做过共产党。后来呢，他们很失落，就写了这本书。我必须说，他们在基本上面搞错了——共产主义在理想上面是无懈可击的，可是在有人推动或者实行共产主义的时候出了偏差，出了错误是有的，你不可以因为出了偏差和出了错误而转过头来否定这个共产主义。共产党之所以有效率，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因为它有政治来决定一切的这种本领。可是我们必须说，今天面临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政治上所称的认同问题。
今天，海峡两岸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认同问题，就是承认不承认一个中国。当有人他明明是中国人，他对中国不认同的时候，就发生认同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杀鸡儆猴的问题。我要杀鸡，杀的是鸡，可是我警告的是谁？警告的是猴子。我并没有杀猴子，可是我要使你猴子就范，我要杀鸡给你们看，叫杀鸡儆猴。今天就发生了杀鸡儆猴的问题，在经济上面是个杀鸡儆猴的问题。
先把话拉回来，大家看张名片：“李敖先生经纪人王祥基。”王祥基不但是个经纪人，而且他跟游本嘉两个人是我的制作人。王祥基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人。他会被我抓到，干什么？向他勒索资料。我跟王祥基说：“我一个人被你制作，我一个人在土法炼钢，在做我的节目，我要勒索你，你给我一点资料。”王祥基就替我提供了一个资料，这个资料我们可以说就是杀鸡儆猴，告诉我们国家领导人如何面对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在经济上面做得太少。为什么太少了呢？因为可以做得更多，并且更有效。所以，王祥基才告诉我们说，文攻武吓不如经济制裁，经济制裁才是消灭台独最有效的武器。他说：台湾像一块豆腐，“台独”分子像沙子，这些“台独”沙子渗透在豆腐里，如果用武力清理出这些“台独”沙子，一定会把豆腐弄烂，就会伤及不赞成台独的无辜善良的台湾同胞，破坏两岸人民的亲情和感情，让亲者痛仇者快。怎么办呢？所以，要使台湾穷一点。你台湾现在是暴发户，使你不晓得你是老几，现在呢使你穷一点，穷了以后特别老实。第一个老实的就是你没有钱向美国买武器了。看到没有？王祥基说，当台湾经济垮台，没有经费向美国买武器时，美国可能以协防台湾免费赠送台湾先进的武器吗？没有武器，台独分子就不会有恃无恐，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你美国不是要保护以色列吗？以色列说：武器，你给我；你叫我买，我不买。为什么？我是你的看门狗，主人要养我这条狗，给我狗饭吃，怎么狗还要花钱买饭吃呢？台湾就是这么贱。美国让你在第一线抵抗自己的同胞，可是事实上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不送武器，让台湾买，高价位地买，所以，台湾今天花了这么多钱。台湾如果没有钱，情况就不一样了。
我告诉大家，很多事情幸亏台湾没有干，干了以后呢，还很麻烦。比如说“三通”，王祥基说，“三通”就能把台湾经济搞活，经济搞活“台独”的气焰就更高。可是，现在因为台湾这边受了意识形态的影响，拒绝“三通”，所以他们是自绝于人。真正“三通”起来，是对台湾好，对大陆呢，未必好。
打击经济，杀一儆百遏“台独”(2)
近十年来，台湾从大陆赚取的贸易顺差上千亿美金。单看去年，对大陆贸易额达463亿美元，而台湾就赚取了243亿美金的贸易顺差。讽刺的是，这些赚来的美金就是台湾向美国军购，对外搞金元外交的本钱。所以，台湾人穷一点，可能使“台独”的气焰会打消，这是一个根本的釜底抽薪的办法。美国以预防恐怖攻击，消除他国核生化武器为名，制定出各种制裁的办法。王祥基建议说，比照美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原则，制定大陆“反台”独的策略。第二个是成立一个直属国家最高体制的对台湾经济制裁的办公室。干什么？因为这样子呢，才能够避免受到国内外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可以直接解决这个问题。第三个，冤有头，债有主，擒贼擒王，杀一儆百，既往要究，严惩“台独”财团。什么是“台独”财团呢？我们可以看到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许文龙他们这些人。他们说得很清楚，说大陆有点像台湾的经济殖民地。他们这么可恶，在大陆赚了钱，然后羞辱大陆，然后用这个钱来支持他们在台湾的台独活动。像这种事情要不要来一个杀一儆百？注意啊，绝不是杀全体，杀全体的话，把台商都杀光了怎么得了? 不是的，是杀一儆百。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些斩草除根，打击“台独”企业的事情。许文龙说：我现在退出第二线，全都是别人在前面帮我赚钱，这些是不是跟我无关啊？事实上，我们要抓出来，跟他们有关，然后一个一个把这些企业给他们杀鸡儆猴，是有效的。然后呢，对台要有怀柔政策。怀柔政策里面，第一点就是健全大陆股票市场，把a股、b股合并，不要再分a股b股。然后，利用庞大的房地产市场吸引台胞的资金，使台胞可以用自己的名义登记，购买大陆房地产。如果大陆做这方面的开放，台湾同胞的资金更可以涌到大陆，参与祖国的建设，并且自己呢也得到保障。所以，我们宰掉几个这种公然支持“台独”的资本家，不许他们在大陆这样嚣张，宰几个给大家看，对整个的气势，跟整个的局面，应该有好的效果。
台湾这边是现实的，台湾商人也是现实的，这样子宰他几个人呢，对整个的情况会有完全的不同。你看到许文龙的嘴脸，你知道他这种人多么可恶吗？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人欺骗并且绑架了台湾的女孩子，运到日本军营做他们的性奴隶，一天接客四五十个。这么凄惨的慰安妇事件，我们这些人在努力捐钱救这些慰安妇的时候，这个许文龙不但一分钱不花，还公开说这些女孩子当时是自愿的。大家听了都很生气啊。这样子漫无心肝的所谓台湾人，漫无心肝的台独分子，漫无心肝的对日本人的这种拥护者，今天他们的事业就在大陆，请问：祖国为什么给他们这么大的方便，而不动手把他们宰掉几个？
所以我认为，国家领导人面对台湾问题的时候，应该想到自己过去在政治上太慢，在军事上太快，在经济上太少。今天可以先从经济着手，使经济多一点。经济动作不是要全面性地打击什么人，正好相反，还要对台湾同胞普遍地开放，开放你们的股票市场，开放买房屋的这种机会。然后对这些台独分子的商人，宰掉几个，大快人心，给大家看。
逼着好人上前线(1)
请大家先看一张照片。这个人啊，大家似曾相识，这就是今天台湾所谓中华民国总统选举的副总统候选人宋楚瑜。这是他年轻时候的照片，当时做的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长。当然，他也做过宣传部的部长，就是文工会的主任。他这张照片后面有个对联引起我的注意：“世事多因忙里错，好人半自苦中来。”
这是曾国藩写的对联。这句话的后半句错了，在我李敖看起来，好人不是一半从苦中来，好人一半是从躲中来。哪个躲？闪躲的躲。好人并不是要做好人，好人其实是非常消极的。所以，我们常常看到那个恶人在台上演戏，好人在家里叹息。为什么呢？好人一般的特色是怕坏人。我告诉你，李敖为什么厉害？李敖几乎是全世界很少有的这种人，是个能欺负坏人的好人。一般好人都被坏人欺负，可是李敖呢，能够欺负坏人。好人的性格是闪躲的，好人的性格是消极的，好人的性格是与世无争的，好人的性格是不惹事生非的，好人的性格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好人有很多问题。可是，这个社会还是必须要依靠好人来维持这个局面。
我们看一段毛主席的话：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这就是毛泽东在1955年所发出的一个讯息，请问做得到吗？“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你制度上面如果有一个规定，这个机关啊，你要给我摊派，摊派什么？摊派坏分子，机关里面要提供百分之五的坏分子，就是一百个人里面，就应该有五个人是坏分子，你应该交出来，报出来，请问：又哪能这么凑巧地有五个人？有一个机关只有三个人，三个人都是好朋友，忽然要交出来百分之五的坏分子，怎么交呢？好，那交一个好了，三分之一坏分子。三个都是好朋友，我们都不是坏分子，我们怎么能够报呢？大家愁眉苦脸。正在愁眉苦脸的时候，其中一个人跑去小便去了，一小便，回来就变成了坏分子，这两个人把他报上去了。你制度上面在冤枉一个好人，十个好人，一百个好人，一千个好人，一万个好人，你制度上面要摊派出来，每个机关交出百分之五的坏分子的时候，怎么能够不冤枉好人呢？所以，我们说做好人很难。可是叫你不做好人，变成坏人，也有一个技术上的技巧。
大家看这个很富态的老太太，她的名字叫做林海音，是台湾的作家。她虽然是台湾省人，可是在日本时代就跑到北京念书，还嫁给了一个北京人，她的丈夫叫做何凡。何凡有一次跟我见面，他指着我说：“你李敖什么意思？你写文章闯祸什么意思？你看看我何凡，我在《联合报》上每天写一块，连续写了十年，一篇文章都不出事。你李敖在文艺大队写文章，写了一两天就给闯了祸，你怎么这样搞？”我怎么说? 我说：“你要不要脸? 你是耍笔杆的，你有这么好的机会，在《联合报》有这么一个地盘，每天写篇文章，十年之间，三千六百天，你没把言论自由写宽一点点，你丢人不丢人？你还好意思还说我! 你要赞美我。我写两篇文章就闯了祸了，结果言论自由写宽了。你玩了十年，都不能写宽一点点，不能够把控制言论自由的那些大老爷们的思想给他写开一点点，你太实际了，你太可耻了，你的文章太烂了，太没有影响力了。”而这位何凡先生，就是林海音的丈夫，还洋洋自得，觉得他是好人，觉得做的是好事。在我看起来，狗屁! 什么原因呢？好人不做好事，叫什么好事？做什么好人呢？
林海音的一个老师叫做方豪。他是个神父，台大历史系的教授，也是我的老师。1935年(我出生那年)，他当了神父，后来做了国立政治大学文学院的院长。他在台大教我宋朝的历史。他跟我蛮谈得来的。可是在1935年，他是不愿意做神父的，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一喝醉酒就会哭，一哭就会抱怨，抱怨什么呢？抱怨他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他父亲在教会里做事情，就把他许愿到教会里面去了，所以他就糊里糊涂地在教会里面长大，就吃天主教的奶水长大，最后就糊里糊涂在1935年(我出生那年)做了神父。他很用功。神父那时候要学拉丁文，他学拉丁文以外还学英文。神父不许学英文，教会不许他学英文，他自己在厕所里面偷偷学英文，所以，他的英文是在男厕所学来的。他后来讲给我听，我说：“你们神父啊，在厕所里面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这位方神父人格分裂。他一方面信天主教，靠天主教奶水吃饭，自己还主持了一个教堂，另外一方面，他常常匿名写文章来发泄他的不满。有一次，他在香港《新闻天地》杂志上写篇文章，叫做《台湾挤挤挤挤》，有段话还骂到我。后来我就被人家告密，说那篇文章就是你的方老师写的。我就找到好人方老师，好神父方老师，我说：“老师，我想到天主教里面有很多的内幕，尤其最近成立的辅仁大学在台湾复校，这里面很多内幕，请你帮我写一点。”他说：“怎么可以呢?怎么可能呢?我是神父啊，我怎么会写教会的坏话呢？”我就问他：“你为什么在香港写《台湾挤挤挤挤》这个文章? 你化名写的，难道我不知道吗?”还骂到我，我怎么不知道?他吓了一跳，说：“你知道了?”我说：“我知道了。我要揭发你。”他说：“不可以不可以。”我说：“好，那你就给我写出来，台湾教会学校辅仁学校的内幕。你给我骂你们天主教，也是匿名的，我给你发表。”他没办法，就写了。写了以后呢，写得真好，把天主教的内幕写得非常的生动。当时，天主教的枢机主教田耕莘，看了文章以后大怒，说：“这是谁写的，你们给我查。”旁边的人众口一声，这种文章只有知道天主教内幕的人才能写，而这个文章只有一个人写得出来，就是方豪神父。
逼着好人上前线(2)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方豪就赶紧找我，说：“可不得了，他们要找我，把我抓出来，说我写了教会的秘密。”我说：“抓出来大不了破门例把你赶出来算了，没什么了不起。”他说：“不行，我这个神父的皮要披着，否则一辈子就毁掉了，你一定要救我。他们会问到你，你要掩护我，说是你写的，不是我写的。”我说：“好。”果然，第三天，教会派了一个神父来看我，说：“李先生，你现在是《文星》杂志主编，这篇文章发表在《文星》杂志，我们知道这就是方豪干的事情。请你李敖提供原稿来证明这是方豪神父写的，否则的话，我们就要告你。”我说：“对不起，这篇文章是我写的，跟方豪神父没有关系。”对方说：“不可能是你写的，虽然你文章写得好，可是这里面涉及天主教的很多内幕，很多肮脏的、丢人的、黑暗的、见不得人的内幕，只有方豪知道这些内幕，这是方豪写的。请你李先生帮助我们，不然的话，我们就要告你。”我说：“什么？！告我？我一辈子喜欢告人的，你想告我，你没告我以前，我先公布一个名单。”他说：“什么名单?” 我说：“我公布在台湾的神父同性恋的名单，台湾有多少神父在搞同性恋，把你们点名批判，全部公布。你敢跟我闹吗？”他吓死了，跑回去跟枢机主教田耕莘报备，说李敖惹不起。这个时候，他们又把方豪神父叫来，让他跪下，向玛利亚发誓。文章是不是他写的。方豪神父说文章绝不是他写的，发誓也不是他写的，赖得一干二净。
最后，这个风波总算过去了，方豪神父(我的老师)偷偷来看我。他说：“李敖，把我吓死了，差一点被天主教开除。你逼我做了一次好人，我的确做了一次好人。你逼我做了一件好事。我的确写了这个文章，做了一件好事，可是从此我再也不要做好人，我再也不要做好事。”
我讲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很多好人好事，我们是要逼他做的——逼他做他才做得出来的。大家看，这富兰克林自传里面，有一个最有趣的事情，就是讲到这些清教徒的事情。他和清教徒从欧洲向美洲出发，寻找新的天地，寻找新的生活，寻找新的安生的所在。那时候，从欧洲到美洲要坐船。当时没有轮船，只有帆船，那个船走得很慢。有一次，前面看到了海盗船，海盗要抢他们这个船。这时候，这些清教徒都吓得跑到船舱底下去了。他们下去以后呢，把他们的主人都留在上面，或者不信他们清教徒的这种宗教的这些人留在上面，说：“我们清教徒，是和平主义者。我们是不打仗的，我们是不打架的。我们是反对战争的，我们是不动刀枪的。可是，你们不信我们的宗教，你们要为我们去战争，去打架，去保护我们。所以，你们不要到下面藏起来，我们藏起来，你们要在上面用战争的方法跟海盗作战来保护我们。”
富兰克林自传里面谈到这个故事，告诉什么？告诉我们这些清教徒，这些好人，他们是伪君子，他们不是真正地敢于面对这些问题的人。可是，我们必须说，伪君子面对这些问题，当他有机会做好事的时候，要求他做好事，他还是可以做到某种程度的好事。所以，我觉得伪君子不全都是坏的，有的时候伪君子就是我们所了解的一般的好人。当他们被逼出来的时候，像方豪神父这种人，也会出头，抛头露面做一件好事。所以说，“好人半自苦中来”，我李敖看是不对的，好人半自躲中来。他们藏在那里，可是，当你推他出来的时候，他也会做好人。
当时秦国要打赵国的时候，有一个了不起的人叫做鲁仲连，他用三寸不烂之舌把秦国军队说退了，救了赵国。后来，赵国的国家领导人要送他礼物，他不要，悄然而去。然后，魏国的国王问子顺：天下之高，什么人是最高的人、最好的人呢? 子顺说：世无其人(世界上没有这种人，没有第一高明的人)，抑可以为次(如果退而求其次)，他其鲁仲连乎(就是鲁仲连)。这句话是引用的司马光的传。“王曰：鲁仲连强作之者，非体自然也。” (他是自己装腔作势，硬干出来的，而做出来的好事，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圣人，不是自然而然的好人。)子顺说，“人皆作之”(大家都这么做)，“作之不止”(做好事做个没完)，“乃成君子”(他就变成好人)， “作之不变，习与体成”(他的习惯跟他的造形都变成一回事了，则自然也，表现就很自然了)。 就是说，这个人他不要做好事，可是你逼他去做好事，他也去举手投足，装腔作势，弄假成真，最后呢表现得都是好人，都是好事。他做了一件事情又做，做了一件事情又做，没有时间做坏事，没有时间停止，没有时间把他面具拿下来，没有时间跑掉，一路这样做下来，他的造型跟他的行为都变成一回事了，弄假成真了，则自然也，这就是好人了。所以，好人就是这么来的，就是逼他做好事。你胆小，逼你做好事，就要你去冒险，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弄假成真，最后这张脸改不回来了，就变成好人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好人本身并不是一半从苦中来，好人一半是你逼他做好事。像我这样逼方豪神父，有技巧地找到他的弱点，逼他做好事，而他真的也做了好事，我们就要赞美他啊。他是伪善的，他是胆怯的，可是，我们叫他去不伪善的时候，把他逼到极限，他只好就装了那个脸，就装出来。所以，我认为，逼好人做好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像我这样子，很难很难，一般的好人，我们都要逼他，打他，恐吓他，他才会为我们做好事。看起来很勉强，可是勉强久了以后，我刚才说弄假成真了以后，他就变成一个真的人，变成一个真正的好人。请大家记往：好人半自躲中来。使好人不躲的方法就是逮着他，推他上第一线，这才是我们对好人应该有的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