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是走向平等的开始(3)
有人说：你李敖又来了，你讲这些话你是不是共产党？我告诉你，在台湾的法律里面我是。请大家看看我在回忆录里面讲的一段话，我怎么样被判刑的——我是根据《惩治叛乱条例》的第二条来判的。请大家看看第二条，根据战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二条条例称“匪谍”者，指《惩治叛乱条例》所称之“叛徒”。我就根据这个判断，再根据《惩治叛乱条例》第一条，本条例称“叛徒”都指犯第二条各项罪行之人而言。我李敖坐牢就是根据《惩治叛乱条例》的第二条判的，所以我就是“匪谍”，看到没有? 就是“匪谍”。你“匪谍”比共产党还严重哦，共产党是共产党，你替共产党做工作，刺探情报，是活动的共产党，比共产党还严重。所以关我一点都没冤枉国民党，罪名关错了，他们不了解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付了什么代价。思想的左倾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我的思想是非常左倾的。可是，我必须告诉大家，为了我们的思想，我们付了代价。我也一再跟大家说过，共产党那个思想是最美丽的，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人类最美丽的一个理想，这个理想任何人打不倒的。当我们把它抬出来以后呢，就跟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一样——自由、平等、博爱，谁能说反对人与人之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呢？可是，当你为这些理想奋斗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要付多少代价，并且当这个理想真的付诸实现的时候，你才发现外国那句名言，就是说：你去为一个主义去死比实现这个主义容易。为什么？真的要实现它的时候，你才发现有很多人是你的拦路虎，有很多的人是你的拌脚石，有很多你本人的一些原因使你变得失落。什么原因使你打起勇气来而不失落？就靠你一点点微薄的信仰，那个信仰就是我李敖近七十年来一直所坚持的一些信仰，而这些信仰有的时候我自己都难免会怀疑值不值得这样做。当我有怀疑的时候，我会给我自己打气，打气就像那个宗教活动——祈祷——一样。为什么要祈祷呢？他祈祷，原因就是给他自己打气，就像车胎一样，气不够了要给自己打气。
我有时候会怀疑，我这一辈子所宣传的、所相信的一些东西有没有发生了错误的地方，我会怀疑我自己。当然我经过诸项检讨以后，发现基本上是站得住的，虽然我不再那么样的天真了。我小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相信平等有什么不好，自由、平等、博爱，自由好得不得了。当我年纪越来越大，发现人类没有平等，就好像《1984》的作者乔治•欧威尔所说的，有些人平等，有些人不平等。他把这个话写在他那个《动物农庄》的小说里面。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为什么有的人生来就那么漂亮，有的人生来就那么丑，有的人生来那么样的健康，有的人生来就那么样的衰弱?有人生来含着银汤匙，有人生来穷得要死?这个不平等是人间的现象，我们被“平等”这两个字一开始骗了，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承认不平等，在不平等的标准底下再来改变它，那反倒是个务实的。
所以，今天的共产党就承认了，就是我们不是要一开始整个是穷的，做了穷的共产党是错误的，要使大家有钱。怎么有钱？十三亿人口同时有钱？不可能的，一定要先使一部分人有钱起来，这就是邓小平的政策，先使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大家再慢慢地一起富起来。可是一部分人富起来以后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些暴发户，在上海的、在广州的、在深圳的，我们就亲眼看到了他们是多么的不平等，贫富的差距多么大。可是，当我们知道真正的平等得来，要先靠不平等的果实的时候，我们必须忍耐，直到从不平等开始，慢慢走向平等。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痛苦的事实。
耐得住寂寞的斗士(1)
我给大家看一个文献。什么文献? 你们可能看不到的一个有趣的一个记录。首先，大家看看画面，就是北京《大家》刊物一百年的时候的一个封面。这是北京《大家》的刊物封面，这是一个华表的柱子，这是现在这些年轻的可爱的北大毕业生。
大家晓不晓得我父亲就是北京大学毕业的？不过呢，那是好早好早好早，是在1926年，在北京大学毕业的。他是在1920年进的北京大学，1926年毕业。为什么念了六年呢？因为头两年他们叫做预科，预科就是更加强你的语文训练，所以，当时的北京大学是念了六年。
我把我父亲在北京大学那个时候的一个文献给大家看，这就是那年的毕业同学录，民国十五年，国立北京大学的同学录。大家看看，那个时候，我的父亲的照片。看看，李鼎彝啊，字玑衡，二十八岁，吉林扶余县。这是我父亲。我们再看，他同班同学有一个人，大家也许会感兴趣，他叫做王兆民，字墨林，二十八岁，黑龙江龙东县。王兆民，大家注意他啊，他有一个有名的孙女，就是王菲，王菲就是他的孙女。
我们看一些有趣的资料，当时有一个经济系的讲师叫做马寅初，后来做了北京大学校长，我跟大家说过我很佩服他。我们以为说在共产党统治下没有自由，错的，马寅初就是自由，因为他敢讲话，他会说：毛泽东你错了，你觉得人多好办事是错的，会给中国制造出很多人口问题来。当然，他被打压，大字报从北京大学校长室一直贴到他的卧室，可是，他是个英雄好汉，他不屈服。
我们再看，历史学系教授李大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跟陈独秀都是创始人，后来在北京上了绞架，被绞死了。他不但是史学系教授，他还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长。他在做图书馆馆长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助理员，名字叫做毛泽东。
好，我们再继续看啊，这个是大家所熟悉的——我父亲的老师，英文学系教授徐志摩。大家再看，这就是胡适，注意，当时在英文学系啊。后来胡适在台湾听说我爸爸是北京大学的，问我爸爸是哪一班的。我讲给他听，他不记得了，因为我爸爸在大学里面并不出色。我们再看，这里面，这就是国文学系教授周作人，他就是鲁迅的弟弟。为什么这本书里面没有了鲁迅？因为当时鲁迅，他教过我父亲，可是后来到南方去了，陈独秀也是这样子。这时，我们再看到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
你李敖拿这个书来干吗？告诉你们，(当时)整个北京大学毕业生也不过两百个人哪，现在北京大学多少人毕业呀？当时，在他们那个时代，四千个文盲才有一个中学生，请问：多少个中学生里面才会有资格、有机会、有运气、有能力，进京师大学堂，进这个北京大学？那谈何容易啊! 他们能进北京大学，是天之骄子。有的人进不去，进不去做什么呢？做图书馆的管理员，像毛泽东。这是当时北京大学教职员的清册，毛泽东他每个月多少钱？毛泽东就是在这个小办公桌前面做工，做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这就告诉我们，当时多么有难得的机会去变成北京大学的学生。
这里面关键的人物就是蔡元培。蔡元培是清朝的翰林。翰林什么意思？就是你考取翰林以后，你自然就有官好做，可以外放做县太爷。所以当京师大学堂成立的时候啊，有这种笑话，有的人宁愿去做学生，他也不要去做老师。什么原因呢？因为做学生将来等于是变成洋翰林，等于翰林一样，做老师反倒没有这个机会。蔡元培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他是清朝的翰林出身，可是他是革命党，他看不惯这个政府，出来革命，玩炸弹，所以他是革命党。
后来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的时候，是民国成立以后十年了，他们搞革命是第二批革命分子。在共产党的圈里面，我们看到董必武。董必武了不起，他参加了两个阶段的革命，第一个(阶段)反对清朝的时候，他参加过，然后共产党革命的时候，他也参加过。所以，我们才看到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现象。
蔡元培是第一波的革命党，民国元年的时候，他是教育总长(就是教育部长)，我父亲在北京大学的时候他是校长。今天我们骂北洋军阀，你可以看看北洋军阀多了不起。怎么了不起啊？这么大一个大学，全国第一个大学堂，给什么人来做校长? 给一个国民党来做校长，他是国民党。那种国民党当然不是台湾这种烂国民党。他是国民党，北洋军阀有这个度量，把他所统治下的第一名的大学给一个国民党来做校长。你想想看我们每天骂军阀，哪一个军阀或哪一个党有这种度量呢？当时蔡元培就是这样子。可是他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以一介书生来把舵，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站在第一线来表现知识分子的风度。
耐得住寂寞的斗士(2)
这种知识分子没有了。为什么呢？我讲到原因：第一，他们那个时候啊是被尊敬的一代，对一个大学校长是多么尊敬，大学校长也值得别人这样尊敬，像蔡元培；第二个现在时代改变了，时代改变了以后呢，知识分子变成臭老九了，而真正有势力的在军人手里，在商人手里，在企业家手里，在政党的手里，在这些人手里。真正的政治力量在这些人手里，知识分子只能在旁边帮闲帮忙，没有势力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做一个独来独往的知识分子是非常难的。
我常常开玩笑。人家说李敖在台湾是异类的。台湾人可出不了我李敖这种人。他们说：那你怎么长大的？我说：我是子宫外孕出来的。台湾哪里会出来我李敖这种人哪? 那你李敖是哪一派的人啊？沈葆祯到台湾来的时候(沈葆祯就是林则徐的女婿)，他给郑成功写了一幅对联，我觉得写得非常有气派。他描写台湾，也描写郑成功，他说：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下一次李敖写给郑成功的：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一生无可如何之遇，就是国破家亡。当时对他而言是这样子的，他自己要保持他的理想，他来了台湾。当然我自己没有，我是跟着一个反动的政权，我爸爸不得已，在无可如何之下，跟着一个反动政权，我们流亡到台湾。
我来台湾到今天，连续第五十五年。我觉得我这五十五年来做得最不容易的一点，我告诉你们是什么：我不是国民党，我也不是民进党，我也不是新党，我什么党都不是，我没有做过任何党的党员。哎，这叫什么功劳啊？这就是好大的本领。你晓得吧，在国民党统治的时候，你不做国民党有多难吗？中国的古书有一句话，叫做“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有了它你没什么，没有它就不行。什么东西啊？国民党的党证。国民党比狗还多，有了这个党证，有之不必然(没什么了不起，我也有你也有)； 无之必不然，你没有这个党证，我们就怀疑你了，因为你没有。
大家晓不晓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英国美国的联军打到德国去的时候，他们要找一个有头有脸的人来维系德国的重建。他们想找一个从来没有跟希特勒合作过的，没有跟纳粹党合作过的，找来找去没有，全天下的人都跟希特勒鬼混过，都摇旗呐喊过，都助纣为虐过，没有一个人清白的。就有一个人清白的，就是当时做过普朗市市长的一个人，叫做艾德诺，可是他那时候已经很老了。他从五十七岁时开始被希特勒迫害，一直迫害到什么时候? 一直迫害到我这个年纪，迫害到六十九。到了六十九岁以后他才抬头，做了西德的总理，帮助德国的复兴，一直到他九十一岁的时候死掉。可是，知道他这么一个人没有跟希特勒合作过，当然，他也坐过牢啊，好了，就请他出来帮忙。
我不是说你们在台湾干什么找我，我只告诉你：找个有头有脸的人，他没有跟国民党、民进党做过的，你找一个人没有加入过国民党，没有加入过民进党，或者说没有加入过新党的，你找一个真正所谓的无党无派，独来独往的，就是我。看起来是很容易，事实上能做到这点是极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文件。当时民进党的宣传部长陈芳明找我，来拜访我，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他就讲：“李敖是台湾文化的一个现象，他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一个延续，但是，他在这个岛上的战斗，以及随着战斗而来的爱与恨，已经把他改造成为一个台湾人。”——这是他们的希望。后边一段话他说：“对传统中国的拥抱，海峡两岸恐怕没有多少人赶得上他。他的拥抱不是抱残守缺，而是活学活用。另一方面，对于台湾现实政治的了解，在岛上似乎也没有多少人能望其项背。李敖就是这样变成台湾人的，纵然他对台湾人痛恨无比。”民进党宣传部部长的描写，描写得很有趣啊。
耐得住寂寞的斗士(3)
我不承认我是台湾人，我说：我儿子是台湾人，我不是台湾人，因为我从十四岁来了台湾，我对大陆的怀念、回忆使我无法像一些外省人一样说我就是台湾人。那个是谁呀？蒋经国。蒋经国公开说：我是台湾人。我李敖说不出这句话来。我不能否认我是吉林省人，或者说我是黑龙江省人，我生在哈尔滨，可是，我无法说我是台湾省人。但我的儿子生在台湾，我的儿子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的爸爸，一点都没有错啊。可是，陈芳明说：“李敖孤军奋斗，为台湾知识分子争取言论自由留下了可贵的历史，相对的，他也为国民党的统治留下了无可擦拭的劣迹。在没有任何的屏障与保护下，他单枪匹马建立了一座抵抗权力的透明城堡，在台湾所有不能敢写出的文字，都由他代为发抒出来。没有李敖，台湾的言论版图绝对没有今天这样的辽阔纵深。”
我讲这些话，严格说起来，是我的敌人对我评价，不需要我自己来吹牛。你们可以看看，他们用了这样子无可奈何的看法来看我，就知道我是多么顽强的一个人。所以他说：“李敖是自由主义者，但也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有统治者与权力人物几乎都是他的敌人。可以想象，所有附和权力人物的御用学者与政客自然也不能幸免于难。他的战争，场面与规模都很庞大，制造出来的敌人也就与日俱增，这使得他很孤立。在都市丛林里，他是一匹独来独往的兽，他的敌人最不能忍受的便是李敖在孤立之余，竟然耐得住寂寞，还甘之若饴，还神气活现。”为什么这样子？就是因为我有我的一些信仰。
我告诉大家，我始终认为：不要以为这个环境多么恶劣，这个政府多么可恶，这个党多么黑暗，所以我们一无可为。我从来不这样想。我觉得这件事情做了和不做是不一样的，你努力做过和没做过就是不一样的。牢是没有白坐的。所以，后来我在第二次坐牢出来以后，我写篇文章，叫做《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为什么？我们有一份耕耘，就一定有一份收获。只是这个收获有时候我们当时看不见，或者当时我们是倒霉鬼，我们没有好的运气能够躲过这一劫。
我算是有个好运气的人啊，我能够躲过。像我第一次坐牢的时候判了我十年，大家都上诉，一般被判十年这还得了? 当然上诉。我不上诉。为什么不上诉？我的理由很简单，他妈的你要能关我十年才算嘛，不能关我十年，你判我十年干什么？什么人关我十年？蒋介石嘛。果然，关了我五年以后，蒋介石死掉了。死了以后呢，在美国这些人的压力之下，特赦大赦，所以，我坐了五年八个月就跑出来了。所以，我的丈母娘——胡茵梦的妈妈——恨我，她说国民党太宽大了，怎么把李敖给放出来了。我就那样放出来了。什么原因？就是你要能够活得过我，你才能够关我十年嘛；你活不过我你垮了，你关我什么十年啊，对不对？那佛朗哥也是啊。西班牙的佛朗哥，他杀了几十万的人，可是，最后他死的时候还有一千个政治犯活过他——你死了我们还没死。所以我认为，为什么你不是那一千人中的一个？我李敖一直是用这个精神，这个眼光来活下去的，包括我最近这个开刀。为什么我的前列腺要开刀? 开刀就为了我不要那么早地死掉，我要继续活下去。
思想比现代人新的古人(1)
以前我们谈过，我们以为我们是现代人，其实，我们的很多头脑是古代的。我曾经拿出来一个念佛机给大家看，就是如何用现代科技来念佛。佛是你自己念的，你不念，要机器替你念，这就是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来施展古代的迷信思想。我们这种人是现代人，可是思想是古代的。有一种人相反，他是古代人，可是他思想其实很现代。
请大家看一张画片，这个人就是替乾隆皇帝来推出那个有名的《四库全书》的纪晓岚。他是什么样一个人呢？他书念得最好，学问最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到他写的那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后啊，几乎都不再写书了。什么原因呢？要写的都写光了。他另外当然也会写《阅微草堂笔记》这些书，可是都不是重点，他的重点——一生的本领——都放在了这部《四库全书》上面了。所以，根据他所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我们才知道这个纪晓岚他是多么了不起，多么的有学问。而他本人呢又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最有趣的一个传说就是，他如果跟女孩子不能行房的时候(忽然要搞女人时，没有女人了)，两眼就发红，就不能工作。据说乾隆皇帝特别临时给他准备房间，准备宫女让他行房，然后再继续编他的《四库全书》。这样有趣的人。他在清朝后来也做了象征性的大官，相当于内政部长这种大官，所以他的书里面除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阅微草堂笔记》以外，还有另外一部书留下，叫做《纪文达公遗集》。这个书很少见啦，我手里有。我发现他的思想比现代人还新。
大家看他的一段话，他献给皇帝的一段话，旌表女孩子遭到暴力，而不能支。古人讲究贞节，女孩子不可以跟丈夫以外的人乱搞，被人给搞也不可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丈夫死了以后有人在守寡，守寡守得久了以后呢，会得到一个奖品，奖品呢就是贞节牌坊。贞节牌坊不是阿猫阿狗可以立的，贞节牌坊是这个守寡多少年的老太太、老妈妈，她的儿子有权有势，才可以向政府申请，才能够立的，一般人你立不到贞节牌坊的。还有一种是强奸你，你要拒绝，逼奸你，你当时要死掉——拒绝强奸，我把命送掉了，这才成立。可有一个情况呢，就不给立牌坊。什么情况呢？怎么不给立呢？就是强奸你的人，他强奸成功的，就不给你立了。
这时候，相当于清朝内政部长的纪晓岚就写封呈文给皇帝，他告诉皇帝，说旌表节烈 (就是立牌坊，或者政府发表给你说，这个女人啊贞节，这个拒绝强奸而死掉)， 乃维持风化之大权，我们这个清朝的定例呢，凡是妇女强奸不从 (我不接受你强奸而被杀的)， 都同意了。可是，如果她拒绝强奸是真的，忽然来了两三个暴徒，突然出现她也来不及逃，也来不及自杀，打也打不过，她如果被强奸了，或者被轮奸了，怎么办？按照一些政府的标准，只要强奸成功了，或者轮奸成功了，政府就不要褒扬你了。为什么呢？觉得被奸污你脏了，被男人搞过你就脏了啊。所以，纪晓岚说这个对女孩子不公道，他说她“势之不敌” (她打不过这些人)， 并非她节之过 (并不是她保护自己贞节的这种决心不坚强)。 所以，他认为这好比说忠臣烈士如果誓不从贼，可是四体啊都被绳子捆住了，被好多手把持住了，怎么办？好比这文天祥好了，文天祥你不跪是不是? 你站在元朝人面前你不跪，后面两个人出来，踩你膝盖的背后，一踩，你就跪下去了。所以，并不是说你文天祥要投降，而是说你跪的姿势会出现。所以纪晓岚说，是不是强使跪拜啊? 可谓之屈膝吗? 屈膝贼庭吗? 我认为他不是。
他举这个例子说明女人被强暴，跟文天祥被推倒膝盖做跪的姿势一样，他是不投降的，她是不肯被人强奸的，可是她生理上挡不住这个局面，发生了，怎么怪这女孩子呢？所以，纪晓岚的结论是说，碰到这种情形，希望政府配点名额，也照顾一下这些女孩子，不要使她们觉得不被重视。你想想看，这种心态是多么新的一个观念! 你是生理上面被强奸了，并不证明你心理上是被强奸了，这是很新的一个观念啊。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时候，胡适收到一封信，一个学生的姐姐被土匪抢走了，抢走了当然也发生了那种强奸的情况，后来放回来了。这个同学就问胡适，说：这个女孩子(我姐姐)被强奸了回来了，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女孩子？胡适说：如果有人跟你姐姐结婚，这种男人，这种丈夫，我们要尊敬他。什么原因？你这个女孩子被强奸，在生理上所受到损失，就像手被割破，受一点伤而已嘛，生理上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变化，可是你心理上的变化很严重。如果有这种男人，他不认为你是被奸污了，被糟蹋了，或者你很脏，不贞节，他没有这种观念，还是愿意跟你结婚的时候，这种男人我们应该尊敬他，因为他的头脑开明。
纪晓岚在乾隆皇帝的时代，可以有这么新的思想，就是：这个女孩子是不是贞节烈妇，该不该立贞节牌坊，跟她被强奸的时候能不能抵抗两回事。当时自杀或抵抗死掉了，固然是可以立牌坊，可是没有自杀或抵抗不了的时候，而被强奸、被轮奸的，这种女孩子，我们也要给她立牌坊，或者政府给她发旌表状，我们要肯定她。
思想比现代人新的古人(2)
大家看到的这些铜钱是清朝的。清朝有一个故事，一个老太太得到了贞节牌坊，临死的时候她提出一个要求来。儿孙儿媳妇大家都围着她，她说所有男的全都走开，我只要跟家里的女人讲话。这个老太太临死的时候跟家里的女的讲话，有的是待出嫁的女儿，有的是外面嫁进来的媳妇。老太太说：我这一辈子守寡，得了贞节牌坊，将来你们老的时候也难免会守寡。如果守寡的时候，能守就守，不能守的时候改嫁也可以。大家一听，都愣住了。奇怪，这个守寡大王，得了贞节牌坊的老太太，我们都歌颂你、赞美你的，怎么临死时讲这种泄气的话呢？这个老太太说：你在我枕头底下掏一包东西，就是这种铜钱，里面有两百个铜钱。大家打开一看，果然一包铜钱，两百个，每个铜钱都亮亮的。老太太说：你们知道吗? 这就是我守寡的工具。她说：我年纪轻轻啊，丈夫死掉了，我夜里一个人睡觉。灯一熄，我有的时候也想我丈夫，想男人，可是怎么办？我得把这个口袋拿出来，把这个两百个铜钱往地上一撒。灯没有了，蜡烛都熄掉，我就跪下来摸着黑捡这些铜钱，一个一个捡回到我口袋里面，把两百个铜钱全部捡进来。捡进来以后我满身大汗，累得要死，再睡觉我就睡着了。那个时候没有安眠药，她说：这个就是帮着我守寡的工具。寡有人能守就守，有人不能守不要勉强，想办法改嫁了算了。
这就是一个清朝得到过贞节牌坊的老太太临死时这种通情达理的一个遗命，给她们家的要嫁出去的女儿、孙女，给她们家的儿媳妇来讲的一段话。所以，(我们)知道，守寡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清朝才有这种鼓励，当你守寡多少年的时候，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儿子有头有脸，或者有权有势，才给你盖这个贞节牌坊。
我刚才讲的纪晓岚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人家是古代人，可是思想比现代人还新。现在一个女孩子如果被强奸了，她为什么发生心理上的故障呢？生理上虽然很变化，但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客观地来看，可是心理上的压力特别大。为什么这么大呢？就是她解释不出来，解释不开。那古代人更解释不开啦，所以认为强奸即遂，和强奸未遂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在法律里面，有一条叫做强奸罪，叫做告诉乃论。什么叫告诉乃论呢？你被强奸了，你到法院去告我(诉讼我)，乃论(我法官才管这个事)，你不告我(不诉讼我)，我就不管，不告不理。为什么这样子呢？保护谁呀？保护了强奸犯。为什么保护了强奸犯呢？为什么你不来告呢？因为按照一般的社会说法，说我告你的话变成二次轮暴，第二次被强奸。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整个地描述这个事实，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情况，怎么样被强奸的，强奸犯(被告)就站在你旁边，可想而知他是什么表情，是忏悔呢还是狞笑呢？过去在台湾发生一个事情，一个女的被她家里面的司机强暴了。被强暴了以后就去告，在法庭上，这个司机忽然跟法官说：哪里是强暴啊，哪里是强奸啊，她爱我，我们才一起上床的。弄得这个女孩子被强奸了，还惹了一肚子气，回来以后上吊自杀了。台湾发生过这个事情啊，所以一般的女孩子，报案的，比事实上所被强奸的人少。为什么不报案呢? 就是因为觉得报案以后，闹开了，人家说这个女的她被强奸过，对女孩更不利。或者在诉讼过程里面，怕被羞辱，觉得很没面子。
对强奸这种罪而言，不应该告诉乃论。可是，为什么要告诉乃论呢？就是从古到今，所流传下来对女人的那种贞节观念，被强奸了，等于变成你一个瑕疵，你不是一个完璧，你不是一个好的女人，因为你被别人搞过，就这样子，就这个观念。所以，为了保护女人的所谓名节，被强奸了就吃哑巴亏，不肯告。所以，告诉乃论是保护了谁呀？是保护了强奸犯。可是这个保护轻微，那个源远流长的对女人的贞节的思想，这个是臭的而流传到现在。
我讲这一故事是告诉大家，我们以为我们是现代人，其实我们思想很旧，我们以为古人思想很旧，像纪晓岚，事实上他的思想很新。我特别举出一个新的思想，来给大家看，看看我们古典的书里面，有很多了不起的观念，这些观念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
用你的规则出你的洋相(1)
最近，我的女儿在北京和大陆许多地方演讲，她做了一个活动，就是争取我们公民的权利。她所谓的权利大部分不是政治性的，而是觉得要维护我们应有的标准和权利：邻居吵了我们，我们要跟邻居计较，邻居的狗叫了，我们要检举他的狗在叫。我女儿跟我联络，我跟她说：你这样做法，你要准备付出代价。如果愿意付代价，当然就可以争取权益。我特别告诉她，你注意有一个叫nadar的美国人，我女儿当然知道这个人，她说我会注意。
今天，我把这个 nadar的照片展示给大家看。这是什么一个人啊？这是个神经病。美国哈佛大学毕业以后，他不吃不喝，干什么？过最苦的日子，去揭发美国汽车公司的黑暗。就是很多汽车做出来，是不安全的，可是生产者欺骗消费者，骗这些买主，他们掩饰这个黑暗，他就很耐心地去一样一样揭发，一样一样去检举。汽车公司派人收买他，买不动，派流氓威胁他，流氓他也不怕，软硬都不吃。他自己每天只睡四个小时，过得像苦行僧一般的生活，他自己也不开汽车，就这么一个怪物。后来，在美国造成很大一个风气，很大一个响应，害得汽车公司道歉，他变了保护消费者权利的一个英雄人物，可是他付了很多代价。我提醒我的女儿李文(hedy lee)，我说你要准备付代价你就可以玩，不想付代价你就心里有数，就是这样子。
大家都说我在中国的台湾地区是凶悍的人，我喜欢打官司。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喜欢打官司。因为打官司便宜，花一块钱，买一个打官司写的告事状，有固定的格式，一天就告一群人。为什么喜欢告人？因为要用法律的手段，帮助我争取我应该有的权利——他不守法律啊，我们逼他守法律，就这样子啊。法律本身是睡觉的，你要使它醒过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我就专门干这行了。
可是我争执的对象大部分都是政府，我所恨的国民党的伪政府，民进党的伪政府，我恨这个政府，所以来告他们。这里面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在这个地区有一个法律，后来他们公布了叫做“国家赔偿法”，意思就是说国家做什么事情做错了，包括政府的公务员做了什么错事伤害了你，你有权利向政府要求赔偿，叫做“国家赔偿法”。我曾经在我的节目里面向大家展示过，我有96本书被查禁，我说我是古今中外被查禁书最多的一个人。当时国民党政府查禁我的书用的法律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戒严地区。国民党在台湾搞戒严，是全世界历史上戒严时间最长的。最后，蒋经国在临死以前，为了表示他自由民主，就把这个这么久的戒严解除了。解除前半个月，他们还对我动手。我印了一批禁书藏在台中我母亲在台中一中宿舍的家里。我母亲是台中一中训导处的职员。趁着我母亲在国外探亲的时候，我就藏了一批禁书，藏在里面。在“解严”前半个月，换句话说，过半个月就解严了，所有书以这样的方式就不能禁了，台中市政府联合了台中地区的警备总司令部，找来锁匠，打开我母亲家里的门，冲进去把箱子打开，把我的禁书没收了。没收了以后呢，我立刻就去告。
到了法院以后，台中市政府派来代表，警备总司令部那时候也解除了，可是他们也派来相关的人士。他们跟法官说，我们知道李敖先生要告我们，所以在整个的查扣过程里面，我们都现场录影，现在可不可以放给法官看？法官说可以，他们就放给法官看。他们说：李先生家里放了很多纸箱子，有些纸箱子是禁书，有些纸箱子不是，我们就一本一本地打开，一本一本地查，哪一本是禁书放在这边，不是禁书我们回归原位。最后，分出来以后，我们都扫地。你看，我们给他扫地，扫得干干净净，马桶都冲过，我们是这样子客气地把他的禁书搬走了。整个的录影的画面告诉法官，我们是规规矩矩的，或者非常礼貌的，非常清洁的。在“解严”前半个月，最后下手，没收了李先生的禁书。
看了那个录影带以后，法官问我意见。我说：就是凭这卷录影带证明了他们犯法。法官说：你怎么证明？我说：法官先生，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条法律，就是说政府到人民家里去搜索的时候，要开一个票，叫搜索票，就是法院开的，搜索票要给主人看啊。主人不在家，我母亲去外国了，去看儿女去了，探亲去了，那怎么办呢？法律有规定，就是你要搜索这个房子的时候，如果主人不在家，你这个搜索单位要会同，要跟有一个单位接触，什么人呢？叫做地方自治团体人员，什么是地方自治团体人员？就是邻长或者里长。你要和选出来的邻长、里长见面，把那个搜索票给他们看，然后你才可以打开这个锁，然后才可以到我家里来搜索，不是这样子吗？我要请法官看，整个录影带里面有没有这个画面？他们直接就来了，带了锁匠就来了，有没有拿出搜索票来？没有拿出来。有没有拿出搜索票来给邻长、里长这种地方自治团体人员看？没有这种画面。换句话说，这个重要的法定程序，重要的法定的手续他们不遵守，就是他们提供的录影带按照法律证明了他们乱搞。这个官司打得啊，他们上诉，发下来，一会儿他们有罪，一会儿他们无罪，打了多久呢？打了五年半，最后官司打赢了。大家看看，我让他们赔我的钱，就是新台币贰佰叁拾肆万捌仟陆佰伍拾陆圆整，看到没有？开给我的是“国库支票”，就是政府赔的钱，看到没有？由台中地方法院转开出来的，他们把钱给了地方法院，地方法院拨给我，打赢了。为什么打赢了？就是我们心思细密，尽力纠缠，用你的规则出你的洋相。
用你的规则出你的洋相(2)
在这个官司以前，台中市政府被我打败以前，我告过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也是我的书一出就查禁，每次都查禁，所以，警察在书摊上看习惯了，每个月都出书，都查禁，都没收。有一次，我的一本书出了上册、下册，先出上册查禁了，下册又出来了，警察就没收了，没收了以后被我告，为什么呢？你命令里面只查禁上册，下册你忘了，所以我告你，你不该没收。我的书被没收了，我告了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请我去，叫我坐在那里，摆了茶点给我吃，把那个查禁我书的警察叫到面前，给李先生道歉。那个警察就向我鞠躬——三鞠躬。然后他们就问我，说：“李先生可以原谅他吗？”我说：“他可以原谅，可是我问问看，你们怎么处分他的?” 他说：“我们把他从一个高雄市很肥的地区，就是换句话说，可以拿油水的地区，把他调开，调到我们现在这个警察局门口看门站岗，站岗拿不到红包了，所以，这个处分李先生满意吗？”我说：“满意。”他们说：“那李先生跟我们和解啊？”我说：“政府还没有处分，只处分了警察。”他说：“怎么样处分政府？”我说：“要赔我一块钱。”旁边的警察局副局长说：“这个太容易了。”就掏钱要给我。我说：“这个不行。”他说：“为什么不行?” 我说：“有一个法律叫公库法，公库法里面规定，政府给人民的钱都要开‘国库支票’，所以，你要开一张支票，上面是一块钱，要开给我。”他说：“这个好吗？”我说：“不然就不好。”他说：“我们给你钱，就是三千块钱以下，高雄市政府都方便你，给现金。”我说：“不行，我要你合法。”就是要他的支票，最后没办法就开出来。大家看，高雄市政府市库支票，给李敖的，壹元整，就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开了一张。当然，这张支票我不会去兑现，为什么？数目太少了，所以，到现在我还保留着。高雄市政府一连三年里面每年登报求我来兑现，为什么？他们不能报销，不能销账。支票开出去都会兑现，为什么你不兑现？我就不兑现。为什么？这是我的战利品，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二百三十多万的我会兑现，因为数目太大了就兑现，我把它影印下来，兑现了，这个呢是战利品，现在还在我家里，干什么？为什么要一块钱？我到高雄市打官司来来去去都不止一块钱，坐车都不止一块钱，可是为什么？
大家晓不晓得清朝有一个有名的学者叫方苞，桐城派的学者，他给戴名世的《南山集》写了一部序，结果这个书是禁书，乾隆皇帝就下令把他关起来。关起来以后是惩罚的。因为他很有名，他在牢里就很受优待，大家觉得过两天你就会出狱了，就没让他坐在押房里面，在外面可以走动，大的范围是监狱的墙，里边就让他活动。他在里面看啊，就看到：凡是新来的囚犯，这牢头(狱吏)就要修理他，就是要刑求他。干什么？要钱。有一次，抓了一个乞丐(叫花子)进来，叫花子没有钱，他们就修理他，害得叫花子哇哇叫——疼。他就管闲事了，方苞说：“他没有钱啊，你们修理他干什么？”那些禁子牢头(狱吏)说：“我们干什么你怎么会懂呢?你是书呆子啊。我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哲学。什么哲学啊？我们的规矩就是有钱就不整你，没钱就要整你，就要修理你，就要刑求你。我们知道他是叫花子，要饭的，没钱，可是没钱的不修理的话，有钱的人怎么样？有钱的人会装穷，我们拿不到有钱人的钱了，你懂吗？你这个书呆子不懂，修理穷人是给有钱人看的。
用你的规则出你的洋相(3)
大家懂了吧? 这个支票，高雄市政府这一块钱支票，打这个官司是为拿到贰佰叁拾肆万捌仟陆佰伍拾陆块这个钱。为什么呢？建立我们的威信。政府常常说，国家有威信，政府有威信，你李敖破坏政府威信。我们老百姓也有威信。什么威信？我告你就告死你，绝不饶你，就好像斗狗一样，一口咬住你，咬住你以后，不是咬住块肉就算了，嘴巴还拧你这肉，这么凶悍。我要一块钱的意思就是：为了一块钱我都会一次一次地去高雄去闹，为了赚这一块钱，何况这二百多万? 我一定跟你打到底的，打到你们怕了我为止。果然，这个官司，打了五年半，打到最高法院来，上上下下，发回高等法院，又上最高法院，又发回。最后，法官被我烦死了，同意他们赔我钱。大家懂我这个强盗哲学吗？他们就(因为)有我在，那四个字改写了。什么改写了？我们过去讲“民不聊生”，他说：现在是“官不聊生”，如果人民像你李敖这么刁，就叫刁民。可是“刁民”我们不是乱闹的，我们是很细腻的，很合法的，用你的规则出你的洋相，并且绝对没完没了，这样子啊。
所以，我的女儿在北京也好，在华盛顿也罢，只要你向这个社会争取你的合法的权利，争取你的够水准的水准，你就要准备付代价。这话我不是对我女儿一个人讲，我是现身说法告诉大家。大家以为我乱打官司，绝对是错误的，我绝对是按照规则来打官司。我过去打过很多官司，现在不景气，我的官司比较少。请大家注意我下面用的动词，我的官司现在只剩下13个了。你知道我过去打了多少官司？为什么我这样地刁？我并不想打官司，我告诉你我心里的真正感觉，我心里感觉我要意大利，我搞个黑手党，你惹了我了，我把你做掉，这多痛快啊。揍一顿，这多痛快啊。可是，我知道，这不是正规的路。我们要求我们的国家进步，就是要主张法制，我们相信法律。
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你们政府不守法，查禁了我的书，然后你们要用假民主表现戒严解除了，(这就)给我一个机会，我要用戒严解除的机会来反过来跟你算账。换句话，我要报复你。你不有什么“国家赔偿法”吗？就要你赔偿给我看，我可以闹到这个程度。后来我才后悔，我后悔什么呀？就是我为什么只把三万多本书放在我妈妈在台中的家里，为什么不多放一点啊？多放一点那赔得更多啊——他没收的越多，查禁的越多，那赔钱赔得更多啊。因为，这书要卖都卖不了这么多钱，只有查禁，我才拿到这么多钱。为什么呢？没有折扣，每本书都按照定价来赔我钱。最后，他们没有办法，他们说：“你要钱吗？”我说：“我不要钱，我要书，书还给我。”事实上，按照法律不是赔钱，按照法律是恢复原状，意思是说你把书还给我，你查禁查扣弄错了，你要还给我。他们还不出来了，被他们烧掉了，他们又不能现印，印的话又要被我告——哎，你盗印我的书，你是海盗，政府就是海盗。本来政府是强盗，现在政府变成海盗——海盗版，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才按照法律赔我的钱。大家知道我花这个钱花得多痛快吗? 花得多爽吗？就好像花儿子孝敬你的钱一样，就是那么爽。
所以，大家知道，从民不聊生到官不聊生，为什么官不聊生？因为你们这官可恶，你们用非法的方法来查禁言论自由，像新戏里面唱的“我打你不许还手，我骂你不许还口，我杀你不许流血”。今天你杀我这么多刀，查禁我96本书，你“解严”了对不对？轮到我反攻了，轮到我跟你算账了。这个支票就是展示给大家，告诉大家怎么样用合法的方法来争取权利。我不需要革命，我也不需要叛乱，我用他们的规则出尽了他们的洋相，花这钱我花得好爽好爽。
该是谁的就是谁的(1)
以前的节目里面，我曾经匆匆忙忙地谈到，苏联在革命成功以后，列宁跟德国人订了一项对他自己不利的条约。为什么我匆匆忙忙在谈？首先，跟大家说，我这个节目每一集录影的时间是二十分钟，二十分钟来做一个节目相当的困难，原因就是时间太短了。你要写一个主题，和你要说一个主题是不一样的。当你说一个主题的时候，二十分钟刚刚把一个气氛(造出来)，很快你就面临了制作人员向你举牌子，就还剩下十二分钟，然后就剩下六分钟，然后剩下两分钟，剩下一分钟，剩下三十秒，所以你要很快就收尾。换句话说，你做这个节目的时候，要把它高潮提起来，要赶紧射精，所以，我才跟刘长乐老板说：你给我准备了一个早泄的节目。上一次我提到这个条约，来不及讲，今天我必须把它稍微补充一下。我讲这个早泄性的节目还不够完整，事实上在男女关系里面有一个英文字叫做quickies。什么叫quickies啊？中文翻译叫做速战速决，他不算早泻，可是，他要赶紧把这事情做完。我做这个节目好像有这种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