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严侨，并帮他制定了一个翻译计划，严侨觉得自己的收入太少，身体又很不好，同意为文星书店做些翻译工作。
不料，严侨翻译了日本作家井上靖和佐上弘人的作品后，身体就吃不消，稿费也透支得无法再支了。李敖帮他想的办法，虽解决了一些难处，却无法解决他的根本问题。
1962年10月1日，困难到极点的严侨给李敖写了一信，大诉其苦，他想办一个日语训练班，并要李敖给他介绍学日语的学生，他想通过教日语，多赚一点钱。
李敖接到他的信后，给他送了一些钱。
此后，李敖又多次给他以帮助。后来，由于严侨被育英中学辞退，家里孩子又多，加上经常住院，李敖送的钱仍难解决他的困难。
李敖认为，严侨家之所以如此困难，一个主要原因是他酗酒，酗酒使他不能正常工作，使他的健康日益恶化。要改变他的经济状况，首先要他戒酒。为使他戒酒，必须与他摊一次牌。
一天，李敖乘严侨住院，又给他送了一笔钱。他看到严侨床头柜上有一点残酒，而且又准备喝时，很不客气地对他说："严老师，我要仗着你我多年的师生之情，逼你做一次选择了：这次出院后，除非你决心戒酒，否则，我再不会来看你，也不会支援你。如果你觉得几口黄酒比你的学生对你还重要，你就喝下去；否则的话，你就该振作起来，与困苦、环境作斗争，不要使我失望，不要辜负你的生命与才华。因为，你这样颓废，是帮助你的敌人打倒你自己，我再也看不下去了。"
李敖讲此话时，严侨的妹妹华严也在场。李敖又当着华严的面，对严侨说："我说话算数，你妹妹今天在这里，此事由她做证。"
严侨没有作声，酒也未喝。
事后，华严告诉李敖：严侨酗酒的习惯仍然未改。对此，李敖很气愤，感到严侨真的颓废了，而且不可救药，以后再也不理他了。
李敖虽然不再去看严侨，但在心里，仍常惦记着他，希望他戒酒，希望他的身体转好，希望他一家无病无灾，生活幸福。
使李敖没想到的是，他未去看严侨期间，严侨却因他的问题，又一次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抓进了监狱。
原来，李敖1961年10月写给胡适的那封长信，胡适认为写得很好，在很多人面前称赞李敖的才华，并将李敖的信送给他们看。
一天，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徐高阮到胡适处坐，胡适不知徐高阮是特务机关的耳目，将李敖的信递给他看，并对李敖赞扬了一番。
徐高阮看了李敖的信后，感到有很大的问题，决定将此信借走，然后送给台湾特务机关--警备总司令部和情报局，让特务头头们看看。他的如意算盘是，此信如果有价值，既打击了异己分子，自己还可得一笔奖金。
想到这里，他对胡适说："李敖这封信确实写得好，能不能将此信借我带回去再仔细看看？"
胡适当即答应道："可以。"
这样，李敖的信就落入了徐高阮之手。
胡适在世时，徐高阮因碍于胡适的名声和面子，不敢交给特务机关。1962年2月24日，胡适突然病故，徐高阮再无顾虑了，便将李敖的信交给了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大小特务们看了李敖的信，迅即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重新逮捕严侨；二是由徐高阮出面邀请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及部分文化界人士在台北妇女之家开批判李敖的大会，并在会上散发李敖给胡适信的全文；三是制定了一套打击迫害李敖在大学时代的老师、著名学者殷海光的计划。
严侨一抓走，特务机关又派特务组长魏以之来约谈李敖，要李敖交待他与严侨的关系。李敖对特务们说，他与严侨系师生关系，因严侨有才，他很佩服，故与严侨建立了比较亲密的关系。他们之间的交往，纯是师生情谊，没有任何政治目的。
魏以之听了李敖的数次叙述，又审讯了严侨后，研判此案是徐高阮等人为了泄私愤，想借此事整人，还想捞一笔钱，感到此案如由官方再判严侨或打击李敖，将对国民党不利，决定不追究李敖的责任。
严侨关押了30天后，也以无罪放了出来。
李敖、严侨此次虽未判刑，国民党的一些书报刊，却对李敖、严侨二人作了许多丑化、抨击，将李、严二人弄得里外不是人。
尽管严侨第二次入狱时间不长，也未判刑，对他思想上的打击却是巨大的。此后，他心里更痛苦，身体一天天地坏下去。
后来，李敖自然不会放过徐高阮。他一有机会，就对徐高阮进行猛烈的抨击。徐高阮早年参加过共产党，还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后来，他叛党投敌。对共产党中的一些叛变分子，李敖一向看不起。他认为，共产党的叛徒，参加革命动机不纯，是投机的自私自利者，怕死鬼，故一遇风浪和挫折，就迅即转变立场。这些人投入国民党阵营后，光做坏事，而且十分凶残，极及可恶。所以，共产党对叛徒的惩处，一向十分严厉。
此后，他在《李敖自传与回忆》等书中，对徐高阮做的这件坏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严侨第二次出狱后，心里绝望到了极点，无奈之际，他信了佛。
1974年7月31日，严侨因病在台北去世。
当时，李敖处境很不好，严家未将此事告诉李敖。直到1976年2月9日，李敖翻旧报纸，才得知严侨不在人间了。
刚强的李敖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心里很难过，泪水忍不住地流出来了。此后，他一直深深地怀念着严侨及他的家人。
1985年11月17日，李敖在台北写了一篇很长的纪念严侨的文章《我最难忘的一位老师》，对严侨在台湾的经历作了详细的记述。对严侨的一生，他也在文中作了一个总结。他说，他看了严侨的遗物、佛像、法器和一些走火入魔的文字，心里为之浩叹不已。严侨口里说自己"不断寻觅20余载"，始得解脱，其实错了，严侨并没有真正解脱，因为严侨"寻觅20余载"，最后取代自己的，只不过是更旧的玄学而已。严侨皈依的不是独立自主，而是圣母与上帝。风霜与苦难打倒了严侨，严侨不能不抱佛脚。可怜的是，严侨最后的佛脚也是假的。
他还说，严侨生不逢时，死不逢地，音容相貌，常在他心。严侨一生与中国现代史的横割关系，绝不系一己之私，因此，他在50之年，终于为严侨写下了一篇纪念文字。严老师英灵不泯。上一代的中国爱国者虽为消灭反动政权而牺牲了自己，但是，震旦不再沉陆，中国必竟站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