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郎咸平专集》

作者：郎咸平【完结】

收集郎咸平演讲、采访、文章等,，包括

真正的制造业大国是美国

我不反对改革但应重新定义改革路径

中国有没有高科技无关国企体制

区域经济发展与民企发展

“二元经济”将沉重打击中国制造业

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

警惕股市边缘化

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全文

新法治主义才是未来中国经济主导

纵论：我为什么要买你的股票

论国企老总信托责任：良心何以沦丧至此

关于上市公司风险的讲话

一亿人的富裕致使十二亿人口更加贫穷

房地产公司治理与企业战略剖析

中国的教育摧残民族创造力

等。

郎咸平简介

原籍山东潍坊，生于台湾桃源人，少时学业欠佳，勉强考入台湾东海大学，之后奇迹般进入名校台大经济研究所，然后是当记者，服兵役。

　　1983年进入美国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1986－1987.8，获沃顿商学院财务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讲师执教一年　　

　　1987.9－1994年，密西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1989年开始对公司财务的研究比较进入状态”。　　

　　1994年至2003年初，历任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正教授，讲座教授。　　

　　从1997年以后，开始将研究重心转移至亚洲公司财务金融课题。现任太平洋财务期刊（Pacific Basin Finance

Journal），　国际财务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e）　的副总编辑。也和计量经济学大师邹至庄教授一起担任总编辑合编过太平洋经济评论（Pacific Economic

Review）　。　　

　　1998－1999担任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以及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　　

　　2003年初至今，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合聘讲座教授。　　

2003年09月10日 郎咸平

“科教兴国”和“高科技导向”等等已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但是我国发展高科技是不成功的。根据《国际竞争力报告》分析，影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五个方面，研究与开发财力不足、科技人力资源效率低下、科技管理水平低下、科技基础设施水平低下、人力和财力资源利用效率不高。这就是我国研发的状况。

　　这种状况让人非常担心，不能不给我们以警惕。

　　高科技发展不成功

　　根据2000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分析报告》，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排世界前列。我们可以来看这么一组数据：1998年以来,我国研究与开发人员数量连续两年居世界第一位，而同期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研究与开发人员数量分别是中国的58%、57%、28%、19%；在年龄结构上,我国专业技术队伍趋于年轻化。根据1997年统计，35岁以下的专业技术人员占50.5%,50岁以下的占86.7%；在教育程度上，我国1998年以来专业技术人员受教育的程度大幅度提高，基本与发达国家接近。

　　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科研人员数目与年轻化趋势显著提高。在《国际竞争力分析报告》中，科技竞争力是其八项指标中的第七项。而根据这份报告，我国科技竞争力排名继1999年大幅度下降12位之后，在2000年度报告中的排名又下滑了3位，位列第28位；我国2000年国际竞争力总体排名也比1999年下降2位，位列第31位。

　　根据瑞士管理学院的统计，我国科技研究开发效率低下。按每万人产出专利(包括国际专利与国内专利)的件数，我们作个比较：中国每万人产出专利为10.8件，而美国为1714.4件，日本为1737件，德国为1534件，法国为1504.9件，都超过中国150倍以上；英国为984.8件，韩国为554件，是中国的50倍以上；就拿印度来比，人家为446件，也超过中国40倍。

　　我们的研究人员数量是世界之冠，但我们的产出、我们的科技竞争力，却排在世界第28位。这第28位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是基本没有创造力的国家。

　　科研思维：“中餐馆”敌不过“麦当劳”

　　我国高科技企业有下列五大特点：首先是研发人员工资最高，流动性最大。根据《高新技术企业状况与研发管理调查报告》的结果，52.6%的企业人才流失率在3%以下，而37.7%企业人才流失率在3至10%之间。表面上看我国高新科技人才流失率是远低于西方国家(西方大约是10%左右)。但这个现象完全不值得乐观，因为低人才流失率说明了现有人才的二级市场是几乎不存在的。而其不存在的原因为高新产品不是市场主流产品，而是属于配套或边缘产品，因此二级市场小。另外，人员流失大部分属于拔尖的科研人员的系统工程师。如此一来，反而造成各企业严重人才荒。

　　其次，研发人员层次很高，但研发效率很低，科研产品很少。调研结果显示，被调研的企业在技术发展方面，以博士为专业技术带头人有30%，硕士为专业技术带头人有45%，以本科生为专业技术带头人有24%。由此可见，我国企业高新技术专业带头人的学历结构与国外发达国家相当。而70%公司的研发队伍九成以上的科研人员都是本科以上学历。但是每万人的专利产出却居于世界末位。

　　另外，科研产品问题很多，维护服务压力很大。这与我国高新科技企业重创新、不重测试有关。我国64.9%的企业注重技术创新，高科技企业中，64%对于测试的投入都维持在5%至30%的水平，21.9%的企业在5%以下，只有14%的企业在30%以上，这与西方40%的水平相比是显然不足的。而且我国企业的测试质量还是比较差的。在国内所谓的测试大部分是由研发人员进行测试，而国外所谓的测试是由独立专业的测试人员进行测试。这是东西方基本上的不同。

　　同时，企业在研发方面投资大收益小。大部分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总体上是比较大的，有52.2%的被调查单位的研发投入占到了主营收入的3至10%，达到世界先进国家标准。有近30%的企业研发投入更高。但问题是高投入并未能带来高科研产品。

　　最后造成的是“老板给员工打工”，高新科技企业过分依赖研发人员，总是担心他们跑掉，想方设法笼络，没有认识到决策和管理的关键作用。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有23.1%的企业有认识。这个比例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新成立的高科技企业和倒闭的企业都很多，一批批“先烈”倒下去了，一批批后来者站起来。在国内，这是高新科技企业的一个普遍现象。如果这种现象不断重复的话，可能3年后现在的企业又要倒下去一大批。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现象，我们需要的是持续的竞争力。

　　但是我们的高新企业最缺少的就是持续竞争力。调研结果显示，64.9%的企业重视技术创新，而只有35.1%重视技术积累。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另外，只有15%的企业了解到管理控制才是企业保持持续竞争的关键。其他所谓技术人才(27.1%)和市场需求(43.2%)竟然占了绝大多数。人才和技术只能替产品创造竞争力，但竞争力不是高新科技成功的关键。只有持续竞争力才是关键。

　　我们不妨提一个形象一点的问题：为什么美国有“麦当劳”，而中国只能有中国餐馆？“麦当劳”的味道并不如中国餐馆的好，但它各分店的味道都是一样的，这就是它成功的地方。而你到中国餐馆，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大厨的手艺不错，炒的菜就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因为这个大厨的手艺是无法复制的。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西方的高新科技企业是利用“麦当劳”这样的工序研发，而国内公司的研发却类似中国餐馆的经营模式。这样，中国餐馆(高新企业)永远达不到如同“麦当劳”(微软)的全球性企业规模。

　　制度建设是关键

　　那我们应如何将中餐馆一样的研发理念转换成西方麦当劳式的研发理念呢？

　　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企业纪律化的思维。我去过许多企业，发现许多企业的员工无论是听讲座，还是座谈，都会有人出出进进，上厕所，打手机，大口喝水，这种情况在西方企业很难看到。有些企业的老总，在开会时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打扰，签个字，接个电话。这种见惯不怪的现象，实际上都是企业无秩序的一种表现。

　　虽然说老总在开会时签个字不致使企业受到什么影响，但我认为如果企业规定好了开会不许做其它的事，那么老总就应该做到，因为这已不再是简单的纪律问题，而是思维的问题。一旦出现破例，企业老总的思维就陷入了不讲程序、不规则的传统思维中。所以，要想使高新技术企业做到讲方法、讲程序、讲纪律，企业老总最需要培训。遗憾的是，许多老总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而且根据观察，在深圳许多高新技术企业虽然也有文档记录，但是文档的操作性都很差。这是为什么？还是个纪律问题，大家都在随心所欲，认为少一点、漏一点没关系。我想强调，一个没有纪律的团队根本是无法发展成微软的。

　　此外我们应将纪律的思维转换成工序。我们还是以中国餐馆为例。它可以借鉴"麦当劳"的工序。比如，我们可以把大厨经典炒菜过程分解，设计成20道工序：第一道工序(A)切葱花，按规定好的标准切；第二道工序切肉丝(B)，也老老实实按要求切……下一道工序(C)倒酱油，别凭感觉，须用设计好的勺子倒满一勺；再下一道工序(D)调好一定的温度炒菜，规定炒6下就6下，不要多也不要少……每道工序严格按规定做，千万不要创新。这样炒出的菜肯定难吃。可能是大厨1/10的水平。但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有什么好处？——这样可以积累手艺！比如，炒出的菜端上桌，客人吃了说太咸，回头你可以告诉C，你可以把勺子换个小一点的，如此反复，不断累积、不断改进，甚至可以输入电脑，形成电脑程式。这样到最后，你可能达到大厨80%的手艺。但这就够了。做到这一点，你还怕跑了大厨吗？你甚至可以像“麦当劳”在世界各地开分店。

　　“麦当劳”就是这样累积手艺的，它的分店开到世界各地，谁都可以去做它的薯条。“微软”也一样，从WINDOWS95到2000，其产品也就相当于“麦当劳”的汉堡。然而，正是这一简单的思路，创造出西方辉煌的科技文明。

　　但在中国呢，企业流动最大的往往就是“大拿级”的关键人物，一个人走了就带走了一切。这就是标准的中餐馆式的经营思维。我所谓的工序思维就是用制度取代大拿，也就是前例所谓20道工序炒菜取代大厨。

　　传统文化不养高科技

　　我们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思维也对高科技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我将东西方的文化思维与其对高科技的影响做一解说：

　　“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在西方理念中，就不这么看，失败必然是决策或管理失误，是要负责任的。我们由于受到这种东方文化的影响，在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中，有32.6%的企业管理者认为高新技术产品研发成功与失败是可以理解的。而企业研发人员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失败是自然规律。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许多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研发活动中，企业管理者放弃或淡化了对高新技术产品研发目标的控制与管理，因此只有23.1%的企业认为控制与管理是重要的。企业研发人员追求自身能力的体现，谁都不关心和对高新技术产品研发成功与失败负责，甚至认为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成功是建立在无数次失败的基础上。

　　我们崇尚“杀鸡不用牛刀”、“以少胜多”、“四两拔千斤”。为什么呢？我认为我国传统文化最重视“悲剧英雄”。我们的文学戏剧里所歌颂的往往是以少胜多的事例，例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杨家将、文天祥、史可法、岳飞等等。但我们历史上绝对不缺乏以多胜少、以众胜寡的事例。例如汉武帝时的卫青、霍去病，当这些大将军出征匈奴时，他们必定采用以众胜寡的策略，经常以20万大军吃掉匈奴2万之众。而且武器也是最先进的。当时的汉军使用的弓叫“钢弓”，这种弓涂上了一层黑漆后，变得更加坚硬，且能比一般弓多射出100公尺，成了当时塞外之战的决胜利器。可是我们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事例呢？知道的人不多。

　　也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不重视“以多胜少”、“千斤拔四两”。在研发中，则形成了喜欢少花钱多办事的思维，多花钱就代表没水平，这是我们的思维。但西方理念崇尚遵守规律，如活动遵守规律，过程受控制。由于受到这种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在新产品研发中，追求最少付出，寄希望于小概率事件。例如许多企业宣传和奖励有那些条件不具备(如资金、设备或环境)，储备不充分(如备有技术积累和经验)，过程超常规(不按程序和规范进行)，但获得成功的项目和个人。这些项目风险很大，成功率很低。这种宣传和奖励的导向，将引导企业进入风险领域。这些小概率的项目的成功是建立在大概率的项目失败的基础上。这也正是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短命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根据调研结果显示，有17.4%的企业研发投入仅占主营收入3%以下，这基本上就是属于小概率的项目。

　　在我们的潜意识里，什么叫水平呢？就是做出来的事没有错误，对工作的要求也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有这种追求完美的思维呢？我想可能与我们从小到大一到考试就追求100分的绝对完美心态有着直接关系。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加强错误的测试与验证过程就被视为一种资源浪费；而在西方理念中，完成的工作必定有错误，而且，高科技含量越大，错误也就越多，这不是无水平的问题。所以，他们认为，加强错误的测试与验证是成功的必然保证。他们为什么有这种接受错误的思维呢？我想很可能与西方考试制度不同所致，基本上西方是以曲线打分，只要你在全班前30%，我就是A，虽然你考试犯了很多错误，但你仍然相对上是最好的。因此西方人勇于接受错误的思维远远的高于东方人。但表现在科研上就形成了西方重测试改正错误而东方人不重视测试。这个心态能在此次调研中被充分体现。有85.9%的企业测试支出占研发总费用比率是远远低于西方的40%水平。

　　我们的工作一般要求“内行领导内行”，高新科技企业尤其如此。我们的研发人员多透着这么一股味道：说我不行，怀疑我，你自己来，老子不干了。所以，我们的研发机构一般提拔什么样的领导呢？就是要提拔研发组中最好的研发人员当组长，否则，镇不住下属。根据调研结果显示，76%的公司是从技术部门的技术尖子中提拔，而只有24%的公司从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中提拔。但在美国，科研人员拿不了MBA的话就别想当“组长”。西方研发机构中，往往是学管理的“外行领导内行”。“内行领导内行”有什么错呢？比如评价研发人员工作，我没水平，怎么评价人家呢？所以要找一个最有水平的人来当“组长”，他才可以给下属“打分”，这里便有我们文化中的“精英”主义。但这一观念不利于企业研发的发展。再看西方的“外行领导内行”。当研发人员发明出一种产品的时侯，他自己须证明自己的产品是好的，而不是由领导来评估。因此，他就写很好的报告，做出很好的模型，他还要对产品进行一遍一遍的测试，拿出数据，来告诉这位“外行”领导我的产品有多好。这位“外行”领导用什么眼光来评价你的产品呢——他是个普通消费者，这个“普通消费者”说好了，你的产品才OK。

　　由于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在新产品研发管理中，追求个人的能力和作用。例如我们经常听到政府和企业奖励有“特殊贡献的专家”，但很少听到奖励有“特殊贡献的团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必然导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更不要说当“鸡身和鸡尾”。这也正是我国高新技术企业长不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我们的心底，我们是相信奇迹，崇拜奇迹的。根据调研结果国内有54.6%的企业倾向于期望某个研发人员突然间能创造出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能赚大钱。可在西方却不然,他们只相信规律，不相信奇迹。他们不会倚重于个人的创造能力，而更多的依靠制度的运作。

　　东方文化崇尚精神目标。如“追求第一”、“不鸣则以，一鸣惊人”、“愚公移山”，“铁棒磨成针”。而西方文化崇尚现实目标。如“相对优势”、“阶段目标”、“综合指标”。由于受到这种东方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开发过程中，追求技术是否先进，水平是否领先，没有进度和时间观念，甚至把追求“国内首创”、“填补国内空白”、甚至“填补世界空白”作为产品的研发目标，把

“愚公移山”和“铁棒磨成针”作为新产品的研发的座右铭。因此，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的研发进度不断延期，经费不断追加，状态不断更改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已成为我国企业技术产品研发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2003年12月21日 　　作者：郎咸平

欧亚农业的问题浮现了以后, 保荐人到底应该负上什么责任一直是目前媒体最关切的问题。 举例而言,

欧亚浮报了20亿元的销货收入,但实际上其税务资料只显示了1亿元的收入。 如果保荐人或核数师能针对销货收入和报税记录仔细对比查核,

此种浮报收入现象应可被防止。但很不幸目前香港对于惩罚保荐人或核数师所订定的办法不太具体而且几乎没有什么监管。如果不能有效的监管保荐人和核数师,

欧亚农业的问题将会相继出现。

　　香港监管当局也是在此背景下才提出了这个新的方案。但是十一月三日以高盛为首的十四大投行就港交所加强规管保荐人的咨询文件联署发表意见----“反对”保荐人承担招股书责任。也就是说这十四大投行认为现行条例挺好，港交所不需要进一步规管他们。那么我们来讨论一下现行条例是怎么回事。在现行条例之下，保荐人几乎全无责任，只要上市公司和有关的保荐人按照上市条例的规定完成所有港交所要求的文件后,基本上就算完成了任务。而且港交所并不是法定的监管机关因此不能有效的监管保荐人,而最多只能给予警告。这十四大投行的反对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因为全世界大概也只有香港才有这么可笑的制度了，对他们而言这么有利的可笑制度怎么能够不要呢？

　　我本人对于香港证监会和港交所的无法保护中小股民可以说是习以为常。类似的事件在2001年修订证券与期货条例时已经发生过一次。当时还义愤填膺，血气方刚的维护中小股民权益，但没想到香港利益集团竟然能够轻松的影响到该条例的修订而朝向有利于利益团体的方向变动。

　　我认为当时的情况和这一次规管保荐人的案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值得读者关切，因为我很担心类似事件会重演。2000年11月财经事务局修订证券与期货条例明定了6种市场失当行为，包括了“内幕交易”，“虚假交易”，“操控价格”，“披露关于受禁交易的数据”，“披露虚假或具误导性的数据以诱使进行交易”，“操纵证券市场”。其中有关披露虚假或具误导性的数据以诱使进行交易的举证责任在辩方，也就是辩方举证。这个辩方举证是个我心仪已久的美式监管思维。

　　外资行的这种披露虚假或具误导性的数据以诱使进行交易的例子在香港相当多。我以当时操纵中国移动为例来做说明,

中移动在2000年十一月八日前逾一星期出现大量卖空盘, 每天卖空值曾高达交易量的一成五, 一周卖空值高达每天交易量的七成。 在十一月八日,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分析员突然改变该行过去对中国移动的股价预测, 由十月份的目标价七十六元, 一下子调低至四十九元。 其后,

该行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继续调低中国移动目标价至三十九元。

　　十一月二十四日开市前, 瑞银华宝主管张化桥举行电话会议, 会上介绍信息产业部高级研究员钱进潮接受访问, 钱进潮证实了市场传言,

指从2001年一月份开始, 中国便实施手机单向收费政策。 结果中国移动股价一周内跌至三十九元六角。 中国移动股价变动及跌幅,

基本上与一波前两周的预计吻合。 但该行在随即已否认钱进潮的意见代表信息产业部, 只说钱进潮的意见只代表个人意见。

这是个标准的披露虚假或具误导性的数据以诱使股民进行交易的证明。

　　为何第一波士顿和瑞银华宝在美国证监会强而有力的打击下不敢如此操纵市场, 但到了香港以后, 却敢如此肆无忌惮? 这完全是由香港证监会监管不力所致。

　　针对这种情况, 香港当局2001年修订《证券及期货条例》时, 将类似中国移动操纵股价现象提出辩方举证。

原文披露如下:“披露虚假或具误导性的数据以诱使进行交易的举证责任, 控方须证明数据可影响证券价格或诱使交易, 辩方可引用一般性免责辩护条款,

证明其真诚行事及不知道数据失实性等(这也就是辩方举证的意思)”。

　　当时的香港政府也像这次一样将草案发放给社会各界寻求意见, 这一点是我最反对的。 这就如同拟定刑法草案, 而要求监狱服刑人提供意见一样的不智,

他们肯定认为刑法太严。 同样的, 10大投资银行包括贝尔斯登, 第一波士顿, 帝杰, 高盛, 怡富, JP摩根, 佳活宾信, 美林,

摩根士丹利和所罗门美邦联合写了一封意见书, 表示反对辩方举证条款。 香港财经事务局发言人指出, 在港府就条例进行信息时, 在举证责任方面,

港府只收到一份由10大外资投资银行所提之反对意见, 除此之外并无收到其它意见。

　　但很不幸的是, 港府屈于外资行压力而将举证责任转为控方。 虽经我数度着文疾呼, 可惜势孤力单难以回天。 如此一来,

港府再也无法就中国移动案例进行调查。 若无辩方举证, 香港证监会如何能够查到十一月初的交易是由第一波士顿和瑞银华宝所为?

而且当时外资行还透过境外交易炒作中移动股票。

　　事实上, 辩方举证是证交法成败的关键。 就算证交法写的再漂亮, 再动人也毫无意义。 因为你没有执行,

而执行成功与否之关键即在于辩方举证。最后这十大投行联名写了一封信，部分内容如下We welcome the fact ……that the

burden of providing negligence has been shifted to the prosecution.

”(我们很欢迎港府将草案的举证责任转回控方) 。他们当然要高兴啦﹗因为从此以后﹐港府再也不能将之定罪了。他以后的市场操控行为将得到“法律”

的保障。我的观点在香港受到了冷落，但没有想到一年之后我在内地提出的辩方举证思维竟然能够受到国内有关当局的注意，今年一月九号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就将我的辩方举证观念带入了这个法案。这也算是我个人在香港的失败和在内地的成功。

　　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希望利用历史的错误来提醒港交所能够坚持原草案精神，不要像两年前一样轻轻松松的就输掉了原则和中小股民的福祉。只要港交所和证监会能够为中小股民的利益和这十四大投行周旋，我相信舆论会支持你们的。

　　2001年我曾在香港激励呼吁要以美国的监管思维为本，当时财经事务局的发言人针对我的呼吁提出了如下的可笑答辩。“…有关市场失当行为条文的草拟工作，首先参考了英国和澳洲，经考虑后，决定以澳洲的公司法为蓝本，因澳洲的公司法例行之以久，草拟方式已与香港法例相似…”。

往者已矣，不去谈了。两年之后的上个月，香港监管当局才姗姗来迟的宣布要以美式的监管为主，这与我当时的呼吁已落差了两年。这两年国内的监管力度已大幅超过了香港，我认为我们香港监管当局现在应该邀请国内证监会来当顾问了。为了强化香港的监管,

我想谈谈国内如何监管保荐人。

　　香港有关当局对于保荐人的监管主要是受上市条例的管辖,而港交所负责上市条例的执行。只要上市公司和有关的保荐人按照上市条例的规定完成所有港交所要求的文档后,基本上港交所就算完成了任务。遗憾的是港交所并不是法定的监管机关因此不能有效的监管保荐人,而最多只能给予警告。除非保荐人有犯罪意图,否则绝对没有可能对保荐人提起诉讼。

　　但国内却是由证监会负责监管保荐人。国内有关办法实行保荐人污点记录。这个办法规定的非常清楚。每一家保荐人按其大小给予几个通道或叫做名额。最大的保荐人给予8个通道,

其中包括四个新上市和四个发股。该《办法》规定

　　1. 上市公司公开募集文件刊登后发现信息披露存在虚假、重大误导或重大遗漏的,

保荐人将被处扣5分的处罚。这也就是说如果保荐人所推荐的公司发生类似于欧亚农业的造假行为, 不论责任归属, 保荐人将被扣除5分。

　　2. 保荐人所推荐公司当年的主营业务利润比上年同期下滑50％以上的，每发生一次扣保荐人6分；

　　3. 保荐人所推荐公司当年的主营业务出现亏损的，每发生一次扣保荐人12分。

　　保荐人在一年之内不良表现记分累积达12分的，将被暂停一个通道半年。但暂停以后是否重新再给予通道就必须有监管当局再次审核,

相当的麻烦。如果所有通道都被暂停的话, 那么这个保荐人就算玩完了。

　　国内监管当局认为, 污点记录的长期积累将对保荐人的行为形成约束。这个监管的思维是可取的, 但也不是全无问题的。

我想谈几个比较重大的问题供香港有关当局参考。

　　1. 造假行为发生后, 保荐人将被扣除5分。

而保荐人所推荐的公司当年主营业务利润比上年同期下滑50％以上的，每发生一次扣6分；出现亏损的，每发生一次扣12分。也就是对保荐人造假的惩罚比对上市公司出现亏损的惩罚更轻，这实属不合理,

我认为应该加重对保荐人的处分。类似的问题似乎在该办法中相继出现, 我想这主要根源于国内监管当局对于造假所带给股民伤害的警觉性不够 。 举例而言,

该《办法》规定，没有通过证监会的上市或发股的审核 (香港的上市和发股是由港交所审核,

而国内是由证监会所审核)，比违法违规的后果更加严重。如果因为造假违法或违纪而没有通过审核的案件, 保荐人将被扣一份。

但是保荐人所推荐的公司被终止审核或不予核准的，每发生一次却将被记2分。这种规定显然不合理。

　　2.

一直以来，国内上市公司的质量一直不是很理想。极端的情况是，新上市公司上市当天就出现各种问题。这说明，保荐人没有尽到义务，似乎成了一个集体“犯规”。一个证据就是日前有多达几十家的券商“暂停一个通道1－3个月”的处理事件。目前的一个担心是，券商的集体问题可能再度重演。一旦如此，会不会出现“宽大处理”的案例？我认为有关当局应该订定规则完全排除宽大处理的可能。

　　3.

有的舆论认为如果保荐人普遍出现违规情况，如果按照规则办事的话，保荐人可用的新股上市通道势必将大量减少，通道的大量减少会制约保荐人的承销能力，而承销能力受到制约，可能使证券市场的基本融资功能被窒息，乃至影响整个证券市场的发展。我认为正确的观念是我们情愿减少保荐人的承销而不能因曀废食允许一个不健康的股市发展。

　　4.

有相当多的专家指出其它市场主体对保荐人的执业质量没有判断权。从考核的标准看，所有的标准都没有能够表达投资者的看法，也就是说投资者对于保荐人执业质量的看法，无法得到应有的体现。《办法》新特点是从反方向明确保荐人“不应该做什么”，显然并没有包括市场对于保荐人的看法。我想这个最大的问题在于上市公司上市后虽未出现亏损但股价却大跌应如何处理?当然我必须指出这在国际上也是属于比较难处理的问题,

因此不应对此法案过于苛责。

　　我认为国内目前推出的保荐人管理办法的最大优点是惩罚条件非常的明确, 这一点应是香港监管当局学习的重点。当然我必须说,

国内所推出的监管保荐人的办法当然有其问题, 例如对于造假的处分太轻,

但是香港监管当局连这样的办法都还在酝酿之中实在令人不胜唏嘘。而且目前还遭到了利益团体十四大投行莫名其妙的反对。我希望港交所不但应该坚持原则与这十四家投行周旋到底，而且还应该与国内监管当局进一步沟通加强监管保荐人。

2004.7.16

郎咸平

　　感谢各位的到来。今天我们是做一个现场实况的转播，这也是第一次在现场实况转播中讲案例。这个案例也是我书中的案例。我准备把这几个案例和目前最热门的一个话题扯在一起，而这个最热门的话题跟我们夏主任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今天也请夏主任过来给一个指导。我的题目是政府应该严加监管国内逐渐成型的类金融控股公司。这个表格是从夏所长的文章中摘录出来的。

　　所谓金融控股公司在目前的中国是不存在的，可是根据夏所长所编辑的表格我们可以看出工商企业在信息法定之下是可以拥有不同形态的金融公司，比如信托公司、集团财务与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等，这是现行法律允许的。这个三角形的是法律允许，但并不常见的。虽然我们对金融控股公司本身没有一个现行法律，但是类似金融控股公司的概念在我国已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我给其取名叫类金融控股公司。目前我国所谓类金融控股公司有几大类，第一个是德隆、新希望、海尔等集团，是企业控股金融机构。第二种类型的类金融控股公司是金融企业控股其他金融机构，比如香港的几家银行。这类控股公司主要的问题来自于第一项，即今天媒体谈论的热点——企业资金与金融资金结合。德隆引发的问题是金融与企业的结合是危险的。我甚至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有一个先瞻性，由小见大。我是建议在这方面我们更应该严加监管，我们不能让所谓的金融和企业结合体影响到我国未来金融环境的稳定。

　　为表明我这些想法，我准备利用书上讲的案例来谈这些问题。这是德隆“老三股”股份走势。我们看到了媒体对所谓股价下跌的看法，包括资金链断裂，恐慌性的抛盘，券商强制平仓等等，事实上这只是表面现象，我们没有谈到的最本质的问题是在于通过类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模式进而进行私募的多元化财务策略才是根本，而类金融控股公司是最类似金融化经营的催化剂，我国目前的企业不需要这种催化剂。

　　总之很多企业认为今天做产业，我收购几家银行，证券公司可以提供资金的收入，资金进来可以更壮大发展，而且有类似思维的企业有相当多。但是当你在金融和产业方面搭配不好，你所得到的结果就是一个突然的崩溃。就像是我们所见到的德隆一样。可是如何做把握呢？如何把产业跟金融做一个良好的把握呢？这有需要政府的参与。我一直是主张大政府主义的人，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没有政府的参与。为保证国家经济稳定发展，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对类似的类金融控股公司进行严格的监管。这是德隆的多元化策略，可是类似的策略几乎被全国所有的集团公司采用，一方面发展实业，一方面在金融业。注意观察的话，会发现各地的城市商业银行的大股东很可能是当地的政府，可是二、三股东在很多曾面上都是私营企业或者国营企业，这个现象是危险的。我个人表示反对，反对的原因我慢慢会谈到。可是当你真的走入绝境的时候，企业盲目做大做强的结果必然是变卖财产，放弃偏离主业投资，减少投资规模，注重企业的信息流。这四类条款周而复始出现，我们的企业是不断走回老路。那么为什么企业会如此想做大做强呢？一个产业金融体会让类思维更恶化。怎么样才是一个成功的多元化经营呢？企业多元化经营的目的一定要有业务的互补，通过业务的互补，创造了稳定的现金流。我们看几个案例，一个成功的企业应该如何创造互补，而且创造互补的思维在我们的大集团企业里是不存在的。我今天拿唐万里的一句话来做一个前沿，德隆出的问题是长中短搭配组合不好，德隆只注重横向内容方面的互补性，他们认为自己做得可能是比较到位的，国外提出的案例这些都是不到位的。第一个，当你从事多元化投资的时候，你如何通过长中短投资来减低风险呢？目前包括德隆在内很多企业都是做得不好的，现在我们提出两个企业来说明如何创造长中短期的搭配。

　　第一个是美国GE，大家看这个图形，黄色的线是GE的利润，但是我们细细将其分割的时候，你发现红色是长周期的业务，蓝色的是短周期的业务，这两个业务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红色的线条。光看红色的线条很清楚，就是稳定上升。那么短期在这两年是下跌的，长期的在94、95年也是下跌的。可是由于长短期搭配良好的结果，两者互相抵销了，继而创造出一个平稳上升的曲线。而这个抵销就是我所谓的互补，这就是长周期业务和短周期业务的互补。这个互补听起来很简单，但要做好需要两把刷子，不是想做就可以做到的，没有水平的企业要这样做是缘木求鱼。

　　另外一个例子是中信泰富，乍看它的业务重点不断转变，似乎没有重点。我继续花了二、三个月做深入研究，这样一个业务模式是先下跌，再上升。我们发现其内部有一个调整机制，当跌到某一个水平的时候又上来了。那么这步是怎么做到的？这步是透过一个良好长短期搭配多元化经营而做到的。我提出两个简单的思维即投资有序，生生不息，稳定中不忘进取，进取中寻求稳定。它的意思就是利用回流资金整体业务搭配措施，减低过分扩张的危机。对中信泰富而言，红色线条是房地产，蓝色线条是基础建设，绿色线条是通讯业。中信泰富94年的时候先做房地产，然后利润上去了，再做基础建设，这两个都下跌又做通讯行业。如果某一个行业在一、两年内迅速投资几个大型业务，往往造成周转不灵。而这个中信泰富是投资后二、三年回笼再投一个，在这三年中投资一些短期回收的项目。只有如此长短期搭配，才能减少周转不灵的风险。因此我们拿GE和中信泰富的投资做比较，这两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一个企业在不断成长中可以进取，同时不要忘记稳定。一定要拉长投资曲线，比如三年。如果你水平更高的话，像GE，你长短期可以搭配得很好的话也可以。否则那就要像中信泰富来拉长投资曲线，如果你都做不到就会周转不良。

　　我们把中信泰富数据划出来，黄色是投资总额，蓝色是净利。我们注意到其展开大投资的时候，一定是在盈利稳定上升两年以后才会做，即有充足的现金流以后才开始做大投资，这就是稳健。所以经营一个企业成功的条件绝对不是抓好项目，不是找一个最好的项目赚最多的钱，稳健、保守才是企业有序生存之道。

　　德隆另外一个问题是只注重了横向互补。其实横向互补是非常艰难的，不透过学习你是不会的。所以我把项兵院长讲的一句话跟各位做一个解说。一个企业家做成功很多时候靠悟性和机遇，但是仅靠这些复制大企业经验是不成的，复制是做不成一个大企业的。如何能做横向互补？我以李嘉诚先生的和记黄埔来看，我们看蓝色的线条，73年的时候在香港投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向国外扩展，所以是由香港本地的小公司由三十年间变成跨国公司。而且业务从原来仅仅从事房地产到现在什么都做。李嘉诚先生的企业现在是一个到处都有，什么都做的行业。那么我想请问在座的企业家，这是每一个企业家的梦想，那么我很不客气地反问你一句话，如果把李先生的企业交到你手上你玩得转吗？有人可能说我可以呀。那我们出一个考题。我就挑和记黄埔，这家企业有港口及相关业务、电讯、基础建设、零售、能源、财务、物业，从98年到现在每个行业我算出一个行业成长率，画了七条线，如果跌到－50％或涨到200％都是很危险，那么把这么一个乱七八糟的企业交给你，你怎么做？我们的企业家每天忙到12点，累得要死。我们李先生每天五点就下班了。当然今天不是上课，我没办法请观众起来回答问题，真正上我的课的话我花一个小时的时间一个个折磨你，没有人可以答得出来。那个时候大家会觉得自己的悟性不够了，需要学习。为了节省时间，我就直接讲答案。我这个人的智慧不怎么高，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拿出IBM笔记本计算机，我有把这七大行业每一个行业的增长率取一个平均率，我发现其取完平均数的资产组合是成长率由－5％到20％就是80％的机会和记黄埔是正成长，但再成长不会超过20％，所以不会膨胀。有20％的机会是负成长，但也不会超过－5％。我如果今天不问你问题，职业把答案讲给你听，说把一个成长率由－5％到20％的企业交给你做的话，你就太高兴了，可以睡觉了。但是从左面这步到做到右面这步就需要水平，需要学习。不是靠悟性可以学出来的。这就是内容的横向互补，中国哪个企业可以做到这步？当然我相信是有的，我也希望是有的。你只有做到这一步才能为股东创造最大的财富。和记黄埔股东利润是正上升，这才是给股东创造价值。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企业，你能够如此地替股东创造价值你又何必需要做庄？你就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做事就可以替所有的股东做事，这才是我心目中的行业，这才是我心目中的产业，你做得到吗？因此对国内有太多产业我们需要鞭策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