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6 页

　　从战略上，我反对无限制引进外资，反对现在就进行市场自由竞争，因为我们没有完善的政策配套设施，法制建设跟不上，没有好的游戏规则。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采取“市场换技术”策略，很遗憾常常技术没换到，市场却丢了。我认为，必须使外企和其他企业一样在公平的基础上去竞争。

　　外资零售商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外资零售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并不比国内的企业高，但是他们还是一直在各地新建卖场，实际上采用的是“亏钱换市场”的策略，进行“零售倾销”，用发达国家的利润来补贴在发展中国家的亏损以换取市场。我本身是个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从小就在资本主义环境中长大，我太了解资本主义了。我认为，过度吸引外资并非是件好事，比如说在苏州，去年的人均产值达到5000美元，而根据调查，当地老百姓平均每年可供支配收入只有1万元人民币，不及人均产值的四分之一，其他的多数流向外资的母国。这些地方外资企业虽多，但这些企业给劳动者的工资并不见得高。

郎咸平接受《人物周刊》记者采访实录

2006.1.16

这场争论带给我们民族的，不是争论本身，而是如何正确构思一个真正的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治国理念。这是这次产权改革争论的根本。国有企业改革只是国家发展的小部分而已。以新自由主义学派为首的指导思想是危险的，我接受贵刊的采访，就是要站出来说，我从根本上反对目前有些地方的产权改革。不是反对改革，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来的、向西方靠拢的教条主义思想。我想借贵刊提出一个新思想——新法治主义来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思想的问题无对错。

　　我真正了解了中国，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更有信心了

　　人物周刊：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到现在，你认为公众对你有误会？

　　郎咸平：公众对我没有误会。这几个月我不接受记者采访的原因，是希望事情能淡一下，需要整个社会的反思。同时，讲句良心话，我也希望专家和学者，发表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自己批评这件事，也要容许别人来反向批评，这是件好事。我不成为媒体的焦点，总希望让别的人来多谈话，这个讨论才有意义嘛。为什么这么小的事能引起这么大的波动，这绝对不是我个人的魅力，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有什么了不起的，而是整个社会不安的情绪，这是你们能看出来的。如果大家到现在为止，还把焦点放在郎咸平喜欢个人炒作，那我觉得真是太悲哀了。郎咸平只是一个棋子，只是一个社会大众发泄不满的出气口而已。

　　人物周刊：其实你谈到的问题，秦晖先生在10年前就提出来了，为什么这一次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郎咸平：其实不只秦晖，很多人也讲过。为什么到今日才引起重视？因为日积月累的结果，到了今天特别严重。我不否认我提出的方法是绝对引人入胜的方法，谈到一个最著名的企业，用案例的方式，说明他们如何转移国有资产。这个方法当然比较符合社会大众的口味。但是这算不算是我个人炒作呢？当我提出这个案例以前，我大概是惟一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人。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利益团体、社会大众会有什么反应。我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写了这三篇文章。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类国资流失问题会在社会大众里产生如此激烈的情绪反应，这些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当时甚至认为，写完这三篇文章之后，很可能没有人关注，而且这是很强烈的感觉，因为这只是学术论著。

　　这次争论不断在无关紧要的地方纠缠来纠缠去，我都听烦了，我都不作回应，你说我回应什么呢？都是无关的事情，有什么好回应的？如果对于国资流失改造，如何增加效率，这是学术讨论，我会回应。结果都不是，你叫我怎么回应？任何一个专家学者发表评论，到最后都要经过社会的检验。那我现在认为是让社会来检验我每一个发言的时候。

　　人物周刊：这次大讨论，区别于大多经济学家，社会大众、特别是网民给予了你很大的支持，怎么理解这种支持？

　　郎咸平：这次风潮过了，我有很深的感触。当网友写评论的时候，我很仔细看，我想看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样水平，大众对这个事情到底认识清不清楚。专家学者的批评我是不太看的，让助理综合一下摘要。比如意识形态方面，郎咸平是不是在哗众取宠，反正都是对我个人动机的猜测，你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呢？

　　但是，网民的反应我非常仔细地看，坦白讲，我很感慨也很感动，我呼吸的脉络和社会大众是息息相关的。而且社会大众对我理论的了解远远在专家学者之上。甚至当别人批评我时，网民替我回答。批评者说，郎咸平说停止产权改革我们是不赞成的，网民马上说，郎咸平从来没有说过停止产权改革。他们了解得多么透彻，而且透彻到什么地步呢，他的回答就是我心里想说的话。经过这个讨论，我发现社会的舆论走向究竟还是取决于民意，而不是取决于所谓的专家学者。我从来没有对社会大众给予过如此高的评价，但这次社会大众所展现出来的强劲的生命力，对社会不公正的呐喊，以及对强权压迫的反击，让我深有感触。所以，我真正了解了中国，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更有信心了。有的人说郎咸平不了解中国，他搞错了。了解中国不一定要生在中国、长在中国，而是必须对中国做研究。

　　人物周刊：网友这种一面倒的支持蕴含了什么？

　　郎咸平：我必须绝对强调一点，我个人的魅力是非常小的。决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了不起的贡献，而是社会的不满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爆发的热度。用经济活动中一种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保姆理论”，就能够触动每一个人的心弦，让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做出自己的判断。说真的，我心里没有任何喜悦的感觉，我反而感到我的贡献可能被夸大了。我只是在一个适当的时机，一个正确的时候，说了一些话，一些让人比较触动的话，然后让这个社会产生很大的反思，仅此而已。

　　人物周刊：整个争论从头到尾，你有没有改变过自己的观点，有没有反思过？

　　郎咸平：不可能有改变，不可能有反思，这是我几十年学术的积累，做出的结果，怎么会有反思呢？我将来一定会继续坚持我的理念，这不是一个想法。学术观点无所谓对与错，不同环境之下有不同的观点，比如我的观点在美国是不适应的，那在美国就不正确了？思想的问题不是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适不适应时代的问题。我认为我这个想法目前是最适应中国的，至于正不正确不是我所考虑的。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是坚持认为，你的观点不能成为主流，那是国家的悲哀？

　　郎咸平：对。你觉得呢？

　　人物周刊：那么多学者站出来反对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郎咸平：坦白讲，我不太清楚。我不是局内人，媒体做过很多揣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宁愿把它当成学术讨论好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不发言的原因。我觉得他们不是在学术上反对我，是在意识形态上、从动机上反对我，不是学术讨论的范围。

　　人物周刊：看到这么多反对者的批评，你心里怎么想？

　　郎咸平：坦白讲我还是比较尊重他们的发言，这是我的心里话。我如果不尊重的话，早就泼妇骂街了。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环境，而且有不同的利益团体，这点我没有资格批评。第一眼看到他们批评的时候，我有点吃惊，很突然。但马上开始虚心接受。我如果不接受的话，这么长时间我不会毫不动怒，毕竟我是个凡人。

　　职业经理人制度是突破

　　按照我的思路来做，国企的效率在正确指导思想下绝对不比民企差

　　人物周刊：郎教授，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你认为到底哪里错了？

　　郎咸平：一个政府，经济到底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企业政治结构，要看这个国家的民族性，看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英国的产权改革，大家都没有完全搞懂。英国的产权改革有三大定律。第一定律，产权结构不变，绝对是国有股，在这种情况下，招聘职业经理人来做，当然行政命令是退出的，做得不好，下课，换人；做得好，就换成第二定律——上市，把这些业绩极为良好的国营企业卖给社会大众。这就是英国藏富于民的最重要的改革理念，而不是卖给私人。而且他们把最好的国有企业拿去上市，在让每一个老百姓都能获得利益的情况下上市，所以它直接把财富从国家手中转到社会大众手中，而不像我们，转到私人资本家手中，这是不可接受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第三定律——英国政府保有了一股黄金股（Golden

Share），在私有化国企的重大决策上政府拥有否决权。英国政府对核心企业的掌控是有效与权威的，这一点值得我们政府参考和学习。

　　如果大家再稍微了解一下西欧的产权改革，应该理解我国有些地方的产权改革方向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世界潮流的。什么是符合世界潮流呢？要把社会资产还给社会大众，而不是个人。产权改革不得到老百姓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国的改革就是社会动荡的开始。

　　人物周刊：你“破”了这么多，那么“立”在哪里？也就是说，你对国企产权改革有何建设性思路？

　　郎咸平：我如果没有“立”的话，就不会谈这个问题。我认为职业经理人制度，本身就是一大突破。国企目前产权不变的情况下，行政命令退出，在二级市场找职业经理人来做，在竞争领域和民营企业同台竞争，资源性垄断行业收归国有。这是我认为在现阶段比较有效率的方法，而且从世界历史来看，这种形态是最符合中国现状的。按照我的思路来做，国企的效率绝对不比民企差。

　　最有效的事是最简单的。千万不要小看我所提出的职业经理人的重要性。今天有些地方的产业改革，是践踏国有资产，践踏产权。不要把国家产权看得一文不值，国家产权如果能被所谓的国退民进，MBO，如此践踏的话，民企哪有信心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去做呢？一个不尊重产权的社会，不管是国有的，还有私人的，你的产权就会受到破坏。保护国有产权的最终目的也就是保护私有产权。当你不准践踏国有产权的时候，同时你也不能践踏私有产权。今天说郎咸平保护国有产权，那太小了，而是郎咸平保护所有的产权。我不是民营企业家的敌人，而是真正地帮助他们。

　　任何职业经理人都是“保姆”。只有充分地尊重产权，职业经理人才能成为一个好保姆。世界500强，哪一个不是职业经理人在做的？欧洲的产权改革，哪一个不是职业经理人做的？这么简单的一个方法，我还需要多讲吗？

　　人物周刊：反对者并没有否定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只是认为其重要性不如产权改革。

　　郎咸平：他们把这个问题看得太小了。我们一直围绕着产权，国有企业如何改革，事实上，我的切入点，更超脱一层。我们今天要确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尊重国有产权，也要尊重私有产权，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放心大胆地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去做。这才是强国的根本。他们对职业经理人制度认识是不清楚的。这不是讨论交通规则，不是选举，这是几十年的积累，只能表达，不能辩论，这是对思想的尊重。辩一辩就改变，那叫什么思想啊。

　　在现阶段，国有企业应该是中国经济的主流，这个阶段是不可改变的，这是民心之所向。我比较赞成的是英国式改革，国有企业做好了卖给大众。可是，要像英国一样改革，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没有英国一样高效率的股票市场。所以我认为现阶段的做法就是让国有企业效率提高，行政命令退出国企，由职业经理人来做。产权是国家的，在这种理念之下，国有股控股，但不干涉企业运作，这样和英国、美国的大众持股公司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人物周刊：用“国有资产被窃取”这一问题来阻止非国有化改革，那是郎咸平真正的目的，因为他确信国有企业应该保留，并且他更欣赏国有企业，而不是民营企业。对于这样的评价，你如何看？

　　郎咸平：我讲得很清楚，我是不赞成民营化的，不赞成非国有化改革，这种把老百姓的资产转到私人手中，我一向是反对的，还有所谓的

MBO。至于我更欣赏国有企业而非民营企业，那是他在偷换概念，我从来没有讲过，国有企业是好的，民营企业是差的。问题是在中国现阶段要维持社会稳定，资产不能转移到私人资本家手中。我相信国有企业改换思维，用我这套方法，一定不比民营企业差。

　　精英政府才有法治

　　——新法治主义

　　我主张的精英政府是以民为本的政府，法治化的目的不是讨好利益集团

　　人物周刊：究竟如何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郎咸平：目前只能靠政府的力量来解决，没有别的办法。

　　人物周刊：你反对主导我国产权改革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你似乎说过主张大政府主义。

　　郎咸平：所谓大政府主义我并没有在很多场合作更多发言，因为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再惹出更多的麻烦和误会。你以为我们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家，就是新自由主义学派，他们讲的民营经济、自由、民主、选举、议会、小政府，会把中国带到富强之地吗？这些理论是对美国或欧洲政治体制肤浅的看法，这是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最危险的地方。如果这些能把中国带到富强之地的话，请你看看现在的菲律宾，它曾是美国的殖民地，复制了美国的所有制度，包括议会、选举、民营经济、民选政府，最后，这个上世纪50年代亚洲的超级强权，它的女人要到别的国家做女佣。为什么？因为政府在还没有完成法治化之前就极早地退出了市场。这造成官商勾结，席卷全国财富。政府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政府是建立法治化的惟一来源，法治化通过民营企业家、学者建立，那是不可能的，一定是强制政府才有法治。

　　美国的法治什么时候建立的？1890年哈里逊总统搞了反托拉斯法，一直到1932年完成了证券交易法，整个法制建设是在美国大政府时期完成的。当建立好一个良好的法治后，每一个社会的经济个体都能按照游戏规则来游戏，不会侵害到别人利益，也就是说，上市公司做好上市公司，不要侵害中小股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时候，政府才能退出，中产阶级才能被建立起来。政府过早退出，带给一个国家的绝对是悲剧不是喜剧。

　　民主是要循序渐进的，没有法治，没有规则，民主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操纵政府。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不都是这样吗？你要选举，要钱啊，钱从哪来，必须从企业家那里来，他给你钱选总统，选上总统以后选总理，他在幕后操纵，就是这么简单。

　　中国未来的思想指导主流必定是我所提出的新法治主义——所谓新法治主义，就是以政府的力量建立一套以民为本的法治化社会，而给社会每一个参与者包括政府一个法治化的规范。

　　人物周刊：你的终极目标还是不反对实现民主。

　　郎咸平：当然不反对，因为我自己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我跟别人的不同在于，我彻底地了解世界历史，彻底了解什么叫民主。我希望以民为本，以老百姓来考量国家，我何尝不希望自由民主？任何低度开发国家过早进行民主化，自由化，没有成功的。你告诉我哪一个成功了？

　　人物周刊：一旦建立精英政府，就能保证民主的实现？

　　郎咸平：大或强权政府不一定会推动法治化建设，而这也是为何我用精英政府这个名词，不追求法治的政府不叫精英政府。精英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法治，完成法治化，就有游戏规则了，在股票市场上就不存在剥削了。像美国一样，每个人都不应该侵犯别人的利益。这个时候政府就可以退出了，为什么美国是小政府，因为美国大政府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建立法治化。我们还没有建立法治化，怎么能跳到小政府呢？

　　人物周刊：那中国五千年的大政府呢？

　　郎咸平：那是人治。全世界法治化是从19世纪开始，法治化是任何一个强国必须要走的道路。没有法治化建设，谁控制了权力，谁就控制了财富。今天为什么有很严重的官商勾结现象，谁跟权力接近，谁就能获得比别人更早一步的致富的机会，这是公平现象吗？现在的产权改革是公平的吗？做了国企老总，实现了MBO，你就致富了，这是公平的吗？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一直去不了的民族悲剧。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任务太重要了，要抛开这个历史悲剧前行，和国际接轨，推进国家进入法治时代，为下一代着想。这是阶段性的问题，历史已经证明，什么事情都要循序渐进，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人物周刊：那你如何解释苏联和文革中的中国，这也是一个强权政府，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呢？

　　郎咸平：这是一个好的问题。当时的政府不是我心目中的精英政府。当时的强权是人治的强权，扼杀了每个人的创造力，是齐头的平等，而不是足底的平等。每个人80块一个月，每个人都没有创造力，任何经济个体都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最大才华创造财富。

　　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把枷锁拿掉了，但走向另一个极端，个人完全发挥创造力，没有法治。所以我们要回到中间。每个人的创造力必须受限于法治化的环境，要在法治化规定的角色里尽量发挥，不能侵犯到别人。这是我理想中的状态。我绝对不是要回到人治的时代，那是错误的。

　　我主张的法治是以民为本的法治，法治化的目的不是讨好利益集团，像这次产权改革，而是增进全民福利，提高国家财富。以民为本的法治化建设必须由政府来推动，如果牵扯到了利益团体，一定是不公平的，会造成社会动荡。精英政府是以民为本的政府，这样才能主导一个中立的法律，以大众利益为准，这是一个原则。

　　人物周刊：在这次产权改革争论开始时，你并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郎咸平：对，一开始并没有提到，我认为太早了。但现在我发现社会大众已经有足够的水平来接受我这种更进步的理念，强国理念。（反复看窗外的十字路口）你看我们现在交通乱成这个样子，你不感到惶恐吗？慢车道跑到这里停，快车道跑到那里去右转。这个叫纪律吗？这样的国家是法治化的国家吗？不经过法治的建设，怎么能导向正统？

　　一定要写清楚，我主张的不是人治的强权，不要让人说郎咸平带回文化大革命。在现阶段，应该强化中央政府的执政能力，这个阶段过了，我们下一代人才有好日子过，我们这一代该做点牺牲吧。

　　人物周刊：你受哪一种思想影响最深？

　　郎咸平：我受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影响很深。哈耶克，他是中国现代新自由主义学派的鼻祖，我在大学时代和他通过几次信，对他个人无比地崇拜。当时认为民主自由是治国的经典。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学习，我发现这只是一个结果（连续地笑）。过程必定是1932年以前的美国大政府，俾斯麦的德国政府，法国的拿破仑时代，那才是一个开始。

　　人物周刊：一般人会觉得很奇怪啊，依你个人的经历怎么会主张精英政府主义？

　　郎咸平：我是喝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经济学家，大学时代我就研读新自由主义学说，哈耶克的所有著作，我都背得滚瓜烂熟，而且看的都是原文。我出生于台湾蒋介石时代，但一直无法解释，一个没有民主自由的地方，一个威权统治的时代，却是台湾经济发展最快的时代。这完全不合理。等到有了民主的时候，反而是台湾经济最落魄的时代，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因此我明白，自由民主只是一个结果，到了一定阶段才能实现，台湾就是过早地实现了民主，带来的是民生凋敝。

　　我才是主流经济学家

　　我从根本上反对目前的产权改革，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宣言

　　人物周刊：这场争论到此结束了吗？

　　郎咸平：这场争论带给我们民族的，不是争论本身，而是如何正确构思一个真正的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治国理念。这是这次产权改革争论的根本。国有企业改革只是国家发展的小部分而已。以新自由主义学派为首的指导思想是危险的，我接受贵刊的采访，就是要站出来说，我从根本上反对目前有些地方的产权改革。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来的、向西方靠拢的教条主义思想。

　　人物周刊：那你就是反对目前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

　　郎咸平：当然是，因为我才是主流经济学家。以学术成就、影响力而言，我才是主流。我是真正彻底地了解了什么叫民主，什么叫自由，才讲这个话，所以类似的观点才应该成为主流。我从来不承认我是非主流，我就是主流，虽然我就只有一个人。（大笑）

　　人物周刊：一个人的主流，不觉得力量单薄吗？

　　郎咸平：无所谓嘛，一个学者难道不为自己的信仰而战？我对对方也挺尊重的，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没有看不起。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告诉他们，什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辩论过，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做判断。

　　人物周刊：几天前你说过：“经过这一次事件后，我认为自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指什么样的作用？

　　郎咸平：对啊，现在我不是正在谈嘛。我认为现在是谈治国理念的时候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宣言。

　　人物周刊：但是我突然想到，你这个观点是不是偏左？

　　郎咸平：哎呀，这个不重要了。你能说德国、法国是左派吗？你能说美国是左派吗？这只是一个阶段性。这个阶段性好像看起来有一点左派的味道，我是为了右派而左派，不是为了左派而左派，我追求的是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民主经济、民主自由。与其说是左派，不如说现阶段是左派，未来是右派，更好一点。这就是我跟左派经济学家保持那么远的距离的原因，不要让人误会我是左派经济学家。你说我是左派，那不可笑吗？（一连串笑声）

　　人物周刊：如果非要用一个标签的话？

　　郎咸平：那我是一个经世致用的经济学家。

　　人物周刊：上次接受我们采访时你说，仅仅得到网民的支持，也是一种悲哀。

　　郎咸平：一个政策推行的话，需要得到整个国家的认同，老百姓认同了，政策不改，那不等于白忙一场吗？

　　人物周刊：也有启蒙的作用啊。

　　郎咸平：走到这一步把自己当启蒙，那不是很悲哀吗？你不能改变，只能有启蒙作用，那真的是林觉民了（笑），我何尝不想做改变呢？我想得到的不应该只是网民的支持，应该是整个国家的支持。

　　人物周刊：你的治国理念什么时候能成为主流？

　　郎咸平：（沉默）我不知道（肆意大笑）。

警惕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2006.8.3 郎咸平

我最近虽然没有在媒体发言，但我关心这个社会的心却从未稍歇。近来北京市发生的毒大米等等一系列官员腐败事件让我感到怒不可遏，痛不可堪，不得不再次提出我对这个社会的呼吁。面对不断恶化的社会现象，庙堂常常只是一味着急，民间也只是简单地咒骂。但是我希望我所提供的批判角度不同于以往，我认为我们仅仅是呼吁杀贪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系统地解决问题。而北京市事件所引发的思考，使得我们不得不正视现实，警惕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我想简单的谈一下引发我关注的事件缘由。最近从媒体上获悉北京出售毒大米的消息，让我惊愕不已。所惊者，世风日下，有人居然丧尽天良、不顾苍生百姓生命安全而牟取暴利；所愕者，此事件的始作俑者，竟然是处于首善之区的堂堂粮食主管部门——北京粮食局。根据此事件之专项调查组的调查，

2003 年 4 月北京市非典疫情严重之际，主管北京市粮食局的副市长陆昊决定由粮食局购入 29.2

万吨陈化粮作为粮食储备。今年春节后，该副市长再次决定将陈化粮销售给公众。陈化粮含有超量致癌物质黄曲霉素，因此发售陈化粮几与投毒无异。

向公众出售毒大米事件是一例典型的体制内腐败行为。有关官员不仅借助行政权力的便利为己敛财，已经到了罔顾广大无辜民众性命的地步。更为令人发指的是，事件被调查出来后，相关责任人不仅不考虑尽快向公众宣传，保证居民的身体健康，反而封锁消息、文过饰非。所谓的主管部门和主管市领导，先不说是否做到了廉洁奉公，不说是否做到了“为人民服务”，就连起码的“不要害人”这样的基本做人原则和良心都没有了！

惊愕愤怒之余，我倒联想起前些日子我专门研究过的香港嘉利来股权纠被抢夺案，突然明白，北京市发生这样那样的荒唐事情，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以北京市内部腐败势力之强，气焰之盛，卖毒大米其实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做起来毫无顾忌的恶性事件。

且看2000年，社会恶势力垂涎于香港嘉利来的股权，于是勾结二商集团个别项目负责人，买通北京市工商局以及北京市外经贸委的个别公务人员，组成合谋团伙，竟诬陷香港嘉利来未履行出资义务，由北京市外经贸委将香港嘉利来拥有的合作公司的股权“批送”给合谋团伙中的黑势力。香港嘉利来彻底失去了在合作公司中的股东地位和自己依法在公司中享有的所有权益。嘉利来愤然抗争，先后依法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即现在的商务部)

提起行政复议。最后，法律给了一个嘉利来公司一个公道，但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虽然北京地方政府表明上口口声声正在履行中央政府决定，但是具体的各个部门就是不归还嘉利来的股权，法律的判决至今还是一纸空文。嘉利来至今仍然什么也没有拿回。盖有国徽章的严肃行政决定，在北京竟然可以荒唐如斯地瞒骗！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其中是非曲直的案件，在海内外沸沸扬扬，影响如此之恶劣，但掌管商贸的官员，对此毫不理会，执迷不悟，行径无异于掩耳盗铃。现任主管商贸的副市长陆昊，乃毕业于号称中国第一学府的北京大学的经济学硕士，他在

2003 年初当选为副市长的时候，年仅 35

岁，为建国以来最年轻副部级干部。媒体对此一片颂扬之声，将其看作是选拔年轻干部的好例子。从嘉利来事件处理之上，我一度对其毫不作为甚至包庇纵容跨部门作恶的行为难以理解。但是经过这次毒大米事件的揭发，我猛然醒悟，原来这群蟊贼硕鼠，从来就是不顾天下人心向背，更罔论国家利益公众得失，其所看重的，只是一己一群人的私利。

恶性事件一再发生，令我莫名悲愤！这样的官员、这样的行为，我真的闻所未闻。由此可见，体制内腐败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声誉和行政能力，不下狠手、不出重拳、不下重典，是难以震慑这股腐败势力的。

中央这几年一直在致力于反腐。腐败会亡党亡国，没有人比国家决策人物更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反了这么多年，腐败官员仍然层出不穷，前赴后继，丝毫没有减少的趋势，反而愈演愈烈。这就引发另一个问题，腐败难道仅仅是制度不健全、个别官员道德水平下降、法制观念淡漠所致的吗？除了法律法规，我们的整个社会和民间就无事可做，就没有什么制约力量吗？其中，最令我担忧的就是一方面体制内腐败屡禁不止，另一方面民间道德风气败坏，原本的正义呐喊之声日益微弱，并且二者交织在一起，互相渗透，形成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我中华民族原本应当有这种力量。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针砭时弊、匡扶正义。但现在，当腐败渗透、堕落侵蚀的时候，你看到还有振臂一呼的知识分子吗？毒大米事件发生后，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北京市封锁消息不知情；而有一部分人对于官老爷的所作所为噤若寒蝉，大气不敢出一声。更让人心寒的是，我们现有的一大批把持话语权的“主流”精英人物没有一个出来说一句。中国的民间舆论主流，精英知识分子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和立身之本，对大是大非的事情，已然失去原则和立场。

我最近留意到一篇名为《北京的眼睛》的长文，作者是一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北京人，他在文章之中对于近年北京的荒唐事件进行了沉痛的分析，圆明园防渗漏工程敛财，“

831 ”黑幕私分囤积土地，旧城改造摧毁老城传统，凡此种种，都是令人发指直接侵害公众利益的恶行。

但是同时，我很奇怪，包括北京大学的著名张维迎教授在内的各位精英身为北京市民，却为何能对北京近年发生的怪现状坐视不见，置若罔闻？我仍记得这两年国企改革大讨论的时候，张教授等人对于既得利益者的保护声嘶力竭，动辄以“无耻”的字眼批评改革反思者，甚至荒谬的提出政府官员是改革的最大受害者，我想请问像你们北大校友陆昊之流到底是改革的受害者呢，还是假改革之名对民众施以毒手的侩子手呢？我想请张维迎等诸君高呼“善待企业家”之余，能否先考虑“善待北京市民“呢？我很沉痛的向北大校友高呼，某些不肖的北大师生正在一步一步的玷污着北大百年清誉，而成为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的发源地。但我宁愿相信张教授等学者一贯心怀国家大业，一贯富有同情心和责任感，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于发生在家门口的毒大米等等丑闻，是不是应该出来说一句呢？一家不扫何以扫天下！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权益都受到威胁的时候，精英们不能再忙着做企业顾问或出台企业家论坛奢谈民族兴衰大计了吧！我想你们应该放弃对北京市官员的阿谀奉承，和我一起大刀阔斧的批判北京市的腐败行为，为了你们口中的信念。

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险象就在于此。民间有话语权的人不负责任的自甘堕落，与体制内腐败上下呼应。二者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真正左右民间舆情的重量级人物会炮制这样的观点：腐败是好东西，是次优选择，它能促进经济效率和增长。民间精英为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对腐败坐视放纵，继续提供一个制造更多腐败的温床。这种制度内腐败和民间堕落的并存与互动，成为我国当前风气败坏、秩序混乱、民怨沸腾的重要原因。

年年岁岁，民间对于澄清吏治冀甚殷。最近中央严厉整肃官场各种恶劣，而对于生活腐化的北京副市长刘志华的处理，单刀直入。而天津市检察长以及各地的大小贪官落马，更加是大快人心。而在此，我们呼吁各方有识之士，不应再坐视腐败与堕落的恶性互动蔓延，不仅要清除制度内的腐败，亦需对民间堕落进行整治，以促进形成社会良性的正循环。对待体制内腐败和民间堕落这两种势力，必须分而治之，同样高度重视，正本清源，切不可使二者能够沆瀣一气，互相鼓吹包庇，混淆公众视听。而应尊重法律，绝不为作奸犯科官员寻找借口开脱。政府此时更应该维护党纪国法，动用铁腕，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铲除腐败行为，对于视公众利益和社会安危不顾之官员予以严惩。同时，在民间大力提倡、培养正义之风、浩然之气，形成“公序良俗”，再不容许邪气压正，方是天下社稷之福。

和谐社会的时代意义

2007-1-9 郎咸平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划时代思想以来，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成功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改革使命。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没有人可以否认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不能回避的是，由于某段时间邓小平的改革思想被特殊利益集团歪曲，造成大量腐败产生，社会道德出现堕落。

　　在当下中国，腐败势力严重桎梏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形成了社会不和谐的主因。因此，胡温体制面临一个重大考验，那就是如何在邓小平第一阶段成功的改革基础上，回归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本质，在新的时代用更多务实的方式继续深化改革。

　　我认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决策层所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正是针对时弊，继承了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的再延续。

　　在某些西方媒体眼中，对这次中国高层整肃贪腐的大战役，包括查办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一般解读为政治斗争，认为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新核心利用反腐之名义排除异己。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持这样观点者既不独立也不客观，世界上任何国家包括美英两国都有政治斗争，你怎么能以这个理由来解读中国政治上的所有事件呢？

　　在我看来，这一次波及北京、上海、天津的腐败战役缔造了中国社会少有的新局面。看一下中国的民间和网上民众的反应就会知道，这次反腐战役获得了社会上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广泛支持，这是一个好现象。我们发现，胡核心和社会大众之间终于取得了重大共识。

　　如果不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谈反腐问题，我们该如何来解读呢？我想从一个严谨的角度来谈问题。不用谈什么深奥的经济学理论，仅仅从最普通的商业逻辑看，商业的繁荣要依赖适宜的社会环境。没有自由就不能经商，没有平等就不能对价，没有公平公正的交易就不可能市场繁荣；不讲诚信，不守规矩，交易成本就要增加。而腐败势力滥用公权力肥私，其对应的社会代价恰恰是商业环境的被破坏，社会环境的被颠覆。经济的发展是增加国民福祉的硬基础，破坏了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良好的社会环境，还奢谈发展经济，不是缘木求鱼吗？

　　反过来说，打击贪腐势力，建设和谐社会，正是为发展经济服务的，是为经济繁荣保驾护航的。我们中国要想富民强国，只有依赖经济的发展，而严厉打击破坏商业环境的腐败势力，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吗？

　　胡锦涛讲当前党的首要任务是反腐，我个人认为他是懂经济的，比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懂得多。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民受益颇多，但谁在其中得到最大的利益呢？是社会大众吗？是中央政府吗？都不是，改革中最大的不当受益者，是我归纳的“腐败铁三角”。

　　由腐败的政府官员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和腐败的学者而形成的“腐败铁三角”，他们操控着媒体欺骗社会大众，误导中央政府，甚至大讲腐败是经济发展之必需，是不可避免的次优选择，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等等。这是无知还是无良？在当下中国存在的诚信丧失、司法不公、监管失控、贪污受贿索贿蔓延无止等危害商业环境的问题，背后基本上都是由“腐败铁三角”作祟所致。长此以往何谈经济发展？“腐败铁三角”打着改革的旗号大肆敛财，搜刮百姓财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毒化了经济繁荣所必需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商业环境。这是西方媒体所没有注意到的实际情况。

　　胡温新政之中，将反贪腐当作核心要务来抓，是非常正确和有远见卓识的。因为贪腐问题已经严重制约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中国持续改革之中的主要障碍，贪官们网罗的特殊利益集团也成为了中国社会进步的真正瓶颈。只有彻底肃清贪官们编织的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经济才能更好地发展，改革才能得到更好的效果，社会才能安定和谐，才能达到中央政府和广大民众所切盼的和谐社会。

　　现在中国社会上一切的不正常现象，一切的不合理，一切的不可思议，都是因为腐败势力所导致。这样的例子在内地俯拾皆是。刚刚去世的霍英东老先生，投资40亿元在他的老家南沙，竟也长期遭到了当地腐败势力盘剥侵吞；美国金融界苦等20年收购深圳发展银行，在北京市打官司遇到的离奇遭遇，不由得你看着不心惊。其实，种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实，只有看透其背后是腐败势力作祟方可理解。

　　在这些腐败势力编造的所谓一切为了经济发展的口号下，社会大众的利益还能够被保护吗？外商利益还能够被保护吗？举例而言，美国法律不允许美国商人或美国跨国公司参与当地的贪污腐败，必须按照法律行事。但是如果这个城市是由“腐败铁三角”所控制，外商就可能要做出一个矛盾的选择：或者选择加入“铁三角”参与腐败，否则你就不能得利；或者选择道义清白却又无法生存。你要怎么做选择呢？我知道你想要选择清白，这才是企业经营的正确准则，但现实环境允许吗？

　　因此，这次党中央所推动的反腐行动，客观上是帮助了好的外国投资人，因为他们日后做生意的时候，能够选择一个清廉的中国而不是一个由“腐败铁三角”所控制的中国，党中央这次努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清廉的社会，一个更干净的商业环境。

　　反腐是全民和全世界的共识，但是国外媒体采访我的时候，经常纳闷地问，为什么一个反贪的政府会出现打压本应是反贪重要力量的媒体的情况？在我看来，一些媒体的失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自某些地方“腐败铁三角”的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