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肯尼迪就是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父亲。当时发展至此，我们只能对美国的证监制度捏一把汗—美国政府不得不向利益团体低头。但大家是否记得，美国国歌中有句歌词“天佑美国”。因为除了天佑美国之外，我实在找不到其它原因可以解释其后戏剧性的发展—美国证券界人士做梦也没想到，肯尼迪竟然在日后善用自己以往的违规经验，变成证券界违规者的大杀手。而他甚至聘任兰德斯与道格拉斯做他副手。道格拉斯是第二任主席，兰德斯是第三任。
他们三个最大特点是绝对冷酷地推行法制化—我反复提及的“辩方举证”及“集体诉讼”制度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因为肯尼迪等人透过自身的炒作很清楚地了解到，整部证券交易法无论你写得多漂亮都是没用的，只有“执行”才是关键。而执行的利器正是“辩方举证”与“集体诉讼”。
美国的这段掌故虽然显示“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的诞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有目共睹的是，其对美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贡献是必然的。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希望中国会重复美国当年的偶然，这也是不可能的。但作为智慧的人类，我们理应具有这样的理性和能动性，将过去的偶然提炼运用为今天的必然，理应吸纳前人之鉴，跳跃曲折反复的试错过程，一步到位地建起经时间证明为优秀的监管制度。我们应当审慎地提出一个“新监管”思维，考虑如何在大陆法系架构下，尽快融入“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这两项保护小股民的规则。
我在此期《新财富》中特别剖析几家在香港上市的本地公司与中资公司的资本运作手法，是想让读者由这几个案例看到相当复杂的股市操控与内幕交易手法，看他们如何在法律的边缘与空隙中玩杂技魔术，且手法高超得如何让人叹为观止、匪夷所思。
试想，作为杂技魔术的观众—小股民，要举证说清楚其杂技的原理、魔术的窍门及每个细节，简直是难于上青天。但当法律授予全体观众在台下齐声呐喊的权利，要求演员把其伎俩解释清楚时，那么杂技魔术的每个细节自然会毫不费力地大白于天下了。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赞赏“集体诉讼”和“辩方举证”的理由。
新财富（2002年3月31日）
改革不能让一些人更穷.txt
郎咸平：改革不能让一些人更穷
“我现在最担忧的是，我们在进行国企改革，我们也同时进行银行改革，那么，当国有企业国退民进，当银行充斥着外资和民资，国家的宏观调控将如何落实？而国家的货币政策又将如何推行呢？”
“改革，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其他的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是原则。”2006年在沈阳某论坛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如是说。
要以正确的改革思维强化进程
郎咸平表示，上述观点并非由他首倡，首先是在26年前，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在社会主义氛围下，人们共同认可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因为先富要带动后富，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郎咸平进一步指出，值得关注的是，在《微观经济学》的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里面有一个理论——“帕累托改进”——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也就是说一个资本主义思想的结晶，《微观经济学》的思维理念，竟然和社会主义的思维是一模一样的。“帕累托改进”，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公平一定是在前头的。公平是什么？是一个初始条件的公平。也就是给你同样的机会，你不能够剥夺他的机会，当然是一个起点的公平，也就是在不剥夺他的公平机会之下，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所以不论是以社会主义或者是以现代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公平就是一个起点，在公平之上才能谈效率，而“公平产生效率”是一个不容争辩、不容讨论的事实，这是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理念，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在。
“我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冲击‘原始资本主义’，从而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进程。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马克思所批评的‘原始资本主义’有可能在中国借尸还魂，因为现在的现实是，很多地方，很多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可以无所不为。”郎咸平说：“总有人批评我是反改革的，我说你们错了，我从来不反对改革。但是我反对学术界以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利益，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的错误改革思维。我强烈呼吁，要以正确的改革思维强化改革的进程，而其原则就是回归邓小平、马克思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我们当然允许社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其他人不能更贫穷。”
严刑峻法的必要性
“回过头来看我们26年的改革，经济高速增长，国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我看来，一些关键的领域体制改革却存在着致命隐患，发展到今天，已经在很多领域形成尖锐矛盾。”郎咸平指出， 医疗改革的结果是人们看不起病，教育体制改革的结果是人们上不起学。“股改我不想多说，但是我始终认为，股改的目的如果仅仅是全流通，而不是为了全体百姓的利益，不是为了上好的上市公司给投资者创造更高的价值，那么，股改追求的结果已经错的，怎么改还很重要吗？”郎咸平对记者说。
进入2006年，各地国退民进步伐加快，例如辽宁省将有千余家企业进行改制，而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也表示，今年将加快国有企业重组进程。对此，郎教授的观点如何呢？“不客气地讲，我们现在很多改革，都是在引进一些西方肤浅的简单的概念，然后加上自己的幻想，去推动中国的改革，这是很危险的，在国企改革领域也不例外。”郎咸平说：“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和邓小平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初衷，是非常一致的，就是要起点公平，要让一些人富裕，但是其他的人不能更贫穷。但是对于这样的思维，我们没有引进，没有坚持。那么放到国企改革中，就是把效率、市场化等概念引进了，但是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我们并没有引进，尤其是，我们并没有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法律约束体系就进行国有企业的改制，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呢？是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利益，而改革的成本由全社会负担。”
严刑峻法究竟有多重要？郎咸平表示，以美国为例，在经历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之后，美国从1932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的严加监管的法律，用严刑峻法来发挥 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的功能。当时提了股票市场就是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最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经营。作为职业经理人就必须披露正确信息，而政府则要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信息是真实的，还必须确保个人有一种责任感，即信托责任。通过公司的真实信息，社会大众可以了解这个职业经理人的水准。所以在美国，你一旦成为职业经理人，你就有责任要把工作做好，你要替股东创造财富。这就是美国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而且是不容挑战的。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不敢不有信托责任。如果这个职业经理人披露假消息，美国政府一定会以社会大众(或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和职业经理人打官司，打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为止。
“世通可做反面教材，它所犯的罪，就是更改一些会计科目，原先是费用的科目改成投资，通过折旧来提列费用。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内来讲是小事一桩，没人在乎的。在美国是不能被允许的，因为你已经触犯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于是，负责人被逮捕。美国电视的新闻每天晚上都会重复播放一个镜头：司法人员把世通负责人的手从背后用手铐铐住，连续几个礼拜‘游街示众’。美国政府要让所有的美国人，包括从婴儿开始到老头儿，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就是违反信托责任的下场。”郎咸平说。
正面的典型如韦尔奇创造了通用的奇迹，没有人敢否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但是他退休后，领了退休金走人，企业是谁的？是那些拥有通用股权的投资者们，并没有变成韦尔奇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受到信托责任约束的职业经理人，在美国一整套的严刑峻法的约束下，他必须以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为前提，做好公司是他的责任，而合约到期后离任也是非常正常的程序。
国企改革应是行政干预的退出
郎咸平对记者说，中国的国企改革中流行着一个奇怪的“冰棍理论”，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如果不赶紧卖掉，就会化成水，那么趁现在赶紧卖了吧。但是，在中国，国有企业的领导者是不需要对企业负责的，做不好是天经地义的，那是因为体制不好。做不好怎么办呢，分析原因，做不好是因为企业不是他的，所以他没有积极性，那么干脆就把企业变成他的吧。这不是很荒谬吗？因为企业不是自己的，就不负责任，就做不好，只有变成自己的，才能做好，这样的人，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一点责任感都没有，还能信任吗？可我们的现实就是，在没有严刑峻法的保证下，交给了一群没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
郎咸平表示，这种错误思维的蔓延，毁掉的不仅仅是国有企业。“到最后，会不会大家都认为，只要这个企业不是我的，我就做不好，那么民营企业，是老板的不是我的，我就做不好，于是员工就会没有积极性，会不给你干活，民营企业还能笑多久？”
郎咸平说，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某些地方的国企，因为没有效率，于是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的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又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
对于人们质疑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郎咸平说：“国有企业效率可能低下，但是民营企业就一定是高效率的吗？中国现在的民营企业越做越像国有企业，原来的国有企业效率是2，民营企业是3，确实比国企高，但是国际的效率是100，我们不是要国际化了吗？这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对于国有企业改革，郎咸平的核心建议是什么呢？“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是行政干预的退出，而绝对不是国有股的退出，韩国日本大的财团，如三星、LG、现代汽车、索尼等都是有着政府的支持，是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合作，否则不可能做到今天这样成功。”郎咸平说：“政府退出对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转而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培养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培育公平的竞争环境。”
郎咸平最后对记者表示：“我现在最担忧的是，我们在进行国企改革，我们也同时进行银行改革，那么，当国有企业国退民进，当银行充斥着外资和民资，国家的宏观调控将如何落实？而国家的货币政策又将如何推行呢？”
改革成本由全民负担，利益却少数人独享.txt
改革成本由全民负担，利益却少数人独享
郎咸平
12月4日-5日，由《当代经理人》杂志主办的会议主题为“和谐成长——全球化时代的赢战略”的2005第八届成长中国高峰年会暨2005中国成长企业100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揭晓。新浪财经频道独家直播此次会议。以下为著名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发表主题演讲实录：
郎咸平：各位来宾大家好。那么今天呢，参加这个盛会我们一要讲的讲题是和谐成长
那么未来中国20年的积极政策走向，应该以什么为指导方针，那么这20几年的，无疑创造了一个辉煌的现代经济社会，那么经济总量来讲，或者以GDP的总量来讲呢，都是雄居世界榜首，但是这一切表面现象的背后，才是值得我们更加关切的，那就是经济发展，单纯的以经济发展为指标的思维，应该要进行更进一步的检讨，那么我们就谈经济本身，里面掺杂的水分就不谈了，此外，我们的企业里边有多少是由污染造成的，这一切所展现出来的持续成长所带给我们这个社会的，就是使这个社会更加的不和谐。所以今年11月3号，孙先生在北京提出一个新思维，那就是国际和谐化以及国内和谐化。我个人认为国内和谐化，在今天的中国尤其显得重要，而且我认为是应该当成未来经济指导方针的重要理论根据。什么叫做国内和谐化？请问在座各位我们20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国内各个经济团体之间更加和谐了吗？我们社会更加稳定了吗？我相信这个答案应该不是太肯定的。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在改革的思维上，需要做一个重新定位，改革本身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英美的超级强权国家继续进步的原动力，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体、每一个经济实体都需要改革，这点是不需要讨论了，也是毋庸置疑的，可是改革的原则在哪里？改革的原则必须以全民利益为基本，也就是改革的利益必须回归到全国老百姓，这才是改革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可是我们中国的改革是这样吗？
我给各位举一个例子，我国的产权改革，或者简称国企改革吧，最后的结果是改革的成本几乎要全社会负担，改革的利益归于少数人，这就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那么地方政府认为我国企业效率不好，社会包袱都过重，因此进行私有化，我不管MBA也好，我不管你CEO也好，这个就是我认为一个问题的改革，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国企改革本身牵涉到权力的移转，那么购买者在某些场合之下，把下岗工人推向社会，由全国老百姓来负担，改革利益呢，改革利益就是由于他得到这个国有资产，甚至把工厂铲平，就地起高楼，卖楼的钱归于谁呢？归于少数人，这个就是所谓的改革利益属于少数人，而改变的成本有全社会负担着，那么我们近来公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意见，到最后一改的结果什么结果呢？明晰市场化。简单的认为一个市场化，就能解决效率的问题吗？我告诉各位，这个思维太过肤浅，由于明晰市场化的结果，我国的医改面临严重的考验。当你进入医院的时候很多医生问你不是有没有什么病，而是有没有保证金，可能各位觉得很正常，但是我不能理解。国外绝对是免费，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香港老百姓愿意负担这笔钱，这是对民众的关心。那么你再到美国，我们很多人出差到美国，你要在美国看到几种，你不必交保证金的，你一定会得到最好的医治，这也是一种对人性的关怀。我们的教改呢，我们的大学举个例子来讲，都是由国家补贴的公立学校，教改的结果是让农村子弟上不了大学，我们今天各行各业有成就的人很多来自农村，包括我许多朋友，他们都是一个人站着火车到北京去念书，家里是分文不给，因为家里没有钱，那么农村子弟通过教育考到一流的学府，这是唯一他脱贫致富的机会，最后这么一点机会你都毫无理由的剥夺。此外，我在任何常常都拿这个作为例子来讨论。
当然我讲这个例子前，我想讲讲英国的，我想让各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情怀，美国国营企业所以美国不适合。英国有很多国营企业，在撒切尔夫人时代他们一样进入股改，他们第一部曲，就是国营企业在国有股股权价格不变的情况之下，由职业经理人来经营。第二步，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改革好的国营企业，才能够进行股改，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股改本身牵涉到中央信用的问题，坏公司进股改的话，股民不赚钱所比较的就是政府，那么，政府的信用在股市来讲是绝对重要，但是就美国股市而言的话，是不可言喻的。因此政府信用不容被破坏，这是英国股改至高无尚的信用。英国政府进行股改是把国有股权卖给谁？各位思考一下，他不是卖给个别的人，而是卖给大众持股，卖给社会大众，大家理解为什么吗？因为任何国企改革本身，都牵涉到政府权利，那要看如何取代。那么英国呢，政府权利的真空，是由谁来取代的？他通过上司，由全国老百姓来取代权利，这就对了，各位知道这是什么思维吗？这是真正以民为本的思维，而这种好的国营企业上市，将改革的利益归于谁？归于全体老百姓，这就是英国成功的股改，这种股改跟我们的股改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当然我们的股改你比我还清楚，我在这里不必细说。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英国的股改所显示出来的意义不是股改本身，也包括国企改革，但是改革利益给予全体老百姓，这就是股改至高无上、不容挑战的原则。那么我们国家的改革，在很多方面是有着惊人的成就，但是改革的思维必须做调整，改革的非常简单，那就是一切的改革必须以全民利益为主导，如果做不到这种改革必然造成社会的更加一步的不和谐，我们今天中国所存在的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经济势头发展的问题，中央政府整个执政的方针只要立刻解决老百姓痛恨的问题，这些问题比什么都重要，而这些问题也就是国内和谐化的最高指导方针。
那么当然今天除了谈我心目中的国家政策之外，最后几分钟我想再切换一个话题，谈什么呢？谈信托责任的问题。那么从2004年下半年一直到现在，我到各地循环演讲，我从来不忘记什么叫信托责任，我认为要使得我国未来更和谐的发展，信托责任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所谓的资本主义，他的信托责任是不可忽视的。很多报道说我只关心国营企业，这个话是不对的，我说关心的是民营企业，可是清楚的告诉各位，这一群会践踏国有资产的经理人，将来一定会践踏民营资产，你不信？很可能明天他就把你客户带跑掉了，所以我们谈产权改革本身，不是事一个简单的国有企业，或者民营企业，哪一个效率的问题？而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是你到底有没有一个信托责任，我想请问全国的企业老总，你们哪一个认为你们比托儿更重要？当时的市值300亿美金，20年之后达到50千亿美金。我请问你他走了以后带走什么，是带走他该拿的薪水以及一些股票而已，你有这么大的贡献你为什么不把整个公司拿走呢？因为他很清楚，他做好是应该的，我们国企改革不是这样看问题，我们认为做不好是应该的，为什么呢？都是国家民族的错，是体制的错，做好就该收归己有，这就是我国的职业经理人。
说到我们有的公司经营破产。那么我跟你讲，我们就拿美国作对比，我们就拿邪恶的帝国主义作对比。美国的克莱斯勒汽车在同样的月份破产，他们请了一个经理人的，他根本不忍心拿钱，因为他对不起中小股东，他一年拿一块钱，第三年重组完成，重新上市，他的功劳不比任何中国国企老总伟大吗？结果克莱斯勒成为今天世界的著名品牌，我想请问在座各位这家公司谁的呢？你发现全部都是中小股民的，他只拿他该拿的钱走人，这是他对公民的信托责任，因为美国比我们应清楚，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不是你的错，甚至在一件事情上，美国政府甚至提出考虑减免遗产税，各位理不理解，美国企业怎么看这个问题，那么我来问各位耳熟能详的企业家，一个是比尔-盖茨，他们登广告指出，我们不能接受政府的决议，我的地位在不劳而获，会使得年轻人会失去公平竞争机会，各位看一下，这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资本企业家，他们是真正的资本家，他们想的是国家民族，他们想的是公民的利益。所以你认为美国经济如此富强，我告诉你，我这只是表面的看法，美国这个所谓资本主义，他说展现出来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对人、对中小股民、对国家民族是什么，就是信托责任，那么这种信托责任，什么时候在中国生过？我们什么时候这样要求过国企老总？没有。
最后什么叫做国企改革，就是我一再告诉各位的那就是我们的理论，我们家庭很脏，请一个保姆来整理，这就是国企改革，到最后利益归于少数人，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这种错误的改革误导着这最近这几年的经济发展。那么像这种误导的错误思维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改进。
那么最后我演讲完之前，我想再讲一个故事。我们看一看，别的国家的人在怎么想问题？你想想看，美国总统可以对全国演说，讲一句我们会说的话，那就是不要忘国家给你做了什么，你给国家做了什么，我想用这句问我们的国企老总。谢谢各位。
李嘉诚如何思考大策略.txt
2006/12/09
李嘉诚如何思考大策略
作者： 郎咸平
业务多元化、业务全球化、策略性保持稳健财务状况和“不为最先”策略，是李嘉诚及其“长江集团”多年来在经历过数次危机后，仍能平稳发展的四大“法宝”。以收购实现业务全球化，达到多元化经营；策略性保持稳健财政状况，降低财务危机风险、保持充裕实力的同时，保证成功收购；当一切准备就绪，“不为最先”策略寻找较佳切入点增加成功的机会。
郎咸平/文 机构支持：光华战略俱乐部
海尔CEO张瑞敏的创业经历目前在国内似乎形成了一个传奇故事，不但在媒体中大量讨论，而且还拍成了电影。各界似乎只是专注于其个人超能力的一面，并未将他的经营哲学与理念形成一个逻辑思维体系。非如此无法达到教育传承的目的。在这里，我想谈一谈另外一位企业家—李嘉诚—的经营理念，希望建立一个可以担负起教育传承的逻辑思维体系。
本文对“长江集团”的风险分散策略作出分析。我们关注“长江集团”策略的四个方面：业务多元化、业务全球化、策略性保持稳健财务状况和“不为最先”的策略。
“长江集团”是如何通过收购策略来达到风险管理的目的？而如何的风险管理可以使得集团整体保持平稳的收入和盈利之余，亦能不断增长呢？本文将解答这些疑问。
长江集团的基本结构
如图1，“长江实业”(下称“长实”)是整个“长江集团”最上层公司，持有“和记黄埔”(下称“和黄”)49.9%的股份，而“和黄”持有“长江基建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长江基建”)84.6%的股份，“长江基建”持有“香港电灯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香港电灯”)38.9%的股份。同时，“长实”分别持有44%“长江生命科技”及14.6% TOM.COM股份，而“和黄”则持有29.35% TOM.COM股份。
整个“长江集团”市值超过5000亿港元，为华人公司之最。业务多元化及国际化，成员公司目标业务分明，具有大型国际企业的规模及架构。集团主席李嘉诚最近不断增持个人在“长实”与“和黄”的股份，截止到2002年10月，李嘉诚个人持有“长实”36.53%及“和黄”32.01%的股份。
“长江集团”内各成员公司的核心业务如表1。
集团主要成员“长实”及“和黄”派息、盈利增长，公司规模不断增大。他们的累计回报长期跑赢大市，在股市的表现胜过“汇丰”(如图2)。
策略一:透过业务多元化达到风险分散
现在让我们开始讨论“长江集团”第一个风险管理策略—业务多元化。
收购或从事低相关的业务以分散风险
“长江集团”自创立以来，虽然继续巩固和发展核心业务，但时机适合时皆会积极从事与核心业务不大相关的行业，例如创立“长江基建”、TOM.COM及“长江生命科技”等，而很多时都是透过收购来抓住最佳切入点，例如收购“和黄”、“香港电灯”、“赫斯基石油”等。
对于这点我们收集了集团由创立至今所作的收购进行分析，根据每一个收购的业务行业性质和其经营业务的地理范围依照表2给予对应的数值。
比方说对于1986年收购“香港电灯”，由于经营业务的地理范围仅在香港，跟集团一样，故此其地域广度对应值为0，而其业务基本上和集团的核心业务全无关系，故此其多元度数值为3。再如，1978年收购的“永高公司”，主要业务为酒店和地产投资，这和“长江集团”的核心业务虽然不全一样，但却有直接关系，故此其多元度数值为1，而其业务遍布亚洲，故其地域广度对应值为2，如此类推。
根据以上程序我们制成图3，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地域广度和多元度上，集团的收购和从事的业务皆趋向低核心业务相关度和全球性，尤其是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趋势更为明显。从事或收购低相关行业和低相关地域业务背后的意义重大，有助集团分散业务性风险和地域性风险。
如果业务全为地产投资，集团盈利就会纯粹被地产相关因素所影响，例如政府规划和卖地政策等。这样的投资，经济景气时固然盈利理想，但是一旦好景不再，集团承受的打击就会相当沉重，甚至会有财务危机。如果集团除了地产外仍有其它业务，例如“和黄”的港口业务，彼此不大相关，此地产不利因素就不会对港口业务有大的影响，在集团地产业务不景气时，港口业务仍可贡献盈利以保证集团业务发展而不至于出现危机。我们不难发现，从事越多不同业务越可以降低整个集团的业务性盈利风险。同样地，我们引用以上之说也可解释为何投资于多个不同地域也可以降低地域性盈利风险。对于地域性的课题，我们会在下面的文字中详细分析。
从事或收购低相关行业和低相关地域业务背后的意义不但在于理论，而且我们可以从集团的表现中看到其影响。图4为集团内主要成员公司“和黄”1998-2001年间的税后盈利增长图，包括各核心业务的表现和整体表现的比较。(各核心业务是以图左侧的刻度，即-100%至250%；整体表现则以图右侧的刻度，即-10%至25%。)
我们可以看到各业务表现波动幅度很大，由-50%至200%不等；整体表现的波动幅度只有-5%至20%，而且平稳向上。我们从图4中可以看到不同业务间不同表现所达到的风险分散效应，例如正当物业发展业务几年间都为负增长时，基建项目和电讯业务带来及时增长保证集团整体能继续增长。
图5是“和黄”1984-2001年的股东应占溢利图。可以看到，各核心业务波动不同，例如物业投资业务一直为“和黄”带来可观的盈利，但自1994年后就走下坡路，至1998年后变为亏损。但一直表现不稳定的基建业务却在1994年后稳步上扬，类似情况出现在零售业务和电讯业务上，而港口业务则较为稳定。综合各业务上的波动，整体溢利却是稳步上升，由此可见业务分散的效果。
收购或从事不同回报期的业务以降低风险
不同的业务有着不同的回报期，对当前经济状况敏感度也不同(如表3)。通常回报期短的业务，对当前经济状况较为敏感，这些业务的好处是在经济好的时候抓住时机获得较丰厚的利润，而现金流量也比较连续，例如零售和酒店。通常回报期长的业务，受当前经济状况影响较低，这些业务的好处是收入稳定，但资本投资较为巨大，例如基建和电力。
如果公司的业务大部分是回报期短的业务，盈利就会非常波动，随着当前经济状况而波动。如果公司的业务大部分是回报期长的业务，资金回流会比较慢，而且因为资本投资较为巨大，容易出现资金周转不灵的风险。最理想的是结合各种长度的回报期的业务，以实现回报期上的风险分散。长和系的不同业务有着不同的回报期，确保每段时间都有足够资金回流以资助长回报期业务的资本投资。
收购或从事稳定回报的业务以平滑盈利
除了上述两点外，透过收购稳定回报业务也能将盈利波动幅度降低，从而达至平滑盈利的效果。除此之外，稳定回报项目还有其策略性的一面，例如它能提供稳定现金流，有助集团内其它业务发展，再者它能降低遇到困境时出现财务或资金困难的机会。
图6为模拟资料，绿色线代表平稳盈利部门(例如电力业务)，蓝色为波动的部门(例如电讯业务)。平稳盈利部门盈利变动不大，增长亦不大，看似没有什么吸引力，反观波动部门有着很大的获巨利的潜力。然而在逆境时(第3-5年、10-12年和14年)却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得整体盈利避免出现大倒退以致亏损，使得年报上好看一些，也给予股东一份安心，破产的风险亦大减。有着一个平稳盈利的业务也会使财务报告和财务比率较有吸引力，故有助借贷或集资。这个平滑效果在盈利增长图上看更为明显。
业务多元化分散风险的案例:
1997年集团内部重组
“长江实业”以多元化分散风险，比较突出的一个案例就是1997年对“和黄”、“长江基建”和“香港电灯”的重组，重新搭建集团新的架构。
如图7，重组后架构更为简单，控股策略亦比较明显。而我们发现其实这一次重组有其风险管理策略的一面。我们尝试将成员公司分成两组来看：“长实”和“和黄”、“长江基建”和“香港电灯”。
重组前，“长实”直接控有“长江基建”。“长实”主要从事地产建设，业务大都在香港；“长江基建”则从事基础建设，业务大都在大中华区。两者在业务类型跟业务地域上相关性都不低，未能善用我们上述的分散策略。彼此业务相似且不稳定，加上自从1994年起，“长实”的核心业务出现倒退(见图8)，再加上“长江基建”的类似波动，使综合盈利波动更大，而事实上通过重组，“长实”减持了“长江基建”(从73%到42.3%)。
反观“和黄”控有“香港电灯”，由于“和黄”已是一家业务多元、地域分散的公司，其盈利较稳定，而“香港电灯”就是我们第三点中所说的平稳盈利公司，故此合起来比较稳定(见图9)。亦因如此，重组后“长实”、“和黄”对于“香港电灯”并无明显减持。
重组前，“长江基建”的核心业务中，在大陆投资的基建业务如收费道路及桥梁属高风险投资，而且回报期又长，盈利也不稳定，虽然经营回报从1996年的9.7亿港元上升到1999年的13.3亿港元，但随后便一直下跌，到2001年跌至5.19亿港元。相比之下，由于香港电力需求稳定，“香港电灯”的回报表现相当稳定，从1996年的44.75亿港元上升至2001年的67.15亿港元，每年都稳步上升。再者，“长江基建”有资金压力，投资庞大，1996年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额达33亿港元，1997年达38亿港元，而“香港电灯”有大额现金净流入(见图10)。
把“长江基建”和“香港电灯”合起来将可实现上述的风险分散好处：两者业务性质相关较低；“长江基建”回报期长，而“香港电灯”已经有稳定而连续的回报；“香港电灯”有平稳盈利达至平滑盈利效果。这样，“香港电灯”可为“长江基建”提供稳定现金流，帮助“长江基建”业务发展。自1997年收购“香港电灯”后，“长江基建”摊占联营公司的经营溢利比1996年增加16.35亿港元，而且每年都稳步增长(见图11)，大大增加了“长江基建”的盈利。
从图11中可见，与“香港电灯”的重组，“长江基建”的综合盈利有了决定性的变化，从倒退变成增长。直至2001年底，“香港电灯”仍是“长江基建”最大的盈利来源。2002年上半年，“香港电灯”仍占“长江基建”52%的收入来源。收购后，对“长江基建”的整体回报起了一个很明显的平滑效果(见图12)。
由图12所见，如果“长江基建”一直都没有收购“香港电灯”，其税前盈利增长的波动幅度可以高至近150%及低至-50%。但通过重组结合“香港电灯”的业绩，“长江基建”的税前盈利增长则可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也没有出现过负增长。
除了风险管理方面的益处外，重组对“长江基建”也有策略性的益处。
1.提升融资能力
“香港电灯”除了为“长江基建”带来稳健的回报外，也带来良好的财务状况，这可从“长江基建”的现金流量表及资产负债表中反映出来。“长江基建”的资产净值就由1996年的83.5亿港元升至1997年的188.25亿港元，升幅为125%。主要原因是在1996年的时候，“长江基建”由主要联营公司(两间在菲律宾注册成立及经营石灰石储存的公司，但不包括“香港电灯”)所摊占的资产只有95亿港元，当“香港电灯”在1997年成为“长江基建”主要联营公司后，从联营公司所摊占的资产就达到95.03亿港元。
而“香港电灯”每年增长的股息就为“长江基建”带来稳定的现金流量，所以“长江基建”于1997年获标准普尔给予A长期企业信贷评级，为香港综合基建上市公司之中，获得最高评级者。而且，这一评级维持至今，为“长江基建”日后的投资提供充裕的融资能力。
2.借助“香港电灯”的业务专长，
发展新业务
1996年，“长江基建”的主要业务基本分为三类：交通、能源以及基建材料。“香港电灯”在能源基建项目上有专长，“长江基建”可借助“香港电灯”此优势积极发展未来能源基建业务。而事实亦证明了“长江基建”此投资策略的正确。
1999年12月，“长江基建”同“香港电灯”共用了232.5亿澳元，收购了南澳洲省的“ETSA Utilities公司”；2000年8月，共同以23.15亿澳元，收购维多利亚省的“Powercor Australia Limited”；2000年7月，再次联手以14.18亿澳元收购维多利亚省的“CiticPower公司”。这几次投资都可反映出“长江基建”与“香港电灯”在业务上的充分合作，双方合作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有合成效益，亦是由于大家都可节省税务支出，互惠互利。对于这几次收购我们在下文还会提及。
“和黄”与“长实”也有着跟“长江基建”与“香港电灯”相似的情况，“长实”不直接负起“长江基建”的波动，加上“和黄”盈利稳定，使公司长远盈利可较稳定增长，从而达至上述风险分散的效果。
根据“和黄”1996年的年报，虽然集团从地产业务所得的盈利比上年下降52%，但其它业务的盈利均有增长，使全年盈利增长26%，当中最明显的是增长1024%的电讯业务及增长52%的零售和制造业务。“和黄”在电讯业务的前景将会为其持续带来可观的盈利，而且1997年地产业环境因素十分不明朗，如果“长实”增持“和黄”，将可令以地产业务为主导的“长实”降低盈利的不稳定性。
由于“和黄”的回报比较稳定，所以收购后令“长实”整体的回报起了一个很明显的平滑效果(见图13)。
除了风险管理方面的益处外，重组有助“长实”降低财务负担。由于“长江基建”发展基建项目需要投放大量资金，而“长实”亦为其提供股东借贷，为“长实”带来现金流压力，因此“长实”于1996年将“长江基建”分拆上市集资。单是1996年底，“长江基建”在中国己签订的投资项目共32项，投资金额为66亿港元；至1997年3月底，“长江基建”投资及承诺投资的基建项目增至37项，加上基建项目回本期长，若“长实”仍占“长江基建”七成股权的话，对集团将会造成长远财务负担。
经过1997年的重组，“长江基建”从“香港电灯”的稳定回报大大减轻了其融资压力，当然，这也降低了母公司“长实”为“长江基建”融资的负担。在1996年“长江基建”的现金流量表中，仍可看到其向母公司“长实”的借贷达18亿港元之多，但由1997年开始，“长江基建”的融资方式己再没存在向“长实”借贷这一项。而“长实”透过减持“长江基建”套现近77亿港元。
市场对1997年并购重组的反应
图14可见，对于是次重组，市场反应是相当正面的。图中四家公司的累计超额回报率(股票累计回报率减去大市累计回报率)，在整个重组过程中皆处于正值，尤其以“长江基建”的累计超额回报率为最高，显示市场视此举对四家公司发展皆有帮助。
策略二:透过业务全球化来分散风险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整个长和系便开始进军海外市场，海外业务范围包括能源、地产、电讯、零售和货柜码头等，投资地区以香港为基地延伸到中国内地、北美、欧洲及亚太其他地区。长和系积极地走国际化道路，除了顺应业务规模扩张的需要，更主要的是通过业务全球化来分散其投资风险。不同的市场受经济周期影响会不同，行业竞争程度也不同，市场发展阶段也会有先有后，长和系就利用这种地域上的差异来增加其投资的灵活性并降低所承受的风险，确保整体回报始终都令人满意。
下面我们将分别从“和黄”的货柜码头业务以及电讯业务这两个例子来探讨长和系业务“全球化”策略是否和其业务“多元化”策略一样，在分散投资风险方面都是行之有效的。
货柜码头业务
整个“和记黄埔”的货柜码头业务是由其在香港的旗舰公司“香港国际货柜码头”的运作开始的。“和黄”1977年成立后，一直将货柜码头作为其业务发展的重头戏。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此项业务便开始不断向海外扩展。
集团于1991年收购了英国最繁忙的港口菲力斯杜港，迈出了全球化拓展的第一步。之后的数年里，“和黄”就已经将其货柜码头业务扩展至全球不同的策略性地理位置，包括中国内地、东南亚、中东、非洲、欧洲和美洲的15个国家与地区。目前，“和黄”经营着全球30个港口，共169个泊位。集团到2001年底已共处理了2700万个标准货柜。根据“和黄”1995-2001年年报资料显示，货柜码头业务的收入这几年仍然是稳步增长(见图15)。
货柜码头业务的总收入能保持稳定的增长，主要原因在于其港口业务分散在不同地区，无论集团面临什么样的经济大环境，各港口受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所以，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好、盈利增长快的地区往往可以支持表现相对较差、盈利增长缓慢或呈负增长的地区，使码头业务的整体盈利始终保持正增长。
为了对这一互补效应有一更深入的认识，我们以图16比较香港地区、中国内地及欧洲最具代表性的三个货柜码头对集团整体业务的贡献。这三个码头分别是香港本地的国际货柜码头、中国内地的深圳盐田码头以及英国菲力斯杜港。
从图16可清晰看到三地货柜码头从1997年开始的吞吐量增长率。虽然三地码头在过去5年里吞吐量增长有快有慢，有正有负，但整体业务始终保持着增长态势，且还相当稳定。即便是遇到特殊情况，如2001年欧美经济放缓及当地货柜码头行业的竞争程度越发激烈，“和黄”在香港和英国港口进出口货物数量均下降，吞吐量呈负增长；但中国内地经济发展的一支独秀使深圳盐田港吞吐量始终保持大于20%的增长率，从而令整个集团的港口业务在2001年并未因为香港和英国方面的不景气而大幅下滑。可见，“和黄”由于实施了业务“全球化”的策略，使得其各种投资分险得以分散，并确保业务在整体上保持稳定的增长。
